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石鼓文与吴昌硕临石鼓文
在篆书史上，有两个重要阶段，一是石鼓文时期，它上承甲骨文、金文，下开小篆先河，成为篆书大系的挑大梁者，同时其内容堪称史诗，是重要的历史文献；二是清代后期的吴昌硕时期，他继承石鼓文之遗意，扬石鼓之精神，变石鼓之体貌，入石鼓出石鼓而成自家气象，成为篆书史上又一块里程碑。两个石鼓时期撑起中国篆书大系的一片天空。而吴昌硕几十年写石鼓出己意，名扬海内外，使石鼓刻石老树开新花，提升了其历史地位，石鼓文原作和吴昌硕临石鼓文墨迹被后世学篆书者奉为圭臬。
《石鼓文》，篆书，字大约3.5~4.5厘米。据北宋拓“先锋、中权、后劲”三本相核对，尚存484字，重文44字及残文15字均不在内。不过“石鼓又有新旧之分，清代乾隆十五年，高宗令其部下将原石鼓设立重栏加以保护，以示珍重，并选十石雕作鼓状，在上面摹刻了原石鼓的诗文，允人随意椎拓，以广泛流传。从此，石鼓就有了新旧两种，并均置于国子监。后人称原石鼓为旧石鼓，摹刻的石鼓为新石鼓。”此外，《石鼓文》还有缩刻、木刻等多种，在众多拓本中，以北宋拓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为佳。当今海内外学者公认的“最完全本”则是郭沫若于1939年7月发表的《石鼓文研究》一文中全套宋拓《石鼓文》照片。“石鼓的发现，唐以前不见记载。”“最早见著录于唐代”，经论证大致在627至644年间。经许多专家学者的考证，一致认为石鼓文是先秦时的刻石。
《石鼓文》的章法，基本上是有行有列的格局，排列整齐，疏朗开阔，凝重端庄，每个字的高宽比例大致相等，亦有稍高与略扁者；字距与行距大致相等。总结石鼓书法的结体特征，大致可归为以下三点：其一，外形方而势扁；其二，兼融金文、甲骨文和小篆的结体体制，诸如大小不一、宽窄自由、长短不齐、正斜兼有等；其三，结构圆满，总体上给人一种饱和、肃穆、活泼多姿的感受。总的说来，石鼓书法的结体已接近小篆，为篆书的规范化、定型化作了铺垫，也给秦统一后的“书同文”打下了基础。
《石鼓文》明显存在着结构原则。第一，具有固定的偏旁部首，形成了《石鼓文》书法符号系统；第二，左右结构之字，一般左低右高，偶有左高右低者；第三，对称法则在《石鼓文》中有明显的表现；第四，部分字采取部落的错落、穿插、挪让等方式，从错落中求和谐，于穿插中求顾盼，在挪让中求欹侧，在整饬中富于变化；第五，以自然为准则，不固守成法；第六，字法具有特殊性格，兼融甲骨文、金文小篆的形质，又有别于三者。这种字法，我们可称之为先秦字法。若从规范角度出发，诸如“吾”“既”等，缺少变化，其结构松散似乎也算是一种缺点。
《石鼓文》笔法的特点，大致有以下四方面：一是笔画粗细均匀，圆润有度，后演成篆书的主要笔法；二是藏头护尾，使笔画具有含蓄的精神，有凝重浑劲之力；三是笔画似屈铁，圆劲而玉润，婉遒亦见涩，圆不至规；四是笔势婉转之中见通畅，端姿之中有旁肆。
《石鼓文》的价值和意义是显然的。首先《石鼓文》是先秦史诗，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石鼓文》记的是我国春秋时期秦国国君的一次猎祭活动，成为秦史研究和古地名、古动物、古植物、古地理环境等方面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史料；其次，《石鼓文》是石刻之祖，是篆书承前启后的重要纽带；再次，《石鼓文》具有文学价值，其待形完整，遣词用韵、情致风格都与《诗经》相吻合。正因为《石鼓文》具有上述极高的价值和重要意义，因此自唐代发现之后，备受书坛、文坛的嘉赏。
吴昌硕书法五体皆精，以篆书为最，而对于《石鼓文》的研习，则又是他书法艺术实践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正如沙孟海先生评价的“篆书，最为先生名世绝品。寝馈于《石鼓》数十年，早、中、晚各有意态，各有体势，与时推迁。大约中年以后结法渐离原刻，六十岁以后确立自我面貌，七八十岁更恣肆烂漫，独步一时。世人或以为先生写《石鼓》不拟《石鼓》。由形貌看，确有不相似处。岂知先生功夫到家，遗貌取神，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临气不临形’的。自石鼓发现一千年来，试问有谁写的过先生？”吴昌硕学篆书，早年师承杨沂孙，中年以后从秦权量、秦刻石、秦玺、汉印、封泥、砖瓦文中汲取营养，特别是长期临摹《石鼓文》。他65岁时曾说：“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境界。”吴昌硕的篆书是入乎《石鼓》，出乎《石鼓》，把“石鼓体”变成了“昌硕体”。从停匀整饬的《石鼓文》石刻，到粗服蓬头的吴氏石鼓书法，是艺术的“涅槃”和新生。吴昌硕33岁临写的《石鼓文》横幅，实在太忠于原作了，显得线条稚弱，平淡无奇。48岁临写的《石鼓文》横批，已不局限于一笔一画的描绘，而是超越杨沂孙、吴让之等，使《石鼓文》渐生奇姿，在中锋平正、结字宽绰的风格中蕴藏着奇崛郁勃之势。66岁时的吴昌硕书艺已臻成熟，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吴氏破《石鼓文》的方正，将字形写长，宛如秦刻石之小篆，结体以左右上下参差取势，破除了平稳，用笔遒劲，气势开张，圆劲中寓方折，透出浓郁的金石气。章法上纵有行而横无列，字距行距紧凑，向字内空间渗透，一个活脱脱的“吴昌硕石鼓”面貌跃然于人们眼前。吴昌硕70岁时的作品全以己意出之，名为临石鼓，实为写石鼓了，整幅字的追求在于“气”和“力”，在于雄强、浑穆的美，体现了碑学派的主体风格。80多岁时的作品显得苍朴雄健，恣肆纵横，超逸跌宕，神态飒爽。尤其是84时临写的《石鼓文》，是吴昌硕留下的石鼓书法绝墨，此作笔势舒展，刚柔相济，布白淡朗，结体雅致。就总体风格而言，吴昌硕60多岁时的作品是雄强，70多岁的作品是庄和，80多岁的作品是超逸。其艺术境界一层深过一层，艺术价值一件高过一件。
如果我们把《石鼓文》刻石与吴昌硕临写的《石鼓文》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则可发现吴昌硕笔下的《石鼓文》书法整饬变成了错落，工整变成了恣肆，汲取小篆的优点拉长形体，使笔画纵长与横短的对比变得明显，表现出凝重而流动的神采；形体正斜，奇古生态，则是吸取了金文的优点；运笔峻涩间行，力透纸背，除汲取邓石如笔法外又有新意。吴昌硕用墨的特点是笔酣而墨饱，痛快而淋漓，间杂枯笔绚烂多姿。在神韵与精气上打通了大、小篆的隔膜，把金文的意与味写进石鼓，从而使率意而陈的笔道中出现了生命的跃动，对称平衡的结构变成了上下参差的穿插，甚至连线条也变了，在李斯、李阳冰、邓石如手下出现的那种平稳单一的线条，被一种雄浑厚实，气势恢弘的强劲线质所替代，这是入《石鼓》又出《石鼓》的真正意义。
吴昌硕临《石鼓文》自成一体，最突出的一点是改变了《石鼓文》的取势。吴氏的取势方式，使其篆书更具有一种动感。从《石鼓文》刻石与吴昌硕临写的石鼓书法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石鼓文》的“平势”被吴昌硕改变为“提升之势”——左低右高之势。这种势在其行书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也成为吴氏书法的一个亮点。如果说“昌硕体”石鼓书法的这种动势从正面观还不甚清楚的话，那么从纸背面看后把作品反拍进行观察，其冲击力就变得非常明显了。
无论是吴昌硕同时代的人，还是其后世学石鼓者，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吴氏学习石鼓方法的影响或启发，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做到吸收、积淀与创新求变。这也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和汲取的。
吴昌硕对《石鼓文》的穷极精通究其原因有三：1.取法乎上，转益多师，遍走百家；2.胆识非凡，师古不泯，集古出新；3.超人的勤奋和毅力。吴昌硕的成功，对《石鼓文》有了新的诠释，也为清代的碑学热和后来者学《石鼓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对当下书法的现代转型也有着巨大的榜样力量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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