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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与隐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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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1期

(总第72期)

中国文学研究

ResearchofChineseLiterature

No,1,2004

General,No.72

[研究生论坛]

《三国演义》与隐士文化

颜湘君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

关键词:《三国演义》隐士文化

摘要: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是一种民族心理型的文化。《三国演义》中摹写的各类隐士

使这部英雄史诗式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折射出悠远的隐士文化色彩。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535(2004)01-0098-03

“AHistoricalNovelofThreeKingdoms”andhermit-culture.

YanXiang-jun

(CollegeofHumanitiesandCommunications,Shanghai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34)

Keywords:“AHistoricalNovelofThreeKingdoms”hermit-culture.

Abstract:Hermit-cultureisapartof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whichisnationalandpsychological.In“HistoricalNovelof

ThreeKingdoms”,allsortsofhermitsmakethisnovelreflecttheremotetraditionalhermit-culture.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一部《三国演义》,说尽天

下纷纷、英雄云集,似乎是一个人人争竞的时代,然而,既有

隐而待时的“卧龙”“凤雏”,又有与世无争万念俱消的“万安

隐士”,这些有待或无待、曾隐或终隐的隐士,与山林泉壑为

友,以日月星辰为伴,追寻着一种任情任性的生活,即便是

他们的服饰,也与常人不同,冲破了世俗社会章服之制的藩

篱,取法自然,返朴归真,在精神层面上表现出超越物役、回

归自我的特点,从而使《三国演义》这部以帝王将相为主角、

以群雄纷起逐鹿中原为主要内容的英雄史诗式的长篇历史

演义小说折射出悠远的隐士文化色彩。

一、《三国演义》中的隐士与隐士文化

中国的隐士文化源远流长,“自从巢父许由以下,一直

到民国初年的哭庵易顺鼎辈,中国隐士不下万余人,即其中

事迹言行历历可考者亦数以千计。”如果加上不以隐士名世

而有隐居经历以及“隐”到了为世所遗忘的人,那就难以计

数了,隐士的代代绵延,形成了中国所独有的隐士文化。

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是一

种民族心理型的文化。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代社

会,士人的人生价值观主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乃是士人所追求的人生理想。但是,国势

有治乱之别,处境有穷通之分,《孟子·尽心上》说“古之人,

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者独善其身,达者

兼济天下。”追求“修齐治平”人生理想的古代士人,倘若不

幸遭逢乱世,不能做治世之贤臣,便常常无奈地选择成为

“乱世之高人”。

中国古代士人这种“集体隐逸心理”的形成与“尚名节”

有关。隐士存在并绵延不息,除了有适合它生长的文化土

壤———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和哲学文化思想以外,还有

时时给它以浇灌的刺激源———社会评价机制。中国古代的

一切阶层,从政治精英到文化精英,从上层统治者到普通的

文人墨客,甚至老百姓,多半都对它持一种赞誉和欣赏的态

度。先秦的道家自不待言,它本身就是隐士的理论武库,就

是不赞成隐逸的孔子,也对隐士满怀敬意,称避世隐居之士

为“贤者”。

乱世多隐士,汉末三国之时,有感于天下纷纷,隐于山

林水泽之人极多。

《三国演义》中的隐士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隐居以求明主,以诸葛亮为代表。隐士文

化的精神架构是以儒道互补为基础的。儒家的“隐”在很大

程度上是一种明哲保身,审时避世的人生策略,其实质还是

为了求仁、谋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

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和怀之”。“隐”的背后所透露出

来的,还是隐居求志,待时而动的入世精神。封建君王与士

的关系,并不总是表现为君王对士的单向选择。有时,特别

是在社会大动荡的时期,君王与士表现为一种双向选择的

关系,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贤士择主而仕”。士之所以有资

格择君,是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治国平天下之“道”或“术”。

而这,正是君王,尤其是处于困厄之境的君王梦寐以求的东

西。当时机还未成熟、明主尚未遭遇之时,一些怀抱利器的

士人便选择了“隐”,但是,“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与遁世

[收稿日期\]:2003-06-10

[作者简介\]:颜湘君(1969—),女,湖南湘潭人,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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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2006TsinghuaTongfangOpticalDiscCo.,Ltd.Allrightsreserved.

隐士以走进山林、远离人世为人生归宿相反,他们虽然暂栖

于林泉,但最终是要“出山”回到“斯人之徒”中来的。商末

的姜尚隐居海滨,钓于渭水,得遇文王,后辅佐文王、武王兴

周灭商,奠定了八百年周天下的大业,可谓功业赫赫。姜尚

蛰伏而能遂其志使后世隐居以求明主的隐士无限向往。

诸葛亮一定要刘备三顾茅庐,才迟迟出山。隐居正是

手段,而非目的。在隆中十年“淡泊”“宁静”的隐居生活期

间,诸葛亮从未静心于山林泉壑,为了明其高远之志,“每自

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诸葛亮传》),足见其志不小亦不

在隐。从内心来说,他是迫不及待地等着贤明的“主”来礼

请“出山”的,所以,在刘皇叔枉驾三顾之后,虽不免还要推

让一番,但很快便欣然应允了。十年隐居生涯的不断自我

磨砺、充实、完善,使他一朝出山,便名满天下。

同类者还有徐庶、“凤雏”庞统等人。

第35回“玄德南漳逢隐沦,单福新野遇英主”“玄德回

马入城,忽见市上人(徐庶),葛巾布袍,皂绦乌履,长歌而

来。歌曰:‘天地反覆兮,火欲殂;大厦将崩兮,一木难扶。

山谷有贤兮,欲投明主;明主求贤兮,却不知吾。’”徐庶此前

投奔刘表未果,在司马徽处偶遇刘备,不与见,第二日却行

歌于市,以引起“纳士招贤”的刘备的注意,表明自己渴望为

明主所用,以期建功立业,结果如愿以偿。

“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

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

时。”诸葛均之歌正体现了这类隐士的心态,以凤凰自喻高

洁,“非梧不栖”即“非主不依”,隐居只是等待时机以实现政

治理想的策略,他们的眼光热切注视着的总是现实社会。

第二种类型:隐居以求独善其身,以司马徽、崔州平、石

广元,孟公威等为典型代表。

这类隐士在世道纷乱中,为免于陷于污浊,远离现实政

治,“独善其身”,隐于田园,任纯净质朴的田园风光涤荡胸

中的激愤,一如孔子所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

语·泰伯》)。

司马徽隐于南漳(第35回),居于林中草堂,“架上堆满

书卷,窗外盛栽松竹,横琴于石床之上,清气飘然。”玄德拜

请他出山相助,同扶汉室。答曰:“山野闲散之人,不堪世

用。”刘备一顾草庐,见到崔州平:“请先生同至敝县,若何?”

崔州平曰:“愚性颇乐闲散,无意功名久矣;容他日再见。”言

讫,长揖而去。刘备二顾草庐,见到石广元、孟公威。二人

回答刘备:“吾等皆山野慵懒之徒,不省治国安民之事,不劳

下问。”

但是,深受儒家经世济用教诲的古代士人,自我实现的

要求是强烈的,正如孔子所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

不食?”(《论语·阳货》)因此,这类隐士并不全然是静穆,在

平常的家居生活中,在萧淡之余也时时浮凸出一股骤然高

涨的激情或几许内心的孤寂愤懑。

遇见刘备时,石、孟二人正于路旁酒店作歌,其一曰:

“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歌颂姜尚、鲁仲连“二

人功迹尚如此,至今谁肯论英雄?”其一曰:“桓灵季业火德

衰,奸臣贼子调鼎鼐。……群盗四方如蚁聚,奸雄百辈皆鹰

扬,”“吾侪长啸空拍手,闷来村店饮村酒;独善其身尽日安,

何须千古名不朽!”歌中表达了对偶遇明君,能行其道、尽其

才的辅弼贤相姜尚的向往,对功成不受赏的鲁仲连的景慕,

可见其心中仍藏有雄心壮志.然而时不我予,明主难求,全

身而退便成了他们最终的选择。

这些胸襟才识甚高的隐者,其形象亦每每不俗,或“丰

姿俊爽”,或“清奇古貌”。高士、松竹、草堂、石床、古琴、夕

照、牧童、牛背、短笛……,诸多意象,构筑了自在、自适、自

然的所在,处处弥散着自然、宁静而又闲雅的气息。

第三种类型:避世以求洁身自好,以万安隐者、管宁等

为典型代表。这类隐士乃怡情适性而隐,不慕名利,淡泊自

持。

万安隐者,即孟获之兄孟节(第89回),筑草庵于山谷

深处清溪之旁,草庵后有甘泉,足不出溪有数十余年。“但

见长松大柏,茂竹奇花,环绕一庄篱落之中,有数间茅屋,闻

得馨香喷鼻。”万安隐者为蜀汉大军解除了哑泉之毒,孔明

曰:“吾申奏天子,立公为王,可乎?”答曰:“为嫌功名而逃于

此,岂复有贪富贵之意!”孔明乃具金帛赠之,亦坚辞不受。

在这里,作品细腻描绘的幽深清寂的环境与隐士孤高绝俗

的人格相映成辉。视功名富贵为羁累,在自然中体悟宇宙

的本心和真意,享受那份自我选择的孤独,并在这种孤独

中,把自己融入自然,与自然浑然一体。而由现实政治与人

格理想冲击带来的悲剧意识也就在这淡淡的醉意中消解、

融化了。

管宁自幼服膺儒家的礼乐,却未接受儒家的汲汲用世。

与华歆求学时,锄金不顾,割席绝友。避难隐居辽东期间,

他“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与当政者交谈,“语唯

经典,不及世事”。在他隐居的地方,他以自己的人格、行为

感动别人,使人们“不复斗讼”,使远方之人,“皆来就之”。

曹魏建国之后,又多次称疾拒绝官方的征聘。管宁之隐已

经不是避难全生,也不是“穷则独善其身”,更不同于以隐求

名,以隐邀宠,而纯粹是一种人格力量的感召,是为保持自

我人品的高洁和人格的独立、完整。

在中国古代,有一些高士,“耻闻禅代,高让帝王,以万

乘为垢辱,之死亡而无悔”,他们纯然是在人格力量的感召

和驱使下走上隐逸之途的,如传说中的许由、善卷、子州之

父。他们往往选择了“自然”为人生的安生立命之所,自然

的空幽净洁,闲散亲和,与尘世的喧嚣污浊、沉重冷酷形成

鲜明的对照。

在中国古代,纯为怡情适性而隐的士殊不多见。像管

宁、万安隐者这样的人,既不自以隐逸为高,也不赖隐以求

名,在与自然山水、花鸟虫鱼的交往中观照、表现着自己的

清逸人格和醇厚性情。也许社会、历史、文明并不赞许,但

在人格园地中,确系清流。在碌碌红尘中的人们牵绊于名

缰利索的对应下,隐士以其飘逸、潇洒、清静、淡泊的形象,

徜徉于山谷林泉之间,为世人所仰慕推崇。

二、《三国演义》中隐士服饰的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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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开端,受史的影响大,

实多虚少,人物形象的塑造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较远,人物服

饰描写少。除了长相较为英俊出众且武艺较为高强者,如

关羽、吕布、马超等,作品对其服饰给予了一定摹写外,其他

人物的服饰描写可谓寥寥。

又因为有一个长期流传的过程,深受平话、戏曲的影

响,刻画人物时,有一个出场交代,有角色分派,有“脸谱”,

造成人物服饰描写的程式化、固定化。人物服饰就象人物

的标志一样,多次出现,反复出现。如关羽,其装束总是“绿

衣锦袍”,吕布则是“顶束发金冠,披百花战袍,擐唐猊铠甲,

系狮蛮宝带,纵马挺戟,”无论人物出场多少次,其穿戴都没

有变化。

但在全书描写人物之多与人物服饰描写之少的矛盾

中,有一种现象却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书中写到的几个曾

隐或终隐的隐士形象,无一例外地,他们的服饰都得到了描

摹,因而显得格外突出。

服饰也是一种文化。服饰从产生起,就不仅具备御寒

遮羞的实用功能,而且具备了一种文化的符号意义,反映着

人类的时代、民族、风俗、观念、审美心理等等文化的意义和

价值。人类在创造服饰的同时,将他们的习俗、风尚、审美

情趣乃至宗教信仰、观念及其各种文化心态附丽其上,故服

饰又是人类精神文化的积淀。如“服分等级,饰别尊卑”就

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服饰既是文化现象,就

必然通过各种形式来表达其文化的涵义。服饰表达其文化

涵义的形式便是服饰的文化表征,服饰文化涵义的多种表

征之一就是服饰的文化心态表征。《三国演义》中各类隐士

的着装正体现了这些人物的文化心态,从而从服饰的文化

心态表征方面折射出中国传统的隐士文化。

整部《三国演义》中,隐士们的服饰描写如下:

第38回中,“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

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整部《三国演义》中,孔

明的服饰出现了12次之多,为绝无仅有者。其中,5次重复

“纶巾羽扇”,3次重复“头戴纶巾,身披鹤氅”,2次重复“头

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服饰没有变化,只是说的顺

序或多少略有区别罢了,其余也不过是“鹤氅”与“道袍”或

道服、道衣的细微差别。

第35回中,徐庶“葛巾布袍,皂绦乌履,长歌而来。”第

47回中则是“道袍竹冠”。

第37回司马徽是“峨冠博带,道貌非常”,崔州平是“容

貌轩昂,丰姿俊爽,头戴逍遥巾,身穿皂布袍,”

第57回中庞统“道袍竹冠,皂绦素履,”

第66回中,“后来管宁避居辽东,常戴白帽,坐卧一楼,

足不履地,终身不肯仕魏;”

第89回中,万安隐者“竹冠草履,白袍皂绦,”

虽然隐士们的服饰并不雷同,但却呈现出明显的共性:

1、质性自然,无绘饰之功,反映了取法自然、返朴归真

的审美追求。

汉代,纺织业是极为发达的,纺织业的发展促进了服装

文明前行的步伐,生活中,人们的衣着多丝绸,丝织品花纹

图案绚丽多彩。

然而,身处汉末三国之时的隐士们的衣物,从质地上

看:竹为冠、葛为巾,布为袍、草为履。绝无华丽的丝绸,亦

无精致的纹样。从色彩上看:白帽、白袍,皂布袍、皂绦、乌

履,黑与白,占据了主导地位。

2、款式宽松,无拘束之迹,表达了对心性自由的热烈向

往。

“任何一种时髦都离不开时代的思想和愿望”。着宽衣

大袖,呈飘逸自然之风,这是与厌倦战乱及政治的残酷而寻

求摆脱的出世思想紧密相联的。隐士们身着宽大的道袍或

鹤氅,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心灵的自由之火永不熄灭。服

饰展现了隐士们摆脱物役、追求心灵自由的精神状况,也反

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想文化背景。

以服饰出现次数最多的诸葛亮为例:“头戴纶巾,身披

鹤氅,手执羽扇”,“飘飘然有神仙之概”。隆中是个钟灵毓

秀的所在,卧龙冈更是一处典型的幽栖隐居之所,诸葛亮隐

居隆中、高卧卧龙冈,身披鹤氅,寄情明志于琴、棋、诗、山

水。服饰,会同其他如居处外部环境、居室内部陈设等,共

同体现人物的文化心态。出山之后,即使在两军对垒的关

头,他羽扇纶巾,指挥若定,有着闲云野鹤般的潇洒。入世

极深,出世也极深,隐居隆中而心系天下大事,身居高位而

不改恬淡萧散的高士本色。在诸葛亮身上,仕与隐得到了

和谐的统一。毛宗岗说他:“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

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

毋庸置疑,儒道互补对中国士人尤其对隐士产生了深

刻影响。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成就

功名,获得利禄,是知识分子不可逃避的使命。但是,身处

乱世,不遇时或不遇主,失落了功名利禄,带来了心神憔悴,

惟有从道家的超越思想里得到启迪,觉悟到未握有的只是

使自身受役的身外之物,从而能回到自我、回到本心,得到

一种精神解放。在服饰上,以褒衣博带之势,求飘忽欲仙之

感,卓荦不群,傲然对世。

这正是《三国演义》中质性自然而无绘饰之功、款式宽

松而无拘束之迹的隐士服饰隐含的文化意韵:回复自然,与

自然亲和;顺应本心,求得心灵的自由。

[参考文献]

\[1\]《三国演义》,罗贯中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版。

\[2\]《中国隐逸文化》,孙适民,陈代湘著,长沙:湖南出

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3\]《〈三国演义〉与隐逸文化》,张晓军撰,《解放军外语

学院学报》,第21卷第6期1998年11月。

001

?1995-2006TsinghuaTongfangOpticalDiscCo.,Ltd.Allrights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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