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磊
小知识
《宝贤堂集古法帖》刻成后，原石存放于晋藩王府。明末社会动荡，原石损毁严重，多有散失。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太原知府宗彝在太原府署后圃建宝贤亭贮藏这些刻石，并增刻了宗彝、王京乘二跋石。这是《宝贤堂集古法帖》的第一次重要修缮。
康熙十九年（1680年），阳曲县令戴梦雄和著名书法家傅山一起在残帖基础上补刻了五十余块刻石。
傅山不仅是明末清初的书法大家，也是重要的书法理论家，他的参与保证了补刻工作的艺术水准。
此后，这些刻石又经历了多次迁徙。清末移置“晋阳书院”，民国年间又移置“山西省督军府署”，后又转存“傅青主祠”。
1941年，增刻了郑友渔撰书的《宝贤堂集古法帖后序》两块。1980年，刻石最终迁至永祚寺碑廊保存。
如今，永祚寺碑廊内共存《宝贤堂集古法帖》刻石一百五十六块，其中明代原石九十三块。
有二十七块为明代原石两面刻字，又有二块为利用金代以前《绛帖》背面又刻《宝贤堂帖》两幅。
对于《宝贤堂集古法帖》的艺术价值，历代书家和评论家有着不同的看法。
明代著名学者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稿》中评价道：《宝贤堂集古法帖》“于行款次第颇不俗，第石理既粗，而摹刻拓三手俱不称，以此在诸帖下耳。……其所自叙，颇夸诩其墨迹之盛，而所见寥寥乃尔。”
他认为这套法帖在版式设计上不错，但石料质地粗糙，摹刻和拓印的技术都不够好，因此在诸帖中排名靠后。
与此相对，清初傅山在《补镌宝贤堂帖跋》中给予了更高的评价。
傅山将明代三大藩府刻帖进行比较，认为《宝贤堂帖》在艺术成就上超过了其他两种，尤其是二王书法的钩勒尤为精妙。
民国时期的书法家张伯英在《法帖提要》中则指出：“今观旧拓清劲有神致。元美（王世贞）以时近易得，故轻之尔。”
他认为王世贞之所以评价不高，是因为当时这套法帖时代较近、容易得到，而实际上旧拓本具有清劲有神致的特点。
在讨论《宝贤堂集古法帖》时，不得不提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古宝贤堂帖》。
《古宝贤堂帖》是清太原知府李清钥于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集刻的四卷丛帖，刻石放置在太原府署后圃原藏《大宝贤堂帖》之处，因此俗称《小宝贤堂帖》。
这两种法帖常常被一同提及，刻石也曾一同存放、迁徙，1980年一同迁至永祚寺碑廊。
《古宝贤堂帖》 全帖收录唐褚遂良，宋黄庭坚，元赵孟頫，明唐寅、文徵明、朱奇源、董其昌，清傅山等唐初至清初二十一家法书。
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还增刻了苏轼《大江东去词》三石。《古宝贤堂帖》刻石三十九块，为纵0.35米，横1米的横匾形石刻，现为山西太原市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
书法《宝贤堂集古法帖》卷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