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籍《治世经典之权书》白话解析（下）

中华古籍《治世经典之权书》白话解析（下）



理论与实战［孙武第六］

求之而不穷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与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几人？求之子言而不穷者，几人？言不穷矣，求之于用而不穷者，几人？

连续向他提出问题而难不倒他，这样的人就是天下的奇才了。同天下的士人谈论用兵的事，而说“我不会用兵”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在这些人中，向他连续提出问题而难不倒他的，又能有几个？在理论上难不倒他，但用他来领兵打仗而能够始终不遭到失败的，又能有几个？

哎！至于说领兵打仗而能始终不遭到失败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哩！

孙武写了《孙子兵法》十三篇，后世所有的军事家都把他当作老师来崇敬。

依照我的看法，孙武是谈论兵法的杰出人物，他的书论述奇特、权变、秘密、机智这些用兵的技巧，真是神出鬼没，妙不可言，自古以来那些谈论用兵的著作、极少能比得上的。因而揣测他作为出色的军事家，一定具有应付敌人的无穷才能，不知道他领兵打仗却不能每战必胜，而且和他在书中谈的相距甚远。

当吴王阖庐攻入郢都（楚都，在今湖北省江陵县）的时候，是以孙武为统帅的；等到秦国和楚国联合打败吴国的军队，后来越王勾践又率大军践踏了他的国家，外祸内患一旦接踵而来，吴王（指夫差）奔走而不及自救之时，孙武却对消除这些祸乱一筹莫展。假如依据孙武自己的书来责求他的过失，大概有如下三条：

《九地篇》说“把威武加在敌人头上，就要使他不能同别国结交。”然而孙武却使秦国能够听到申包胥（春秋时楚国大夫姓公孙，封于申，故称申包胥。吴兵入郢都，申包胥至秦求救，哭于秦廷七日七夜，秦终于出兵救楚，大败吴军）的话，出兵援救楚国，对吴国没有忌惧之心；这就太不威武了。这是孙武的第一条过失。

《作战篇》又说：“长久出兵在外，就会使军队疲惫，挫伤锐气，力量耗尽，物资枯竭，那样别国就会乘你危机时而起兵进攻你。”而孙武在吴王阖庐九年（公元前506年）冬季攻打楚国，到十年秋季才返回，可以说是“长久出兵在外”了，越国人能够不乘其国内空虚而攻入吴国吗？这是孙武的第二条过失。

《作战篇》又说：“战士奋勇杀敌，是由于愤怒。”孙武纵容伍子胥（春秋时楚国人，后奔吴，为大夫，终因直谏而死）、伯嚭（也是楚国人，后奔吴夫差时为太宰。越灭吴，杀伯嚭）鞭打楚平王（姓毕，熊氏，初名叶疾，即位后改名居，在位十三年）的尸体，发泄一个匹夫的私忿，用对敌人的侮辱来激怒敌人；这就是司马戌（即沈尹戌，楚国左司马）、子西（楚平王子，名申，时为令尹）、子期（亦楚平王子，子西之弟，名结，时为大司马）所以用誓死的决心来向吴国报仇的原因。勾践攻占吴国，不去毁坏吴王的祖坟，而吴国人民却顺从他。田单（战国时齐国人。燕军攻齐，占领七十余城，仅莒、即墨二城未破。即墨守将战死，城中人民推田单为将军，田单用计大破燕军，收复所有被占城市，因功封安平君）欺诈燕军，使他们掘了齐人的坟墓，因而激起了齐国人民的奋发斗争精神。他们的智谋远在孙武之上。孙武不明白这个道理，这是他的第三条过失。

但是当吴军开始讨伐楚国时，能够很快就攻入鄂都，正是由于利用伍子肯、伯嚭、唐国（春秋时诸侯国，都城在今湖北省随县西北唐城镇）、蔡国（春秋时诸候国，都城在今河南省新蔡县，唐、蔡二国国君均曾被楚囚禁受辱）对楚国的愤怒和楚国子瓦（即囊瓦，字子常，曾为楚国令尹）的不仁，孙武的功绩也是很少有的。孙武自己写的书，尚且不能自己熟练运用，因而遭到这样的失败，更何况那种愚蠢地只知学习孙武的某些过时的教条、理论皮毛的人呢？怎么可以用他们来领兵打仗呢？

吴起（战国时卫国人，著名军事家：著有《吴子》一书，属兵家）与孙武是一样的人，都著书谈论兵法，世人将他们并称，叫做“孙吴”。然而吴起书中谈论用兵，不注重法制，文字粗糙简略，没有统领全书的纲纪，不及孙武的书语言精练而意思详尽，天下所有的用兵理论都可在《孙子兵法》中找到最终的本源。

但是，吴起开始被鲁国任用，就大破齐军；后来到了魏国，又能战胜秦国军队；到了楚国后，使楚国再次称霸诸侯。可是孙武的所作所为，反而造成了那种失败的结局，可见书上的理论本来就是不能够完全信赖的。

假如在外面指使一个男仆，在家里管理一个侍女，这是一个没有才智的普通人也会做到的，难道还一定要别人来教导吗？至于率领三军这样众多的人，关闭营门以求自固，有时还是会发生骚乱，这是由于三军人数太多，使自己思想产生迷乱的缘故。

善于治军的将帅，指挥三军那样众多的人，和使用一个男仆、一个侍女并无多少区别，所以他的心力经常有余裕。以一个人的心胸，来承当统帅三军这样众多士兵的重任，还总是觉得其中宽宽的尚有余地，这就是韩信所说的“领兵越多越容易办”的原因。

所以，用兵难道有什么特别的道术吗？只不过是能不为士兵的人数众多所困惑罢了。

诚信与机智［子贡第七］

君子之道智信难。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于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于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

君子立身处世的原则中，机智和诚信是最难同时做到的。诚信是用来端正机智的，而机智常常至于不端正；机智是用来通达诚信的，而诚信常常至于不通达。所以君子对此应当谨慎。

世俗的儒士们都说：“只用机智就可以成事。”人们看到只用机智就可以成事，于是就全都抛弃诚信。

我却要说：“虽然只用机智就可以成事，但是不讲诚信，机智用一次之后，就再也不能继续使用了。”子贡（春秋时卫国人，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孔子弟子。先后做过卫国、鲁国宰相。机智过人，能言善辩。经商致富，与王侯分庭抗札。据传说，子贡曾经功说齐国伐鲁，游说吴、越、晋诸国之间，使之互相牵制，因此有“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疆晋而霸越”的说法）用机智使齐国生乱、吴国灭亡、鲁国保全，我对他这种做法感到可悲。

像子贡那样的人，不过是游说之士罢了，他苟且贪求一时的成功，而不以能够长久使用为目的，所以他预见不到这种做法所将带来的灾祸。假使王公大人的计策都出于机智，那么我还未曾发现他们不马上就跟着失败的。

我听说：“称王天下的人，他的军队只有在考虑到万代的利害时才会动用；称霸天下的人，他的军队只有在考虑到子孙的利害时才会动用；强者的军队，只有在考虑到自己终身的利害时才会动用。”

所以如此谨慎，就是希望成功的措施以后还可以长久使用。而像子贡这样用兵，只能用一次，下次就不能够再使用了。

子贡的那次出使，我认为既可达到保存鲁的目的，又可以使齐国不发生内乱，也可以使吴国不至于灭亡。为什么这样讲呢？当时田常（即田成子，又名田恒，本姓陈，其祖先为陈国公子完，入齐后改姓田。公元前481年，田常杀齐简公，立齐平公，自任齐相，齐政尽归田氏）正准备篡夺齐国政权，害怕高氏（高无平，齐卿）、国氏（国书、齐卿）、鲍氏（疑指鲍牧，齐卿）晏氏（晏围，晏婴之子，为齐大夫）的反对，所以派他们带领各自的军队去讨伐鲁国。

如果替子贡打算，不如到高氏、国氏、鲍氏、晏氏那里去故意表示哀悼。他们一定会感到惊讶，并问这是为什么。那就回答说：“田常派你们的军队来攻打鲁国，我看到你们快到灭亡了，所以来表示哀悼。”

他们一定还要追问原因。那就回答说：“齐国有田氏，就像有人在自己家里养只恶虎一般。你们对于齐国，就好像人的四肢对于身体一样重要。田氏想要吞掉齐国的野心由来已久了，然而一直不敢把他的野心付诸实现，原因就是惧怕遭到你们强有力的反抗。现在连你们都出来攻打鲁国，就像是齐国的身体失去了四肢，田氏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我看身体将要被割裂，而四肢也要跟着死亡，所以来向你们表示哀悼。”

他们听了一定会感到惊惧，并且询问对付的计策。这时子贡便可以乘机教导他们说：“你们可以把军队全部开向鲁国，但到边境就停下来。请允许我秘密地替你们去约好鲁侯，等到田氏在国内发动叛变时，让鲁君率领他的军队跟着你们一起到齐国去讨伐田氏。”

站在齐国立场上来考虑，他们惧怕田氏将会加害他们，势必不能不听从子贡的安排。然后子贡再返回鲁国，和鲁君商定协约。鲁君因为害怕齐军攻打自己，势必也不能不接受子贡的计划书。因而乘机让鲁国训练士兵、检阅车马，等到齐国发生内乱，便派军队去诛杀乱臣，安定新的国君。齐国一定会感激鲁国的恩德，这对鲁国以后几代人都是有利的事。

我看当时仲尼曾认为齐国人中有一半是不赞成田常的，所以他请求鲁哀公（姓姬名将，在位二十七年，死后谥哀）讨伐他。如果真的用鲁国军队，和高氏、国氏、鲍氏、晏氏的军队一起，再加上齐国反对田常篡权的那一半人，来共同讨伐，就可以攻入齐国的京城，在街市上把田常车裂处死。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是很容易办到的，可以成就很大的功绩。可惜啊！子贡没有采用这种策略。

齐哀王（汉初人，高祖刘邦之孙，名襄，齐悼惠王刘肥长子，继刘肥为齐王，死后谥哀）发兵讨伐吕氏（吕后之侄吕产、吕禄等，专擅朝政，吕后死，诸吕被诛），吕氏命令灌婴（汉初雅阳、即今河南省商丘县南人，秦末随刘邦反秦，屡立战功，封颖阴侯。品后死后，与周勃、陈平合谋诛诸吕、立汉文帝，安定汉朝）率军前去抵抗。到了荥阳灌婴派使者去说服齐哀王和其他诸侯联合起来，等待吕氏发动叛变，然后共同讨灭他们。

田常所处的形势，和吕氏没有什么不同，当时的鲁国好比汉朝时的齐国，当时的高氏、国氏、鲍氏、晏氏则好比灌婴等人。可惜的是，子贡并没有采取这样的手段！

六国的教训［六国第八］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六国的灭亡，不是因为军队不强、作战失利，弊病在于拿土地来贿赂秦国。用土地来贿赂秦国，自己的国力就会削弱，这是一条亡国的道路。

有人会问：“六国先后地灭亡了，都是因为贿赂秦国吗？”

我回答说：“不去贿赂秦国的国家，却由于贿赂秦国的国家而灭亡了。因为失去了强有力的援助，就不能单独保全。所以我说弊病在于贿赂秦国。”

秦国除了用战争夺取土地之外，由于别的国家的赠送，小者得到田邑，大者得到城池。比较一下秦国所得的土地，由于别的国家贿赂而得到的，要比由于战胜而得到的多一百倍；其他国家送给秦国的土地，要比战败而失去的土地多一百倍。这就可以看出，秦国的最大希望，六国的最大忧患，本来就不在于战争。

试想六国君主的历代先租，是怎样地冒着霜露，披荆斩棘，才获得了这点土地。但是他们的子孙却对这些土地不甚爱惜，拿它来送给别人，就像抛弃草芥那样随便。

今天割给人家五个城邑，明天割给人家十个城邑，然后求得一夜的安睡；但是早上起来查看四方边境，发现秦国的军队又来了，这样下去，六国的土地是有限的，暴秦的贪欲却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奉送给他的土地越多，他对你的侵略就越厉害。所以用不着交战，双方的强弱胜负就已经清清楚楚了，六国都落得个灭亡的下场，按理说本来也应该如此。

古人说：“用土地来事奉秦国，就像抱着干柴去救火，柴烧不完，火就不会熄灭。”这话是讲对了。

齐国不曾送给秦国土地，到头来也跟着其他五个国家灭亡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和秦国结盟，而不帮助其他五国。五国已经灭亡，齐国也就逃不掉了。

燕、赵两国的君主起初还有考虑深远的谋略，能够守卫自己的国土，坚持大义，不贿赂秦国。因此燕虽然是个小国，却灭亡得较晚，这是他坚持用兵抵抗的效果。到了燕太子丹（姓姬，名丹，燕王喜之子，曾派荆轲入秦刺秦王，未遂。秦发兵攻燕，燕王喜斩太子丹，以头献秦王）用荆轲（战国时卫国人，或称荆卿，又名废卿，为燕太子丹门客，受命刺秦王，事败被杀）去执行刺杀秦王的计划，这才招来祸害。

赵国曾和秦国打了五仗，二次战败，三次取胜。后来秦国又两度攻击赵国，都被李牧（战国时赵国著名军事家，为赵将，曾大破匈奴军。与秦军作战，层建大功，封武安君）所打败。到了李牧因被诬而遭杀害，赵国就灭亡了；可惜用武力抗秦没有能坚持到底。

燕、赵两国当时都在秦国已经把别的国家消灭得差不多的情况下，可以说智谋力量都是孤立无援了，战败而灭亡，的确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假使过去其他三国（指韩、魏、楚）各自爱惜自己的土地，齐国人不要依附秦国，燕太子丹不施行刺客的计划，赵国的良将李牧还在，那么胜负的命运，存亡的名分，同秦国相比较，到底何方有利，还不容易断定呢。

唉！如果把送给秦国的土地拿来封赏给天下的谋臣，用事奉秦国的恭敬之心来礼遇天下的奇才，同心协力对付西方的秦国，那样恐怕秦国人连吃饭都会咽不下去了。

六国有这样的形势力量，却被秦国久积的威势所胁迫，日削月割，以至于灭亡，真是太可悲了！治理国家的人，切不要被敌人久积的威势所胁迫啊！

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国家，其势力比秦国弱小，却还有不贿赂秦国而战胜它的形势。假使以全中国这样大的力量，却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这比起当年的六国，就更加不如了。

刘邦的远虑［高帝第九］

然天下已定，后世子孙之计，陈平张良智之所不及，则高帝常先为之规划处置，以中后世之所为，晓然如目见其事而为之者。

掌握策略，运用权术，恰当处理一时的利害关系，汉高祖比不上陈平；分析估计天下形势，不费多大力气就能制服项羽，高祖又比不上张良（秦末韩国人，字子房，曾谋刺秦始皇，未遂，逃匿下邳。后随刘邦起兵，为主要谋士，辅佐刘邦灭秦和项羽，因功封留候）。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的辅佐，天下就不会归于汉朝，那样汉高祖最终也不过是一个鄙朴而倔强的人罢了。

然而天下已经安定之后，关于子孙后代长治久安的计策，陈平、张良的智谋就没有考虑到；汉高祖则常常为之事先谋划安排，并且完全符合后来所发生的事变情况，就好像是在他亲眼看清楚了事变情况之后，才做出这些安排一样，这说明汉高祖的智慧对于大事能够看得很透彻，而对于一些小事则比较不在行，我们可以从日后发生的事发现这一点。

汉高祖曾经对吕后说：“周勃（汉初沛、即今江苏省沛县人，随刘邦起兵反秦，以军功为将军，封降侯）稳重忠厚，缺乏文采，但是能够安定刘氏江山的必定是周勃这个人。可以任命他做太尉（官名，掌管全国兵权）。”

当时，刘氏江山已经安定了，还要让周勃来安定谁呢？所以我的猜想是：汉高祖把太尉这个重要的官职托给周勃，是预见到将来诸吕为乱的祸殃了。

既然如此，汉高祖不及早除去诸吕的后台吕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形势不允许。

过去周武王死时，周成王（姓姬名诵，周武王之子，周朝二代君主）以幼年继位，三监（周武王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武王灭商后，封殷纣王之子武庚于殷旧都，并在度都的东、西、北三面建立卫、庸、邶三个诸侯国；分别派管叔、蔡叔、霍叔去那里监视武庚，史称三监）就叛变了。汉高租猜测到在自己死后，将、相、大臣和那些封侯封王的人中间，一定会有武庚这样的叛臣，而没有谁能够制服他们。所以考虑到只要家里有主事的母亲在，即使是强梁凶悍的奴仆也不敢欺侮幼弱的主子。

吕后曾辅助汉高祖平定天下，一向被大臣们畏敬顺从，只有她可以镇压住那些图谋不轨的大臣们，而等到年幼的君主长大成人掌握政权。所以汉高祖不在死前除去吕后，是替汉惠帝（姓刘名盈，刘邦与吕后所生，继刘邦为帝，在位七年，死后谥号惠）考虑。

吕后既然不可除去，所以就剪除她的党羽，削弱她的权势，以致即使发生变故而政权也不至于动摇。因此，以樊哙（汉初沛、即今江苏省沛县人。吕后的妹夫，秦末随刘邦起兵，以军功封舞阳候）这样的功臣，一旦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也就毫不犹豫地要杀掉他。

唉！难道汉高祖单单对樊哙不仁吗？况且樊哙和汉高祖一起起义，攻城破阵，立功不能算少。当范增唆使项庄刺杀刘邦时，如果没有樊哙当场对项羽进行谴责，那么汉朝能否建立，可就不知道了。可是当一旦有人毁谮樊哙，说他要在高祖死后，杀掉戚夫人（刘邦之妾，赵王刘如意之母，刘邦死后，戚夫人与赵王如意均被吕后所害），虽然樊哙正在率军讨伐燕王（姓庐名绾，汉初丰、即今江苏省丰县人。从刘邦起兵反秦，后以功封燕王。因被疑叛汉，投奔匈奴）的途中，高祖也立即命令陈平、周勃到军营中将他就地处死。

樊哙的罪行并没有表现出来，说他有杀掉戚夫人之心，是真是假还不一定；况且汉高祖不会因为一个女人就诛杀天下的功臣，这一点也是明白的。

汉高祖娶吕氏为妻，吕氏的族人中像吕产、吕禄之流，都是些平庸之才，不足忧虑；只有樊哙强横雄健，是将军们所不能制服的，后世的祸害，没有谁比他再大的了。

汉高祖看待吕后，就像医生看待“堇”这种毒药一样，使它的毒可以治疗疾病，而不至于毒死人。樊哙一死，那么吕后的毒将不至于伤害汉朝江山。汉高祖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使他死后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

陈平、周勃并没有遵照命令杀掉樊哙，是将汉高祖忧虑的祸害留了下来。樊哙死于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这是天意啊！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么吕禄就不可能被欺骗，太尉周勃也就不可能掌握北军。

也许有人会说樊哙是汉高祖最亲近的人，即使他还活着，未必就会参与吕产、吕禄的叛乱。

韩信、黥布（汉初六、即今安徽省六安县人，姓英名布，因犯秦法曾被黥面，故又称黥布。起兵反秦，初附项羽，后归汉，封淮南王。后又叛汉，兵败被杀）、卢绾都曾被封王，南面称孤，而卢绾又是最受汉高祖宠爱的，他们都还在汉高祖未死之前，相继因为叛乱被讨灭了。谁又能够肯定在汉高祖死了之后，像樊哙这样性情残暴、以屠狗为业的人，当他看到自己的亲戚趁着有利的形势，造反称帝称王，而一定不会感到高兴，跟着他们一起造反呢？

所以我说：“陈平、周勃这两个人没有遵照汉高帝的命令，杀掉樊哙，是将他生前所忧虑的祸害留了下来。”

项羽的无谋［项籍第十］

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胜有所不就，败有所不避；其来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为。而徐制其后，乃克有济。

我曾经说过：“项籍有夺取天下的才能，而没有夺取天下的谋略；曹操有夺取天下的谋略，而没有夺取天下的度量：刘备有夺取天下的度量，而没有夺取天下的才能，所以这三个人终其一生都未能获得成功。”

假使不能舍弃一些东西，就不能取得天下的形势，不能忍让一些事情，就不能完全拥有天下的财利。因此，有些地方不去夺取，有些城市不去攻占；有些胜利不去获取，有些失败不去逃避；得到一些人才也不要得意忘形，失掉一些人才也不要老羞成怒；任凭天下人各自为所欲为，我从容地先发制人，这样就可以获得成功。

唉！以项籍百战百胜的才能，而最后却兵败垓下（地名，在今安徽省灵壁县东南沱河北岸）而死，对此倒也不必奇怪。我从钜鹿（地名，在今河北省平乡县）之战中（公元前207年，项羽奉楚怀王熊心之命，北上救赵，与秦军战于钜鹿，大破秦军），即看出他的谋略缺乏远见，度量不够宽大，未尝不对他很晚才死在垓下感到奇怪。

当项籍渡过黄河北上之时，沛公（即刘邦）才开始整顿兵马向武关（在今陕西省商洛县西南）进发，这时项籍如果率领军队去进攻秦国，趁着刘邦军队的锐气而利用它，就可以攻占咸阳，控制住全天下。

但他不知道运用这种策略，却愚蠢地去同秦国的将领争一日胜负的名声，既然已经在钜鹿大获全胜，却又在黄河以南新安县一带往返作战，等到他到了函谷关时，刘邦早已经进入咸阳几个月了。

秦地人民既然已经安心接受沛公的统治，而对项籍产生了仇视心理，那么势必不要再强迫他们臣服项籍了。所以项籍虽然把刘邦改封到汉中，而自己最后建都在彭城（即今江苏省徐州市），致使刘邦仍然能够再次占领三秦（地名，即今陕西省中、北部一带。项羽入关，三分秦国关中之地：封章邯为雍王，领咸阳以西之地；封司马欣为塞王，领成阳以东之地；封董翳为翟王，领上郡即今陕北之地，合称三秦）。这样，天下的形势就要归汉，不会归楚；楚虽然能百战百胜，还有什么用处呢？所以说：项籍终于在垓下战败身亡，钜鹿之战就已出现预兆了。

有人也许会问道：“即使按照你讲的这种策略去做，又怎么可以断定项籍一定能攻入秦国呢？”

我回答说：“项梁（秦末下相，即今江苏省宿迁县人，楚将项燕之子，项羽叔父。与项羽一同起兵反秦，在定陶为秦将章邯所败而死）死后，章邯（秦二世时官任少府，后为将军，率军与起义军作战，屡胜，进围钜鹿，为项羽所败，降楚，后随项羽入关，封为雍王。终被刘邦所破，兵败自杀）以为楚军不是忧虑，所以就转移兵力去攻打赵国，颇有轻视楚军之心，因而把精兵良将都派去围攻钜鹿。这时项籍如果能率领拚死作战的士兵，袭击秦国留守的那些既有轻敌心理而又人少力弱的军队，攻入咸阳是十分容易的事。况且，即将灭亡的秦国军队所把守的关防，和沛公刘邦的军队所把守的关防，二者相比，其忧劣是不言而喻的；沛公军队攻打关防，和项籍的军队攻打关防，二者相比，其优劣也是不言而喻的。秦军所把守的关防，沛公可以攻进去；沛公所把守的关防，项籍可以攻进去，那么，即将灭亡的秦国军队所把守的关防，项籍难道就不能攻进去吗？”

也许又有人问：“这样说来，项籍是可以攻进秦国的。但是，救赵国的事情怎么办呢？”

我的回答是：“老虎正在捕捉野鹿，熊罴却乘机占据了它的洞穴，搏击它的幼子，老虎怎么可能不舍弃野鹿而返回自己的洞穴呢？返回去就会被熊罴撕碎，这点也是很明白的，兵书说‘要攻击敌人必定援救的地方（攻其必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假使项籍攻破秦国国防，王离（秦末东乡、即今陕西省富平县东北人，秦名将王翦之孙。二世皇帝时，率军击赵，在钜鹿之战中被项籍所擒）、涉间（秦末人，姓涉名间，二世皇帝时为秦将，在钜鹿之战中兵败，自焚而死）一定会撤除对赵国的包围，赶回秦国去救援。这时项籍依凭险关在秦军前面迎击，赵国与其他诸侯救赵的十几支军队在秦军后面追击，就一定可以消灭他们。这样项籍便可一举解除秦军对赵国的包围，而且取得灭秦之功。”

战国时魏国攻打赵国，齐国派兵援救，田忌（战国时齐国人，为将军，率兵击魏救赵，用军师孙膑之计，大败魏军于马陵，杀魏将庞涓）带领军队迅速直扑向魏都大梁（即今河南省开封市），因而救了赵国，打败了魏国。那个宋义（秦末楚国人，随项梁起兵反秦，楚怀王熊心任命他为上将军，号子卿冠军，率军救赵，至安阳不进，坐观局势，被副将项羽所杀）号称懂得兵法，却完全不知道这个道理。他率军救赵，走到安阳便停下来不再前进，说是“要等待秦军作战疲敝再趁虚攻击”，我恐怕秦军还没有疲敝，沛公就已先攻占秦国的关防了。项籍和宋义的计策都是错误的。

因此，古代那些夺取天下的人，常常首先考虑所占据的地方是否有利于发展。诸葛孔明放弃了荆州（今湖北省汉水以南地区，治所在今湖北省江陵市），而到西蜀去，从这个行动看，我就知道他不可能统一天下了。

诸葛亮不曾看出什么是大的险要，他认为剑门山（在今四川省北部，又名梁山，有剑门七十二峰，峭壁中断，两崖相嵌，形似剑门。主峰在今四川省剑阁县北，诸葛亮在此设剑门关，并修筑栈道，叫剑阁道）的险要就可以保护蜀汉不至于灭亡。我曾经去考察过那里的险要形势，它利于防守，不利于出击；出击时后边的军队就不能接续得上。

像这种险要之地，战战兢兢地防守以求保全自身，尚且不能得到充足的物资供应，怎么能够靠它来夺取中原的广大地区呢？像那秦朝、汉朝旧都所在的地方，有千里广阔的肥沃土地，又有大河高山做为屏障，才真是能够控制天下的好地方；为什么要去经营剑门山那样不能自由行动的地方，然后还得意地说“这里真是险要”呢？

现在那些富有的人家，都一定要居住在四通八达的都市中，使他们的钱财可以流通天下，然后才能收取全天下的利益。也有那种气度狭小的人，得到一件宝物，就把它密藏在家里，整天守着门户而防备盗贼。唉！这样做只是希求不丢失财物，并不是希求发财致富啊！但是，一旦大盗来了，就会抢劫一空，又怎么知道自己财物不会丢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