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周期律的另一种形式：集权、自由、再集权、大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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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开篇提出一个很惊艳的观点：“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个观点用到中国历史上是王朝兴衰更替，用到同时期的罗马历史上，则出现了集权—自由—再集权的政治现象。

我们以前聊了很多中国历史，今天就聊聊罗马。

罗马的集权—自由—再集权，分别对应罗马的三个历史时期，即罗马王国—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

罗马王国是公元前753年至公元前509年的部落政权，统治阶层包括罗马王、元老院、人民大会——

罗马王是终身制，但不能世袭。

罗马王去世以后，元老院提名一人做临时执政者，这个临时执政者再提名下一个王的人选，交给人民大会投票。

人民大会投票通过新王以后，元老院予以确认，新王即位，开始新一轮统治。

可以发现，罗马王国已经有了后期的民主自由特征，元老院也全程掌控着选举过程，但只要通过选举，罗马王便拥有了绝对权力。

随着罗马王国的壮大，这种不能全权掌控国家的制度，逐渐不被元老院和贵族们接受。

公元前509年，罗马王国的最后一任国王之子，莫名其妙的强奸了贵族科拉弟努斯的妻子，然后被前任国王之子布鲁图斯带领平民逐出罗马。

随后，罗马王国元老院和人民会议认为，国王的权力太大，不利于罗马的长期发展，于是决定废除终生制的国王，改为每年选举一次执行官来治理罗马。他们选出的第一任执政官，便是布鲁图斯和科拉弟努斯。

这样的选举结果，恐怕不是巧合。

从事发到改变政体、再到选举执政官，罗马王国的贵族们，大概率是有内部勾兑的。

但不管怎么说吧，集权的罗马王国结束了，自由的罗马共和国正式成立，由执政官、元老院、人民会议三方力量共同掌握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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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罗马，与其说是少数人统治的政权，不如说是罗马公民共同意志的集合体，而正因为罗马共和国扩大了政治基础，所以罗马也开始了狂飙突进的扩张时代。

自从罗马共和国成立，有财产和政治地位的罗马公民就必须参军，并进行严格的训练。

此后数百年间，这些罗马公民兵组成的方阵，陆续征服了意大利南部土著、北非的迦太基、马其顿、希腊、塞琉古等地，建立起横跨亚非欧的地中海大国。

而在征服各地的过程中，罗马共和国出现了庞大的增量利益，参加战争的罗马公民也得到丰厚的战利品和土地。

但，利益分配总是不公平的。

因为罗马贵族们有权有财有势，故而能得到最大份额的利益，一步一步建立起占地广袤的农业庄园，罗马公民兵们没有雄厚的资本，只能得到一小块土地做自耕农。

等到罗马贵族的实力越来越强，超过健康社会所允许的临界点以后，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便不可避免的出现了。

那些失去土地的罗马公民，逐渐沦为罗马贫民，最终成为罗马流民。

流民，也得谋生。

在那个时代，回报率最高的工作是追随一个能征善战的将军，用军事胜利来洗劫地方、收取战利品，快速致富。

在这样的背景下，士兵必须紧密团结在将军的周围，才能达到目的，将军只要给士兵丰厚的赏赐，就能拥有一支只听命于自己的军队。

于是，曾经由有财者组成的罗马公民兵，退化为流民组成的雇佣兵，本应为罗马共和国效忠的将军，转化为拥兵自重的军阀。

军队的性质改变了，军队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

罗马公民兵是罗马共和国的军队，那么他们出兵征战开疆拓土就是为了罗马共和国，经济收益是附属品。流民兵是将军的军队，那么他们发动战争就是为了个人的利益，罗马共和国的利益退居次要地位。

这样的局面，必然造成军阀之间的混战。

辉煌一时的罗马共和国，由此开启了数十年战乱。

公元前82年，东征统帅苏拉统兵进入罗马城，迫使元老院选举他为终身独裁官，开创了罗马历史上军事独裁的先例。随后，苏拉以铁腕手段清洗政敌，并屠戮了1500余名贵族。

公元前60年，凯撒、克拉苏、庞培秘密结盟，共同控制罗马政治。数年以后，克拉苏死在安息，凯撒出兵击败庞培，再次成为终身独裁官，一人独掌罗马的军政大权。

然而，凯撒颁布的一些改革方案，触动了罗马贵族的利益，所谓的“罗马国父”西塞罗便挑动凯撒继子布鲁图斯，于公元前44年将其刺杀。

事后，西塞罗和年仅19岁的屋大维结盟，试图复制凯撒的辉煌，但屋大维随即和安东尼、雷必达结盟，控制了罗马政局，联手驱逐西塞罗。

公元前36年，屋大维利用雷必达的一次错误，强势剥夺雷必达的军权和政权，再过五年，屋大维出兵击败安东尼，成为罗马混战的最后赢家。

数十年的战争和政斗，给罗马造成巨大的创伤，消耗了数不清的财富，罗马人感觉非常绝望，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光明。他们非常渴望出现一个英雄，扫清所有动荡，镇压一切乱象，让罗马共和国恢复和平景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前27年，屋大维凭借内战赢家的地位和威望，得到“奥古斯都”的称号，成为事实上的罗马皇帝。

罗马共和国自此结束，罗马开启了帝国时代。

罗马因痛恨集权而选择了自由，但又因为自由泛滥而回归集权，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政治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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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罗马回归集权以后，是不是就天下大定，没有社会矛盾了呢？

并不是。

罗马人选举屋大维做奥古斯都，赋予他独裁者的权力，是希望他能彻底扭转一切社会矛盾——

平息战争，安定社会。

重新分配土地，在经济层面恢复罗马旧制。

可以说，完成这两件事，是罗马共和国改为罗马帝国的交易条件。罗马人赋予皇帝最大的权力，皇帝给罗马人提供人身安全和经济保障，非常公平。

但问题在于，罗马的社会矛盾是用漫长时间演变而来的，要想消解矛盾也得用相同的时间，指望一两个英雄人物用短时间改变现状，根本不现实。

于是呢，屋大维利用内战、清理贵族、人口减少等事件释放的经济红利，缔造了一段“罗马治世”，等到这些经济红利释放完毕，罗马的矛盾便再次出现了。

最重要的是，罗马政体更改以后，罗马的政治生态也随之改变。

经过屋大维的集权统治，罗马的各项权力都在向上集中，后世的罗马皇帝在掌握军政大权以后，如果没有圣人一样的自我修养，便很容易利用罗马帝国的政体推行暴政，而对暴政的抵制也更加集中在罗马皇帝的周围。

以前的罗马，经常出现“罗马公民通过抵制战争来向贵族争权”的事情，此后，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公元41年，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卡里古拉，因为建立恐怖统治、好大喜功、滥收苛捐杂税等行为，得罪了罗马帝国的所有社会阶层，被其近卫军大队长刺杀身亡。

鉴于卡里古拉的荒唐行为，罗马元老院便想恢复共和制。

但元老院的想法，违背了罗马帝国既得利益集团的意愿，罗马禁卫军随即架空元老院，拥立克劳狄一世为皇帝，延续了罗马帝国的制度。

集权没有解决罗马的社会矛盾，却缓缓拉开了大混乱、大崩溃、大动荡、大自由的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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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的东方，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周朝立国以后，用宗法制和分封制治理天下，但随着周朝社会矛盾的积累和诸侯贵族的实力渐强，他们逐渐不愿意再听周朝的命令，于是周朝发生了“国人暴动”和“烽火戏诸侯”两件大事。

详情参考：一场颠覆国家的阴谋叛乱

周朝权威沦丧，春秋战国的自由时代由此开启。

春秋战国将近五百年，大自由、大混乱、大动荡吞噬了数百万人的性命，人们对这种没有安全感的时代渐渐感到疲倦，便又渴望重新统一。

言出法随的秦始皇，在时代的呼唤下，缓缓登上历史舞台。

然而，秦始皇的统治太过严苛，在他去世以后，不仅关东六国的遗民起兵反秦，就连老秦人也喜迎沛公。

这些战国七雄的遗民们，拥护着刘邦建立了汉朝。

在秦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汉朝，吸取了秦国灭亡的教训，选择了黄老思想和无为而治，但等汉朝积聚了大量财富、缔造出自古未有的盛世以后，又有一批人的心思活跃起来，共同塑造了威压天下的汉武帝。

数百年时间，中国整整走了两轮集权—自由—再集权的过程，而这也为王莽篡汉及其造成的大崩溃埋下伏笔。

再往后，唐朝贞观年间类似于集权的罗马王国，李治和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动荡和经济繁荣，类似于自由的罗马共和国，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李隆基，类似开启罗马帝国的屋大维。

相应的，唐朝也很快迎来藩镇割据和军事自由。

用世界视角来看的话，欧美列强殖民世界的19世纪是国际集权时代，一战、二战和美苏争霸是国际自由时代，苏联解体以后美国一家独大，便是国际再集权时代。

现在，围绕着美国霸权衰落和中国崛起等问题，全世界也可能要进入大混乱、大崩溃、大动荡、大自由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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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混乱时代的人们总是渴望安定，安定的时代必然出现腐化，于是身处安定时代的人们又渴望变化。

不折腾的时候人们渴望折腾折腾，等折腾够了，人们又怀念不折腾。

人心似水，民动如烟。

这，恐怕也是一种历史周期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