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每一次成名的机会
前几天读《伯夷列传》，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些道德高尚的人真的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纯洁吗？我所指的“纯洁”，就是做好人好事，而不图名，不图利。
孔子其实一直就想当官，只是前半生没当官的命。孔子也贪财，他说过，只要能发财，再下贱的事情他都愿意做，当马夫也可以，只是没得发财的机会，就只能教书收学生了。他教书是要收学费的，没现金的话，给腊肉也可以。他书教得不错，收的学生比较多。但是他并不是每个学生都认真教，他发现没什么出息的学生，也懒得花时间在他们身上。孔子一直宣传道德，但是我们却不能把他当做道德典范来宣传。我们只说他是伟大的教育家，却没说过他是春秋时期的活雷锋。你能要求孔子甘于清贫吗？你能要求孔子要有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奉献精神吗？我们都知道，如果用这样的标准要求孔子，要求这样伟大的教育家，是很可笑的，可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确把老师和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联系起来了？和清平，和奉献联系起来了？这都是一群改变不了自己命运的人的自我洗脑。如果孔子能挣大钱，能当大官，他是傻子才会去教书呢。教书只是在他没有更好出路时的养家糊口的工具。
我们现在还在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要教不好的老师。享誉世界的教育家孔子，3000弟子中，才培养出72个有才能的学生，我们现在的教育理论是只要你教法得当，你就能让3000弟子全部成才。这个理论听起来挺美好，其实是在掩耳盗铃，或是自欺欺人。提出这个理论者如果能够同时实验证明，那么他应该比孔子还厉害，只可惜现在孔子世界知名，此人却默默无闻。铁才能磨成绣花针，木头就只能磨成牙签。这个规律我想足以反驳上面的理论吧。
商朝时，有个孤竹国，孤竹国的国君有几个儿子，其中两个分别叫伯夷和叔齐。从名字上看，伯夷估计是老大，叔齐估计是老二。而父亲比较喜欢老二，所以还在世的时候就立下遗嘱，死后让老二继承王位。等到老头死后，老二不想继承王位，就让位给老大伯夷。至于为什么想要让位给哥哥，估计叔齐认为从辈分上讲，哥哥比自己大，理应由哥哥继承，只是父亲比较喜欢自己，但是却不应该乱了理法，继承王位应该从大到小。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叔齐想用“让贤”来炒作自己，宣扬自己道德高尚。当国君累死累活不就是想死后留下好名声吗？叔齐让贤，既不用当国王过度操劳，又可以流芳百世。
哪知道老大伯夷也不想当这个王，他说，父亲让你继承王位，我不能违背父亲的遗愿。然后就躲了起来。伯夷为什么拒绝？一种可能是他对父亲的决定不满。如果伯夷真想当王，即便是对父亲的决定不满，那么当弟弟把王位让给自己时，他也会半推半就地继承王位。说明他不想当国王，或不是对父亲的决定不满。另一种可能是他出于对父亲的尊重。父亲的遗愿是让弟弟当王，自己不能违背父亲的遗愿。还有一种可能是，他想借机来炒作自己道德高尚。你想想，这是在推辞王位，不是两三块钱，这事一旦传出去，那是要流芳百世的。即便当了王也不一定会流芳百世啊。有的人干一辈子好事都没被人记住，但是只要在做某件好事时不幸遇难，再被媒体一报道，就成为了公众的英雄。这就是人类社会学规律。
后来老二叔齐也没当这个王，也躲了起来。孤竹国的人就只好立了他的另一个弟弟当王。
可以这样认为，伯夷，叔齐这两兄弟是在互相炒作自己道德高尚。炒作的效果的确不错，以致今世的我们还在歌颂他们的事迹。他们的事迹流放百世，而他们那个当王的弟弟谁又知道他姓甚名谁？
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敬养老人，便商量着说：“我们去投奔他吧！”等到他们到达的时候，姬昌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武王用车载着灵牌，尊他为文王，正向东进发，讨伐纣王。伯夷、叔齐拉住武王战马，劝阻到：“你父亲死了尚未安葬，就动起干戈来，你这是不孝！以臣子的身份而杀害君王，你这是不仁！”武王身边的人想杀死他们，太公姜尚说：“这是两位义士啊！”扶起他们，送走了。武王平定殷乱以后，天下都归顺于周朝，而伯夷、叔齐以此为耻，坚持大义不吃周朝的粮食，并隐居于首阳山，采集薇蕨来充饥。
周文王是在伐纣的过程中死的，死了后，人肯定是埋了的，或者当时流行天葬或火葬，可以确定的是，尸体是处理了的。估计他的神牌还没有移入宗祠，这需要一个仪式，那就得班师回朝。当时武王他们把这事放一放，估计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激励士气，文王是为伐纣而死，只有战士们早日战胜殷纣，才能给死者以安慰，才能早日让文王牌位回归宗祠；二是出于对战时时局的考虑，出师目的还没达到，文王死了，领导指挥集团未伤筋动骨，不影响整个作战指挥，如果因文王死而中途打道回府，势必劳民伤财，影响士气。
我认为，当时武王伐纣，天下尽人皆知，伯夷、叔齐早不去，晚不去，偏偏姬昌刚死的时候出现在武王面前，把周武王臭骂一顿，而且是站在道德的高度去鞭笞周武王，也就是打着正义的旗号耍流氓，这件事本身道德吗？他们是不是想乘机再火一把，再炒作自己一次呢？因为当下的人想要成名，就去和名人沾上边，甚至骂名人，比比皆是。有的是要钱不要脸，如干露露；有的人是要钱不要命，如矿工；有的人是要名不要命，如伯夷、叔齐。遇到要钱的好对付，遇到要脸的人好对付，遇到这种不要命的人，真不好对付，所以搞得周文王也很尴尬。保卫钓鱼岛的登岛的那些人，估计也是要名不要命的人。不能批评别人，各人有自己的价值标准，作出适合自己的选择，那就是最好的。
待到伯夷他们饿到快要死了的时候，他们自己写了一首歌，歌词说：“登上首阳山，采薇来就餐，残暴代残暴，不知错无边？神农虞夏死，我欲归附难！可叹死期近，生命已衰残！”然后就饿死在首阳山。他们编这首歌，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一种炒作，一种宣传。我们知道，一首好听的歌，很快就会传遍大江南北，继而人们就会关注写歌的人，关注他们的人生故事。
司马迁写史记也明确地说，他是想留名后世。我们后人都赞扬他的书写得好，而不会说他道德多高尚。我们歌颂孔子，也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而不会说他道德多高尚。但是，伯夷、叔齐呢？他们是以道德形象出现在史书上的，人们都歌颂他们如何让贤，如何敬老，但是我认为他们都是炒作高手。兄弟两互相炒作，借名人周武王来炒作，写歌曲宣传自己。如果这样看的话，他们的道德也不咋地。写书的人他们有很好的宣传工具——自己的书——来让自己流芳百世，但是，道德高尚的人如果不这样做，又如何会让后世记住他们呢？
像帝王让贤，这种事情，许由、卞随、务光，他们也搞过，他们也是道德极高的人，但是哪个又记得他们呢？原因就是他们太低调，不会借助工具或手段来炒作。伯夷、叔齐的事情，是孔子记载在他的书里面，因为孔子有名，他书中的人物才有名。比如，孔子有个弟子叫颜回，道德极高，很年轻就被饿死了，要不是孔子提起他，当今社会谁又知道颜回呢？司马迁还说，“云跟从龙而生，风伴随虎而起，圣人出现，万物也因之而引人注目。”就是说，你想成名，你得借助名人，和名人扯上边，你想成名，你得借助重大的历史事件。抗战、内战成就了一批将军，非典成就终南山，奥运会开幕式成就了张艺谋。所以，面对灾难，对民族、对个人来说也许是不幸的，但对个人也可以说，这就是做一番事业的历史机遇。
人们关注的是名人，关注有名的历史事件，只要你的名字能和名人，能和有名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你就可以出名，你的事情才会被人们知道。
某某人在高调地做道德高尚的事情，高调，说明他是有目的的，就是为了杨名。他很好地运用了社会科学。这是假道德还在真道德高尚？如果这是虚伪的道德高尚，那么真正的、纯洁的、高尚的道德就是不想让人知道。所以，你所知道的高尚道德事迹都不是高尚的，你所不知道的才是高尚的。
什么是道德？其实应该分开来看，“道”其实是指自然规律，当然也包括社会规律。“悟道”其实就是看清、理解、掌握这些规律。“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德”就指不有意为之才有“德”。比如，伯夷、叔齐去骂武王，如果是有意来体现自己高尚，那么他们是“无德”的，如果纯粹是出于孝敬父母去骂武王，而无意间又体现了自己的高尚，那么他们的做法是有德的。雷锋每做一件好事，就记在日记里，他是不是想为日后出名埋下伏笔，我觉得还是有这种可能。
不过从后面的事情看出，伯夷他们是有意为之。因为周文王给他们粮食，他们不吃，而且还编歌来搞臭周文王，这都不是有德的人的做法。武王伐纣，替天行道。伯夷也许会说：“这是武王打着正义的旗号杀人。”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伯夷就是打着正义的旗号骂人。性质都一样，不外乎一个罪大一点一个罪小一点，原因就是伯夷的能力小点，武王的能力大点，要是伯夷的能力大到可以杀人，那么他们也许就把武王给杀了。我们现代社会不也是这样吗？官员对百姓不满，就打你，关你，抓你，罚款，甚至杀你，杀你全家，因为他们能力大。当然他们做这些事情都是打着正义的旗号，即合法来做的。而百姓对别人不满，就只能骂骂人，或写举报信，或在网上发个帖，以正义之名博得同情，因为他们的能力小。即便这样，做这些无关痛痒的反抗，还是很可能被强势的一方干掉。要是当时不是姜子牙阻拦，周武王就把伯夷他们杀了。所以，宣扬所谓的“正义”，你得有本钱，不然很可能就是炮灰。
伯夷、叔齐他们成了名，而且是好名声，即是道德楷模。但是我的观点还是有点不同，他们只是善于抓住每一次成名的机会，有意为之，所以他们只能算有道，不能算有德。先是兄弟俩互相炒作，再借助周武王炒作，再是散播流言（编歌曲）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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