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当代中青年大草四家：胡抗美、张旭光、吕金光、王厚祥但近年来，随着行草书展、草书展的设立和持续举办，从事草书研究者日众，一些中青年书家在大草方面具备了一定的功力，在权威大展中脱颖而出，体现出一种良好的发展趋势。本文将要评述的胡抗美、张旭光、吕金光、王厚祥四位先生即是当代中青年大草书家的代表人物。尽管他们目前的大草风格尚未完全走向成熟，但通过对他们四位的分析与评述，或许会对众多从事大草研究的书家与爱好者有所裨益。风神洒落胡抗美胡抗美，号鹿门山人，1952年生于湖北襄阳。中国书协理事，创作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院特约研究员。其主要成就在草书方面，作品曾多次在国展当中入选获奖。他在诗词研究上亦有相当选诣，在此方面受沈鹏先生影响较深。胡抗美先生曾有这样的一段话：“书法创作，不要把古人的衣服穿在自己的身上，而要把自己的衣服穿在古人的身上。要古质藏于内，个人形象露于外，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临帖在创作中建立自己的风格。”我们从胡先生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对书法的继承与创新有着辩证的理解。作为一个草书尤其是大草研究者，仅仅具备一些笔墨功底是远远不够的，其思想认识水平以及综合素养的高低往往决定着其艺术品位的高低。如果对中国书法的渊源流变及历代草书大家的经典名作及其艺术主张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要想学好草书甚至大草的确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从胡抗美先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的草书取法二王一路，以魏晋风流蕴藉、虚旷简淡的笔法和韵致为尚。对二王手札，王羲之《十七帖》、孙过庭《书谱》等浸淫甚深。笔法精致细腻，气势畅达；草法严谨，一丝不苟，绝无时下某些写草书者随意杜撰之弊；章法上无论何种幅式皆以体现风雅含蓄而又能不失空灵秀逸之气为原则，或如高山大河，或如小桥流水，或如两军交战，或如浅斟低唱或如急风骤雨，或如细雨微风，皆随机所适，出之自然。二王、孙过庭草书多有章草笔致，淳厚古雅，笔短意长。在技法技巧方面艺术含量很高，要真正领会并掌握它确非易事。这一方面需要勤奋，一方面需要悟性。胡抗美一直倾心致力于草书的创作与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由于他自小在故里襄阳就受到了良好的艺术熏陶，故而在艺术灵性的培养上起步很早。他写有一首《书法自述》的诗，形象描写了自己的学书经历，诗曰：“家住襄阳鹿门南，蒙童摄笔米颠前。登堂宝晋得真气，入室鲁公取密丹。斋馆庙堂双唇砚，柳枝笔杵沙土宣。今得晚课碑造像，始自追源秦汉间。”正是源于这种年少启蒙和后来的刻苦临帖，胡先生才能够在书法尤其是草书方面取得今日的成就。沈鹏先生在给他的《草书集》写的序言《进入狂草》一文当中曾说：“我认为他（胡抗美）说的用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认真努力，而是在创作中与‘手’相应的那个‘心’，是要调动全部情感、意志、悟性进入书写的那种状态。照此，临写就已经与创作的心态相通，反之，如果名曰创作而缺乏‘心’的主宰，没有‘心’的投入，那么便不可能真正进入创造性劳动。”从沈先生这段话，我们可以得知胡抗美在学习书法上是属于那种心到则手到（勤奋），手到则心到（灵悟）的人，而其临创作品的数量之大，质量之高，以及对临习草书的独到之见解，显然是一般的草书学习者所不易达到的。也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胡抗美能够真正深入到传统经典草书的奇妙世界里，既对草书的技法技巧具有较精准的把握，又能够对草书的魂魄和灵机有着敏锐的参悟，由技进道，技道合一，达到一个相对较高的创作审美层次。汤临初《书指》中说：“善学书者其初不必多费纸墨，取古人之书而熟视之，闭目而索之，心中若有成字，然后举笔而追之，字成而以相校，始得其二三，既得其四五，然后多书以极其量，自将去古人不远矣。”一个从事书法研究者，不仅要善于临帖、勤于临帖，更应当注重背帖，去背临，背临之后再与原帖进行互相对照。比方在临写某碑某帖的过程当中，可以该碑帖的笔意去抄录一些诗文，力求在气韵上能与原碑帖相符。经过这种反复的研炼，就可以达到逐渐脱离对碑帖的依赖性的目的，从而提高自己的创造能力。而胡抗美的学书方式恰恰就是走了这样的一个路子。他一边精研二王草书法帖，一边广泛参悟诸家之法，以求融汇贯通，同时还致力于格律诗词的研究和创作。他这种诗书并重的学书理念，是与古人颇为相通的。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学书者，如果只知在字形结构上描描画画，而忽略对传统优秀诗文的学习，恐怕一辈子也不会有大的造就，其所谓的创作，只能形同于工匠式的制作，一生匠气，俗气不脱，是不可以称书家的。我们面对胡抗美的草书作品，仔细品读，其点画的细腻精到，气势的贯通畅达，章法的空灵大气和流溢于字里行间的文士之气均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他目前的个人风格还不够强烈，但他的书法功底尤其是草书功底无疑是深厚的。他对二王一路草书的深度挖掘与对旭素一路狂草的心摹手追，为他今后的大草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始终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写字”的低层次圈子里，而是将自己的临摹与创作上升到了一个富有思想性和创造性的层面上，因此，他的大草作品，既不失传统经典笔致的精确表达，又能时时显露出一种自我心性的自然展示，既讲究规矩法度，又不斤斤于古法，体现出一种雄深雅健，开张大气，文墨并重的文士风度，这显然是一般意义上的草书研究者所难以企及的。因此，胡抗美似乎可以称得上是当代继沈鹏之后的又一位在草书方面具有大家潜质的书家，他在书法研究上的独到见解和较全面的综合修养以及他目前所达到的艺术层次，使得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为数不多的在大草方面取得较高成就的佼佼者之一，我们在充分肯定他的现有成绩的同时，也对他将来的发展寄予厚望并殷切期待。质朴淳厚张旭光张旭光先生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似乎一直是以“书法官员”的身份活跃于当代书坛的，这是源于他担任着中国书协的副秘书长，一直从事着全国大展的评选展出领导协调工作。同时因为早年的张旭光在书法方面成绩不够突显，与人们理想中的书界领导者的书艺水准颇不符合。
然而，自2003年之后，张旭光的书名逐渐为书界所津津乐道。实质上，他的这种前后反差与变化，是完全符合任何一位书家成长的一般规律的。由于每一位具体的学书者的性格、气质、学识、修养和所处的生活环境以及情性和刻苦程度各有不同，因此在书法上的进步快慢和成就大小也就有所不同。依笔者之愚意，张旭光先生长期在中国书法家协会工作，身边师友众多，其学习条件之优越是非常明显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期从事展览的评选展出工作，接触大量的优秀作品，视野无疑是开阔的，对各种创作理念创作手法的吸收借鉴也具有他人不及的优势。他的早期创作的不够突出，有其特定的原因，但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纯粹的“书法官员”，而是他在书法上的功力积累和对书法的顿悟一时之间还没有达到喷薄而出的最佳时机。2003年，在那场令人难忘的全国性的“非典”期间，张旭光闭门在家通临《圣教序》70余遍，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经过这一番苦练，仅得两字“到位”。其实，临习古人法帖，能否达到“到位”，是否刻苦用功固然极其重要，但有无天份和悟性高低则显得十分关键，因为有的人即使临上上百遍上千遍也未必能收到理想中的效果。而悟性高者花同样甚至一半的功夫就能捕捉到古人作品的内在气质，笔下即有不俗的表现。其实，张旭光所说的“到位”，也不是说真的达到那种“逼似古人”的程度，而是在边学古人边细心领悟的过程当中明白自己想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且能将自己想要的这种东西巧妙地从碑帖当中提取出来，将古法为我所用。否则，“就令学成王羲之，也终归奴书耳。”我们从张旭光的作品来看，他的主要成就显然在行草书和大草方面，他以二王为基，兼取颜鲁公之浑厚宽博，苏轼米芾之灵机意韵，形成了朴厚自然、典雅闲适的风格面貌。张旭光主张以现代审美感觉去挖掘古典，提出“开掘传统长河中的现代溪流”，使创作既从传统长河的源头而来，又能立于现代潮头之上。就他的行书而言，一方面全力追求二王运笔的精致，以得魏晋笔法的高古之气，一方面又以宋人的意趣将晋人的点画结构进行改造，从而出现新的面目。晋书的潇洒，唐书的厚重，宋书的意味兼而顾之，求韵、守法、得意，三者归一，写出自家的心线。这充分说明，张旭光是属于那种善于取法，精于融合多家意象的综合型书家。而其草书所反映出的风格面貌，才是真正能够体现他的器识修养的地方。如果说张旭光的行书更多地是偏重于对古人笔法的参悟与领会，从而既有古人用笔的娴熟和精到并稍具自家面貌的话，那么他的草书则是其审美主张下自由心性的一种淋漓尽致的表达。他以极具个人特色的点线、墨法表现阴阳之变化，生命之律动，亦古亦新，注重时代精神的张扬，由此形成了一套完全有别于他人的草书风格，这是殊为难得的。他的草书在当代众多草书作品当中独树一帜，由此引起书界对他的广泛关注，这种关注本身表明，今日的张旭光已不再单纯地因为书法官员的身份而引人注目，而是反映出人们对其艺术成就的新的认同。张旭光草书的基本调子仍然出自于二王，这与他擅长写二王一路行书是互为因果的。但二王行草多以手札形式出现，宜小不宜大，字一写大，不但点画韵致尽失，连结构行款也每有松散杂乱之弊，因此，一些尝试将二王行草书写大的书家，不得不从张旭怀素处取其奇诡变幻之势，从明清巨幛大轴当中借鉴行款布局之法。而旭素狂草，明清大幅行草笔法的多变，体势的连绵，墨色的丰富恰恰可以弥补二王行草不宜写大的不足。从张旭光的大草作品来看，他能够将二王、旭素、明清调互相融合，突出运笔的节奏，加大墨色的对比，并时常在大草作品中出现个别行书单字，墨色浓厚，静如山岳，由此与笔势连绵的一组用淡墨、飞白、枯笔写成的字，形成强烈的对比。线条则刚柔相济，又以柔为多，且在很多字的起收之处出现一些明显的尖削之笔，与中段的厚重再次形成对比，这是张旭光用笔与结字的一大特点。吕金光就读于四川大学，师从侯开嘉先生攻读硕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副教授。这几年，他以倪（元璐）体大草先后获得中国书法二届兰亭奖创作奖、全国第九届书法篆刻展三等奖、全国二届草书展一等奖。他在创作以外，在书法理论研究方面亦颇有建树。他在权威专业报刊发表过数量可观的书法理论文章，并有论文多次入选全国书学讨论会和九届国展论坛。其文立意深刻，选题新颖，论述严谨，且每有独到见解，体现出较高的学术品位。这充分说明，吕金光是一位注重学术修养的书法实践者，这与那些“为书法而书法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的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艺术研究方式，无疑为他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旭光的大草之所以能在当今书界为人所看重，乃因取法很正，直追晋人，则下笔有源，不落俗格；书路宽广，多方取法，却不会为一家所限，既能下笔有由，又能丰富线条意象；而不囿陈法，大胆突破，则充分体现出书家的创新精神。拥有这三点，也就具备了向大草冲刺的本钱。大草是最具艺术表现力的一种书体，也是学习难度最大的一种书体，没有很高的修养器识，胸襟胆魄，实难问津，若勉为其难，大多徒费年月，终难有所建树。而张旭光长期活跃于各大权威展览的评审展出活动，见多识广，加上自己的刻苦勤奋，取得今日之成绩，势在必然。他在创作，评审之余，对书法理论多有用心，在书坛上提出了一些不乏个人见解的艺术主张，如“到位”与“味道”，“读书、临帖、悟道、创作”等，广为书界所称道、引用，说明他是一个注重学养的书法家。他的“激活唐楷”的主张，尽管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但从某种意义而言，也说明他作为书法家与书法官员对当代书法的深度思考与对发展唐楷的某种忧虑，也许前景未必乐观，但他的这种努力和付出，人们必将记住。张旭光亦倾心于古体诗的研究与创作，反映出他浓郁的古典情怀。这种“借古开今”的传统修养与气质恰恰是当代很多书家所缺乏的，而张旭光却从这些似乎古老的平平仄仄之中吟哦出了一个现代书家的时代情感。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张旭光一定会站得更高，走得更远……奇崛雄肆吕金光吕金光先生是当代书坛近些年以一手形神兼备的倪（元璐）体大草在国家级大展上频频荣膺大奖的人物。当人们热衷于追摹二王，学王铎、张瑞图、黄道周之时，他却将目光投向了具有“新理异态”的倪元璐草书。他的这种不追随时风的取法方式，在追风逐潮大行于世的展厅文化时代，反倒使得他的书法颇具有一种异世独立的品格。而他的成功也充分表明，同样在全国大展上脱颖而出，是否具有独立的学书品格，的确是衡量一个书家艺术品位高低的重要标准。也就是说，那些热衷于“跟风”的书家，尽管一时侥幸在国展上显山露水，但与吕金光这种力主不与人同的书家相比，其艺术品位与格调将会大打折扣。而吕金光自始至终对倪元璐草书的情有独钟，也就使得他成为了在当代书坛颇具代表意义的中青年书家。他在学习研究倪元璐书法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当代其他学习倪元璐草书者所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他的这种师法方式更具有纯粹性，其深度与精度，是一般学倪者所无法比拟的。吕金光为人坦诚朴实，既有山东人的豪爽，又有四川人的精明，他虽取得了许多令人称羡的佳绩，但言语之间却十分谦虚，不事张扬，具有中国传统文士的虚旷情怀，这是尤为可贵的。他这种平平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勤勤恳恳作学问的人生态度，是很值得青年一代书法人学习和敬重的。吕金光前期的草书作品，较多忠实于倪元璐草书原貌的精确表达。无论章法、结构、点画，墨法皆能形神兼备。尤其是在涨墨与枯笔飞白的运用方面，可谓深得倪书之精髓。我们面对这样的作品，如不看题款，会误认为是倪氏原作，由此亦可窥见其临池功力之深。但吕金光绝不是那种只知步古人后尘的书家，他在尽量保留倪书特点（如涨墨与枯笔和结体的奇倔等等）的基础上，更为注重体势的连绵与线条的奔放。细究其实，我们发现他实际上是将张旭、怀素、黄庭坚、王铎、傅山、黄道周、张瑞图的某些笔法因素自然地融入于其中，既加大了作品的信息含量，又不失倪书的基本风范，这显然也就于无意之中形成了吕金光本人的风格特点。他的一些作品在保持倪元璐两行半章法特点的基础上，又在作品的左上方或右上方题一两行小字，形成的小块面又显然与正文形成了一个对比，丰富了整幅作品的空间变化。但有时也不免给人留下重复落款的嫌疑。凡事有一得便有一失，处于探索阶段的书家，往往都是难以避免的。由于倪元璐草书所表现的艺术层次较高，反映的思想内涵较深，其品位与格调显然是一般的追摹者所不易达到的。学之不当，难免流于草率与浮躁。但从吕金光目前的创作状况来看，他显然已迈出成功的一步。他的作品能连续在近年举办的权威大展上多次入选和获奖，则充分表明了社会对其学书成果的肯定。纵观历届国展、中青展和行草书展，师法倪元璐者，并不多见，能够达到较高水准者，更是凤毛麟角。这一方面源于倪元璐草书风格十分强烈，其点画结构以及用笔、墨法所体现出的“新理异态”，非常人所能驾驭。另一方面，还存在一个个性因素和学养因素。吕金光能不为时风所动，一直精心致力于此，这与他个人的偏好和与倪氏在个性气质上的契合不无关系。但仅有这些还不够，还必须具备丰厚的学养、过人的才情和胆识，至于学书的勤奋与刻苦更是不言而喻。吕金光十数年精心于此，也体现出他学书上不凡的定力。倪元璐是明代天启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个性耿介，处世刚直，学问高深，工画山水所竹石，书法于行草书有很高成就。他与黄道周同时，二人性情志趣相投，交谊甚笃，书法风格上有相近的地方，皆为法古开新的代表性书家。康有为曾言：“明人无不能行书，倪鸿宝（元璐）新理异态就多。”有明以来，凡二百七十余年之中，书家辈出，高手林立。当时碑学尚未兴起，书法上还是继在元代的传统。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各显身手，总领群流，被推为一时宗匠。但严格说来，他们依然未能跳出二王帖学之樊篱，没什么大的突破。而明来倪元璐，黄道周二人却能一变古法，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艺术面貌，拉大了与二王行草的距离，故沙孟海先生在其著作《近三百年的书学》当中，将倪元璐与黄道周、沈曾植三人称之为“于二王以外另辟一条路线者。”黄道周一生磊落，刚正不阿，后起兵抗清，兵败被俘后遇害。倪元璐自缢殉国，其人品气节，素来为后世推重。吕金光先生以倪元璐为法，观其书作，我们不难领略到其深得倪书纵横捭阖，笔翻波澜的奔放之势。运笔忽徐忽疾，墨色时浓时枯，落纸云烟，气魄豪爽。整幅雄肆大气，气势流畅贯通，字之结体稍向左下方倾斜，产生一种奔腾不息的动势，天机充盈，激情荡漾，很富有艺术感染力。当我们面对他的书法作品，看到的不仅仅是点线的跳动，更能够体会和领略到其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深度。我们品赏他的书作，再研读他的书论文章，我们会看到一个丰满而厚实、理性而又个性的当代中青年优秀书家的形象。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笔者看来，我们将他定位为当代师法倪元璐的最具有发展潜质的书法家，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在展览文化背景下，他能够保持一种不与人同的学书品格，无疑是十分难得的。我们从其今日的成就可以料想其未来，而他目前这种平实谦和的学书心态，在给人们以某种启示的同时，也让我们对他的将来满怀期待。遒劲放逸王厚祥王厚祥先生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出生的青年书家当中较为突出的一位，之所以言此，乃是源于他以一手富有古意而又兼具开拓精神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草书征服了大批的欣赏者，从而在当代书坛独树一帜，引人注目。王厚祥的草书作品在近年来的国家级书法大展上频频亮相且屡屡获奖，足以证明他目前的学书创作状态正在进入一个旺盛期。从他的草书作品来看，其草书是深深地植根于二王一路经典草书的。从历代草书家的成长历程及其基本规律来看，向二王一路经典草书取法是魏晋以后几乎所有的草书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而且因为取法的程度不同、角度不同，最后所形成的自我风格和所取得的成就大小也会有所不同。尤其对于从事大草研究者而言，是否能够真正进入二王的书艺体系并智慧地进行取舍，将是决定其作品品位高低的一个关键。有人也许会对笔者这种观点不以为然，以为避开二王草书，依然可以进入大草。有这种想法的人，无非是觉得打下一定的正书或行书功底之后，直接从张芝、张旭、怀素、孙过庭、黄庭坚等草书入手，亦可达到学好大草的目的。但我的看法是，自东汉张芝创立“今草”之后，二王无疑是今草的集大成者，经过他们父子的书法实践，既规范了草书，完善和丰富了草书的技法并形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今草”体系，又进一步发展了草书，并由他们父子二人形成了中国草书艺术的第一座高峰。后世草书家无不从中取法受益。即使是像王铎、傅山、倪元璐这样的草书大家也必然或多或少从二王草书获得过启发。米芾在其《论草书帖》中云：“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高闲而下，但可悬之酒肆，巩光犹可憎恶也。”在这段论述中，米芾对晋人草书可谓推崇备至，其中虽对张旭、怀素、高闲等人颇有微词，流露出一种不乏情绪性的意味，但仔细推敲起来，其中的道理还是不言而喻的。而王厚祥对二王草书的心仪与追摹，则为其草书创作定下了一个品味颇高的基本格调，这一点对于其今后的长远发展无疑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王厚祥的草书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二王草书具有着很强的把握能力，既有王羲之手札作品如《孔侍中帖》、《姨母帖》、《频有哀祸帖》、《初月帖》、《散乱帖》等的简古高远之韵致，又有《十七帖》及王献之《中秋帖》的洗练与畅达。但王厚祥的可贵之处是，他没有机械地照搬前人的东西，而是经过一番消化吸收之后，适当地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并由此体现出了一定的个性。事实上，任何可以称得上优秀的书法作品，都必须具备这样的特征，那就是，既要有古人的影子，又要有自己的思想。只有古人而没有自己，那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抄书匠”或“写字匠”；只有自己而没有古人，那么你笔下的东西恐怕已经不能称之为书法。学习古人的东西，首先解决技术层面（形似）的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仅仅做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进一步解决精神层面(神似)的问题。而即使达到了对古人之作“形神俱似”（实质上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真正的“形神俱似”其实是不可能的，艺术毕竟不能和工艺技术等同）的程度，也只是具备了一个书法创作的前提，因为里面还存在一个是否在此基础之上创立出个人风格的问题。不然，“就令学成王羲之，亦终归奴书耳”！事实上，王厚祥的大草作品并未仅仅囿于对二王草书的研习，他在一定程度上对二王草书具备认识把握能力之后，显然对张芝、张旭、怀素以及孙过庭乃至明清人的大草都进行了广泛的参悟和吸收。对于从事大草研究者而言，张芝、张旭和怀素是不可随意跨越的，避开他们几人，等于无视传统经典大草的存在。王厚祥能够立足二王，广取博收，足见他对草书的学习和创作具有着冷静清醒而又不乏智慧的理解和认识。他笔下的草书作品无论是从用笔、结体还是行气、布白方面来讲，都比较注重传统的经典意识的表达，笔法的细腻性、结体的准确性、行气的连贯性、布白的合理性以及墨色变化的丰富性都具有较好的体现。实际上上述注重因素恰恰是决定一件草书尤其是大草作品是否成功的几个重要方面，不可缺一。在展览文化背景下，由于书法作为视觉艺术，更多的时候，它介入社会的途径主要以在现代大型展厅集中展示为主，其中还存在一个评委的“评审”过程。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能否使自己的作品具备较强的“视觉冲击力”，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首要问题。平心而论，“笔墨当随时代”，时代风气是不会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作为具体的作者，只能充分考虑如何能使自己更加具备适应时代的能力。很显然，死守古人的东西是非常不合时宜的，而完全置优秀传统于不顾，书法也会变得不伦不类。明清以前，书法作品的尺幅是不大的，明清之际，有了巨幛大轴，但比之现在的一些大幅作品还是有一些尺幅上的差异的。二王作品，宜小不宜大，要写大的话，就需要解决一些用笔和结体上出现的新的问题。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向明清人借鉴取法，就草书而言，就需要从徐渭、祝枝山、王铎、傅山、黄道周、倪元璐等的大幅作品（不仅要看他们的法帖，更应当争取多观摩原作）当中去获得启发。自北宋以来，书法家大多兼事绘画，像苏轼、米芾、文征明、徐渭、董其昌、黄道周等等，故北宋之后的书法在墨法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王铎对“涨墨”的大量使用，更加有效地增加了作品的视觉效果，对后世书家影响甚大。王厚祥大草作品就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它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作品既不能失之于粗疏荒率，又不能拘泥于小巧精致；既要有一个统一的基调，又要有一些相应的变化；既要保持经典的品格，又要突出时代精神，这无疑具有很高的难度。但经过多年的精心参悟和刻苦磨练，他已不断地向草书艺术的高层次高境界和高格调迈进。面对王厚祥的大草作品，我虽不敢说他达到了一个多么高的高度，但在当代众多从事草书创作者之中，他无疑是一个优秀者。他的大草作品能够将简古、宽博、雄浑、大气以及厚重集于一体，在自由自在的挥洒下每每有一些出人意料之处，其中还不乏一种自信与安闲，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四十多岁的他已在大草研究领域智慧地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那么，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将来的王厚祥一定会有更多更佳的表现。从以上论述可知，本文所评述的四位书家——胡抗美、张旭光、吕金光、王厚祥，他们的学书理念和研究方式在当今书界，显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他们四位在创作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大草方面，他们的取法各有不同，但他们对书法的这种真诚和执着却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注重继承传统，但同时都勇于突破和创新；他们都勤于实践，但他们又都关注理论，重视学养；他们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又都谦和平实；他们都致力于大草的研究，但又都形成了迥然不同的风格面貌；他们虽然都已“成功了”、“成名了”，但又都继续保持着勇往直前的创造力。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凡在书法方面有较高成就者，都绝不是那种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为书法而书法者所可当之的。从钟繇、王羲之到张旭、怀素，从欧阳修、苏轼到祝枝山、徐文长，哪一位不是才艺并佳的饱学之士？有无学问修养或学养深浅是衡量一个学书者是家还是匠、是小家还是大家的一把重要标尺。只有那些深具器识修养和笔墨功力的人才可能在研究书法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提出很多新的问题，然后在实践中解决问题，从而给书史留下一些新的内容。而胡抗美、张旭光、吕金光、王厚祥四位虽身处展览文化时代，但却都始终保持着冷静而清醒的头脑，竭力保留着传统文士的那种历史情怀和对中国书法未来发展的忧患意识，在学习研究书法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各自对艺术追求与现实人生的深刻思考。他们文墨并举、技道并重，目前已在诗文和书法上都有很高的修养与不俗的见解。他们凭着各自的书艺成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当代书坛的热点人物。若更假以时日，则此四位之前途将未可限量矣。或许以更高的眼光来看，他们四位的书法，目前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如果能够长期保持他们这样的学书品格和艺术定力，我想，他们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将会非常值得我们期待……故而，我将他们列为当代中青年大草四家，并非为哗众取宠或有意拔高，而是认为，通过对胡抗美、张旭光、吕金光、王厚祥四位的综合分析与客观评述，能够对当代青年一代书法人以些微启示。读罢拙文，或能略有补益，则余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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