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彬处世奇书《围炉夜话》读解
关于《围炉夜话》的版本：
国家图书馆的最早版本距今150年左右：《围炉夜话》是作者王永彬于清朝咸丰甲寅年（1854年）二月于他的家乡、当时枝江石门坎村中他的书斋“一经堂”完成的。那末，《围炉夜话》到底何时开始付梓？我们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文献中查询得知，该馆藏有一套王永彬的《桥西山馆杂著八种》，是王永彬撰辑的《围炉夜话》、《音义辨略》、《六书辨略》、《禊帖集字楹联》、《朱子治家格言》、《先正格言集句》、《历代帝统年表》、《孝经衬解》等八种图书的合集。据版权页显示，这套书为刻本，而《围炉夜话》是其中的第四册，版心为“八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出书年代为咸丰同治年间。咸丰同治，亦即1851至1874年之间，而王永彬生于1792年，卒于1869年。如果《桥西山馆杂著八种》是其生前所刻印并付梓，那末，其出版年代极有可能在1855年至1869年这十五年之间，而这册国图所藏的刻印本《围炉夜话》，应为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围炉夜话》版本。此后百年间，《围炉夜话》鲜有新版出现。
毋庸置疑，《围炉夜话》只是一册片言只语性质的、类似于人生格言的闲书，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中，《围炉夜话》属于子部杂家类中的杂纂项，但我们发现，洋洋八大册之巨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没有收录该书，就是著名藏书家、贩书家孙殿起先生的以总括清代以来的著述总目为已任的《贩书偶记》及其续编，也没有收录《围炉夜话》。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当代著名藏书家郑振铎的《西谛藏书善本图录》，书后附有西谛书目，但也没有《围炉夜话》出现。赫然入目的，倒是有光绪十九年听雪书屋刊本的《围炉新话二种》，分别是清杨小湄撰的《作嫁衣裳斋隐语》一卷、清唐毅斋所撰的《听雪书屋庾词》一卷。至于“围炉新话”这个书名，到底是不是本于它之前的《围炉夜话》，还是本于更早的康熙时代吴乔所撰的《围炉诗话》，则不得而知了。
1876年，清朝重臣张之洞撰写的一代目录学巨著《书目答问》刊行，收罗有关书籍2200多种。其中收入了众多笔记类书籍，王永彬的《围炉夜话》付诸阙如。我们还注意到，在《菜根谭》、《小窗幽记》和《围炉夜话》中，前两部属于明人的著作，《围炉夜话》是清人作品，属诞生最晚的了。那末，到底谁是总结出这三部明清人著作为“处世三大奇书”的始作俑者，则可留待有心人考证。
但是，真正的金子总要闪光，《围炉夜话》也终于等到了它大放异彩的一天。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港台方面开始有数种关于《围炉夜话》的书籍行世，1985年，台北汉欣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了《围炉夜话的启示》，由丁湛译解。1987年，香港文光出版社出版了张衡通编译的《围炉夜话隽语钞》。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内地数十家出版社竞相出版《围炉夜话》，其中包括中华书局、岳麓书社、希望出版社、崇文书局、中国社会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等，版本形式包括图文本、白话本、语录本、解读本等，这些各种版本的《围炉夜话》的出版，对该书的普及功莫大焉。
关于创作背景：
多方冲击下的政治和道德建设的需要
《围炉夜话》是一部典型的清言体著作。作为小品文的一类，清言在明清之际曾风行一时，许多著名作家，如屠隆、袁宏道、陈继儒、张潮都曾涉足这一领域，留下了优美的篇章。其题材亦十分广泛，举凡山林泉石、鱼虫花鸟、国家治乱、世态炎凉，无所不谈。
其实，清言这种文学样式，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对明清清言颇有研究的文史专家程不识先生认为，它的源头，或可上溯到《老子》、《论语》。如出自《论语》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出自《老子》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等等，这种对自然的体认，对人生的把握，这种整饬而灵动的句式，在清言中得到发扬。而宜昌先贤王永彬所著的《围炉夜话》，就是在明清小品文盛行时代，在三峡区域诞生的清言著作中的佼佼者。
作者所处的年代，正是清王朝风雨飘摇的当口，西方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打开了当时闭关锁国的中国的大门。西方文化汹涌而入，猛烈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太平天国的起义，大大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也无情地冲击着儒家的伦理道德。
1854年前后的宜昌,也可谓大事不断。据《宜昌百年大事记》载，1852年5月，宜昌镇总兵王家琳奉命率清兵赴湖南抵抗太平军北上，参加了安仁解围战和长沙之役。1854年，太平军西征军于是年年初进入湖北，攻克汉口、汉阳后，兵分两路。其一路由曾天养率领，连下孝感、云梦、钟祥、荆门，准备攻打荆州。5月9日与清军将军官文所部战于龙会桥。5月16日，进军当阳的太平军分三路进攻宜昌，守军出城轰击。次日，太平军集中3000余人攻城，至18日乘大雨城塌之机，进城占领了宜昌。5月27日，清军水陆两路反攻宜昌，经过反复交战，清兵于27日收复宜昌府城。太平军弃宜昌后，连下宜都、枝江，与追阻的清兵水战，被焚战船9艘，战死百余人。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士大夫们积极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宜昌先贤王永彬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认为，求变自强不仅仅需要单纯的技术引进，更重要的是制度和道德的改造和建设，他发出警醒世人的呼声：“风俗日趋于奢淫，靡所底止，安得有敦古朴之君子，力挽江河；人心日丧其廉耻，渐至消亡，安得有讲名节之大人，光争日月。”王永彬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洞若观火，疾呼政治改良和道德建设，探求修补世道人心的捷径，其良苦用心，后人读之，无不感叹不已。
另外还必须提到的是，虽然王永彬当年居于枝江一隅，但其交游广泛，这也扩大了他的视野。据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国林和博士生、王永彬第七代孙王洪强介绍，王永彬其受业门生分布较广，除本县人外，还有松滋、江陵、公安等地的人。他虽穷居深山治学教书，但出入门墙者多当地名士。曾与高安周柳溪、夷陵罗梦生、陆城李月亭结诗社，王氏父子与王柏心、朱锡绶、熊文澜、黄元吉等人均有交谊。查《清人诗集叙录》和《清代诗文集总目提要》二书可知，王柏心和朱锡绶都有专门的诗文集行世，朱锡绶诗集里，还有一首写了宜昌的三游洞。与这些文人的交往和相互砥砺，王永彬著述宏富，并撰写出传世名著《围炉夜话》，自然是顺理成章了。
关于《围炉夜话》：
全书以如何处事做人为旨归：据宜昌城建档案馆研究馆员李云贵统计,《围炉夜话》凡221则，8500多字。其“文辞浅近、主旨深远，情真语直，意存劝诫”。《围炉夜话》全书以处事做人为中心，从修身、读书、明道、教子、勤耕诸方面畅谈儒家经世致用的主张，阐释立德、立功、立言、立业的要义。书中所选的格言妙语，或立言精深，使人百思方悟；或含蓄蕴藉，让人回味悠长；或情趣盎然，令人心旷神怡。其文今日读来，颇有风致，有关专家指出，除却清赏美文，《围炉夜话》于做人、处世、读书、为政等均有真知灼见，读来让人受益非止一端。
诚信做人。作者主张做人须讲诚信。他说：“一信字是立身之本，所以人不可无也；一恕字是接物之要，所以终身可行也。”诚信待人，宽恕待人，于当今之世，无论精神领域、经济领域抑或其他领域，仍是最重要的待人接物的原则和最高尚的道德品质。“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如何诚信做人？作者认为，一要明辨是非，“心能辨是非，遇事方能决断，行事才可诚信”。二要严于律己，要“求个良心管我，留些余地处人”，认为“天地生人，都有个良心；苟丧此良心，则去禽兽不远矣”。三要合乎情理，“和平处事，勿矫俗以为高；正直居心，勿机关以为智”。
圆融处世。在如何立身处世方面，《围炉夜话》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光明之路。如何处世?作者首先立了一个原则：“大丈夫处世，论是非不论祸福。士君子立言，贵平正尤贵精详。”只有先立了正确的处世原则，才有健康的处世心态。当然作者论处世的目的还在于能经世致用。因此，作者主张在不违背处世原则的前提下，要学会“圆融”的处世方法。但是这种“圆融”绝非今人所谓之圆滑狡诈和谎言诓骗。他总结出的“处世以忠厚人为法”、“处事要代人作想”、“但责己不责人，此远怨之道也”的处世方法，即使在现代复杂人际环境下，仍使置身其中之人进退裕余。
精勤读书。作者主张读书治学首先要做到“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即要求学问要广博、意志要坚定，请教要切实进行，思考要仔细深入，从而做到气质沉稳，智慧深刻，果敢勇毅。唯其如此，才能“有大识见，才能有大文章”。其次，作者认为，这“大识见”首先是从读书问学得来。因之，作者三番五次尽述读书之重要，要求即使家境贫寒，也要让子孙读书上进；而反对“漫夸显荣”，提倡“耕读传家”，要求“看书须放大眼孔，做人要立定脚跟”。
清廉为政。《围炉夜话》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对当时官场人心之险、官德日丧之批判：“人皆欲贵也，请问一官到手，怎样施行?人皆欲富也，且问万贯缠腰，如何布置?”结论是“见小利，不能立大功。存私心，不能谋公事”。并对为官者殷殷劝诫：“为官必清廉，凡足以戕吾身者，宜戒之。养心须淡泊，凡足以累吾心者，勿为也。”观点是何等的鲜明和直白!这些文字，今日读来，醍醐灌顶，于置身官场之人处世修身、砥砺操守不无深刻启发。
闲读《围炉夜话》，还能让人体味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散文之美、文字之趣。“观朱霞悟其明丽，观白云悟其卷舒，观山岳悟其灵奇，观河海悟其浩瀚，则俯仰间皆文章也。对绿竹得其虚心，对黄华得其晚节，对松柏得其本性，对芝兰得其幽芳，则游览处皆师友也。”读来令人口齿留香。“和气迎人，平情应物。抚心希古，藏器待时。”予人一种含蓄蕴藉。而“伐字从戈，矜字从矛，自伐自矜者，可为大戒；仁字从人，义字从我，讲仁讲义者，不必远求。”从这种汉字的美妙的拆字法中，我们参悟到的，既有为人之道，还有文字之机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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