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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受贿犯罪的形式日趋隐蔽和复杂。其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他人（请托人）提供的股票账户和资金进行炒股，约定盈利归己、亏损由他人（请托人）承担的行为，已成为一类新型受贿方式。本文结合办案实践，通过虚拟案例，从纪检监察角度解析此类行为的定性、取证与认定要点，为一线办案人员提供参考。
王某，某市某局副局长。2018年至2021年，王某利用职务便利，在工程项目审批、验收等方面为私营企业主李某提供帮助。2020年3月，李某为感谢王某，提出提供300万元资金供王某炒股，使用李某名下的证券账户，由王某实际操作。双方约定：盈利全部归王某，亏损由李某承担。王某表示同意。 此后，王某使用该账户进行股票交易。至2021年6月，因股市波动，账户亏损约85万元。王某因担心被查处，将账户交还李某。李某表示亏损由其承担，“算是一点心意”。 定性：笔者认为，在相关证据链完整的条件下，该85万元应当认定为受贿。  （一）本质是权钱交易 表面看，王某并未直接收受财物，甚至账户内资金全部亏损。但核心在于双方约定“亏损由李某承担”。这实质上是王某利用职权为李某谋利后，由李某以承担投资风险的方式向其输送利益。 （二）“亏损”属于财产性利益 根据“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笔者认为，财产性利益既包括积极利益（如获得金钱、实物），也包括消极利益的减少（如债务免除、损失转嫁）。 王某炒股亏损由李某承担，等同于王某免除本应自行承担的85万元债务，属于典型的财产性利益输送，应计入受贿数额。 （三）符合受贿罪构成要件 主体：王某系国家工作人员。 行为：利用职务便利为李某谋利，并接受李某为其承担炒股亏损。 故意：双方对“盈利归王、亏损归李”的约定心知肚明，王某明知这是对其职务行为的回报。 对价关系：李某承担亏损，是基于王某职权及其已提供或将提供的帮助。  （一）重点证据类型 言词证据： 王某关于约定内容、操作过程、归还账户动机的供述； 李某关于提供资金、约定盈亏承担、承担亏损作为感谢的证言； 其他知情人员（如亲属、同事、朋友）证言。 书证与电子数据： 证券账户开户资料、资金流水、交易记录； 王某与李某的微信、短信沟通记录（如有）； 银行转账凭证（李某向账户注资的记录）； 王某职务行为与李某业务关联的文件、审批材料。 鉴定意见： 对账户交易流水、亏损金额的司法会计鉴定； 必要时对电子数据进行提取与固定。 （二）取证注意事项 约定内容固定：此类案件往往无书面协议，需通过多次询问、细节印证等方式还原口头约定。 资金流向清晰：明确资金来源于李某，账户虽在李名下，但实际由王某控制操作。 亏损时点确认：关注账户交还时间点，以该时点市值计算亏损金额。 职务关联证明：收集王某为李某谋利的证据，建立“职权—帮助—利益输送”逻辑链。
（一）受贿数额的计算 应以王某交还账户、李某表示承担亏损时，账户市值与初始资金的差额为准。虚拟案例中，即亏损的85万元。 不宜以股票最终抛售价格计算，因为： 一是，交还账户后，受贿人王某已失去控制，后续涨跌与其无关； 二是，符合司法经济原则，避免因股价波动导致数额无法确定； 三是，以交还时点认定，符合权钱交易终了的实质。 （二）犯罪既遂时点 受贿罪以实际取得财物（或财产性利益）为既遂。本案中： 王某在李某表示承担亏损时，已实际免除债务，受贿行为既遂。 即使后续股价上涨，也不影响既遂成立，上涨部分不属于王某受贿所得。  （一）“亏损是不确定的，能否认定为受贿？” 亏损虽随股价波动，但在交还账户时已成为确定金额。王某通过约定将投资风险完全转嫁，其获得的“亏损免除”是确定的财产性利益，应当认定。 （二）“本金是否属于受贿？” 双方约定指向的是盈亏，而非本金。王某未占有本金，本金不宜认定为受贿数额，也不宜作为犯罪工具没收。实践中一般按“借用”处理。 （三）“如果后来股票赚钱了，怎么处理？” 受贿数额以既遂时点（交还账户时）的亏损额认定。之后股价上涨盈利与王某无关，不应追缴。若下跌更多，亦不追加认定。 （四）“当事人辩称是'民间借贷’或'合作投资’怎么办？” 重点审查： 1.是否有合理借贷手续或投资协议； 2.盈亏承担方式是否合乎常理（正常合作应共担风险）； 3.双方身份关系与职务关联； 4.资金使用与归还背景。 笔者按：用他人资金炒股亏损由他人承担的行为，是受贿犯罪的新型变异，但其权钱交易的本质并未改变。纪检监察干部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紧扣受贿罪构成要件，坚持实质判断，强化证据固定，做到精准定性、不枉不纵。这既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具体体现，也是提升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水平的必然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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