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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兼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发展中，也许，没有哪一个事件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给人类造成了如此深重的灾难——即使根据各种统计数字中较为保守的估计，亦有4000万人在战争中丧失了生命，战争造成的物质损失达4万亿美元；也许，也很少有哪一个事件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作为进入20世纪后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物质技术与人类意识等各种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对于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今天即20世纪80年代，在战争已经结束四十余年之后，我们面对当代世界的任何一个侧面，仍然常常可以感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痕迹。 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人们便开始提出并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作为一场整个人类的空前浩劫，这场大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它本来是否能够避免？如果有可能避免的话，又是何种力量、何种因素或何种力量与因素的组合，应当对这场战争的最终发生承担责任？（或者说，是怎样的历史与社会环境孕育了这场战争）显然，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成历史做深入的考察。 从那时起，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探索热情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退下去。这一课题所蕴含的特有的现实感缩短了通常随着时间推移总是会出现的历史研究者与其对象之间日益扩大的距离。热核时代国际政治的持久动荡与未来战争的阴影，使得恐惧、焦虑与危机感同某种责任感与使命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不衰的外在动因与内心动力，促使一代代对历史感兴趣和并非仅仅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们不断地重新回到这个课题上来。每一代人都试图从自己的时代的视角重新解释这一段历史，同时又不断地推进着这一历史研究的发展。 历史研究，总与先前的研究有着某种联系。为了使读者对于本书将要展开的论述有一个较好的准备，似乎有必要就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本身的历史发展作一番大略的、粗线条的回顾。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最初的大规模探讨，并不是由历史学家，而是由战胜国的政治家与法学家开始的。随着二次大战的结束，如何处置战败国与战争罪犯的问题便提上了日程。在1945年至1946年纽伦堡国际审判与1946年至1948年的东京国际审判中，一大批从战败国档案中发掘出来的材料为从国际法的角度论证并判定法西斯国家蓄意发动战争的罪行提供了依据。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的判决书明确宣布：德国与日本法西斯罪犯负有在欧洲与亚洲—太平洋地区发动并扩大侵略战争的罪责。从二次大战起源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两次审判提供了大量关于法西斯国家战争准备与战争决策的原始材料——以往，从没有哪一个历史事件的研究者具有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在事件刚刚结束时，便获得这么多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它们也为二次大战起源研究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调——应当从战争发动者法西斯国家的战前政策中去寻找战争起源的答案。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即使是四十余年后的今天，在关于二次大战起源的新材料不断被发掘的情况下，两次审判所提供的资料仍然是有价值的。此外，不管判决的结论性意见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带有多么浓重的政治色彩，或对于说明战争起源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课题显得多么肤浅，它毕竟走出了二次大战起源探讨的实际上的第一步。 四十年来，整个二次大战起源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它常常成为现实国际政治动向的某种折射反映。甚至在两次审判尚未结束之时，苏美这两大战时盟国的关系便开始走向尖锐对立。严酷的“冷战”时代拉开了帷幕。二次大战的起源，作为当时还属于近期国际政治的敏感问题，自然受到了“冷战”的严重影响。1948年，美国国务院根据缴获的德国秘密文件，编辑出版了文件集《纳粹与苏联关系，1939—1941》。书中收集的文件全部是真实的。2但经过以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为中心的精心编排，便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如果说纳粹德国是发动二次大战的罪魁祸首的话，那么同德国缔约的苏联则为阿道夫·希特勒提供了发动侵略所必需的行动自由，因而也就对战争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苏联官方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们出版了2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文件与材料》以及《揭穿历史伪造者（历史事实考证）》，着重揭露并抨击了西方民主国家对德国推行的绥靖政策，指出这实质上是一种纵容德国侵略、企图将希特勒这股祸水引向苏联的政策，其结果则加速了战争的到来。因而，西方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一样，是战争的共同责任者。直到今天，我们在二次大战起源研究中，仍然经常可以感觉到上述尖锐冲突的种种影响。 然而，若从二次大战起源研究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冷战”时期具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研究动机并未打破由两次审判而实际奠定的研究格局——战争的最终根源在于法西斯国家的战前政策。尽管东、西方的历史学家显然是循着不同的研究思路来对此进行探讨的。 在西方国家，战后十多年间，所谓“正统派”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典型的正统派著作《外交的序幕》和《慕尼黑——悲剧的序幕》中，战争的发生被描绘成是一种由希特勒蓄意策划、步步进逼并不断得手的进程，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则是“上当的好人”。这种研究将战争的根源仅仅归结为个别决策者的邪恶动机及由此支配的政策行为，却没有揭示这种动机与行为同战前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深刻变动的内在联系，因而显得缺乏深度。同时，上述研究成果又被引申到现实的国际政治中，显然为“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僵硬的对外政策提供了依据。对于“正统派”的唯一挑战出现在美国。以查尔斯·比尔德为代表的美国“修正派”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战前政策提出了更多的非难。他们认为，恰恰是由于罗斯福总统的主动才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到来；而美苏的战时联盟又导致了苏联势力在战后的空前膨胀，使美国面临着一个更危险的敌人。美国“修正派”的看法同样打上了明显的“冷战”时代的烙印，但它并未从总体上构成对于“正统派”的威胁。 在苏联，历史学家们试图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对二次大战的起源作出科学的说明。同西方史学家在研究中往往强调个人的动机与行为的影响以及个别国家的政策的作用显然不同，苏联史学家更为重视二次大战发生进程中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重大事件的交互影响，并特别强调，制约着这些方面的各种变化归根结底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体系之间的矛盾，战争的发生发展则是由于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所必定导致的帝国主义国家诸种不可解决的内外危机。这种将战争的根源同帝国主义这一历史现象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方法，无疑应使整个研究显得更有深度。但是，在苏联史学家的一些具体研究中，却又普遍存在着简单化的毛病。在他们看来，似乎可以将两次大战期间一切复杂的历史现象都归结到两个体系之间的矛盾（例如，一谈到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战前政策，便必定将其政策动机归结为“祸水东引”的政治考虑），其结果只能在实际上使得整个研究同样显得肤浅而缺乏说服力。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直到今天，这种情况不仅在苏联史学界，而且在曾受到苏联严重影响的我国史学界也仍可以时有发见。 对于整个二次大战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变化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还只是讲师的一名英国人——A.J.P.泰勒对西方“正统派”的统治地位提出了真正的挑战。1961年，他出版了一本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的著作，对战后一直在二次大战起源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些似乎已成定论的观点提出了诘难。这本书后来被认为是“修正学派”的代表作。泰勒的某些论点不仅是尖锐的，甚至是触目惊心的——希特勒并未制订发动战争的各种计划，更不打算打一场世界大战，也根本没有为战争作好准备。在他看来，“1939年的战争不是预谋策划的，而是一种过失”，一种“类似于车祸的过失”。如果一定要找出战争的原因，那只是在于当时的整个国际局势中存在着一种无政府状态，潜伏着爆发战争的基因；而各国政治家（并不仅仅是希特勒）的各种“过失”则使战争由可能变为现实。泰勒的结论是：“这是一个没有英雄，也许连恶棍也没有的故事。”同极为大胆的论点相比，泰勒的论据粗看起来简直是漏洞百出。在一般情况下，这足以使任何一个历史学家走向自我毁灭。但泰勒引起的却是空前而持久的震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一版再版。问题的关键在于，泰勒实际上并不是仅仅对传统的研究结论，而是对传统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提出了挑战。他的《起源》一书迫使人们不仅仅是从某些具体国家的政策行为中，而是从20世纪，尤其是一次大战后整个国际结构与国际社会的一系列总体发展以及旧欧洲社会崩溃的严酷现实中去把握战争的根源。泰勒的许多论点虽然令人难以接受，但他的大胆发难却打破了“正统派”一统天下的研究格局，使人们的思路一下子被引出了原来已成为习惯的框框，并直接引起了一场几乎覆盖了整个60年代，又一直延续至今的大争论。本来，西方国家研究二次大战起源的人们老是在一些国家的重大政策行为上做文章，觉得要说的话差不多说完了。泰勒跳出来了，新的研究视角与话题又源源出现了。可以说，有关二次大战起源的一些最有价值的著作是在泰勒挑起的大论战中或此后出现的。 60年代末，又一新的冲击波到来了。一些西方国家决定将原先的50年档案解密期限缩短为30年。于是一大批二次大战前夜的档案和材料提前与公众见面。在此基础上，西方国家的史学家们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起源的新著作。苏联也随之公布了更多的有关文件档案与材料。以往，历史学家们往往为不能得到足够的材料而担忧。而在二次大战起源这个课题上，他们却第一次担心：材料太多了。  受权刊发，选自《走向全球战争之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陈兼 著，东方出版中心 | 时刻人文 2025年12月。 由泰勒引起的冲击波和档案解密又同70年代后基于国际政治的多元化而出现的新的国际关系研究热结合在一起，并受到整个历史研究中跨学科的“总体史学”倾向的影响，促使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动向：研究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从以往对于某些国际经济与政治重大事变或某些重要人物的集中研究，转向对于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发展乃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研究的课题越来越细密，许多过去并未引起人们注意的历史变化也被历史学家写成了大部专著，深层的历史运动与并非处于舞台中心的普通人的历史行为，也受到重视，成为研究的重要对象；研究的新分支层出不穷，例如，随着心理历史学的引入，对于战争形成过程中，民族与社会心理及决策人物个人心理的研究成了热门的课题。一些传统的研究热点，如法西斯主义、绥靖政策、集体安全问题以及若干主要大国的战前外交政策与军备政策等仍然继续受到关注。同时，研究的领域扩大并丰富多彩了。可以这样说，今天，无论东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研究已越来越成为一种真正的综合研究。 正是在这个转变的时刻，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工作者也正在迈出自己的步伐。如果说，整个50至60年代，中国的二次大战起源研究基本上是照搬“苏联体系”，60至70年代又出现了研究的空白的话，那么，从70年代末开始，新的局面正在出现。在哈尔滨（1979年）、昆明（1980年）、北京（1982年和1985年）举行的几次全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术讨论会上，同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密切相关的若干课题——绥靖主义的由来与发展、法西斯国家的战前政策与军事准备、苏联对外政策的经验教训、集体安全努力的成败，等等，成为历史工作者关注的重点。1983年底，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了关于二次大战起源的专题学术讨论会。近年来，随着年轻一代研究者的崛起，新的突破正在孕育中。其特点是：在重新学习主义马克思，比较全面地掌握国内外各种有价值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开阔研究的视野与领域，开拓新的研究路子，充分体现研究者自身对于历史的思辨与分析能力，以期更好地揭示现代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正是所有这一切，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可能。 写到这里，应该就本书用以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基本方法与思路作一番大略的介绍了。 按照主义马克思的观点，战争是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及社会分化为对抗阶级而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它是不同的社会集团、阶级之间或国家、民族之间因经济、政治利益或其他矛盾不可调和而发生的有组织的武装斗争。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充斥着各种战争与血腥的冲突。然而，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世界是分割的、多元的，各地区文明的发展具有相对独立与隔绝的性质，加之人类掌握的物质技术手段也极为有限，文化的交流往往是单向性质的，由此决定，当时发生的各种战争都是平面战争、局部战争与有限战争。即使像亚历山大东征和成吉思汗西征这些就涉及地域而言横跨洲际的战争，也并不具有世界性的广泛影响。 地理大发现使人类开始认识到地球的真正面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崛起与发展，工业革命的发生，又通过殖民主义途径开始了世界的整体化进程，“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逐步形成了以先进的欧洲为中心的伞形的世界格局。这种格局，是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的欧洲对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的广大非欧洲世界的野蛮的殖民统治为基础的。它既导致了无数场殖民侵略与由此必然引起的民族解放战争，又为处于世界格局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殖民大国调节与缓和各自的矛盾与冲突提供了可能：如果说资本主义时代“世界”的逐步形成和资本主义大国出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扩大再生产的内在需要对于原料与市场的无限追求第一次使战争世界化成为可能的话，那么，在殖民扩张仍有极大发展余地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新的、“无主的”殖民地的存在又成为列强间矛盾的调节器与释放阀，战争世界化并未成为现实。 世界大战作为20世纪特有的历史现象，是与帝国主义时代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由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一系列基本特点所决定的： 第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日益将世界各地区从经济上及政治上更为紧密地连成一片。世界各个地区的传统隔绝状态从事实上与观念上都已成为过去。各种垄断组织与垄断趋势的发展，又促使当时的世界主要大国将从全世界范围内排除竞争对手规定为自己的政策目标。“牵一发而动全身”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基本特征。 第二，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使人类拥有了空前巨大并仍在不断膨胀的物质技术手段。从19世纪下半叶起，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化开始从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阶段转向以电力的使用为标志的第二阶段。武器、交通运输与联络工具、通信手段等发生了重大的飞跃，尤其是出现了坦克、飞机、远程大炮、电话、电报、火车等。从人类主观意识的角度来看，世界开始变得越来越狭小，人类第一次感到有可能平等地对待、甚至驾驭养育了自己的地球了。 第三，帝国主义时代特有的经济、政治的不平衡发展（具体地表现为各国发展速度异乎寻常的跳跃性与经济、军事力量对比的突变性），以及世界被瓜分完毕的事实，又使得以欧洲为中心的伞形的国际结构趋于彻底动摇。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殖民狂潮使得世界最后一片土地也被列强瓜分完毕。这不仅导致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的崛起，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反冲击力，使得推行殖民化强权政治的资本主义各大国日益失去了相互间矛盾的“释放阀”。此时，一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大国，基于自身经济与军事力量的膨胀，却又要求占有更多的原料与市场，并在国际政治事务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在此情况下，大国间的冲突势必走向尖锐，并开始以欧洲殖民大国之间利益的直接冲突与火并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一个已经联成一气的世界上，大国间的利益关系相互渗透，这就又促使它们逐步形成若干秘密的同盟体系，从而使得以欧洲为中心的伞形的世界结构难以继续维持下去，昔日的种种国际行为规则也必定纷纷失效，并在事实上造成一种国际秩序的无政府状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程，同上述一系列发展有着明显的逻辑联系：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终形成，造成了战争世界化基本的政治与经济前提；工业化时代物质技术手段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战争世界化的必要物质基础；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伞形国际结构的动摇和大国间秘密同盟体系的形成，成为走向世界大战的直接动因。当一次大战刚刚发生时，列宁便提出，必须从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的各种发展中，特别是从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国际冲突的内在逻辑中去把握世界大战的根源，并得出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历史性结论。从“没有帝国主义也就没有世界大战”这一意义上来说，列宁的论断无疑是科学的。 问题在于，能不能对“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发展的产物”这一正确的命题作逆向的推导，得出“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的发展必然不断导致世界大战”的结论呢？——多少年来，历史学界有很多人便一直是这样做的。这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探讨中势必要涉及的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 如果同意这样的结论，那就意味着：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世界大战将成为一种“命定的”，因而是周期性的爆发进程。不管人们作怎样的主观努力，不管随着物质技术手段的更大发展战争对于人类的生存已具有多么巨大的危险（甚至是毁灭性的危险），也不管世界与人类社会本身（包括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内容与形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世界大战仍然将是悬于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并总有一天会斩断人类的咽喉。幸运的是，这种对世界大战的简单化的解释是靠不住的。且不谈它漠视了帝国主义时代除经济、政治外其他对于战争的发生、发展起着制约作用的重要因素（如人类对于自身经验的总结与反战争意识的发展），也漠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热核时代的到来与世界的多元化发展而使国际政治斗争传统手段与范畴发生的重大变化。至少，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程来说，这样的判断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发生，从根本上看，当然植根于迄至当时为止的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政治发展之中的。这不仅表现在一次大战后由帝国主义大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结构的极端脆弱性质上，更表现在它的发动者是一部分极端反动、贪婪并企图独霸世界的帝国主义国家——法西斯国家。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程而言，“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一命题，可以具体地理解为“法西斯就是战争”。 然而，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相比较，由于世界与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与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程显得更为曲折、更为复杂。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大国强权政治极端发展的产物与以欧洲为中心的伞形国际结构走向解体的结果，欧洲各主要帝国主义大国在战前很长时间内的政策行为无一例外地对大战的到来负有责任。也就是说，恰恰是它们各自的战前政策的总和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到来，因而很难指出谁是战争的“祸首”。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则有了极大的不同。 如果分析一下当时世界上实际存在着的各种力量及其活动，便可以看到：一方面，法西斯国家疯狂地推行帝国主义战争政策，不断地点燃起侵略的战火，从而构成了走向世界大战的“战争趋势”；但另一方面，当时的世界上存在着坚决反对法西斯侵略扩张的社会主义苏联；出现了像中国这样试图抵抗法西斯侵略、挣脱大国强权政治的摆布而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弱国或小国；即便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也有着由于在世界上有巨大的既得利益要保卫而并不希望走向战争的“非侵略的民主国家”，其政策则与帝国主义政策的传统形态有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在法西斯国家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反对走向战争的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这一切，客观上又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政治中的“反战争趋势”。如果再考虑到当时各国人民普遍的反战争心理，这种趋势就远远不止为一种纯粹的政治性因素了。 同上述情况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经历了一个很长的从局部战争到全面战争的发展过程。从历史的实际来看，这恰恰是构成“战争趋势”的各种力量、因素与构成“反战争趋势”的各种力量、因素不断组合、互相较量的过程。其中，存在着许多至关重要的关节点与转折点（如九一八事变、莱茵事件、慕尼黑会议、布拉格事件、法国的败亡等）。每一个关节点与转折点都是先前各种历史发展积累的结果，因而对当事者来说便存在着不止一种选择的可能性；选择的实际结果则又对于“战争趋势”与“反战争趋势”未来的力量组合与发展方向有着极大的影响，并将最终决定整个世界大战的爆发进程。 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不是偶然——它有着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种种深刻根源；但也绝不是“命定的”——与其简单地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当作某种“命定的”、不可避免的结局，毋宁更为客观地将它看作是一种由“战争趋势”与“反战争趋势”的交叉、会合而形成的充满可能性的过程。影响战争最终发生的种种因素，归根结底是在历史的实际发展中，通过当时人类实践活动中的一系列选择而发生作用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战争的爆发是这些选择的概然性（而非必然性）的结果。战争最终未能避免，并不是因为它本来就“命定地”不可避免，而只是因为人们的种种过错和失误，而使得它未能避免。 根据这样的认识，本书将遵循历史发展的轨迹，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程当作一种既深深地植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又是充满可能性的历史过程加以考察。这就意味着，不仅要注意对于帝国主义的一般阐述，也要注意对于二次大战前帝国主义的各种新的发展变化的特殊研究；不仅将二次大战的爆发进程看作是一系列历史事变的组合与积累，也要试图发掘出其内在的联系；不仅注意对于构成“战争趋势”的各种力量与因素的研究，也要认真考察事实上构成“反战争趋势”的各种因素与力量，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程看作是这两种趋势的不断交叉与会合而形成的、由人们的种种选择而决定的动态过程。 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这个题目是如此庞大，以我个人的学识与力量要对之进行全面的论述是极为困难的。严格地说，本书也只是一些研究片段的集合。对于这些片段的选择，不仅仅根据我对于它们在整个起源研究中重要性的判断，也受到了我个人的研究水平与能力（包括外语语种）的限制。由此，本书可以说只是一次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未完成的探索。问题在于，凡事总是要有人开个头的。也许，我的这个头开得并不好。但这毕竟是开了一个头。我衷心地希望我国学术界能有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更为全面、更富有学术价值的专著问世。 本文为《走向全球战争之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的“序论”。注释略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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