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54年9月14日清晨，广州罗湖桥边，天还没亮，空气里是雨后潮湿的味道。
一个中年男人提着行李，步子不快，眼神却在四下扫。
他不知道，就在他踏过那条窄桥的时候，已经有几十双眼睛盯了他整整三年了。
他叫段云鹏。
那时候，这个名字在北京、天津、香港甚至台湾的情报圈子里，都不是秘密。
可奇怪的是，大部分普通人都没听过他。
直到他落网，很多人才知道，原来这个人，早就不是江湖上的“飞贼”了。
说起他早年的事，倒还有点传奇。
段云鹏，河北冀县人，1904年生。
年轻时候是个兵痞，后来混成了小偷，拜了当时有名的“燕子李三”为师。
李三是谁？老北京人都知道，飞檐走壁、夜不闭户的那种主儿，后来被抓，在法场上落了个问斩的结局。
段云鹏跟着李三学了多年轻功，虽然没师父跑得那么快，但翻墙越房、飞檐走壁的本事也不差。
他干的不是小买小卖，偷的是王公贵族、外国使馆，甚至有一次，连日军司令官的官邸都翻了进去。
那年是1943年，冈村宁次还在华北当司令。
有一天早上，他醒来发现，床头的金表没了，枕下那把刻着裕仁亲笔签名的手枪也不见了。
更让他脸色发白的是——保险柜里的美金、金条、军票，全没影了。
当时的北平警察局和日本宪兵队一起查了好几个月，始终没查出个所以然。
有人说这事儿是“飞贼”干的，还有人怀疑是内部通敌。
但北平刑警副大队长易伯勇一眼就怀疑上了段云鹏。
可惜，那会儿段云鹏早跑了。
问题是，他不是简单跑路。
他换了身份，去了南方，后来干脆进了国民党的军统局，被吸收为“行动组”的重要成员。
军统那时候正缺这种人。
熟北京地形、懂江湖规矩、能打能偷，关键是心狠手辣。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段云鹏已经在香港。
他做过两次潜入行动，都成功回来了。
到了1950年10月，他第三次潜回大陆。
这一次，他带着任务来的——收集情报、策反旧人，甚至还有更危险的目标。
具体是什么任务，后来公安机关不便公开。
但据说，与中央领导人有关。
这事儿惊动了周总理。
他的批示很短：“誓杀此贼。”
北京公安局立即成立了代号“500”的专案组，天津和河北的公安机关也同步行动。
他们查段云鹏的旧交、落脚点、联络方式，几个月下来，抓了60多个特务，几乎把他在京津一带的关系网一网打尽。
但段云鹏就是不露面。
三年时间，他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转机出现在1953年。
天津公安抓了个药材走私犯，这人是段云鹏在台湾认识的老朋友。
为了自保，他主动交代，说段云鹏正准备再回大陆，说是要做药材生意，但其实不只为了生意。
公安机关决定设局。
他们在广州开了家药材铺，通过这个药商跟段云鹏建立联系。
从1954年春天开始，对方开始不断写信，说准备回大陆谈生意。
可第一次出手失败了。
时间是1954年8月下旬，段云鹏原定通过沙头角偷渡入境。
公安在山区布下三道防线，连指挥员都亲自上山蹲守。
那天夜里下大雨，大家全身湿透，可段云鹏就是没出现。
原来是接应的“黄牛”收了钱临阵脱逃，段云鹏在香港旅馆里骂了一夜。
但线已经通了。9月初，他再次来信，说这次一定亲自过来。
9月14日凌晨，他终于出现。
段云鹏一进广州，就被秘密跟踪。
他在和昌行经理的陪同下住进一家高级饭店。
当天晚上，吃完接风酒回到房间，他刚关上门，几名公安干警就推门而入。
没有搏斗，也没有逃跑。
他只是呆呆看着对方，没说话。
那一刻，三年追捕画上句号。
这人落网后，公安机关很快从他口中掌握了更多台湾特务在大陆活动的细节。
一些潜伏多年的旧线索，也得到了印证。
后来，公安部在一份内部通报中提到，这是建国初期最成功的一次反间谍行动。
抓捕现场没有枪声。
只有一把拉开的门锁，一口还没喝完的茶。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叫他“赛狸猫”。
参考资料：
张瑞林主编，《新中国反特大案纪实》，群众出版社，2009年。
王树增，《1949大江大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公安部政治保卫局资料组编，《建国初期公安工作纪实（1949-1955）》，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
《人民公安报》1955年8月3日刊，《飞贼段云鹏落网记》。
岡村寧次，《岡村寧次回憶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