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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像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5分,上海沪宁车站，就在宋教仁事业即将达到巅峰，将要为中华民族的民主法制进程立下里程碑的关键时刻，三颗子弹无情地飞来。 像所有的血肉之躯一样，刚刚还谈笑风生的宋教仁先生，转瞬间倒在血泊中。人生之无常令人伤感。 宋教仁没有马上死去，而是在医院忍受极端苦痛后离去的。这种结局更是令人心碎。 剧烈的疼痛像毒蛇一样疯狂地无休止地折磨着宋教仁，使这位铁血男儿无法忍受，他呻吟着，恨不得马上死去，好了结这痛苦的生命。这是宋教仁平凡的一面，他没有古代英雄关云长那样神话般的意志，所以在无法忍受的时候，大喊着疼痛，让人惨不忍睹。
然而，宋教仁在临终前又显示了他不平凡的一面。在医院痛不欲生的时候，宋教仁仍不忘国事。此次他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原是为国为民，要调和南北，争取宪政立国的，没想到壮志未酬身将死。他授意国民党首领黄兴代拟致袁世凯总统电文一封： 这件事让人尊敬也让人痛心，智慧如宋教仁者，依然难脱文人的底色。他哪里知道，即便自己人品再好，“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犹，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但政治斗争的残酷，黑暗势力的恶毒，是不会怜惜什么“君子”的！而宋教仁所致信的袁世凯，却正是要他命的幕后主使！  宋教仁之死，为中国近代民主法制进程投下了浓重的苍凉色彩，令无数的仁人志士悲痛不已。他们不仅为宋教仁悲哀，也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担忧。正如于右任先生所说： 十几里的路程，十几层的人群，长长的聚汇着官绅商学各界人士的送殡队伍，他们在哀乐中叹息着、哭泣着……当人们在灵前向宋教仁鞠躬送别时，同声唱起了悲壮的悼歌：
各界人士追悼宋教仁 宋教仁,字遁初(亦称钝初),号渔父,1882年4月5日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香冲村。幼年入私塾,接受传统思想教育。1899年转入漳江书院学习,眼界始开,在了解到社会黑暗面的同时，萌生了反清志向。1903年，宋教仁以第一名考入武昌文普通学堂,接受革命思想,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当年六月，宋教仁与黄兴订交,纵谈天下时事,商议反清事宜。其言论引起官方注意,被迫离开学校, 回到湖南。1904年,宋教仁与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在长沙创立革命团体华兴会, 宋被推举为副会长。此后，他积极联络革命志士，策划发动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留学东京。 宋教仁志向坚定，怀忧国忧民之心，虽遭挫折，但继续革命活动。1905年1月，他与田桐等人发起组织了“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以研究学术为名，鼓吹反帝反清。不久之后，宋教仁结识了孙中山先生，二人志同道合，引为知己。宋教仁参加同盟会筹备会议，被举为同盟会章程起草人。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宋教仁当选为司法部检事长。与此同时，还担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庶务兼撰述员，以其雄健笔风备受称颂。
国内形势也在发生变化。1907年4月，宋教仁受同盟会委派，前往东北联络义军，试图与南方起义相呼应。起义再次失败，被迫避居大连,后复返日本,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并进行政治、经济、法律等学科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又与现实紧密相连。宋教仁显然试图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道路上有所作为。他进一步意识到专制和腐败是中国落后被打的两大病根，欲铲除病根，必须对症下药——最好的良药就是民主、法制、加强监督，而要达到这几点，又必须通过激烈的革命，铲除封建王朝。宋教仁虽在书斋，但时刻关注着势态的变化。 这一时期，宋教仁得到一个消息：日本试图将中国长白山下的延吉变为间岛，并入日本领土。为实现其贪恋野心，日本参谋部组织了长白山会、黑龙江会和南满株式会社，试图通过这三个组织逐步将中国的延吉、黑龙江和东三省吞并。其中，长白山会专门负责伪造证据、史料，以“证明”延吉是间岛。
宋教仁热血沸腾，面对祖国领土即将遭受严重侵犯的现实，他决定不顾个人安危，打入日本机构，研究出有力的对策。为此，他在友人的协助下打入长白山会，冒着生命危险，获悉了大量要把延吉变为间岛的伪证，并拍照留备铁证。退出长白山会后，宋教仁赶赴汉城图书馆和东京帝国大学，查阅大量的相关资料，终于完成《间岛问题》一书。此书以确凿无疑的史实,证明延吉地区向来是中国领土。此书深刻揭露了日军企图侵略我国领土的阴谋,维护了中国对延吉地区的领土主权。此后，当日本政府在中日谈判中气焰嚣张地谈到延吉主权问题时，中国政府由于有《间岛问题》一书作后盾，顺利地瓦解了日方的攻势，保住了这一领土。可以说，宋教仁功不可没。 鉴于同盟会在南方边远地区发动数次起义均遭失败的事实,宋教仁于1910年提出新主张,建议将革命重心转向长江流域,成立中部同盟会,组织领导长江革命。此举得到谭人凤等多数同盟会会员的支持,为日后武昌起义的爆发埋下伏笔。次年1月,宋教仁回到上海,担任《民立报》主笔。7月,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奉东京本会为主体”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宋当选为总务会干事,分掌文事部,积极推行“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的策略。  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抵达武汉,为湖北军政府起草《鄂州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在新政权的组成上，宋教仁同意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但坚持总统不握实权的责任内阁制。他认为：“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这一主张不仅与孙中山有分歧，也被各省都督府会议所否决。1912 年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被孙中山任为总统府法制院总裁。 其实，宋教仁最初是被孙中山提名为内务总长的，却没能在临时参议院通过。对此，有人为他抱不平，宋教仁却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显然，临时政府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危机。 不久，拥有重兵的袁世凯在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间极尽周旋恐吓压制离间之能事，窃取了革命果实。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声称拥护民主共和国，孙中山按照事先诺言“辞职引退”。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推荐唐绍仪组织第一任内阁,宋教仁被任命为农林总长。三月后,唐内阁垮台。7月初,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职务,致力于党务工作。 一、袁世凯所害怕的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前，革命党人为削弱袁世凯的权力，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应该享有诸多权利。明确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肯定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在政治体制上，从原来规定的总统集权制变为内阁负责制，希望以扩大总理职权、缩小总统权力的办法来防止袁世凯专权。这些规定为日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斗争建立了基础。 在资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宋教仁崇尚西方自由分权主义议会政治。他曾全面而广泛地研究过西方各国的制度建设。单在1906年，他便翻译过十几种著作，其中有《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澳大利亚 匈牙利制度要览》、《比利时 奥匈国 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各国警察制度》等等。日后的实践中，宋教仁的民国制度蓝图渐渐成熟。
在政府的组织形式上,宋教仁一贯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认为“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唐内阁垮台后, 宋进一步总结教训,认为只有建立政党内阁,才能把实权揽到革命党手中。政党内阁的实质,就是执政权应掌握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手中。因此,宋教仁认为建立一个在议会中占优势的政党是实现政党内阁制的第一步。为达到这一目的,他积极活动, 遂促成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的联合,于8月25日成立国民党。宋教仁被选为理事。此后不久,当选为理事长的孙中山委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其实是国民党实际上的负责人。 国民党的组建使宋教仁信心倍增,言“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共和党是袁世凯掌握的政党，代表着袁世凯的旧势力。接着,宋教仁等施展“极力联络”之政治、社交手腕,不断吸收新党员,壮大队伍, 积极筹划国会议员选举之事,企图以和平手段展开与袁世凯的争权活动。 一时间, 宋教仁成为民国政坛的核心人物,但也同时成为袁世凯想要独裁的最大障碍。 袁世凯曾告诉杨度:“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 为了控制宋教仁,袁世凯想尽办法,先是百般笼络,对宋称赞不已,并向宋许愿,表示让宋继陆征祥后出任总理。但宋教仁坚辞不干,必欲通过堂堂正正的竞争组成纯粹政党内阁。 袁世凯一计不成,又想以金钱收买,特地召见宋教仁,送价值三千元的全套西装,尺寸都是事先调查好的，非常合身。除此而外，袁世凯还慷慨赠送巨额支票，计洋50万元。宋教仁当时并没有驳袁世凯面子，但在第二天，他将所有物件原样奉还，并派可靠的人将自己的亲笔信交给袁世凯，信中称： 宋教仁以这种融通的方式拒绝了袁世凯，认为这样做非常妥当，应该不会得罪袁世凯。
岂不知袁世凯就是嫉恨宋教仁这样的人，权力金钱均无法收买，显然怀有大志。由此，袁世凯动了杀宋之心。 二、要法治，不要人治 宋教仁表面上离开中央枢纽，“退隐林下”，实则更加积极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当中。 为布置选举,宋于1912年10月18日离京南下,周游长江中下游各省,同时顺道看望离别八年的母亲和妻子。他在沿途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产生巨大影响。不久,传来国民党初选告捷的消息。选举结果是:众议院总额596名, 国民党占了269名,其他各党154名,跨党者147名,无所属者26名;参议院总额274名, 国民党占123名,其他党占69名,跨党38名,无所属者44名。国民党共取得参众两院总议席的392个,占45%,高居榜首。 宋教仁闻此消息,兴奋异常, 认为谋求政党政治的理想即将实现,遂迅速北上,打算绕道沪宁返京,准备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
北上途中,宋教仁不断抨击民国以来政治的腐败和统治者的无能,认为“几无一善状可述”“中华民国之基础，极为动摇，皆现之恶政府所造成者也”。针对当时盛行的“革命成功”声浪,宋十分尖锐地指出:“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可指种族革命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到达也。”因此, 他号召国民党人为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继续奋斗。 同时,他还指出具体途径,就是争取使国民党在国会占有绝对多数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 当然，所有的努力皆本着为国为民的原则，所以，宋教仁还提出：“总之，政策不良，国民以建设政府为入手，建设政府全借政党才识。若其他政党有建树之能力，则本党乐观成局，倘或放弃，则本党当尽力图维，此皆吾国民党员所应共负”，“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 这些活动引起了袁世凯及其他一些政敌的关注。 袁世凯视宋教仁为眼中钉，宋教仁也将袁世凯看作实现政党政治的最大障碍。他试图说服“最为愚呆脆弱”的黎元洪，让其出面与袁世凯竞选总统，由国民党予以支持，日后好将权力一手抓过来。但遭到黎元洪的拒绝。 1913年3月18日，宋教仁在国民党交通部公宴会上做演说，这是他生平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内容如下： 由上可见，宋教仁也是“要法治，不要人治”的重要倡导者。 三、生命的最后时光 宋教仁是在1913年3月中旬接到袁世凯邀其北上共商国是的急电的。他决定即刻赴京。 有人嘱咐他处处小心,以防意外,但宋不以为然，坦言说道: “吾一生光明磊落, 平生无夙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党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 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谣言耳,岂以此懈吾责任心哉!” 友人发来密函，告诉宋教仁：“先生在南京时即有人潜随其后，欲图行刺。先生还是谨慎为好。” 宋教仁仍泰然处之。 他哪知道,一双恶毒的手已向他伸来。
《真理画报》揭发谋杀宋教仁案有关人员 3月20日,宋教仁在毫无戒备下被行刺。 当时，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陈其美等友人簇拥下来到车站，宋教仁踌躇满志地向朋友们告别。不料，突然三声枪响，紧接着一个黑影迅速逃窜，向远处狂奔。宋教仁捂着肚子，痛苦地对身边的于右仁说：“我中枪了。”于右仁等人赶忙将宋教仁扶上一辆汽车，向老靶子路沪宁医院飞驰而去。 与此同时，随行众人纷纷叫喊巡警，让他们抓住歹徒。可是，说也奇怪，往日开夜车时必有巡警在车站巡逻，而出事时却不见一个巡警。 候诊室里，宋教仁一边捂着伤口，一边对身旁的于右任说道： 医生检查伤口，发现宋教仁中弹处是在腰部脊骨的左边，子弹斜穿着到了右腹，流血虽不多，但因伤处接近心脏，很不好治，也给宋教仁带来巨大的痛苦。医生好不容易将子弹取出，然后注射了止痛药水，但宋教仁仍然疼痛万分。
两天后，年仅31岁的宋教仁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实在想不出自己是被什么人暗杀的，只能叹息着说：“罢了！罢了！惜凶手在逃，不知误会吾者为何许人。” 最后，在他不能说话的时候，他的双手做成合十形，似乎是在跟大家告别。 黄兴强忍心中的悲痛，俯身对宋教仁说：“遁初，你放心去吧。” 宋教仁之死引起举国悲悼,入殓时,吊唁者不绝于途。 时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闻迅急忙赶回上海,亲致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国民党常熟分部的挽联是：“谁发杀机，吾党危民国亦危，当道有豺狼，共指妖氛缠北斗；统筹全局，先生死主义不死，经天如日月，齐心孟晋视南针。” 另有署名“国民党一份子”的挽联,上面赫然写着：“为国捐躯真豪杰,此仇不报非丈夫! ” 宋教仁之死却成了人们心中永远的痛。1914年，于右任写《宋教仁先生石像赞》，哀叹道： 直到现在，宋教仁的名字仍不时地跳入世人的眼睛，让人们常常想起他的事迹，想起他的思想，想起他因何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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