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武宗 学 天下武功 功派夫 日日勤修炼·铁杵磨成针 以武学打开世界·智者不匹夫 武者无懦夫 自古以来，读书人有科举这座独木桥，那膀大腰圆、孔武有力的练家子们，总不能光靠一身肌肉在街头卖艺吧？朝廷也需要能打仗的将才。于是，一位非常懂得“广开才路”的女性领导者——唐代的武则天，在长安二年，也就是公元702年，大手一挥，开创了武举制度。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上来就设定了长垛、马射、步射等一系列射箭项目，外加马枪、翘关（举重物）、负重等硬核体能测试，甚至对身材都有要求，可以说是古代版的“体能之王”挑战赛了。从此，天下习武之人有了一个官方认证的晋升渠道，封建王朝也有了源源不断补充军事人才的“兵源库”。 唐朝的武举，更像是一场初创的、偏重于个人勇武的竞技比赛，制度上还有点糙。到了宋代，武举才算真正被纳入了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科举大家庭，流程规范化，分为外场考武艺和内场考理论，变得有模有样了。元代那会儿，统治者可能觉得自家军队够猛了，就暂时把这事儿给停了。真正把武举这项事业推向高潮的，还得是明清两代，尤其是清朝，简直是武举的“黄金时代”。 明朝虽然起步早，但武举制度一直有点摇摆不定，一会儿六年一考，一会儿三年一考，考试内容也是先考理论再考弓马，理论不过关，连展示肌肉的机会都没有。万历年间，曾有大臣提出过一个极具前瞻性的改革方案，主张初试考马步箭、枪刀剑戟、拳击格斗；复试考安营扎寨、地雷火药、战车布阵；终试则考察兵法、天文、地理等综合知识。这套方案要是当年能落地，培养出来的绝对是全能型的军事指挥官，可惜朝廷没当回事，只是嘴上说说，不然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直到崇祯皇帝时期，武举才迎来了历史性的高光时刻。崇祯四年（1631年），一场武会试中，能耍得动百斤大刀的猛人只有王来聘和徐彦琦两位，结果放榜时徐彦琦居然名落孙山，舆论顿时炸了锅。崇祯皇帝觉得这里面有猫腻，一怒之下把主考官、监考官全给办了，亲自下令复试。复试后，他不仅钦定了王来聘为一甲第一名，也就是武状元，还参照文科的规矩，搞起了分三甲、赐宴等全套流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头一遭，王来聘也因此成了有据可查的第一位“武状元”。不过，总的来说，明代的武官主要还是靠祖上荫庇和从军队基层提拔，武举只是个补充，所以通过这条路出来的人才并不算多。这里有个好玩的插曲，明末那位鼎鼎大名的熊廷弼，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他身高七尺，胆识过人，左右开弓箭无虚发，先是中了湖广的武乡试第一名，后来觉得不过瘾，弃武从文，又考了个文乡试第一，第二年还中了进士。他家大门上挂的匾额写着：“三元天下有，两解世间无”，意思是连中三元的状元历史上还有几个，但像他这样文武乡试都拿第一的，简直是绝无仅有，堪称学霸与猛男的完美结合体。 到了清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清朝统治者靠着弓马骑射打下江山，对武力值有着天然的崇拜和重视。他们基本沿袭了明末的武举制度，但在重视程度上，简直是天壤之别。虽然军队里还是以行伍出身的军官为“正途”，但通过武举考试上来的科班出身者比例越来越大，朝廷也大力宣传，制度越来越严密，录取也相对公平，这就彻底点燃了民间习武者的热情，大家削尖了脑袋都想来考个功名。可以说，清代的武举为国家输送了海量的军事人才，其中不乏一些响当当的人物。 清代的武举考试，完全是照搬文科那套“考编”流程，搞得有板有眼，共分四个等级，一级比一级难。 第一级是“童试”，在县里、府里考，考上了就是“武秀才”。这只是入门券，有了这个身份，你就不再是普通老百姓了，见了县官可以不跪，也算是个小小的特权阶层了 。 第二级是“乡试”，在省城举行，考上了就是“武举人”。这一下身份就大不同了，算是半只脚踏入了官场，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即便没考上更高级别的，也可以去兵部注册，等着分配个小官当当，或者在本省的军营里谋个差事。 第三级是“会试”，那得去京城考了，能过关的，就是“武进士”，这已经是全国武林高手的顶尖存在了。 最高级，也是最激动人心的，就是“殿试”。所有武进士齐聚一堂，在皇帝老子眼皮子底下进行终极对决。这场考试通常由皇帝亲自担任主考官，规格极高。考完后，就要分出个三六九等，也就是所谓的“三甲”。一甲只有三个人，分别是冠军“武状元”、亚军“武榜眼”、季军“武探花”，合称“鼎甲”，会被授予“赐武进士及第”的最高荣誉。二甲有十几名，获得“赐武进士出身”的资格。剩下的都归为三甲，获得“赐同武进士出身”的资格。 这不同等级的待遇，那可是云泥之别。武状元绝对是全场最靓的仔，出尽了风头。放榜之后，状元郎可以披红挂彩，骑着高头大马在京城里游街三天，接受万众瞩目，这就是所谓的“夸官”，那场面，简直就是古代版的“超级巨星”巡演。游街结束后，兵部还会专门为新科进士们举办盛大的“会试宴”，也叫“鹰扬宴”或“会武宴”，在宴会上，皇帝会赏赐武状元一套崭新的盔甲和一把锋利的腰刀，其他进士也能领到赏银，大家一起吃好喝好，庆祝金榜题名。 考上之后，授官也是立竿见影的。清初顺治年间规定，武状元直接授予正三品的参将，榜眼是从三品的游击，探花是正四品的都司。二甲进士授正五品的守备，三甲的也能混个从五品的署守备。到了康熙年间，政策又变了，一半人去军队里当带兵的营职官，另一半则成为皇帝身边的宫廷侍卫，也就是卫职。雍正五年（1727年）又做了微调，武状元直接当御前一等侍卫，榜眼、探花是二等侍卫，再从二甲里挑十个尖子生当三等侍卫，剩下的才去兵部排队等实缺。这之后虽然有些小变动，但大体框架就这么定下来了。 那么，想成为人上人，到底要经历怎样残酷的考验呢？清代武举考试通常三年一次，偶尔皇帝一高兴，还会加开“恩科”，多招几个人，以此来笼络人心。考试分为三场，前两场考的是实打实的身体素质和武艺，称为“外场”；第三场考文化课，称为“内场”。 第一场，考的是马上射箭。考生需要骑着飞驰的骏马跑三趟，总共射出九支箭，只要有三支箭命中靶子就算合格，否则第二场就没你什么事了。到了乾隆年间，为了考察骑手在马上俯身射击的能力，还增加了一项名为“拾帽子”的马射“地球”项目，难度又上了一个台阶。可以想象一下，在颠簸的马背上，既要控马又要拉弓瞄准，这绝对是人马合一的高超技艺。 第二场，考的是步射和技勇。步射同样是九支箭，命中三箭（有的地方要求低一些，两箭即可）就算过关。重头戏是后面的“技勇”三项，这纯粹就是力量的比拼，考验的是你有没有一身蛮力。 第一项是拉硬弓。考场准备了十二力（约144斤）、十力（约120斤）、八力（约96斤）三种规格的硬弓，还有更变态的“出号弓”。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选择，要求是连续拉满三次，弓弦必须拉到顶，动作要标准。这不仅是臂力，更是全身协调发力的体现。 第二项是舞大刀。刀也分三个重量级：一百二十斤、一百斤、八十斤。考生选好刀后，必须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完成左右闯刀过顶、前后胸舞花等一系列规定动作，一套下来要行云流水，不能有丝毫停顿。那一百多斤的铁疙瘩在手里耍得跟风车一样，没有几百斤的力气和高超的技巧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第三项是“拿石子”，官方名叫“掇石”，其实就是举石锁或特制的石块。石头也分三号，头号三百斤，二号二百五十斤，三号二百斤，同样也有三百斤以上的“出号石”供猛士挑战。考试要求考生将石头从地上提起，稳稳地托到胸腹之间，然后利用腰腹力量，将石头的底部左右各翻出来一次，这个动作叫“献印”，寓意着把官印献给皇上，整个过程要一气呵成。 这三项力量测试，考生必须在弓、刀、石中至少有两项达到头号或二号的成绩，如果三项里有两项以上都是最低的三号成绩，那就直接淘汰，连参加第三场文化课考试的资格都没有了。乡试和童试的要求会相应降低，比如弓、刀、石的重量会轻一些，射箭命中两箭就算合格。 第三场，就是让大多数武夫们头疼的文化课考试，也叫“内场”。最初考的是策论，相当于结合时事写议论文和简答题。顺治时考两篇策、两篇论，题目从“四书”和兵书里出。康熙年间觉得太难，减为一篇策、两篇论，策题出自《孙子》《吴子》《司马法》这三部经典兵书，论题只从《论语》《孟子》里出，难度有所下降。到了乾隆时，又简化成策、论各一篇，题目都出自《武经七书》。最后到了嘉庆年间，朝廷发现很多外场成绩爆表的猛男，一到内场就抓耳挠腮，写出来的文章简直没法看，实在不忍心因为文化课刷掉这些好苗子，于是干脆取消了策论考试，改为默写《武经七书》里的一段文字，通常也就一百来字。 这种一味的迁就，使得武举的文化水平要求越来越低，内场考试几乎成了走过场。这下可好，本来社会上就有些文人看不起武人，觉得他们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莽夫，这么一改，更是坐实了这个刻板印象，武举的社会地位也大不如前了。其实康熙皇帝早就意识到了文武分科的弊端，他曾试图打破壁垒，允许文科生考武进士，武科生也可以转考文进士，希望培养出文武双全的通才。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整个清朝，真正这么干的人寥寥无几。文人鄙视武夫，武夫不屑文墨，文武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能文能武的复合型人才也越来越少，这不能不说是科举制度的一大弊病，也是清朝中后期朝堂上缺少既能运筹帷幄又能冲锋陷阵的将相之才的原因之一。 清朝一共进行了一百零九次武会试，比文科少了三次，也就是说，总共产生了一百零九位武状元，以及同样数量的榜眼和探花。与文科状元不同，武科鼎甲们的资料保存得相当不完整。文科进士考上后，姓名籍贯都会被刻在国子监的“进士题名碑”上，流传后世，而武进士就没有这个待遇，这本身就反映了“重文轻武”的社会现实。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这些武状元的地域分布很有意思。北方省份明显占据了绝对优势，简直是“武状元生产基地”。在籍贯可考的九十五位武状元中，河北省独占二十八名，遥遥领先。山东以十三名紧随其后，再往下是浙江、江苏、河南、山西等省。河北省自古就是燕赵之地，民风彪悍，尚武风气浓厚，加上民间对应试教育有自己的一套体系，所以武状元出的多也就不奇怪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状元的分布。清朝一百多位文状元里，江苏省就贡献了四十九位，占了将近一半，而河北只有区区四名。江苏文状元多，武状元少；河北武状元多，文状元少，这种“南文北武”的格局，清晰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南北方的文化差异和人才特点。当然也有像山东、浙江这样文武发展比较均衡的省份。 在这些武状元中，汉族占了绝大多数，但少数民族里的回族表现尤为抢眼。回族向来以勇武著称，乾隆皇帝都曾夸赞说：“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姓，每出将种。”像康熙朝的武状元扬州人杨谦，乾隆朝的任邱人哈攀龙、献县人哈廷梁，嘉庆朝的邓县人马殿甲等等，至少有九位武状元是回族人。哈攀龙一家更是“一门三提督”，祖孙三代都是高级将领，成为一段佳话。 武举考场上也留下了不少传奇故事和有趣的人物。 比如，古代科场有个最高荣誉叫“连中三元”，就是乡试、会试、殿试都考第一。清代文科只有两人做到，武科也有两位。其中一位叫王玉璧，他更厉害，是“连中四元”。他先是明朝崇祯年间的浙江武解元，改朝换代后，又在新朝的顺治八年考了个武解元，第二年接着拿下会元和状元，这履历简直是开了挂。 还有一位叫马全的仁兄，堪称“复活赛之王”。他原名马琮，山西人，武艺超群但性格耿直。乾隆十七年，他考中了武探花，后来因为跟同事打架，把人从衙门一直追打到城外，双双掉进护城河里，结果被弹劾罢官。几年后，他改名马全，卷土重来，从乡试一路考到殿试，居然又拿了个武状元。乾隆皇帝在殿试时认出了他，爱才心切，不仅没追究他改名换姓的“欺君之罪”，反而给了他重新为国效力的机会。后来，马全在平定金川的战役中英勇殉国，他的故事也成了武科场上的一段传奇。 江苏泰州还出了一对“状元兄弟”，哥哥刘荣庆是乾隆四十九年的武状元，仅仅三年后，他的弟弟刘国庆又中了乾隆五十二年的武状元，一门双状元，在清代是独一份。 不过，武举考试也有严格的规定。比如对年龄就有门槛，超过六十岁就不允许参加乡试和会试了。道光年间，安徽有个叫符成梅的八十四岁老童生，居然通过了乡试的三场考试。地方官上报朝廷想为他请个官职，结果道光皇帝大怒，认为这是“违例妄请”，不仅把报请的官员革了职，还把负责审核的学政、巡抚等人一并处分了。从保证武官队伍的战斗力来看，道光皇帝的做法倒也不无道理。 然而，无论武举制度曾经多么辉煌，它终究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西方世界的坚船利炮叩开国门时，这套以弓马刀石为核心的选拔体系就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了。 鸦片战争之后，清军在与外敌的交战中屡屡败北，武举选拔出来的人才，在面对现代化的火器时，暴露出了巨大的差距。这不仅仅是长矛大刀与机关枪大炮的装备鸿沟，更是军事思想和综合素质上的代差。尽管如此，整个清廷上下依然抱着老祖宗的规矩不放，得过且过。 其实，早就有人看出了问题。咸丰年间，学者冯桂芬就写文章主张停止武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在战场上立功的大将，行伍出身的远多于科甲出身的，武科选拔的人才质量比文科还差。可惜他当时只是李鸿章的一个幕僚，人微言轻。后来，两江总督沈葆桢也上奏请求废止武科，结果被慈禧太后给拒绝了，还挨了顿训斥。 直到甲午战争惨败，朝野上下的改革呼声才再次高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大臣荣禄上奏说：“现在火器这么流行，弓箭早就没什么用了，练习这些过时的东西，跟写八股文一样，都是导致国家积弱的原因。”他主张在各省创办武备学堂，用西方的军事课程来培养新式军官。这个提议虽然没能立刻得到响应，但已经敲响了武举制度的丧钟。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武会试照常举行。此后，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内外大臣们纷纷请求废除弓、矢、刀、石，改考枪炮。 最终，在光绪二十七年，也就是1901年，这项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二百多年的武举制度，被清政府正式下令废止。取而代之的，是像天津武备学堂那样的新式军事院校，它们开设测绘、炮法、算法、外语等现代化课程，招收有文化基础的年轻人，旨在培养能够适应新时代战争的军事人才。 武举制度的废止，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仅仅十年后，那个曾经依靠铁骑劲弓征服天下的庞大帝国，也随之宣告了它的终结。回望这段历史，武举制度既为国家选拔了无数勇士，也因其固步自封、脱离实战而最终被历史所淘汰。它就像一个曾经力能扛鼎的巨人，在时代的洪流面前，终究没能跟上世界的脚步，留下一个复杂而又令人唏嘘的背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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