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易象》与《鲁春秋》 《左传·鲁昭公二年》： 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鲁昭公二年为公元前540年，时孔子12岁。这一年春天，晋平公派遣韩起（谥号宣，史称韩宣子）访问鲁国，一是此时鲁昭公刚刚即位，晋国作为盟主理应要去祝贺，二是韩起新官上任代替赵武管理晋国事务，也要到鲁国亮个相。根据《周礼·春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大史有藏书之职，故韩起在大史处观书。 从《左传》《国语》筮例看，《周易》古经当时已被各诸侯国所应用，故李学勤先生《周易经传溯源》（长春：长春出版社，1992.8）的《鲁大史氏<易象>说》一节指出：“《周易》经文当时为列国所俱有，韩起没有必要到鲁大史处观览，也不会为之赞叹。……我们还要注意到，《左》《国》屡次提到《周易》，有的全称《周易》，有的简称为《易》，绝没有称之为《易象》的。由此可见，把《易象》说成《周易》并不合适。”李学勤先生又说，《易象》是“类似的讲卦象的书籍，供筮者习用。这种书是若干世代筮人知识的综合，对《易》有所阐发，是后来《易传》的一项来源和基础。” 继李学勤先生发表《鲁大史氏<易象>说》不久，廖名春先生在《试论孔子易学观的转变》（《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一文中做了更为细致的考证： 孔子为什么至晚年突然改变了自己原来的易学观，从《周易》中发现了先前所不曾发现过的“德义”了呢?这是一个颇值得玩味的问题。从古至今，人们对《周易》一书的性质，素有两种对立的认识。一是视《周易》为卜筮之书，一是视《周易》为义理之书。视《周易》为卜筮之书的，多是就《周易》本身而立论；视《周易》为义理之书的，多是就《易传》而立论。孔子晚年以前视《周易》为卜筮之书，对其采取排斥的态度，应该说他看到的只是《周易》的本文，是卦画和卦、爻辞。晚年以后，他从《周易》中看出了“德义”，看出了文王之道，应该说他不仅看到了《周易》本文，还看到了一种权威的、足以使他信服的解释《周易》的创作背景、思想宗旨的文献。这一文献实质就是最早的一种《易》传。这一《易》传并非出自一般人之手，否则孔子不会一读到它就改变了自己原来对《周易》的看法。“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作为周代文化传统自觉继承者的孔子，能使他信服的《易》传应该是出自周王室、与文武周公之道有密切联系的文献。这一文献看起来似乎不可确考，但事实上史籍却留下了它的痕迹。 《左传·昭公二年》有一段著名的记载：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矣。” 此《易象》决非《周易》本文，而是解《易》之传。何以见得?因为从《左传》、《国语》的记载看，晋人以《周易》占筮论事，史不绝书，可见人们对《周易》是非常熟悉的。如果鲁太史出示给韩宣子的《易象》只是人们早就习以为常的《周易》，韩宣子决不会如此大发感慨。因此，它一定是一部释《易》之作，其创作与周公有关，其内容与“周之所以王”有关。韩宣子聘鲁，时孔子方十二岁。《易象》掌于鲁太史，韩宣子尚属初见，其在社会上肯定尚未广为流传。所以孔子在晚年以前排斥《周易》，很可能就是因为他尚未看到《易象》。到孔子暮年返鲁，距韩宣子观书已近六十年，这时鲁太史所藏之《易象》可能在社会上已逐渐流传开来，孔子整理文献，既然因鲁太史之《鲁春秋》而作《春秋》，那么，他就有可能见到载有“周公之德”和“周之所以王”的《易象》。见到《易象》，他就有可能说出“《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智)之……”这样的话来。所以，孔子“老而好《易》”，其易学观发生了转变，应该是他见到了《易象》一书所致。传说今本《易传》系孔子所作。今本《易传》的某些部分和《易象》的关系，可能也像已修《春秋》与未修《春秋》一样。由此看来，孔子晚年的易学观和孔子关于《周易》的阐发，其中固然有孔子自己的创造，但毫无疑问，孔子也继承和吸取了前人的成果。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人称其“宪章文武”，因此，孔子晚年对《周易》“德义”的认识，不可能完全是孔子的凭空创造，应该有其历史的渊源。由《易象》来看，孔子晚年转变后的这种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识，可能会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廖名春先生的考证结论是：此《易象》决非《周易》本文，而是解《易》之传。这一文献实质就是最早的一种《易》传。今本《易传》的某些部分和《易象》的关系，可能也像已修《春秋》与未修《春秋》一样。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人称其“宪章文武”，孔子《易传》继承和吸取了《易象》的成果。 姜广辉先生认为： 《易象》是文王、周公用以教导周贵族如何“王天下”的统治方略，是“人君南面之术”，向来藏之秘府，并不传布于民间，一般人极难见到。当初，周公受封于鲁，因其辅相成王，使世子伯禽代就封于鲁。伯禽就封国时，“备物典策”(《春秋左传·定公四年》)，韩宣子所见《易象》很可能是当时周室典藏的副本。而周室所典藏的书籍在骊戎之难已失，所以韩宣子说：“周礼尽在鲁矣!”（姜广辉 .“文王演《周易》”新说——兼谈境遇与意义问题，哲学研究 1997年第03期）□ 2.孔子序《易传》、修《春秋》 《易象》与《春秋》是周室德业、王业的集中体现。孔子晚年因鲁大史之《鲁春秋》而修《春秋》，因周王室之《易象》而作《易传》，《易》与《春秋》为孔子晚年最高成就。 《汉书·艺文志》说：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易纬·乾凿度》：“垂黄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王应麟《困学纪闻》引《京氏积算法》：“夫子曰：圣理元微，《易》道难究，迄乎西伯父子（指文王、周公），研理穷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这里的文王、周公“推爻考象”就是《论衡》所说的“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可证爻象体例是文王、周公发现和创立的。由此可见，《易传》是孔子对文王、周公《易象》的继承。 孔子《易传》的传承谱系见于《史记》与《汉书》：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 《汉书·儒林传》：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 《史记》、《汉书》皆言孔子作《易传》（又称“十翼”），并且都明确记载了孔子传承《易传》的谱系，而其他五经的传承线索则十分模糊。孔子《易传》的这一传承谱系上的经师大都“名不见于经传”，这一定有遵循周室秘藏《易象》的传统在里头。 《史记·儒林外传》说“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伦于黄子”。司马迁父亲司马谈受《易》于杨何，得孔子《易传》真传，所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易传》与《春秋》列于六经序列之首：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汉书·艺文志》又说： （仲尼）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可见六艺尽通，惟高第为能。然又曰：“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又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可见通达《易》与《春秋》，即使是高足弟子亦罕矣。 孔子继承西周的贵族教育传统，以《诗》、《书》、《礼》、《乐》四者为常科，此所以先秦典籍六经排序大都以《诗》《书》为首。而《易》与《春秋》乃是晚年为高足弟子所设，此所以不显于世。 《春秋纬·演孔图》云： 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阳豫之卦。（宋均注云：“夏、殷之卦名，故今《周易》无文。”罗苹《路史注》：“阳豫，《连山》卦也。”） 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春作秋成，故曰《春秋》也。 李守力按： 豫卦为一阳五阴之卦，按《系辞传》“阳卦多阴”，故名曰阳豫。豫卦有悦豫与备豫两义。孔子按《连山易》筮《春秋经》一书的命运，得豫卦，按《连山易》自上而下观象，上震为春分，下坤为立秋，合《春秋》书名，这只是表义。从《系辞传》孔子解读豫卦六二“介于石”可知，孔子特别注重豫卦的悦豫、备豫之义。《系辞传》言黄帝尧舜制器尚象九事有“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这里的豫卦正是备豫防预之义。 《孟子·滕文公下》云：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李守力按： 豫，《说文》：“象之大者。”《吕氏春秋·古乐》：“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卦辞“建侯行师”是也。周公驱大象，孔子作《春秋》，豫卦《彖传》“刑罚清而民服”是也。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 李守力按： 此孔子弟子子夏引述《坤·文言》：“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乾为君、坤为臣，《春秋》以史证《易》也。 《史记·孔子世家》说：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豫卦上震为恐惧，下坤为邑国、诸侯，故“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如“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从孟子、韩非子引述子夏之言、司马迁引述孔子之言可知，《春秋》的价值在于：为后世设立一种防御“乱臣贼子”（专制、残暴、腐败之统治）的机制。 左丘明为《春秋》作传，为《左传》《国语》，其中有22个筮例。《左传》《国语》筮例的流行，是周德《易象》与《春秋》式微的表现，是礼坏乐崩的开始。孔子晚年序《易传》、修《春秋》，则是拯弊治乱、复兴王道的伟业。《鲁春秋》是以周德标准书写的历史，《左传》“君子曰”是其遗存，孔子修《春秋》则是《鲁春秋》之精髓。 3.《易》为公理，《春秋》为公理应用范例 《汉书·艺文志》云：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 孔子在帛书《要》说： 《诗》《书》《礼》《乐》不〔止〕百扁（篇），难以致之。不问于古法，不可顺以辞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由一求之，所谓得一而君（群）毕者，此之谓也。 大意： 《诗经》《尚书》《礼经》《乐经》不止一百来篇，难以穷尽天道、地道、人道、四时之变以及君道。不考察《周易》古法，不可能使辞令顺达，不可能求得卦意完美。而有能力的君子可“由一求之”，由《周易》这一部经典求之，“得一而群毕”，一通百通。 黄宗羲《明文海·刻良知议辩序》“《易》既曰得其一万事毕，而又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易传》佚文曰：得其一，万事毕”，皆为帛书《要》“得一而群毕”遗存。由此可见“《易》为群经之首”的观点源自孔子晚年，西汉晚期的刘向、刘歆说“《易》为六艺之原”只是沿袭孔子之说而已。 孔子说的“由一求之”“得一而群毕”“吾道一以贯之”的“一”，按现代学科的说法就是公理。 《汉书·五行志上》：“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这是说孔子依据《周易》与《洪范》述《春秋》之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引《春秋说》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渎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乱制。” 《汉书·律历志》言《春秋》效法《易》而作： 《经》元，一以统始，《易》太极之首也。春秋二以目岁，《易》两仪之中也。於春每月书王，《易》三极之统也。於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易》四象之节也。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败，《易》吉凶之效也。朝聘会盟，《易》大业之本也。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 《春秋经》举例： 隐公第一：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xuān]来归惠公、仲子之賵[fèng]。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 六年，春，郑人来渝平。 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长葛。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太史公》说：“《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晋·虞喜《志林》注：“《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见以至隐也。《易》以天道接人事，是本隐以之明显也。”《周易》是象数演绎逻辑，《春秋》是历史归纳逻辑。《周易》以天地人三极之道，演绎出心性数理方程式；《春秋》以二百四十二年史实见证心性之现行，从而“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以求“拨乱世反之正”。 严复《天演论》自序云： 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而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而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 大意： 人都知道，六艺之于中国，如日月经行于天，江河流经于地。然而孔子研究六艺，于《易》与《春秋》最为严密。司马迁说：“《易》根据隐微来推求显著，《春秋》从明显推见隐微。”这就是天下最精深的言论啊。原先我以为根据隐微来推求显著，就是观象系辞来论定吉凶而已；从明显推见隐微，就是责备不良动机寓函褒贬而已。及至看了西洋的逻辑学，从而见到了研究事物得到知识这样的学问，里面有归纳法和演绎法。归纳法就是观察局部的方面从而推知整体法则，依据细节的现象来领悟普遍规律。演绎法就是根据公理以判断所有事物，确立定理以预知未发生之事。我于是放下书卷而起，说到：我们也有这些啊，这原本就是我国《易》《春秋》方面的学问啊！司马迁所说的根据隐微来推求显著的方法，就是演绎法；他所说的从明显推见隐微的方法，就是归纳法。他说的已经很明显了。二者就是接触事物从而穷究其理的最重要途径。然而后人不知道广泛应用这些方法，其原因，在于不曾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也就不曾学习这些方法罢了。 李守力按： 严复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先生融贯东西方学说，故对《易》、《春秋》有极深刻的见解。先生认为，孔子研究六艺，于《易》与《春秋》最为严密。《易》是公理定理演绎逻辑，《春秋》是历史实证归纳逻辑。《礼记·经解》：“絜静精微，《易》之教也。”《周易》以性与天道推知人事，故“本隐而之显”；《春秋》由人事推知性与天道，故“推见至隐”。 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说：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因“易”明天道，凡研究自然界一切现象者，皆属之。“春秋”明人事，凡研究人类社会一切组织形态者，皆属之。董生曰：“不明乎《易》，不能明《春秋》。”如今治社会科学者，亦需明自然科学，其理一也。 杨振宁先生曾经提出与严复、马一浮相反的观点。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其中归纳法的来源就《易经》。（杨振宁.《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自然》杂志2005年第1期） 杨振宁对《易经》的看法，是基于易学史的事实得出的。两千年来，演绎逻辑确实没有成为《易经》研究的主流。 严复先生关于《易》与《春秋》本质的高度提炼告诉我们，《易》实为性与天道的自然法则，是从公理到定理；《春秋》则是以人事实证性与天道，是公理定理的应用。所以当代研究《周易》，应该使用公理化的数理逻辑。而要还原《周易》本义，必须习用古人的象数思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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