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汉字的起源
汉字的起源要说明从没有汉字如何到有了汉字，因此，它的资料必然是未经汉字记录过的，它的结论不能一一验证，只能是建立某种假说。科学的假说也是有充分依据的，其中的推论也要符合逻辑。这方面，现代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文字学家都做出了一些成绩，虽然有些说法还存在分歧，但在大的框架上，已经有了不少共识。这里择其要介绍。
一、建立汉字起源假说的原则和依据
历史发展的总规律是越远古越缓慢，人类经过漫长的蒙昧野蛮时期，逐渐进入了文明时代。现今史学界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而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文字的产生和应用。因此，我们从一般逻辑判断，一种文字总是在蒙昧通向文明的转折点上诞生，这应当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
世界上文明的发生都在大河流域，因为，水源和动植物给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可能的生态条件。中国的文明在黄河流域诞生，它是独立发展的。汉字──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独立产生的，它和埃及圣书字、古代苏美尔文字、原始埃兰文字和克里特文字等，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汉字和这些古老的文字一样，都经过由图画文字到表意文字的阶段；而它与其它古老文字不同的是，那些古文字在演变中有的停止使用而丧失了生命力，有的变成了拼音文字，有的甚至不可识读，被外来文字取代，唯有汉字，没有停顿地被使用至今，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有着日渐严密体系的表意文字。
既然汉字发展的历史没有中断，那么，我们沿着它踏出的足迹向上追溯它的起源，应当是可能的。但是，现存最早的汉字甲骨文产生在殷商时代，距今大约有三千四百年的历史。它已是一种有着比较严密体系的文字。小屯的殷墟文化，仅从它相当发达的冶炼技术和铜器、陶器、玉器上的艺术纹饰看，便可以确定它已是高度发达的文明。所以有人说，如果把殷墟文化看作中国文明的诞生，那就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就有了白胡子。近年来，在西安市郊区长安县花楼子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刻在骨笄、兽牙和兽骨上的刻符，据说已经清理出单体文字十多个。这一文化遗址属龙山文化晚期。有人把这些刻符也称作甲骨文，而因此把甲骨文产生的时代推前了一千多年。但是，从汉字学的角度看，殷墟甲骨文是一个成熟的文字体制的专称，在没有证实长安刻符与殷墟文字的历史源渊关系时，我们不能把凡是刻在甲、骨上的符号都称作“甲骨文”，而把它和殷墟文字挂在一起。
我们完全可以推测，甲骨文产生的时代，恐怕不会处在中华民族由蒙昧走向文明的路口。汉字在进入甲骨文之前，必定还有一段相当长的历程。但是，沿着甲骨文再向前追溯，可以证实汉字历史面貌的文物与文献还不够系统和充分，因此，对汉字的起源，只能以不连贯的历史证据和依照发展逻辑的推测为基础，建立科学的假说。
建立关于汉字起源的假说，首先应当弄清，原始汉字处于什么状态就算已经产生了。考古学家们认为，只要发现了一种有标示作用的符号，就可以确定为汉字起源的初阶。文字学家们认为，文字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原始的标记符号必须脱离了任意绘形、任意理解的阶段，产生了一批具有约定的意义、可以记录语言中的词──也就是有了固定读音──的单字，并且可以开始进行字料的积累的时候，才能算已经产生了。要达到这个状态，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条件，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生产组织进一步严密，居住点与政治中心确立，继承法定，才使口语的局限变得日益突出，超越时间与空间限制的文字才不得不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是文字发展本身的条件，文字正式产生以前，必须有一批可以书写、可以传递的图画或符号，可以用来演变为字符，有了这些可以称作“前文字现象”的材料为基础，才有创造文字的可能。我们综合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的看法，在讨论汉字起源问题时，取一个时间上线与下线的幅度。这个幅度或许会有一两千年，但这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仍然是十分短暂的。
汉字究竟何时起源？起源时的情况如何？是根据以下四种材料来进行推断的：
㈠、根据世界文字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来推断；
㈡、参考对历史有折射反映的神话传说；
㈢、根据仅有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的书面文献记载；
㈣、根据已经发掘出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的考古资料。
二、世界文字产生时的一般状况
人类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异地的交往扩大，异时的记忆量增多，口头语言的局限急待克服，这时，首先可以用来传递信息的是具有记号性质的实物。结绳和契刻这两种记事方法几乎遍及各大陆。根据记载，古埃及、古波斯、古代日本都曾有过结绳之事。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考察，近代美洲、非洲、澳洲的土人，我国的藏族、高山族、独龙族、哈尼族……也都有用结绳记事的风俗。秘鲁的土人用数条不同颜色的绳，平列地系在一条主要的绳子上，根据所打结或环在哪条绳上、什么位置和结、环的数目，来记载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的人口数。这表明，结绳确实是历史的遗存。至于刻契，主要用于战争和交换，在超越空间限制传递信息上，功能大于结绳，但记事的功能更弱，历史的普遍性也较差。不过，以齿记数的作法，对文字的产生也会有启发，作为前文字的一种现象，也是可信的。我国西南某些少数民族(如基诺族)，在四十多年之前还一直使用刻木记事的方法。但这些方式只能是对自身记忆或双方默契的提示，对毫无关系的两个人，不加有声语言的解释，便不具有交流思想与交际的性质。有些实物经约定后可以作为固定意义的信号。例如，中国古代的虎符，必须契合才有传递命令的作用。《孟子》记载，依照周礼，召唤守苑囿的虞人要用皮冠，如用旌召唤，虞人可以不去。这些，都是原始人实物传递信息的方式在军事、政治上的残留。这种方法，也只能用于特定的场合，传达极为单一的意义。
一种可以用于较大范围又能传递较多信息的手段，必须使接受信息的人与发出信息的人想到的是同样的事物和内容。在人类文明的起点上，唯有写实性图画可以起到这种作用。因为，写实性图画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它具有独立的说明性，而且，不同的图画所具有的区别性，可以使不同的信息得以区分。所以图画用于传递信息，是文字的源头。而用图画来传递信息，开始时有些近似绘画艺术的作用，靠的是它的直观性和形象性，绘形越细致，给予对方的信息量越大也越准确，越能沟通信息的发出者与接受者。下面的四幅连续图画被称作图画文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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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塔斯马尼亚总督给土著人的图画文字信，建议和解，同时指出破坏和约者会遭遇的后果。(转引自苏Β.Α.伊斯特林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可以看出，它是用以传递信息的图画，并没有获得文字的资格。因为它是凭着完全写实的图形，使收信者从直观上理解写信者的意思的。经过信息传递的多次重复，使某一绘形与某一意义建立了固定的联系，形意关系带有了约定性，这才有了图画文字的性质。图画文字具有的形意关系，不是与语言对应的，而是超语言的。也就是说，这些符号可识而不可读。人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单位，选择不同的词句去指称它的意义。例如，商代的铜器上，常常有一些图像，是作为征伐的标志的。只要看到这种众人聚在旗下的形象，就可知这一铜器与征伐有关。但它并没有与哪句话或哪个词固定地建立起关系。因此，它还属于文字画或图画文字的性质。
图画文字发展为早期象形文字，最主要的变化，在于它直接成为语言的符号，变得可识可读。另外，它的总体的直观性经过分析，变为一形即一词。这时，完全写实的绘形就演变为象征的或局部替代的，只要所绘与所指保持理据，能使人识别就可以了。图二是北美印地安人用来表达抽象概念的象征性图像。它已摆脱了写实，析成单图，只是尚未与词对应，有意而无音。因此，它可以看作由图画文字向早期象形文字过渡的一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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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北美印地安人图画文字中用来表达抽象概念的象征性图像(转引自伊斯特林著《文字的产生与发展》)
1－生命(神话中有角的蛇)；2－死亡(头朝下的动物或人)；3－幸福、成功(龟)；4－灵巧(双翼代替两手的人)；5－战争(带箭的弓)；6－和平(插着羽毛的和解烟斗)；7－讲和(人吸和解烟斗)；8－友谊(联在一起的手)；9－爱情(联在一起的心)；10－注意、听(两耳边有波形线的头)；11－危险(两条蛇)；12－保卫(狗)；13－祈祷(举手朝向天及诸神)。
在图画文字发展为象形文字的过程中，原始的花纹图案也是远古时代约定符号的来源之一。在花纹图案中，某些表义成分常常转化为图画字，然后又转化为表词字。在东欧草原地带发掘的公元前二十世纪末至前十世纪初期木椁文化的陶器，上面有许多象征性的花纹图案，例如圆圈象征太阳，波形线象征水，十字形象征四面八方……它们与以后产生的文字常常有渊源关系。
三、有关汉字起源的记载和传说
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汉字起源的文献记载，最早来自周秦的典籍，而且大都是传说，有的还带有神话色彩。但是，神话与传说有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根源，往往是某些历史现实的折射反映。关于汉字起源的历史旧说，并不都是无稽之谈，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信传。尽管这些传说并非汉字起源历史面貌的详尽写实，但是，它们对推断汉字起源前后的状况和推断汉字起源的大体时间，都是很有价值的。
有关文字起源的传说，大体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关于前文字时期的传说，另一类是关于创造文字本身的传说。从这些传说中，我们可以窥见原始汉字发生的因由，以及由原始汉字向成熟的文字体系过渡时的一些历史状况。在这些传说中，结绳说与仓颉造字说最值得我们注意。
汉字产生以前，中国曾有用实物记事的阶段。结绳和刻契是其中的重要手段。结绳记事的说法首见《易经·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庄子·胠箧篇》也说：“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留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根据这两个说法，上古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用结绳记事，神农氏是用结绳的最后时代。至于结绳这种记事方法如何施行，《周易正义》引《虞郑九家易》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人们把结绳与文字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人类创造结绳记事的方法与发明文字的想法是很一致的。一件事情要想保留在人的脑子里，只有在记忆所能达到的时间和准确度之内，才是可能的。但记忆的延续时间和可负荷的容量都是有限的，只有用外部的标志来提示它。人们在相互约定某一事情后，也需要有一种客观凭据以便长期遵行。前者是记录某种思想内容，后者是记录某种交往内容，使这些内容超越时间的限制，这正是激发人类发明文字的动因。也就是说，到了结绳时代，文字产生的主观要求已经具备了。结绳的可区别性很低，只能用结大结小来标记大事小事，像秘鲁土人用不同颜色的绳并在一起，再加上颜色与结绳位置的区别，最多也只能传递十几种至几十种信息，所以，它的记录功能是很弱的。但是，它既有治事的作用，后来又用于约誓之事，能够“各执以相考”，因而也必然具有一种约定的内容；原始社会的人群活动范围还不很大，对记事符号的交际功能要求不高，突破语言的时间限制比突破空间限制更迫切一些，结绳作为一种视觉的记事符号，在记事的数量和明确性上虽然极为寥寥，但它是一种成功的尝试。从结绳到文字，虽然发展了几千年，但在性质上，距离已不很遥远。结绳说既有后代民俗作为确证，又可从历史发展的逻辑上分析出它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时间错乱的“八卦”说，虚玄的“河图洛书”说，是不可能与结绳说同日而语的。
在有关创造汉字的传说中，仓颉造字说也是一种有价值的传说。这种传说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的文献里。《吕氏春秋·君守》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荀子》、《韩非子》也有关于仓颉造字之说。到了秦汉时代，仓颉造字说流传更广，影响更深。《淮南子·本经训》有“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传说。李斯统一文字时所用的课本，第一句就是“仓颉作书”，所以称作《仓颉篇》。把前人传说吸收后加以整理，正式写入早期汉字史的是东汉的许慎。他在《说文解字·叙》里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又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文心雕龙·练字》沿袭许慎的说法，才有了“文象立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的名句。
对于仓颉造字说，过去的历史学家们着眼于考证仓颉是否实有其人，如果有，大约在哪个年代。由于确凿史料的缺乏，很难得出结论。而在我们看来，仓颉造字说的可取之处，主要在于它说出了汉字起源的一些道理，许多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首先，这种传说把结绳与仓颉造字衔接起来，认为在“庶业其繁”以后，结绳无法适应更多、更快地记录、传递信息的需要，人们必须探索新的方式，创造更多的相互区别的符号，来记录更多的信息。在“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的时代，人们从鸟兽蹄迒之迹得到了“依类象形”、“分理别异”的启示，逐渐创造了文字。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其次，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也是有道理的。文字产生在国家形成过程中，首先是政事往来的需要。所以，汉字形成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应是与文字有密切关系的巫史。史与文字的关系，也可从汉字构形中得到证实：
甲骨文“史”作，后来分化为“史”、“吏”、“事”三个字。《大盂鼎》的“事”(御事),卜辞称“史”,是殷周治事之官。卜辞中“贞史”是“问事”，“史贞”是“事问”。正见“史”、“事”是一字。关于“史”字的构形，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从“中”,“中”是簿书、典册。“又”是手,以手执中正是史官的形象。《礼记·礼器》：“因名山升中于天”。是讲祭天时烧柴，置玉帛于其上，同时也连文册一起烧掉。“中”是文册。《周礼·秋官·小司寇》:“岁终,则会群士计狱、毙、讼登中于天。”“登中于天”就是写在天府的登记册上，“中”即“册”。《周礼·春官·天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郑众注：“治中谓其治职簿书之要。”所以，“史”是书写、收藏簿书的官，他们是直接并大量使用文字的人。
仓颉是史官，因集中使用原始文字，得以对群众自发产生的字符加以规整。《荀子·解蔽篇》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对“壹”字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解释作“专一”，把《荀子》这句话理解成：“仓颉只是众多好书者中由于用心专一而最有成就的一个”。又有人以“壹”为“同一”、“统一”，认为《荀子》这句话应当理解为仓颉整理过文字。其实，《荀子·解蔽篇》所说的“壹”指正道，也就是正确的规律。“壹”与“两”相对，不受邪说的蒙蔽叫作“壹”。荀子认为，后稷之于稼，夔之于乐，舜之于义，和仓颉之于书一样，都是因为专门从事某方面的工作，从而掌握了正确的规律，才能独传。仓颉是一个因为集中使用文字而摸着了它的规律从而整理了文字的专家。在汉字从原始文字过渡到较为规范的文字的过程中，他起了独特的作用。可以推断，这样的一个人，在汉字起源阶段的晚期，一定会存在的。
“仓颉”出现的时代，应在原始汉字有了一定数量的积累阶段，也就是中华民族由蒙昧走向文明的初期。说他在神农氏之后的黄帝时代，是因为黄帝代表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发源时代，至于具体的时间，是不足为据的。
四、有关汉字起源的考古资料
传说毕竟不是确凿的史料，汉字起源的确切时代和起源的状况，曾经那样模糊。近六十年来，现代考古的谜一个个从地下揭晓。关于汉字的起源，也有了更多的考古资料显示了蛛丝马迹。
殷墟甲骨文产生在商代后期，约为公元前十四至前十一世纪。这时的汉字已经是可以较好地纪录汉语的文字系统。这种汉字的实际面貌表明，它不但经过相当长时期的积累，而且经过某种程度上的整理规范。那么，在此之前的汉字是什么样子的呢？
从商代后期再往前，推到商代前期。考古学家认为，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中找到的被称作二里岗文化的商代文化，与殷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它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750至前1350年范围内，早于安阳小屯殷商文化三百多年。在翻转的地面上，曾发现三件有字的骨，其中两件各有一字，另一件有十个字。考古学家认为是为练习刻字而刻的，它的形制与殷墟甲骨文差不多，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在使用甲骨文。二里岗文化的陶器和陶片上也刻划符号，都是简单的刻文，刻在陶大口尊上。河北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里也发现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其中一部分比商代后期略早一些。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也早于殷墟四百年左右。这三处的陶文，有的与汉字很相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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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考古发现的陶纹
虽然这些符号都不连贯成句，相互似无关系，但它们对汉字的起源，都能起到一些参证的作用。
近年来，对夏文化的探讨日渐热烈，一般认为夏代已经进入阶级社会，起码应该有一些原始文字，但是在夏代遗址的发掘中，却没有找到可以确证为文字的资料。河南偃师县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根据考古层位，是压在河南龙山文化层之上，又被二里岗文化所压住的。它的时代约在公元前十九至前十五世纪，属夏文化，至少它的晚期已经进入了文明阶段。在发掘的陶片上有的刻划记号，用意不清。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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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陶片上的刻画记号
这些几何式的直纹，应当都与文字有关。
尽管商代早期和夏代文化中似乎没有更多的关于汉字的考古资料，但不能说明那时没有文字。骨刻、金铸、陶绘的器物上得以保存文字，是因为它们的质地不易腐烂。可以想见，在汉字有所积累的时期，它不可能不用来进行日常书写。那种临时性的交往或保留时间不必过长的书写物，是可能划在易于腐烂的兽皮、木片、树皮、树叶、草叶等东西上的。而这些书写物在数千年之后无法再现，就像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原始社会的木船和草鞋一样，应当是十分正常的。
而且，隔开这一段，在更早一些的新石器时代，我们还可以窥到一些文字起源的信息。
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发现刻有符号的陶尊和残器片十六件，大都出自墓葬，上面有十八个刻符。这些刻符的图像和甲骨文与早期金文的象形文字非常接近。试比较：
大汶口陶符甲骨文、早期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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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大汶口陶符与甲金文的比较
虽然这些符号绝大多数刻在陶尊外壁口下颈部，而且一个陶尊一般只刻一个符号，只有一件在颈部两侧刻两个，另一件在颈部、底部各刻一个，相互并不连贯，因此，意义无法探求。但说它们是原始文字，已有相当的理由。
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遗址，发掘出精美的彩陶，它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至前4500年。彩陶在中原地区到龙山文化时期便衰退了，但却在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地区得到了发展。马家窑文化与半山马厂文化约在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都有图案华丽的彩陶。彩陶上的花纹一般认为是装饰性的美术图案。近两年来，有人对庙底沟彩陶纹中的鱼形纹发生了兴趣，认为它是带有表意性的由鱼文化遗存的符号。甲骨、金文中有些字很像是由鱼纹演变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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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彩陶中的鱼纹分解之一
上图a是彩陶中套画的鱼图案，劈成单项成b，两个相对的鱼头拼成c，表示相交，最后演变成d，即甲骨文的“五”字。“五”、“午”同源，确有相交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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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彩陶中的鱼纹分解之二
上图a是彩陶中套画的鱼头图案，组合为b，是四个鱼头相对，简作c，d。春秋金文“四”作，正是c变来；战国简“四”作，正是d变来。
一说，甲骨文、金文的“明”字，也是鱼头纹演变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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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彩陶中的鱼纹分解之三
a、b、c是甲骨文、金文，d、e、f是鱼头纹，它们是何等相似。“明”正是用鱼目来表示明亮。所以“盟誓”的“盟”字甲骨文作，金文作，都只画一边，不画另一边，而小篆“明”作衃，衈正是变来的。旧石器时代人们以渔猎为生，而鱼对黄河、长江流域以及滨海原始居民的生活，更有特殊作用。新石器早期的鱼形纹与后来文字的关系，确有不容忽视的一面。
五、关于汉字起源时代的推测
由图画传递信息到产生图画文字，再由图画文字和花纹图案的表义成分转变为约定符号以至记词符号，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就是文字起源的过程。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古老文字的这个过程，大约始于新石器时代而止于有史时期的开始。从所获得的资料看，汉字的产生就其上下限而言，也正是在此时期内。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已出土的文物中，没有看到作为汉字前身的用图画传递的信息和图画文字，因此，汉字起源的上限难以从实际上确定下来。现在能够提出的根据，最远的只有公元前4000年左右属于仰韶文化的彩陶纹，以及时间与此相近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刻符。它们的时代，都在新石器时期的中期，可以暂时把这一时期作为汉字起源的上限。从理论上说，汉字起源的上限也许比这还要早些，那要等发现新的考古证明时再向上推移了。至于汉字起源的下限，我们可以从小屯殷墟甲骨文往上推测。当图画文字与陶器花纹中的表意图案演变为记词字符，汉字由零散的、个别的字符逐渐积累，达到一定的数量后，再通过人为规范，成为一种文字体系。这一过程，如果跟记词字符产生的那段过程相比，应当是短一些。这不仅是因为，生产和政治的发展都越来越迅速，更因为起源阶段具有多元性(由于部落不同，可能有多种原始文字存在)、自发性、群众性的特点，而初期发展阶段却是在少数集中使用汉字的人手中，自觉进行的。小屯殷墟甲骨文已是能够完整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这个体系形成的开端应当在夏商之际。《尚书·多士》记载西周初年周公的话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就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从古史文献也可以看出，夏代是中国第一个有完整世系流传下来的朝代。那么，汉字字符开始积累的年代，似可估计为夏初，也就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
新石器时代始——前6000
—前5000
仰韶文化—前4000……汉字起源上限
（前5000-3000）
大汶口文化—前3000
（前4500-2300）
龙山文化—前2100（夏代始）……汉字起源下限
（前2900-1800）
小屯殷墟文化—前1600（商代始）……汉字体系形成上限
（前1600-1100）
—0（公元始）
从上表可看出，原始汉字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产生，到它发展成初步的文字体系，大约经历了近2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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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古文字阶段的汉字
汉字从形成体系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三、四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汉语的发展，作为记录汉语的汉字符号系统，从字符的构形到书写体势，都有过几次重大的变化。按照以往的习惯，汉字的形体演变可划分为两大阶段，即：古文字阶段和今文字阶段。秦代小篆属于古文字的下限，古文字主要包括殷商甲骨文、两周金文、战国文字以及秦代小篆，有人认为秦隶（古隶）也属于古文字；汉代隶书属于今文字的上限，今文字主要包括汉隶至今的文字。
一、殷商甲骨文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的通称。商代和周代都有甲骨文，但现已发现的甲骨文大部分属于殷商时期，因而人们习惯上把甲骨文视为殷商文字的代表。
甲骨文最早是在位于安阳小屯的殷墟发现的，所以又称殷墟文字。起初，小屯村民耕地时发现甲骨，以为是中药的龙骨，以很低的价钱卖给了药材店。关于当时的情形，罗振常《洹洛访古游记》中有详细记载：
此地埋藏龟骨，前三十余年已发现，不自今日始也。谓某年某姓犁田，忽有数骨片随土翻起，视之，上有刻画，且有作殷色者，不知为何物。北方土中，埋藏物多，每耕耘，或见稍奇之物，随即其处掘之，往往得铜器、古钱、古镜等，得善价。是人得骨，以为异，乃更深掘，又得多数，故取藏之，然无过问者。其极大甲骨，近代无此兽类，土人因目之为龙骨，携以视药铺。药物中固有龙骨、龙齿，今世无龙，每以古骨充之，不论人畜。且古骨研末，又愈刀创，故药铺购之，一斤才得数钱。骨之坚者，或又购以刻物。乡人农暇，随地发掘，所得甚多，检大者售之。购者或不取刻文，则以铲除削之而售。其小块及字多不易去者，悉以填枯井。（罗振常《洹洛访古游记》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条，上海隐庐书店1930）
这么多的甲骨被销毁，实在太可惜了。1899年，北京的古董收藏家王懿荣，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发现了甲骨文。这年他得了疟疾，医生给他开的药方中有一味叫龙骨的中药。药买来后，他无意中发现“龙骨”上刻着好似篆文但又不认识的文字。他平素喜好金石学，对古文字有较深的造诣，马上意识到此“龙骨”决非一般药材。于是他开始寻踪收购，并精心研究,最后终于考定这些“龙骨”原来是殷商时代的卜骨，其上的文字是比篆籀还要早的殷商文字。
甲骨文一经发现，便得以迅速的发掘和收集。到目前为止，公私所掘总计约15万片。目前汇集出土甲骨片最精、最全的，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甲骨文合集》。搜集单字最完备的，是考古研究所在孙海波《甲骨文编》的基础上编写的改订本。其中正编收已识字1723个，附录收未识字2949个，共计收单字4672年。
甲骨文的内容相当丰富，但绝大部分是关于占卜的记录，所以甲骨文又称卜辞，或称殷墟卜辞。殷商时代，社会文明还比较落后，人们非常迷信，相信上帝左右一切，因而无论大事小事，如天气、收成、田猎，甚至做梦，都要卜之于天。当时的占卜材料主要是龟甲(图2-9)、兽骨(图2-10)，这些材料需要经过加工才能使用。龟壳自腹甲与背甲之间截分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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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龟腹甲背面之钻凿
卜骨上下甲之间原有甲桥连接，锯开之后甲桥联属腹甲，同时锯去外缘部分使甲桥成为有规则的弧形。背甲则从中脊处一剖为二，或锯去近中脊的凹凸不平处，削去首尾两端，使成鹅卵形。甲骨某处变薄，以便在此处显兆。钻凿后的槽穴大致呈“丁”字形(图2-9)。钻凿成这种形状，也是为了出现兆干和兆枝两条裂缝，从而构成“卜”字形；而且也可使兆纹有规律地排列，钻在凿左，兆枝在左方；钻在凿右，兆枝在右方。兆纹是通过烧灼槽穴使之爆裂而形成的，爆裂所发出的pu声，正是“卜”字读音的来源。当时的人们就是根据这些兆纹去判断所卜之事的吉凶的。这其实就如同小孩子玩的游戏，却被当时人视作极为神圣的事情。有时在占卜结束之后，人们还要把占卜的过程刻在甲骨上，这便是卜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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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牛右肩胛骨
一则完整的卜辞通常包括前辞、命辞、占辞、验辞四部分。前辞是占卜日期和占卜者，命辞是所占卜的具体事情，占辞是根据兆纹所作出的占卜结果判断，验辞是占卜过后的应验记录。有时占卜人为了慎重，对一件事往往反复占卜，这样还要在每一兆纹之侧刻上占卜的次数，称为纪数字。如图(2-11)便是一个完整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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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前辞：戊子卜，贞。
命辞：帝及四月令雨?
帝弗其及今四月令雨?
占辞：王占曰：丁雨，不叀辛。
验辞：旬丁酉，允雨。
纪数字：一二三亖
也有些甲骨文不是占卜的记录。其中有些是附刻在占卜材料上、与占卜有间接关系的干支表(图2-12)，以及关于甲骨的纳贡、收藏等杂事的记录；有些则与占卜全无关系，纯属纪事，大都刻在不作占卜用的兽骨上，既不施钻凿，更无所谓灼兆。
甲骨文大部分是用刀刻的，所以甲骨文又有“契文”的别名。但也有极少数甲骨文是用毛笔写的,或墨书，或朱书。实
际上，早在商代，毛笔就成了主要的书写工具。“笔”的繁体作“筆”，从竹从聿。“筆”原本作“聿”，竹字头是后来添加的。“聿”甲骨文作，正像以手握毛笔状，说明当时已用毛笔。《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甲骨文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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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等形，正象用竹片或木片编成的简册之形。可见当时就有了竹简文，只是由于竹简易于腐烂，我们今天才没能看到，因此说，甲骨并不是当时的普通书写材料，而主要是为占卜这种特殊目的而选用的特殊材料。我们今天虽然无法看到商代用毛笔书写的典籍，但从一些出土文物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少量的商代毛笔字(如图2-13)。
与商代毛笔字相比，甲骨文笔画瘦削，多有方折，刀笔味很浓。这主要是由于书写材料的坚硬而造成的。也有个别的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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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商代文物上的毛笔字
骨文笔画粗壮，雄浑庄重，与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相差无几，这也许是先用毛笔写好，再按照毛笔字迹刻成的。
从构形的角度看，甲骨文已形成了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传统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四种造字方法，在甲骨文里都已具备，例如：
象形：(女)(豕)(门)(矢)(星)
指事：(亦)(甘)(肱)(上)(下)
会意：(伐)(及)(牧)(逐)(获)
形声：(新)(星)(鸡)(责)(狼)
这说明，当时人们对汉字基础部件的各种功能已有了初步的认识，既看到了独体字符较原始的表形功能，也懂得了将它们转化为表义或示音功能，并且能够自觉地运用各种基础部件构造新字。所有这些，都为汉字构形系统的形成和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
但是，殷商甲骨文毕竟还处在汉字发展的初级阶段，在有些方面还较原始，带有明显的早期汉字的特点：
(1)此期汉字象形性很强，有些甚至带有原始图画的特征。如下列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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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鸡)(齿)
有些字究竟象何形，现在已无法得知，从而造成了大量的未识字。
(2)许多字书写置向不定。或朝左，或朝右；或向上，或向下；或正面，或侧面。如：
卜：至：龟：
(3)字形结构不固定，异构字较多。有些字采用了不同的构件，如“牢”字；有些字构件的位置不同，如“物”字；有些字构件的多少不同，如“凤”字；有些字繁简的程度不同，如“奚”字等。
牢:物:
奚:凤:
(4)经常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合写在一起的现象。这种现象叫“合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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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乙小臣小祖乙四祖丁报丙三万五十十二月
(5)有少数字形混同现象。如“山”和“火”都写作，“甲”和“七”都写作等。虽然原则上讲“山”为平底、“火”为圆底，“甲”竖略长、“七”竖略短，但在实际材料中是很难分清的。
(6)行款不固定。行款是字的刻写顺序。甲骨文的行款复杂多样，有直书，有横书，有左行，有右行。更有的简直杂乱无章，颠三倒四，不仔细推敲就根本读不通。如图(2-14)，须按所标序号的顺序读才能成句，即：“癸未卜，贞：旬无祸?”
以上几个方面充分说明，殷商甲骨文虽已大致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文字体系，但它距汉字起源的时代应该不会十分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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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二、西周金文
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的总称。钟、鼎是青铜器中乐器、礼器的代表，故金文又叫钟鼎文。钟鼎上的文字有阴文和阳文两种，阴文叫款，阳文叫识，故金文又叫钟鼎款识。青铜器常被用作祭器，祭礼古代叫吉礼，故青铜器又叫吉金，其上的文字又叫吉金文字。祭器又称彝器，故金文又有彝器铭文、彝器款识的别称。
金文的发展，与青铜器的藏礼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藏礼，就是寓礼于器，是古代宗法礼制在青铜器上的物化。青铜器早在商代以前就出现了，当时主要是一些日用器具，其上也没有铭文。商代前期，个别青铜器上开始出现族徽性的单字。商代后期，随着奴隶主宗法礼制的逐渐强化，青铜器的藏礼作用日益明显。一些经常用于祭祀宴享的青铜器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具有了明贵贱、别尊卑的特殊功能。青铜器的不同组合方式代表着不同的身份和等级，如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等。青铜器成了国家的象征、家族的荣耀，“问鼎”便意味着侮蔑和挑战，“鼎迁”则意味着国家灭亡；家族成员立了战功，受了封赐，就要铸刻在青铜器上，以便昭示后人，世代为荣，故金文中常有“子子孙孙永宝用”的字样。到了西周，青铜器的这种作用达到了顶峰，其上的铭文也变得越来越长。西周末年的《毛公鼎》共铸有497字，是现知最长的一篇金文。西周以后，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过渡，“礼崩乐坏”的局面愈演愈烈，青铜器的藏礼作用逐渐衰落，到战国时期重又回复为日用器具，长篇铭文已非常罕见。
由于西周金文是在宗法礼制的推动下走向兴盛的，因而此期金文的内容多数与君臣、宗族有关。如祭祀典礼、颂扬先祖、征伐纪功、赏赐册命、训诰臣下等。图(2-15)的《师兑簋》就是典型的册命体铭文。大意是：周王在康庙里册命师兑，让他继承祖先的官职，并赐给他一些象征身份的服饰。师兑感到非常荣耀，就将此事铸在簋上，使子孙后代永志不忘。
西周金文是直接继承殷商甲骨文而来的。与殷商甲骨文相比，西周金文有了明显的进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书写材料的不同，西周金文在笔画上一改甲骨文瘦削方折的特点，变得肥厚粗壮，圆浑丰润。字体庄重美观，大小渐趋一致。行款多为直书左行，排列也越来越整齐，有时甚至先打格、后书写。
(2)新的象形字很少出现，而形声字却大大增加。如“走”部、“言”部、“金”部、“厂”部的字在甲骨文中很少或几乎没有，而西周金文中则大量出现，并且多为形声字。形声字的大量增加，是汉字构形系统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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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师兑簋
(3)异构字相对减少，结构渐趋定型。形旁因意义相近而混用的现象已不普遍，如“”部的字，在甲骨文中往往有从“彳”、从“止”、从“辵”三种写法，而西周金文则基本固定为“辵”。某些部件的置向及位置已不再随意改变，如从“彳”之字已基本将“彳”固定在左边，“及”、“方”等字的反书现象已很少出现。
(4)合文减少。西周金文虽然仍有少量合文，但数量却比甲骨文少得多，而且排列方式也不再那么随意，逆读合文消失。如“五十”写作，而不再象甲骨文那样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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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天亡簋图2-17史颂簋
这说明，西周金文比殷商甲骨文更为成熟了。不过，西周金文中还保留着一些图画性很强的早期象形文字，有些甚至比殷商甲骨文还要古老。这种复古倾向可能是出于某种特殊的需要，如充当宗族标志的族徽文字，就需要用典雅庄重的古体以显示宗族的尊严。这些个别的复古现象，并没有阻止西周金文在总体上走向进步的步伐。
以上这些方面，是我们就整个西周时期金文的共同特点总结出来的。实际上，西周金文自武王克殷(约公元前1130—前1018年之间)，至平王东迁(约公元前770年)，历经几百年，其间的变化还是十分明显的。试比较图(2-16)《天亡簋》和图(2-17)《史颂簋》:《天亡簋》属西周早期铭文，笔道粗细不匀，多有填实的团块；蜿曲笔道较多，象形性较强；字体大小不一，东歪西扭，排列极不整齐。相比而言，西周晚期《史颂簋》上的铭文，笔道粗细已相当均匀，填实性的团块也为线条所代替；字体大小基本一致，且均呈长圆型，已初具小篆形制；排列较为整齐，行列分明。
如对单个字的变化进行比较，则更能说明问题。如表一各字突出体现了填实性团块的线条化，而表二各字则显示了蜿曲笔道的平直化过程：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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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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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金文前后期的显著变化表明，汉字的演变并不以朝代的更替为界限，而是时刻都在进行着的。我们有时按朝代去介绍，主要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并不是说同一朝代的文字就基本一致，不同朝代的文字就相去甚远。如，与西周晚期金文相比，西周早期金文更接近于商代晚期金文。
三、战国文字
战国文字是对战国时代周王室和各诸侯国所有品类文字的统称。它不象甲骨文、金文那样是对某一特殊品类文字的专指，也不象小篆、楷书那样是对某一定型字体的专称。我们之所以这样指称，是因为这一时期无论哪一种器物上的文字，都不能成为该期所有文字的代表。
目前所见的战国文字可分两个系统：一是见于后代文献上的战国文字，如《说文》中的古文和籀文、三体石经中的古文和郭忠恕《汗简》中的古文等；一是见于战国各类出土文物上的战国文字，如用毛笔写在竹简上的竹简文、写在丝帛上的帛书、写在玉片上的盟书，以及铸刻在金属器上的金文(包括符节文和货布文)、刻在石头上的石刻文、刻在印章上的古玺文和刻在陶器上的古陶文等。文献上的战国文字几经传抄，往往失去了原来的真面目；而文物上的战国文字则是当时的真迹，是研究战国文字最可靠的资料。
经过春秋时期的动荡，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诸侯割据的局面。正如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所说的那样，当时“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对典籍的轻视，使得人们做事没了共同的依据，写字没了共同的标准，这样，便出现了“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当时各国文字之间的差异，从下表中可见其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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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转引自詹鑫《汉字略说》
战国文字的地域性差异虽然复杂，却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距周王朝所在地越远，变化就越大。盘庚东迁之后，秦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附近)，这里原是西周故地。秦迁来后，基本上继承了西周文化，在文字上也与西周金文一脉相承。当时的秦国相对比较落后，政治经济上都较为保守，文字方面也没有太大的改变，除了书写风格上渐趋规整匀称之外，结构上的变化并不明显。而六国文字则变化剧烈，与西周金文差距越来越大。所以，人们往往把战国文字分作两大派系，即：秦系文字和六国文字。
秦系文字上承西周金文，下启小篆，是汉字发展主线的一个重要环节，因而它是战国文字的主流。六国文字偏离了正统文字发展的轨道，未能引导当时汉字发展的方向，因而是战国文字的支流。
目前所能见到的战国秦系文字的资料很少。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保留着战国秦文字原貌的石鼓文(图2-18)。石鼓文是刻在十个馒头形石头上的文字。因为这些石头形状有点象鼓，故称石鼓。其上刻有四首四言诗，格调与《诗经》相仿。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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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8石鼓文(局部)
约有600多字，但自唐初发现以来，几经搬迁磨损，只剩下300多字了。这些石鼓文的结构端庄严谨，大小一致，笔形布局极有法度，偏旁部首的写法和位置也都基本定型；笔道粗细均匀，已基本实现线条化(图中斑块是因残蚀所致)；字体风貌已与小篆十分近似，明显处于西周晚期金文向小篆的过渡阶段。
1979年在西安市郊发现了一个《秦杜虎符》(图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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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战国秦地虎符
根据上面所说的“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可知是秦始皇后来统一天下改称皇帝以前的兵符。其上的文字线条匀称，字体长圆，已是典型的小篆了。这说明，真正的小篆战国未即已形成，并不是秦始皇统一后由李斯等人创制的。
与秦系文字相比，六国文字显得十分杂乱。总的来说，六国文字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地域性分歧较大。在战国以前的春秋金文中，就已经出现了某些地域性特点，但当时主要体现在书法风格上，字形结构方面还看不出明显的特色。进入战国时期，各国的字形结构产生了很大分歧，有些差别大得简直看不出是同一个字,如30页表中所示。
(2)同一国家和地域的异写异构现象也很普遍。如同是齐国陶文，“区”字却有多种写法：。甚至同一篇铭文中，也会出现差距很大的形体，如鄂君启节中“昭”字作，又作等。
(3)字形变化随意性过大，无规律可循。许多字形省变严重，已很难看出前后的传承关系，也无法从构形理据上去解释。如“马”省作等。
(4)部分文字装蚀性强。如曾侯乙编钟铭文(图2-20)，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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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战国曾侯乙编钟铭文图2-21春秋兵器鸟书文字(二器)
左:“蔡公子加之用”戈右:“玄”戈
条纤细，字体瘦长，精心美化，带有春秋时期乌虫书(图2-21)的遗风。
(5)简化倾向十分明显。这也许是因为当时的正统文字不便于快速书写，无法满足日常事务的需要，于是便对之大幅度简化。
由于六国文字对汉字乱加改造，破坏了汉字的构形理据，违背了汉字自身的发展规律，因而随着六国的相继灭亡，六国文字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过，六国文字虽然是汉字发展历史中的匆匆过客，但它对汉字的发展并非没有任何影响，例如它的简化倾向，对其后隶书的出现极具有启发意义。
四、小篆
小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政策时所采用的标准字体。
小篆成为正统文字，一方面得益于秦朝利用国家权力进行推广，另一方面也是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便于对六国遗民进行统治，统一文字便成了当务之急。而要想统一文字，首先必须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许慎《说文解字·叙》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可见，当时统一文字的标准是秦文，凡是不与秦文相一致的，一概废除；而秦文的标准，则是由史籀大篆省改而来的小篆。
所谓“史籀大篆”，是指收录在《史籀篇》中的文字，称“大篆”，又称“籀文”。一般认为《史籀篇》是周宣王时的史官籀编写的一部童蒙识字课本。如果此说成立的话，其上的文字应为西周晚期金文。如前所述，西周晚期金文已与小篆形体非常接近，小篆在其基础上省改而来，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不过，据近人研究，《说文》中所保存的“籀文”与西周晚期金文并不相同，而是战国时的秦系文字。对此，我们认为有两种可能：其一，《说文》中的籀文确系西周晚期金文，只是由于《说文》几经传抄，已失去了籀文的本来面目，从而与西周晚期金文有了一定的差距。如《说文》把籀文和古文都用对称与两头尖细的笔法来书写，致使二者无体势风格之别，就是证明。其二，《史籀篇》原系西周晚期金文，但流传至战国时期，秦人便改用当时的秦系文字去抄写，而《说文》所依据的本子正是秦人的抄写本，其中的“籀文”自然就与秦系文字一样了。这两种可能都仅仅是推测而已，由于资料的不足，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结论。但无论是哪种可能，都不影响小篆来源于“史籀大篆”的说法，因为西周晚期金文、战国秦系文字、小篆都是一脉相承的。秦朝之所以强调小篆是从《史籀篇》而来的，主要是为了树立这种字体的威信。因为《史籀篇》是周王朝制订的，而周王朝又是各诸侯国的共同祖先，以来自周王朝的文字作为标准去推广，很容易为六国遗民所接受，而实际上所推广的仍然是稍加省改的秦系文字。
其实，小篆并不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出现的，更不是李斯等人所创制的。早在战国末年，小篆就已经基本定型了。如前面所举的秦杜虎符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秦朝所采用的文字标准，就是这种现成的秦文字。李斯等人所做的工作，只是对小篆进行一番整理和加工，使之更为定型化、标准化，然后书写出标准字样(如《仓颉篇》等)加以推广。
小篆的流行，虽然带有一定的政治成分，但也是符合汉字发展的自身规律的。小篆在保存汉字构形理据的基础上，使汉字构形进一步简明化、系统化，而不象六国文字那样为了简化而任意破坏汉字的构形理据，因而小篆最终取代六国文字而一统天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目前所能见到的秦朝小篆也可分文物和文献两类。文物上的秦朝小篆比较少，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泰山刻石》(图2-22)和《峄山刻石》(图2-23)。其中《泰山刻石》据说是李斯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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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泰山刻石(局部)图2-23峄山刻石(局部)
可谓是标准的小篆。
文献上的秦朝小篆主要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这是保存小篆最系统的一部书，共收录小篆字头9353个，加上书中保存的一些籀文和六国古文，共计10516字。《说文解字》是我们释读古文字的重要桥梁，也是查检小篆字形的重要工具书，在汉字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通过对上述小篆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小篆的特点总结如下：
(1)小篆已形成一个相当严密的构形系统。在甲骨文阶段，象形字占有很大比例，这些字各以其所代表的物象为构形依据，相互之间只强调区别，而缺乏有机的联系。有些象形字在添加声符而成为形声字后，仍保留着原有的物象特征，使得这类形声字独立性很强，很难跟其他形声字建立联系，字际关系显得散乱而没有系统。到了小篆阶段，象形字在参与构字时大部分已经义化；形声字的表义部件的类化过程也已基本完成，代表同类事物的形声字多数采用了同一表义部件。这样，字与字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整个汉字体系显得系统而有条理。如：
鸡：→→罜
(甲)(甲)(小篆)
凤：→→聊
(甲)(甲)(小篆)
“鸡”、“凤”在甲骨文中最初各象其形，添加声符变成形声字后仍是如此，二字之间在此阶段无法建立联系。但在小篆中，二字的象形部分均被“鸟”代替，这样，不仅此二字之间有了联系，而且还跟其他从“鸟”的字建立了联系，从而成为整个汉字构形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说文解字》关于540个部首的归纳，正体现了小篆构形的系统性。
(2)小篆比较全面地保存了汉字的构形理据。小篆是承西周的正统文字而来的，它虽然对古文字阶段的汉字形体作了系统的规整，却没有破坏汉字的构形理据。如“鸡”“凤”二字，经过类化以后，虽然字形已不能反映其实际形象，但其表义部件“鸟”仍能体现二字的物类特征，字的构形仍具有可解释性；而且这种系统化的理据比原先那种孤立的理据更符合汉字发展的要求。
(3)形声字大量增加。甲骨文中，形声字只占20%左右；而在《说文解字》中，则猛增至80%。不少原为象形、会意字的，通过添加形符或声符变成了形声字，如“鸡”、“凤”等；有些就干脆另造形声字来取代原来的象形或会意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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沬：→妤→(甲)(小篆)(甲)(小篆)
“沬”本象人洗脸之状，“”本象盛箭器，后来都变成了形声字。
(4)字形固定，异构、异写字较少。《说文解字》虽然收了一些“或体”字，但数量很少。大部分字的构件、构件的位置、构件的笔画都已确定，不能随意变动。这与甲骨文字形书写的高度自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5)象形性减弱，符号性增强，笔画彻底线条化。《说文解字》说：“篆，引书也。”“引”就是牵引拉长，就是要使蜿曲的笔道平直化。“篆”书这个名称正反映了小篆逐渐脱离“随体诘诎”的象形意味而走向线条化的特点。小篆不仅线条粗细均匀，笔画分布均衡，而且字的大小基本相同，字型均呈长圆态势，已初具方块汉字的规模。
总之，小篆是汉字发展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字规范化运动，它一举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汉字长期混乱的局面，为促进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小篆是古文字阶段的最后一站，它对古文字形体的整理和规范，为汉字顺利过渡到今文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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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今文字阶段的汉字
一、隶书
隶书是起源于战国晚期、到汉代趋于成熟的一种新型字体。隶书有秦隶、汉隶之分。秦隶又叫古隶，汉隶又叫今隶。
关于隶书的起源，《说文解字·叙》这样解释说：在秦始皇推行小篆的时候，“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这种说法对错参半，隶书确实是因为职务繁多、需要提高书写速度而产生的，但并不起源于秦朝统一之后。早在战国时期的秦系文字里，隶书就已经出现。当时秦国的正统文字是小篆，笔道圆转回环，某些笔顺不符合手写的自然习惯，严重影响了书写的速度。而社会事务的日益繁杂，对快速书写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于是书写人为了简便快捷，往往将篆文的圆转笔道改为方折笔画，有时还略加省改，已略具隶书的风味，在当时形成了一种俗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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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4(转引自王凤阳《汉字学》)
秦朝统一后，虽然将小篆定为标准文字，但日常事务中，隶书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大量秦简，就是很好的证明。
秦隶实际上是篆文的较草率的速写体，它只是在笔形和态势上改变篆文的面貌，在结构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从图2-24可以看出，秦隶明显处于篆文向汉隶的过渡阶段。
隶书发展到汉初，能够迅速取代小篆成为正统的字体，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汉字发展到小篆阶段，已形成了相当完善的构形体系；形声字的迅速增加，使得小篆总字数已近一万，完全可以满足当时记录汉语的需要；而且形声以其半形半声的构形特点，同汉语建立了音义双重联系，大大缓解了汉字与汉语之间的矛盾。这样，创造新字、调整内部结构已不再是汉字的首要任务，而小篆难写与社会对快速书写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则上升至主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选择了较易书写的隶书，而抛弃了难写的篆书，这是符合汉字发展的自身规律的，因为汉字符号既要求具有区别律，也要求具有简易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充当记录语言的工具。第二，秦朝是个短命的王朝，他刚刚把小篆推上正统地位，自己就覆灭了，这就使得小篆失去了存在的政治基础。而新上台的汉朝领导人，多数是靠农民起义起家的，除了屠狗贩布的文盲，就是亭长、掾史之类的基层小吏，他们对隶书的熟悉程度远比小篆高得多。因而他们上台后用隶而不用篆，是情理中事。第三，小篆对古文字的整理和规范，也为隶书的迅速普及奠定了基础。经过小篆的整理和规范，汉字有了统一的形体标准，而当时的秦隶还明显带有篆书的余味，小篆的规范无形中也为秦隶提供了参照。隶书和小篆的这种密切关系，使得原先使用小篆的人在改用隶书时并不感到陌生。由于以上几种原因，进入汉代后，虽然没有明令废除小篆，但在日常应用中却很少有人使用，以致于东汉时期的一些读书人竟忘了曾通行过小篆这回事，“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许慎《说文解字·叙》〗甚至根据隶书字形乱解汉字，说什么“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等等。当时的经学家许慎对此极为不满，便写了《说文解字》以正邪说。
汉隶直接承秦隶而来，最初与秦隶并没有多大区别。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到东汉时期，汉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笔势发扬舒展，笔画蚕头雁尾，有波势挑法；字体扁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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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5东汉《史晨碑》(局部)
整，布局稳重匀称。如东汉中期的《史晨碑》(图2-25)就是此期汉隶的代表。汉隶这种独特风格的形成，标志着隶书已经走向成熟。
成熟的隶书在结构和态势上已与小篆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书写笔法上将小篆圆匀的线条改成点画，从而彻底实现了汉字的笔画化。在此之前，汉字的书写单位是一些圆转的曲线，甚至是事物的整体轮廓，很难从中区分出笔画来，因而我们前面一直称之为笔道。到了汉隶，汉字的书写单位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等几种类型，真正意义的“笔画”才算形成，汉字笔画的计算也才开始成为可能。汉隶的彻底笔画化，使小篆所保留的那点象形意味丧失殆尽，汉字的符号性从此占据了绝对地位。这种变化，也使得汉字的书写难度大大降低，书写速度大大提高。
(2)汉隶对小篆的构成作了全面的调整。这次调整不象小篆那样是为了使汉字体系更为系统、更为严密，而主要是在简化动力的驱使下进行的。所以，在调整的过程中，更多的是照顾书写的方便和字体的布局，而不是照顾构形的理据。因简化而造成的偏旁合并、分化及省变现象，使得小篆原有的表意特征变得十分模糊。如
合并例：
①部首合并：
帽（肉部）蠶（月部）（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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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成组部件的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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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例：
①没有规律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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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因部首位置不同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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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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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为了适应结构的平衡和笔画的匀称，隶书不惜把一个偏旁割裂开来。如“徒”字小篆作，从土声。因右部笔画太少，显得不太匀称，隶书便把分成彳和两部分，将彳放在左边，占三分之一的位置；置于右部土下，占三分之二的位置。这样，就把“徒”字纳入了“彳”部字的分布格局，从而取得了结构上的平衡。
(3)在字体的态势上变小篆的长圆体而为扁方体，笔画故意向左右两侧取势，与纤细秀气的小篆相比，显得更为沉稳有力。试比较上举各例，就可明显看出这一点。
从篆书到隶书的转变，是汉字史上的一大飞跃，从此，汉字完全失去了古文字阶段的象形意味，摆脱了古文字蜿曲线条的束缚，开始步入今文字阶段。正因为这次转变给汉字带来如此剧烈的变化，文字学上便专门为它取了个名称，叫“隶变”。“隶变”对汉字的简化，是符合汉字发展的自身规律的。但它对汉字形义关系的破坏，给我们了解汉字的构意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二、楷书
楷书本名真书或正书，后因其结构严谨，堪为楷模，故改称楷书。
楷书萌芽于东汉，流行于魏晋南北朝，完全成熟于隋唐，一直沿用至今。楷书产生的动因，同样是为了书写的方便。因为隶书的蚕头雁尾和波势挑法，仍然是影响书写速度的障碍。楷书则彻底摆脱了隶书的笔法，形成了标准的笔画，书写起来更加方便。
楷书直接从汉隶发展而来，它同汉隶在结构上基本相同，只是稍有简省。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笔法和字体的态势上。楷书变隶书的扁方字体为正方，显得刚正典雅，端庄大方(图2-26)。楷书的笔画与汉隶有明显的不同：横笔改为收锋，不再上挑；撇改为尖斜向下；钩是硬钩，不用慢弯；另外还增加了斜钩“”(汉隶形如捺)、挑“”(汉隶是横画斜写)、折“”(汉隶是横画与竖画的自然结合)等基本笔画，这样，书写今文字所需要的各种点画已全部形成。所以说，虽然“隶变”已实现了汉字的彻底笔画化，但基本笔画的标准样式到楷书阶段才算最后定型。
从楷书成熟直到现在的一千多年中，汉字再也没有产生新的字体，平常所说的“欧体”、“颜体”、“柳体”、“赵体”，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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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6唐欧阳询《醴泉铭》
只是楷书的不同书写风格，是书法意义上的“字体”，而不是文字学意义上的字体。解放后所推广的《汉字简化方案》，也只是对部分笔画繁多的汉字加以省改，并没有形成新的字体。
汉字字体停滞于楷书阶段，主要是因为汉字的构字笔画自定型之后，没再出现新的发展。另外，唐宋以后雕版印刷的盛行，使楷书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从而有力约束了汉字形体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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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汉字发展的一般规律
如果把新石器时代仰韵文化早期定为汉字起源的上限，那么，汉字已经有六千年的发展历史。在漫长的岁月和汉字所经历的实际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汉字发展的几个规律和趋势：
㈠汉字在表意与表音的相互促进中，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表意特点，不断地采用新的方式，增强个体符形和整个符号系统的表意功能。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意义发生变化或符形笔势化以后，改造自己的符形和对字义的解释，以创造形义统一的新局面。例如，当汉字所记录的词所指的事物发生变化后，汉字终是及时调整它的义符，使之适应事物的特点。“砲”本是用石头做进攻武器，所以字从“石”。火药发明后，形体演变为从“火”的“炮”。“快”本从“马”作“駃”，交通发达后，马不再代表最高速度，“快”又引申出“快乐”义，形体便演变为从“心”的“快”等等。再如，当原初造字意因符形演变而淡化，汉字便采取添加意符的方式来增强其表音功能。象形字加义符的如“纹”、“韮”等等，会意或形声字累义符的如“捋”、“援”、“歌”等。这些都说明，汉字最终要最大限度地在符形上增加意义信息，来坚持自己的表意特点。
第二、由于书面语与口语互相转化(口语记录，书面语读出或唱诵)，语音信息一时之间会变得异常强烈，加之有些抽象意义的词因义构形又比较困难，因此汉字在甲骨文时代就产生了一批同音假借字，即，不再为某些词构形而借用同音字为符号。例如：“戚”的本义是“斧子”而借作“悲戚”字，“舍”的本义是“房舍”，而借作“舍”字，“介”的本意是“甲介”而借作“疆介”字等等。但是，表意的汉字对这些脱离意义的音化符号有“排异”作用，为时不久，它们便加上了相关的义符，分别写作“慽”、“捨”、“界”等，再度义化。正因为如此，汉字中的假借字向形声字转化，成为一种规律，形声字的声符是作为别词手段而存在的。
㈡汉字在易写与易识的矛盾中，不断对个体符形进行调整，以实现简繁适度的优化造型。
汉字职能的发挥，是两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合成的，这就是书写和认识。就书写而言，人们终是希望符号简单易写；而就认识而言，人们又希望符号丰满易识。然而越简化，就越易丢掉信息，给识别带来困难；追求信息量大、区别度大，又难免增加符形的繁度，给记录增加负担。二者的要求是矛盾的。汉字就在二者的矛盾中相互调节，以追求简繁适度的造型。从甲骨文演变到小篆，随时都可以看到这种矛盾与调节。例如，（“围”的古字）画四双脚围绕一个域邑，形象丰满，表意度高，但书写则不便，改为两脚作“韋”，意义又不很明确。最后加“□”作“圍”，不失本义而简繁适度。
在不影响表意与别词的前提下，汉字总是不断省去多余的分符与笔画，来减少书写的困难和减轻记忆的负荷。例如，大篆里，很多从“艸”的字是从“茻”的，小篆则一律减成“艸”，“集”曾写三个“隹”，到小篆里，将这些多余的重迭都减省了。可见，有限度的简化，是汉字发展的趋势。
㈢汉字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和简化自己的构形体系。
表意文字所遇到的最难解决的问题，是随着词汇不断丰富、意义不断增多，字形便会无限增加，致使符形量超过人有限的记忆能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汉字必须在对构件进行规整的前提下，形成一个严密的构形系统。许慎的《说文解字》在人为调节的基础上，第一次把这个构形系统整理和描写出来。从小篆起，汉字就有了一批兼有意义和声音的成字构件作为构形的基础。许慎将小篆分为五百四十部，部首就是他规整出的基础构件。实际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归纳为四百多个不重复的、音义具备的成字构件。其他汉字不论有多少，都是由这四百多个构件充当义符或声符按一定规律拼合而成的。汉字有了这批构件，便有条件把甲骨文的多形符象形字改造为多义符拼合的会意字，并且产生了一大批意符和声符相互制约的形声字。凡同义的字，用声符别词，如“根”、“枝”、“条”、“标”……都是树的部位，都从“木”，而用声符来区别，“玩”、“完”、“冠”、“顽”、“翫”……都从“元”声；而用义符来区别。这种形声字，大约占汉字总数的87%以上，成为汉字的主体。同时，汉字的义符和声符的表意示源功能又都得到了进一步规整，这样，汉字便形成了以形声系统为中心的构形体系，由于采用了基础构件拼合生成的方法来增加新的字形，因此，不论字数如何增加，基础构件的数目都能保持稳定，只在四百多个上下浮动。而且，就构字功能说，构字量较大的基础构件只占48%左右，人的记忆负荷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形声系统形成后，汉字的表意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对字符的认识不再是与物象直接联系的，也就是说，不需要从字形中直接辨识出物象来，而是凭借形音义已经结合了的基础构件来概括表意。例如：表示心脏的“心”发展为“心”又发展为“忄”，早已不像心脏的样子，“水”发展为“氵”，也已没有水纹的痕迹。但“忄”形与“心脏”义，“氵”形与“水流”意，都已形成固定的联系，“心”部字与“水”部字的意义都可以由此辨识了。
汉字的构形系统形成后，仍然不断进行规整和简化。例如，基础构件既然不与物象联系，笔画便可以统一的进行合理的减省，隶书的演变为楷书的“忄”，就属这类减省。同功能的义符还可以合并，例如小篆的“隹”、与“鸟”到楷书里作形符时渐渐合并为“鸟”，“佳”只作声符等等。声符的一部分在不破坏同源系统的情况下，还可按其示源作用进行规整，例如从“弘”与“宏”得声的字，已渐渐规整为从“厷”或简化为“厶”，从“宛”与从“盌”得声的字则规整为直接从“夗”，这样也可减省一部分声符。汉字构形系统的密与简化是同时实现的，这是汉字发展的历史趋势中最重要的一点。
㈣汉字必须在自发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人为的规范。
汉字的使用与发展都带有社会性，每一个汉字字符的创造与改变，一般都经过三个阶段：个人使用、社会通行和权威规范。从个人使用到社会通行，这是汉字自行发展的阶段；从社会通行到权威规范，这是人为规范的阶段。没有前一个阶段，汉字的社会性能便要丧失，它记录汉语的使用价值便会减弱，而没有后一个阶段，汉字演变的合理性和构形功能系统的形成规整和严密化是无论如何难以实现的。所以，汉字需要人为规范，又必须在尊重汉字的社会通行情况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在掌握汉字发展趋势并因势利导的前提下加以规范，这种规范才是具有社会性和科学性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作的异体字规范和简化汉字的工作，从总的方向看，是符合汉字历史发展趋势的，因此，它才能被广大汉字的使用者所接受，收到最大限度的社会流通效果。
在汉字规范工作中，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是十分重要的。汉字的形声字虽然占有很大比例，但形声字的声符本来就是用近似的声音来起别词作用的，并非准确的标音符号，何况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演变，声符对形声字的直接标音作用更加弱化。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必须有一套科学的记音符号来协助标音，所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是弥补表意汉字不足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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