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润泽｜分合之间：《太平治迹统类》版本源流再探

《传统文化研究》

2025年第4期

熔古铸今

守正出新

分合之间：《太平治迹统类》版本源流再探

孙润泽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作者简介

孙润泽，生于新疆乌鲁木齐，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提要：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自南宋中后期成书以降，由于卷数分合先后形成三种不同版本。原书为四十卷本，民间流传较广，曾进呈宋廷，逮至明初皆藏于内府，后从宫中散出。四十卷本流传至明末已失卷次，朱彝尊与龚翔麟抄录整理为新本，形成朱本与龚本两个流传系统，即不分卷本。四库馆臣在此基础上校勘并重新分卷，衍生出诸三十卷抄本及通行的《适园丛书》刊本。《适园丛书》本文字多为校勘者凭己意妄改，校勘工作应以龚氏玉玲珑阁本为底本。

关键词：《太平治迹统类》　彭百川　版本源流　《适园丛书》本

南宋人彭百川所撰《太平治迹统类》(下文简称《统类》)是一部重要的宋代史籍，记载北宋九朝事迹，原书四十卷，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是它的文献面貌较为复杂，文字断烂，内容阙漏，也尚未有整理本面世，所以学界对此书的了解与利用都还不够充分。《统类》的这一特点正是由其在流传中的种种曲折，故欲深入研究该书，即须从辨析其流传情况与版本系统着手。前人研究中，最为系统的是邓广铭先生《对有关〈太平治迹统类〉诸问题的新考索》一文(以下简称邓文)，文章考察所见诸本后认为：抄自焦竑家藏本并经朱彝尊手定的龚、朱两家不分卷抄本是后来一切版本的源头版本，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则袭其底本之三十卷分卷，此后诸本大多亦分为三十卷。（邓广铭《对有关〈太平治迹统类〉诸问题的新考索》，《邓广铭全集》第九卷《史籍考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07—537页。）邓文对宏观版本脉络的判断素被奉为定论。（王智勇《〈太平治迹统类〉前言》(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学宋文化研究中心编《宋代文化研究》第二十七辑，北京：线装书局，2020年，第23—39页)一文是近年来出现的专文之一，在版本源流方面基本沿袭邓氏之观点。）近年刘子轩致力于邓文“未能深入探讨的《统类》清代抄本情况与各抄本间关系”，厘清了上图谦牧堂本与民大藏曹效曾校订本的基本情况，并详细比对了《适园丛书》与文渊阁《四库全书》二本的文字细节。（刘子轩《〈太平治迹统类〉文献学研究》，闽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作者另有一篇文章早前已发表：《〈太平治迹统类〉曹效曾校订本的面貌及其价值》，《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12期，第120—125页。）

上述研究勾勒出《统类》版本流传的大致情况，但对明末焦竑以前版本系统的挖掘尚显不足；焦竑、朱彝尊之后的传世版本流变亦有讨论空间，特别是对于与朱彝尊抄本同时期的另一重要抄本玉玲珑阁本，前人缺乏关注。本文基于目录记载与文本比勘，尝试整体审视南宋成书后形成的三个版本系统：其一，四十卷原本，见于宋元官私目录，此本早佚；其二，明清不分卷本，现存版本始见于朱彝尊抄本与龚翔麟玉玲珑阁本；第三，清代三十卷本，现存版本始见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进一步指出，现存版本中遭后人窜改较少、校勘与研究应当依靠的是龚翔麟玉玲珑阁本。

一、四十卷本《统类》在宋元明初的流传

彭百川撰著的本朝史有两部，《太平治迹统类》为姊妹篇中的前集，叙北宋九朝事，后集名为《中兴治迹统类》，叙南宋前期史事，前后二集合称《皇朝治迹统类》，约在宁宗、理宗之际成书。《皇朝治迹统类》撰成后曾广泛流行，至南宋末年仍为藏书家所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典故类》著录云：“《皇朝治迹统类》七十三卷。眉山彭百川叔融撰，略用袁枢《通鉴本末》条例，为前集四十卷，中兴后事为后集三十三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典故类》，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7页。）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类书类》所记稍详：“《太平治迹统类》四十卷、《中兴治迹统类》三十五卷。右仿《通鉴纪事本末》条例，统而类之，事撮其纲，辞举其要，上自艺祖，而下至于孝宗，凡二百门云。眉山彭百川编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孙猛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56—1157页。王智勇以为晁《志》著录，误。）前集《太平治迹统类》现有九十门，加上子目有一百零一门，则此二百门乃合前后集而言，知赵希弁时可见《皇朝治迹统类》全帙。从两部目录著录情况看，后集卷数虽有歧异，前集皆著录为四十卷。

南宋后期，《统类》在民间广泛流传，《古今源流至论》《翰苑新书集》《事类备要》《咸淳临安志》等类书与方志多处征引，但入元之后未见目录著录或文献引用。不过，从《宋史·艺文志》的著录来看本书很可能曾进呈朝廷，并在内府中保存下来。《宋志》史部故事类著录：“彭百川《治迹统类》四十卷。又《中兴治迹统类》三十卷。”（《宋史》卷二百三《艺文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108页。）值得注意的是，在“故事类”的末尾，元朝史官添加了一条小注：“彭百川《治迹统类》以下不著录七部，二百二十一卷。”那么“不著录”部分的性质何如?据马楠《离析〈宋史艺文志〉》，不著录部分一方面提示了进呈史馆的时间在理宗即位以后，故不在《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中（邓广铭《对有关〈太平治迹统类〉诸问题的新考索》，第508页。），更重要的是，不著录部分来源于元人所见宋人著述，其中包括南宋馆阁旧藏。（马楠《离析〈宋史艺文志〉》，《唐宋官私目录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20年，第148页。魏亦乐《〈宋史艺文志〉不著录部分的性质再探》一文(《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3期，第168页)认为宋志不著录部分的来源不全是官藏目录，还包括袁桷等学者的私家藏书目录。笔者全面核对了宋志不著录部分与袁桷《修辽宋金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所举之书，重合者仅《中兴遗史》《符祐本末》《旧闻证误》《治迹统类》《裔夷谋夏录》五部，而袁氏《条列事状》中还有数十部《宋史艺文志》著录部分未收的书，元朝史官亦未列入不著录部分，可见很难仅凭这五部书就建立起宋志与学者私家藏书的关联，更不能否定宋志不著录部分属元朝官方藏书的性质。袁桷自称《条列事状》所列书大多是“家世旧闻耳受目睹”“目今旧书尚有而史院无存”，所以这可以视作一份宋末元初江南士人的私家实藏书目，其与元官方藏书的关系，见下文张良论述。）这说明《太平治迹统类》与《中兴治迹统类》仍完整保存在内府中，《太平统类》卷数仍为四十卷。元灭南宋后将群书辇而北上，藏于内府，至元末纂修三史时应当还保留着理宗朝进呈时的文献面貌。（元代袁桷的《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曾将《治迹统类》列入待访书目当中：“宋世九朝莫详《长编》，而可资证援参考，复别有书。今院中《长编》不备，诸书并缺，今具于后。”(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王颋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81页)袁桷生长东南，于本朝典故备极娴熟，邓文引袁说意在证明《统类》在东南民间流布之广，却也认为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拟修三史时该书不在官府。那么如何解释袁桷《事状》之记述?袁桷“备员史馆几二十年，近复进直翰林，仍兼史职”，(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第979页)为预备纂修辽宋金三史而广搜图籍，虽长时间供职史馆与翰林院，却未必熟悉元朝内府其他藏书机构如秘书监的藏书。张良《袁桷〈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发覆》(《文史》2024年第4辑，第173—177页)一文指出，元代官府藏书机构包括秘书监、翰林国史院、奎章阁(宣文阁)、国子监、御史台、司天监及官学系统等，袁桷未尝稽核翰林国史院以外的内府藏书，特别是地位首要的秘书监。实际上，与《太平治迹统类》一同在列的《长编》《九朝通略》《东都事略》《隆平集》等书皆在明《文渊阁书目》中有著录，如所知，明初内阁藏书继承自元内府，此一点也可佐证《太平治迹统类》自宋迄元皆存于官府。）

明代《统类》的流传状况更加复杂。明内府藏书部分继承自元代内府，《永乐大典》编成后其所据底本曾运往北京，一直搁置于左顺门北廊，直至明英宗正统年间清点整理，《文渊阁书目》即此次整理之清册，值得重视。检此书目可见卷二载“宋《太平治迹》一部四册”（《文渊阁书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书名作《太平事迹》(《景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第六百七十五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6页下栏)，鲍廷博所编的读画斋本书名作《太平治迹》(《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5页下栏)，漫堂抄本亦作《太平治迹》(国家图书馆藏，藏书号15851，第五橱，玄二百三十一，无叶数)。明中后期据当时流传的《文渊阁书目》伪造的《菉竹堂书目》亦作《太平治迹》(《丛书集成初编》第三十三册据《粤雅堂丛书》本排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8页)。故阁本著录的《太平事迹》或有讹误。关于《文渊阁书目》版本问题，参见刘仁《〈文渊阁书目〉版本系统考论》，《文献》2019年第4期，第119—133页。关于《菉竹堂书目》伪书的性质问题，参见张雷《〈菉竹堂书目〉的真本和伪本》，《江苏图书馆学报》1998年第3期，第52—53页。）。邓文认为《太平治迹》即指《太平治迹统类》，单从书名看，《太平治迹》仅较《太平治迹统类》少二字，相去不远，且此种差异可能由《文渊阁书目》据书封题名著录而未检卷首题名导致。（如《文渊阁书目》著录“《北盟录》一部五十一册”，从《永乐大典》卷二千九百四十八、三千五百七十九等处引《北盟录》可知此书即是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北盟录”一名很可能也是文渊阁所藏本的封面题名。）此书在嘉靖、万历年间核查文渊阁时已不知所踪，大概率通过某种渠道流出内阁，个中曲折尚不得而详。（邓文云塾本此书之下标注了“阙”，所以是一个残本(邓广铭《对有关〈太平治迹统类〉诸问题的新考索》，第512页)，《文渊阁书目》每书册数之后的存阙标注，其性质与来源目前尚不清楚，但可以确定邓文的说法存在问题，该标注来源于鲍廷博读画斋本，为鲍氏将家藏之“塾本”嫁接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形成，也就是说，“阙”并不是原来就有的内容，而是后人加上去的。有学者认为塾本乃嘉靖晚年内阁重新清点藏书形成的记录，分为阙、残缺、完全若干等，阙就是全阙(张升《明清宫廷藏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8—39页)，笔者以为基本属实。）同时明代以后《中兴统类》未见流传或他书征引，或亡于元明之际，加之明中期《太平统类》内府本亦散落民间，至此递藏有序的四十卷本系统中断。

《太平治迹统类》书影

二、不分卷本《统类》的两个早期版本

明末以后，接续四十卷本继续流传的是不分卷的焦竑本。《统类》在万历以前流出文渊阁后为上元焦竑所得，并成为一个分篇不分卷的版本，其构成了现存《统类》诸本的祖本。那么，焦竑本的面貌是怎样的?邓文认为，焦竑藏本已经失掉了彭著的版本原貌，“虽篇叶较多，而已次第混淆，卷帙杂乱，字句讹阙，已大非彭百川原作篇目卷次的本来面目”，而朱彝尊“不能恢复四十卷之原貌，因而成为一个分篇不分卷的本子”。（邓广铭《对有关〈太平治迹统类〉诸问题的新考索》，第515页。）而通过仔细比照现存诸早期抄本，可进一步认为焦竑本已然分篇不分卷，朱彝尊(号竹垞)则在此基础上董理篇目次序使其条贯分明。

朱彝尊留下的两段跋语，其一题在南京图书馆藏丁丙旧藏朱抄本上，其二则收录在《曝书亭集》中。今存朱抄本的题跋落款时间为康熙庚午(二十九年，1690)六月朏(初三)，云：

《太平治迹统类》前集本四十卷，钱塘龚主事蘅圃借抄于上元焦氏，其文讹阙至不可读，并其卷目失之，先后倒置。因以意次第编录，冀访得善本再订正焉。（《皇朝太平治迹统类》书前叶，南京图书馆藏朱彝尊抄本，无页码。）

这段跋语传达了两重信息。第一重，《太平治迹统类》前集本四十卷，这句话并非是据所藏之书实录，而是来自前代书目记载，证据就是朱抄本卷首题名为《皇朝太平治迹统类》，而非“太平治迹统类前集”，所以卷数也当出自前人目录。“本四十卷”可与下文“并其卷目失之”照应。（朱彝尊《经义考》卷六十七(《经义考新校》，林庆彰等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997页)：“苟氏《蜀国春秋》，予幼时见川中刻本，经乱，先人遗书尽失，不能记其卷目体例矣。”这里朱彝尊所说“卷目”应当指《蜀国春秋》一书的卷数而非目录，故推测此份跋语中“卷目”亦就卷帙而言。）第二重，说明此本的来历与状况，这部分可与收入《曝书亭集》的另一份跋语对读，后者云：“予抄自上元焦文端公家，卷帙次第为装钉者所乱，佣书人不知勘正，别用格纸抄录，以致接处文理不属，欲校定甚难。”（朱彝尊《曝书亭序跋》卷十一，杜泽逊、崔晓新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79页。按收录进《曝书亭集》的跋语时代应当晚于书前跋语，文集中序跋部分整体作于朱彝尊晚年赋闲昆山之时。）“卷帙次第为装钉者所乱”应当是焦藏本原来的情况，即对应书前题跋的“先后倒置”，而其后佣书人不知勘正云云，则是当初抄录时的情况。细味《曝书亭集》跋语上下文意，似乎原本卷帙虽乱，而其错乱处仍可辨别，然经过誊抄后分卷信息彻底泯灭，接缝处文理不连贯，遂导致难以校定。关于焦竑本的情况，当时除朱彝尊留下记载外，还有王士禛《带经堂集》中的一段跋语：“《太平治迹统类》七十三卷，宋眉山彭百川叔融撰。略用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例，前集四十卷，中兴后集三十三卷，见陈振孙《书录解题》、赵希弁《读书附志》。此前集尚有讹阙，秣陵焦氏本也。”（王士禛《蚕尾文集》卷七，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1924页。）似全未提及焦藏本乃不分卷本，实则不然。王士禛在康熙二十八、二十九年前后与朱竹垞过从甚密，多有诗文酬唱、藏书借抄之事。（王士禛《蚕尾诗集》卷一至二《庚午新正过朱竹垞太史斋中探春绯桃诸花盛开赋三绝句》《题朱竹垞雪景写真四首》《题朱竹垞小长芦图卷三首》，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1076—1077、1090—1091页。王士禛《蚕尾文集》收录跋语中，借抄或借观朱彝尊藏书的就有八篇。）这段跋语的前半部分，即《读书附志》云云以前，称《治迹统类》前集四十卷、后集三十三卷，出自《直斋书录解题》以及《读书附志》两部前人目录，而在朱抄本跋语之前朱彝尊正好也过录了两部目录的相关记载；后半部分尚有讹阙云云，亦是王渔洋转录自竹垞跋文。检索王氏文集所收跋语，除此之外绝无参考宋人目录者，可见引据旧目并非王氏习惯。对比王跋与朱抄本的书前跋语，可见王跋提供的信息如“前集尚有讹阙”等也见于朱跋。其作跋之书也不一定全是自家藏书，如《朱文恪公诰命》与《五王饮酪图》，就分别借观于朱彝尊与李奉倩家。进一步考察王士禛行迹，也可知其不大可能获得焦家藏的这部《统类》。王氏自传中提及顺治十七年(1660)至康熙四年(1665)间多次因公事前往江宁（王士禛《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5064—5073页。），但未言及曾过焦宅。所以，王士禛跋语应当是阅读朱跋后所作的。

龚氏玉玲珑阁抄本书影

由于焦竑藏本早已不传，然朱、龚二抄本全书具在，故通过此二本探究早期抄本的面貌是可能的。朱彝尊、龚翔麟抄录焦竑本的时间应当在康熙十六年至十七年(1677—1678)间。朱彝尊早年客龚佳育(龚翔麟之父)幕府中，康熙十六年龚佳育迁江宁布政使，朱彝尊随往，与龚翔麟多有交游。次年，朱彝尊即入京试博学鸿词科。这一年也是朱、龚二人同在江宁的唯一经历。（崔晓新《朱彝尊交游考论》，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300页；杨谦《朱竹垞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七十九册影印清乾隆木山阁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516页。）朱本与龚本的某些共同特征应当反映了焦竑原本的面貌。其最明显的一处，即朱抄本“太宗继制契丹”门后残留着“太祖太宗经略西夏”的标题，而“太祖太宗经略西夏”一门正文前标题则阙失；龚抄本此标题虽在，但仔细查看可见出自后补，写标题的一行原先为上一门正文的最后一行，虽被抹去，痕迹仍存。我们判断，焦竑本原来“太宗继制契丹”与“太祖太宗经略西夏”两门是前后连属的，但经过朱彝尊的“编录”形成了今本的顺序。（在朱抄本中，可以发现有“竹垞藏本”印拓在拼贴的接缝处，可知经朱彝尊改订确认。）与此类似，朱、龚抄本中部分门目之间抄写时留有大片空白，显得十分突兀，而两个版本间这种不合例程的空行也是基本一致的，进一步观察朱本书影，可见大量剪辑拼贴的痕迹。推测门目顺序经调整后使得行数难以吻合，拼贴时不得不另起新页，导致门与门之间有大片留白。笔者发现的此类留白约二十处。（这些门目包括“太宗平交州”“太宗平李顺”“太宗继制契丹”“真宗祥符”“真宗平王均”“庄献”“仁宗诸臣谋国远略”“仁宗平侬智高”“神宗圣政”“神宗任用安石”“神宗经制西夏”“哲宗委任台谏”“哲宗弃四寨”“熙宁元祐议保甲保马变更”“元祐党事始末上”“契丹女真用兵始末”“祖宗圣学范祖禹帝学附”“祖宗制科取人”“祖宗用度损益”等。）上述现象可反映焦竑本面貌或朱彝尊董理之痕迹，与朱氏跋语所称情况相契。但我们未在现存的两本中发现任何卷次与分卷信息，试想若焦本分卷，即令顺序错乱，也不会毫无踪迹可寻。所以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焦竑本分门而不分卷。由于未发现足够的文献与实物版本佐证，还难以厘清从明初文渊阁藏四十卷本到不分卷本的变迁过程。

朱、龚两本同出于焦竑本，篇叶次序应当一致，然而实际上现存朱本有与龚本不尽相合之处。朱抄本在太宗、真宗部分存在一处内容前后错位，即“真宗圣政”门后半到“真宗平王均”前半这一段错插于“太宗圣政”门之中，错乱的内容多达数十叶，且以接口处在叶与叶之间，前后笔迹不同，说明原先抄写时顺序与今本一致，错乱为后期装订导致。那么装订之误是何时形成的?已知朱抄本与龚抄本已成为现存所有清代不分卷本的源头版本，衍生出的版本至少有七个：国图藏谦牧堂残本五册(藏书号13280，下同)/上海图书馆藏谦牧堂残本五册、国图藏刘喜海旧藏本十册(05940)、国图藏残清抄本六册(12856)、上图藏彭元瑞旧藏本十册、中央民族大学藏曹效曾校本十册、静嘉堂藏皕宋楼本十二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抄本十册等。这些版本具有一些共同特征：题名《皇朝太平治迹统类》，且不著撰人，多分十册、半叶十行、行23—24字左右，这些后出的抄本篇目编次顺序皆未出现朱抄本那样的错误。但是国图藏书号为12856的清初抄残本竟与朱抄本相合，其太宗圣政、真宗圣政及真宗平王均三门的接缝处与朱抄本完全一致。除了上述颠倒外，“太宗经略契丹”“太宗平交州”“太宗平李顺”“真宗祥符”若干门也被错置于“真宗平王均”门之后。通过笔迹的比对，也可以判定其原本的抄写顺序与今本一致。此二本之间相似的版本面貌绝非自然形成的巧合，笔者判断朱抄本与国图藏残本(12856)后来同为某藏书家藏弆，重新装订，所以装订错误的方式类似。或以朱彝尊抄本曾在诏修《四库全书》时为江苏巡抚汪启淑所得，汪氏身后归于丁丙八千卷楼（刘子轩《〈太平治迹统类〉文献学研究》，第28—29页。），然并无材料支持，阙疑可也。除篇叶倒错外，朱抄本还存在内容阙佚的问题，其“宣仁保佑哲宗”门“元祐五年二月壬寅”条后至此门结尾内容全脱，达到八叶之多，几乎占到此门篇幅一半，龚本则无此脱误。所以综合以上论述，可认为龚翔麟玉玲珑阁本较朱彝尊抄本更优。

在现存的不分卷本《统类》当中，有一个版本看起来也是朱彝尊抄本，即纳兰揆叙谦牧堂本。上海图书馆藏谦牧堂本五册残本，为前五册，半叶十行，行23字。上图现藏版本曾为黄裳收藏，其《题记》云：“卷首竹垞手题五行，宛然真迹，犹是谦牧堂原装。”卷首所谓朱彝尊题跋间亦钤“谦牧堂藏书印”“朱彝尊锡鬯父”“梅会里朱氏潜采堂藏书”三印。（邓文云在卷首朱氏的题记之下有两枚印章，在上者为一“谦牧堂藏书印”白文方印，此下有一枚“朱彝尊锡鬯印”的白文方印，“印”实为“父”字。）而上文提及的国图藏谦牧堂本残本(13280)恰好阙前五册，只有后半部五册，半叶十行，行18—23字不等。刘子轩指出上图与国图谦牧堂本可合璧为一个全本。现笔者所见国图藏残本，其首册钤有“谦牧堂藏书印”“朱彝尊锡鬯父”“梅会里朱氏潜采堂藏书”三枚印章，第三册还有另外两枚印章，未能辨识。然国图/上图此本是否为谦牧堂藏本、乃至是否曾经朱竹垞收藏，学界仍无定论。（邓文断定上图藏谦牧堂本并未经过竹垞之手，其上朱彝尊题跋、印章皆为伪造；揆叙“谦牧堂”印不详真假，若为真，则此书钞成年代距朱抄本不远。刘子轩通过钤印等确证国图/上图此本确曾为揆叙收藏，但其是否曾经朱竹垞题跋，亦未给出正面回应(《〈太平治迹统类〉文献学研究》，第32页)。）笔者细致比对南图藏抄本卷首、上图藏谦牧堂本朱彝尊跋语，以及其他朱彝尊书法真迹，认为南图本为竹垞原笔，而谦牧堂本系伪造。理据如下：南图本与上图本跋语笔迹极为相似，显系临摹而成，必是一真一伪(如前后两个“卷”字，二本之间笔势笔法基本一致，即令朱彝尊本人两次书写也多少会有些不同)；再进一步将南图本与上图本分别与《论书丛稿》笔迹作比较，南图本笔势与真迹更相仿(如“钱”“其”二字，笔锋清晰、笔画勾连自然)，且有改动痕迹(“先”字)，按常理说首次书写写错的概率大，临摹抄错的概率较小，故南图本不似仿作。

表一　南图藏朱彝尊抄本题跋与朱彝尊《论书丛稿》手迹字体比较

④（《论书丛稿》书影，《读书》2004年第10期，插页。）

本节从焦竑、朱彝尊、龚翔麟三个不分卷抄本的关系入手辨析，认为焦竑本在朱、龚二氏抄录时已难辨卷帙，兼有许多文字讹阙，朱彝尊作了调整篇叶次序的工作，这在朱抄本与玉玲珑阁本中仍留有痕迹。而朱抄本存有的另一处内容错乱则是后续流传过程所致，多数源自朱、龚二抄本的版本未受此影响。由于朱彝尊曝书亭抄本在清代的广泛影响力，伪造者多有，所以对于南图本外若干声称为朱抄本的版本还需要审慎辨析。

三、三十卷本《统类》的形成及其衍生版本

《四库全书》本系统的《统类》也是十分常见的版本。自四库本起，不同版本的三十卷本开始涌现。那么，从不分卷到分三十卷变化的节点在哪里?检视本书四库馆臣提要，容易发现标题与内文存在重要差异，即提要条目云“《太平治迹统类》前集三十卷”，而正文又云“但有前集，不分卷数”。（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一《史部·杂史类》，影印乾隆六十年(1795)浙江书局本，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65页。）邓文对此的解释是“由于编录此书的馆臣先后失于检照之故”，导致条目所依据的版本，即馆臣采录为底本的是江苏巡抚进呈的“三十卷本”，而据以撰写提要者又为另一不分卷的采进本；又据《四库全书采进书目》断定，江苏巡抚采进本已分三十卷，非馆臣所为。（邓广铭《对有关〈太平治迹统类〉诸问题的新考索》，第523—524页。刘子轩沿其说不改。）

我们可以来看看《四库全书采进书目》的性质。据此书《出版说明》，整理者“先把北京图书馆藏的抄本(引者按：即涵秋阁抄本《各省进呈书目》)全部对校过，其次再据《四库提要》《四库提要简明目录》查补原缺的卷数及作者……凡新补的字，统以方括号为记号”（《四库采进书目·出版说明》，吴慰祖校订，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实际上，《四库全书采进书目·江苏省书目》的几乎所有的书都用方括号括出了卷数与作者，这并非是由于江苏采进本皆不分卷，而是由于江苏采进书目的卷数都未在条目中标明，而是写在条目下的说明文字中，这样，无论是否分卷，校订者都依照《四库提要》补足了卷数。

检《江苏采辑遗书目录》原稿，问题便豁然开朗。其中著录：“《太平治迹统类》，宋眉山彭叔融著。按此书仿《通鉴纪事本末》例，统而类之，凡二百门，共十册。刊本。”（黄烈编《江苏采辑遗书目录》，张升编《〈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第四册，影印清归安姚觐元咫进斋绿丝栏抄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245页。）按《江苏采辑遗书目录》体例凡有卷数者皆著录卷数，而《统类》只著录十册而未称卷数，显系不分卷。那么，三十卷的析分只能是采入四库馆之后馆臣的劳动成果了，提要正文“不分卷数”云云反映的正是江苏采进的底本。提要又谓“此本乃朱彝尊从焦竑家藏本钞传”，并抄录了收在《曝书亭集》的题跋：“焦氏本卷帙次第为装钉者所乱，佣书人不知勘正，别用格纸钞录，以致接处文理不属。”《适园丛书》本跋云：“阁本止校首篇，余仍之，分三十卷，大约馆臣以意分之。”（缪荃孙《跋太平治迹统类》，影印《适园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第2231页。）张氏虽未见阁本原书，但其判断近实。考乾隆三十九年(1774)七月成书《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统类》仍未分卷（刘浦江根据王士禛避讳情况、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上谕以及《于文襄手札》相关内容推定《初次进呈存目》当为截至乾隆三十九年七月的提要进呈稿，见《〈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再探—兼谈〈四库全书总目〉的早期编纂史》，《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40—248页。），而《总目》成书阶段《统类》一篇最早见于国图稿本，此本大致反映了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总目》初次进呈与四十七年七月二次进呈时期的面貌，（国图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虽为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的二次进呈本，但其主体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次进呈时已经形成，初次进呈与二次进呈之间撤换、试写的提要稿则分藏于上图、台图以及国博。由于国图藏稿本中《统类》一篇提要无挖改痕迹，在上图、台图、国博等藏撤换试写叶中亦无《统类》之提要，故可以就此认为今本《统类》提要之面貌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已经如此。相关研究见张升《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解题》，《四库全书总目稿钞本丛刊》第一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29页；苗润博《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再探》，《文史》2023年第1辑(总第142辑)，第223—240页。）其时《统类》已分三十卷。由此可推知《统类》分卷工作当在乾隆三十九年七月至四十六年二月间完成。

邓文未指出三十卷分卷实乃馆臣所为，但关于“通行三十卷本分卷粗率而不够精确”的判断是准确的。其分卷的不合理处，除该文所列举者，还包括：以太祖一人为中心的事迹被分在一、二两卷；卷二十一“熙宁元祐议役法变更”当归在卷二十二；等等。之所以有如此多不精确的分卷，大约是考虑了平衡各卷篇幅的缘故。

从内容看，阁本与焦竑本系统有何差异?《适园丛书》本跋谓“阁本止校首篇，余仍之”，“首篇”即《圣宋仙源积庆符瑞》一门。实际上，根据笔者的对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校勘并不止于首篇，而是有阁本分卷的两卷(十六门)之多，在这两卷十六门中，校勘者依据其所掌握的文献，或多或少作了补正。其掌握的文献有哪些?主要是一部《宋史》。晚近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可与《太平治迹统类》相参证的《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朝事实》等书，校勘者皆未得寓目(见下表)。而那些不能用《宋史》补《统类》的部分，校勘者或出己意随意补字，或直接维持原貌，所以我们现在看阁本的前二卷仍有不少阙文。自阁本第三卷之后，即鲜见校勘痕迹，阙讹文字基本与抄本保持一致，间有不同，也应当归因于阁本之底本传抄中产生的讹变。

表二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与龚氏玉玲珑阁本文字比较

（内容来源：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一，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第四百八册；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2008年，第四百五册；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适园丛书》本，1966年，第一册；台湾省图书馆藏龚氏玉玲珑阁本《皇朝太平治迹统类前集》为不分卷本，书号02168，下文所引《统类》，如无特别说明，皆用此版本，不特出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宋史》卷四百八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②（按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统类》应当经过二次校补，但这次校补也很随意，如卷一《太祖受禅》门记载建隆元年三月壬戌追尊赵氏先祖，文渊阁本僖祖赵朓与顺祖赵珽陵名皆阙载，文津阁本径补为僖陵、顺陵，实则二陵名号分别是钦陵、康陵。）

对比《长编》与《统类》对应的段落，可知二者结构一致，文字亦必相近，而四库本所补文字大多陋略不经，如第一栏中玉玲珑阁本《统类》“高氏……瘠而口吃”一句中，脱佚的部分据《长编》当为“始衰保勖眉目疏秀羸”九字，中间存在叙述对象的转换，而四库馆臣由于无法理解“高氏”与其后“瘠而口吃”之间的关联，出己意删改，以致贻误后人。第二栏中也存在多处误校误改，说明在馆臣校勘过的前二卷中，此种谬误绝非个别现象。

以四库本系统为底本的《适园丛书》本是目前《统类》的通行版本，成文出版社(1966)、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1)都曾影印出版。此书的整理校勘工作系民国初年适园主人张钧衡委托学者缪荃孙进行的，缪氏撰于甲寅年(1914)十一月的跋语云：“今以各书校于艺海楼本……就周季贶跋中所云宋代诸书次第检出，细细增补，亦有各书俱无，只可仍其旧式。”（缪荃孙《跋太平治迹统类》，第2232页。按顾沅艺海楼本现藏台湾傅斯年图书馆(索书号A922.5105528)，蓝格抄本，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首叶纸背写有“太平治迹卷一卷二七月廿□日校”字样。）此本封面题签上又云“校玉玲珑阁本”，可知系以龚抄本与源自文澜阁《四库全书》的顾沅艺海楼本对校，又援他文献参校，“凡一年六个月粗毕”。（缪荃孙《艺风堂老人日记》(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日记》第三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详列其校勘《太平治迹统类》之日程：癸丑(1913)五月六日，石铭(张钧衡)送《太平事迹统类》不全本来；五月二十三日始系统校勘，至八月十九日校首卷毕；甲寅(1914)十一月八日、九日两天撰《太平治迹统类》跋，并还玉玲珑馆本于石铭。自癸丑年五月至甲寅年十一月，初校时间恰为一年六个月。此后缪荃孙续有校勘，直至乙卯(1915)九月日记中仍有记录。）由于艺海楼本只有第一至二十四卷，阙后六卷，故《适园丛书》本相应部分的分卷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不同。（刘子轩《〈太平治迹统类〉文献学研究》，第40页。）然缪荃孙的“开山之功”不甚高明，邓文已指出适园本“讹舛脱漏仍随处可见”（邓广铭《对有关〈太平治迹统类〉诸问题的新考索》，第527页。），王智勇《〈太平治迹统类〉前言》还指出《适园丛书》本中有不少系年失次的问题（王智勇《〈太平治迹统类〉前言》，第34—39页。），就笔者目前检视的部分看，缪荃孙的校勘解决了部分问题，但亦有传文渊阁本之讹者，利用时需加以仔细甄别。《适园丛书》本难称善本的重要原因在于，缪氏找到合适参校文献之处只是少数，而那些“各书俱无”处并未如所言“仍其旧式”，而是以己意妄加增删。请看下例：

表三　诸本《太祖经略幽燕》门与史源文献（《宋会要》）之比对

（内容来源：彭百川《皇朝太平治迹统类》，南京图书馆藏朱彝尊抄本；《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一，刘琳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统类》诸本文字不同者加黑标出，《宋会要辑稿》中的对应部分加下划线。）

《适园》本以艺海楼本与玉玲珑阁本对校的结果呈现出如下数端。其一，阁本改正而适园本沿用，如“鲜果”改“鲜卑”；其二，阁本改正而适园本错误回改，如“居长”当作“君长”，适园本误从玉玲珑阁本；其三，不从阁本校勘而自出机杼，如加上“斡里少子阿保机代为王僭称皇帝”一句；其四，阁本未改而适园本妄改，如“伪谥”改为“谥为”；其五，妄删字句，将原本“并州籍其兵势遂”七字删去，加上“显十年立晋帝晋割”八字。凡是原先标注“阙”处，适园本无一不补，然多无据可依。（《适园丛书》本部分内容亦有较抄本(四库本)完整者，梳理见刘子轩文第41—45页。不过这些内容皆可在《长编》中找到出处，或非校勘者所补，而可能是艺海楼本所有之内容。）而在“哲宗委任台谏”一门中，适园本还以己意改动系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综上所述，《太平治迹统类》的卷数经历了从四十卷到不分卷再到三十卷的变化过程，其节点分别是：元末内府藏本仍为四十卷，明中期内阁本流出，在传抄过程中成为不分卷本，入焦竑家，清康熙年间为朱彝尊、龚翔麟抄出；清代四库馆臣征集到的版本也不分卷，但是由于讹阙较多，以及四库馆早期将不分卷本统一分卷的成例（《四库全书荟要·凡例》(台北：世界书局，1988年，第一册，第91页下栏)：“旧本有未分卷次者，并加编定，以符体例。其旧本虽分卷而篇页过多者，今亦厘为子卷，用便检阅。”），便改为三十卷，并对后来的一系列版本产生了重要影响；适园丛书本即以阁本传抄本与玉玲珑阁本对校形成，但校勘无法，错误极夥。焦竑家藏本及从中衍生出的朱抄本、龚抄本确实构成了后来版本的源头版本，二本虽难称善本，然未经后人改窜；同时由于朱抄本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内容阙佚与篇序错乱，故龚氏玉玲珑阁本应当是我们阅读、研究《统类》时首先凭据的版本，如点校整理本书亦应以玉玲珑阁本为校勘底本。

附表《统类》各版本情况

①曹校本行款及题名情况，据刘子轩《〈太平治迹统类〉曹效曾校订本的面貌及其价值》一文补出，其底本不分卷，曹氏在目录中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标出分卷，正文又据《适园丛书》本分卷。此本门目未如朱抄本存在错乱，当源自龚抄本系统。

文章来源：《传统文化研究》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