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子缠足兴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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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女子缠足兴亡录



缠足是中国妇女独有的陈规陋俗，历经千年，蔓延极广。当时地不

分东西南北，人不分贫富贵贱，皆缠成小脚，被美化为“三寸金莲”。上

世纪50年代，这种变态的审美标准和人身摧残才彻底消亡。历史上围绕

妇女裹足与放足的斗争一波三折，它给中国女性留下了难以泯灭的烙印，

也使人们对其发生的社会动因和文化积淀产生深深的思索。

缠足由来

关于女子缠足的起源，说法不一，但据考证，缠足最早只是宫廷中

的一种舞蹈装束，与封建帝王的恣意享乐有关。据史书记载：南齐东昏

侯为潘妃凿地为金莲花，使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

五代时期南唐后主李煜的一个嫔妃叫娘，美丽多才，能歌善舞。李

后主为了寻欢作乐，便专门制作了一个高六尺的镶满珠宝缨络的“金莲

台”，命娘用白绸裹脚，使脚变小，在金莲台上翩翩起舞。娘可能是典籍

记载的第一个小脚女人。“金莲”由此成为女子小脚的代称。

到了宋代，缠足习俗从宫廷走向民间，元、明开始兴盛，到清代，

则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社会各阶层的女子，不论贫富贵贱，都纷纷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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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甚至一些少数民族也染上缠足习俗。但满族女子并不提倡，一部《红

楼梦》里并没见哪个女人缠足。这一时期，脚的形状、大小成了评判女

子美与丑的重要标准，作为一个女人，是否缠足，缠得如何，将直接影

响她的终身大事。清末时兴的选小脚，山西名气最大。大同有“晾脚会”，

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妇女们坐在家门口，伸出自己的小脚供来往行人观赏

品评，看谁的脚最小，绣鞋最精致。民国张竞生所著《采菲录》记载，

大同有十二大寺庙，12年中每个寺庙承办一次赛脚会，轮流坐庄。参赛

的女选手来到赛场，站在台阶上，裤腿提起，将脚露出来，由小脚专家

组成的评委“评头论足”，经过几次选拔之后，最后决出“脚坛”比赛前

三名，第一名称“脚王”，第二名称“脚霸”，第三名称“脚后”。发给证

书和奖金。

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妇女缠足达到了深入人心的程度，甚至成为

社会地位、贵贱等级、时髦风尚的标志。可以说，妇女缠足最初是缘于

男人好恶和社会的引导，是男权社会使女人变成了小脚；而女人又在风

气的趋使下失去了自我，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

裹脚与性

既然女子裹脚成为一种风尚，而且蔓延了上千年，必然有它赖以存

在的社会基础和精神文化支持。这种来自理论和文化的推波助澜使缠足

习俗绵延不断，并向更“高级”的阶段发展完善。

这种理论和文化的集中体现，便是性。这一点从缠足开始便透出端

倪。

第一，从缠足兴起的直接原因便可以看出来。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

需要对女性进行凌辱；而一些人为迎合这种贪婪，不惜戕害自己的身体，

以博他人一笑。民间“上行下效”的心理也助长了社会风气的形成。

第二，缠足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社会审美观念的转变。这一转

变的导因与性有关，便是“足恋”。在记述周秦时代生活的《诗经》中，

社会审美关注的是女子的上半身，后来《周易·咸卦》就把抚摸女足当

作最初信息，性事活动是先由脚部摸起。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古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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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能受孕，且生子的缘故。女性美的“下移”，到吴王夫差为西施建造“响

廊”告成，女足终于赢得男性的关注。五代以后，以人工方式营造出了

一种独特的“女性美”，便是这一审美观念发展的结果。直至宋代出现了

理学，为防止“妇女淫乱”，才有意识地用缠脚来束缚女子的身体自由。

第三，以性为核心的社会风俗的形成。古代审美心理事实上包含了

浓厚的性意识。人们深信女人的小脚会带来性的愉悦和快感。男人们欣

赏提倡，女人们忍痛效法，主要是围绕着这一个基本点。男女调情，也

往往先从小脚开始，而有些女子为了引诱自己爱慕的男子，总是大肆卖

弄“莲钩三寸”。

第四，文艺作品中性意识的渗透和推波助澜。在那时流行的艺术品，

如春宫画、香艳诗、色情小说等，无不体现女人的三寸金莲和由它引发

的淫秽形象。历代的文人们，兴趣盎然地把探讨小脚当作“学问”来对

待。他们不惜笔墨，着力诠释，细细品味，极尽渲染，挖掘女人缠足的

“美学价值”及其产生的“性情调”。

清朝有个叫方绚的文人，自称“评花御史”，又称“香莲博士”，对

女子缠足给予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描绘，反映了封建士大夫对女子“香莲”

的丰富想像和审美体验，并且写成一本书叫《香莲品藻》，这可以说是研

究中国女子小脚的“专著”。

“五四”前后，被人称为“性学博士”的张竞生，写了本研究和记

录女子裹脚的书《采菲录》。他分析说：“因为三寸金莲难于行走，走动

时着力处全在臀部，运动久了，两条大腿就发达，大腿发达了，生殖系

统也随着而发达。”台湾的“金莲研究专家”张慧生认为：“裹小脚的女

人下半身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这使她的大腿的皮肤和肌肉还有阴道的肌

肤变得更紧。这样走路的结果是，有着‘三寸金莲’的女人的臀部变大

并对男人有性诱惑力。三寸金莲改变女人腿部的外形，使它们变得柔软、

浑圆而肉感。”

在这些“小脚理论”的总结和推动下，一些没落文人和公子哥儿竞

相效仿，创造出五花八门的“足恋”名堂。比如旧时宴会中流行一种“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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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行酒”游戏，从头到尾突出的都是妓女的小脚和她们的小鞋，狎妓的

嫖客把酒杯放入妓女的小鞋里来回传递、斟酒、饮酒。

如果一个社会把畸形变态的东西变成一种“美”，并且公认为一种美

的规范和美的道德，人人都觉得不这样做不美的时候，“美”便成为一种

可怕的习惯势力。现在来看妇女缠足的演变过程，完全是一种以“性”

为中心的社会提倡，男人的心理变态，“市场”的极大需求，形成“女为

悦己者容”的自觉行动，于是上千年的小脚便有了辉煌展现的舞台。

小脚一双眼泪一缸

缠足给妇女身心带来的扭曲和痛苦世所罕见。资料显示，所谓缠足

就是用5尺长、2寸宽的布条，紧紧地缠在女童的脚上，把脚背和4个

脚趾压至脚心，然后向脚后跟拉紧，像打上石膏一样。随着脚的发育，

十趾因肌肉挤压，指甲软化，嵌入肌肉，脚背则向上拱起，脚心弯成弓

形。从生理学上说，这完全是通过外力强迫骨骼变形的一种酷刑。女童

年龄小，当然不愿受这样的苦，往往是母亲一面拿着长长的裹脚布，一

面朝上吐唾沫以便防滑收紧。不管女儿如何哭嚎，做母亲的毫不怜惜心

软，她们的信条是“娇女不娇足”。可怜的女童痛得汗如雨下，甚至鲜血

淋漓。等这些女童长大嫁人生女以后，又像当初自己的母亲一样咬着牙

给女儿缠脚，一代接一代地延续下来。

文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我国有许多史书和文学作品反映了妇女缠

足的痛苦经历及她们悲怆的控诉。清代宣鼎曾写过一部笔记小说《夜雨

秋灯录》，记载的都是奇闻轶事、社会风俗，在写到妇女缠足时说：“人

间最惨的事，莫如女子缠足声，主之督婢，鸨之叱雏，惨尤甚焉。”

明代小说家李汝珍在《镜花缘》里通过吴之和之口表明了自己反对

缠足的主张，并通过林之洋描写了缠足的真实过程，展现了一幅血淋淋

的图画。正如一首歌谣说的：“小脚一双，眼泪一缸。”

脚被摧残后，不仅变形变小，而且她们的腿部也不能正常发育，瘦

削如棍，走路干活摇摇晃晃，于是成了中国特有的一道“风景线”。女子

从五六岁开始塑造它，装饰它，并在十余岁时拥有了它，从此成为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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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小脚又似乎不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器官，它承载

着过多的责任——男人的愉悦，自己的前途。小脚女人柔弱如柳，不要

说工作，就是遇到侵害时也毫无反抗能力，只能呆在家里转悠，这也造

就了她们一生被奴役的命运和低下的社会地位。

在民间广泛流传的《缠足女儿哭五更词》则哭诉了裹足的凄惨：

二更里，月正明，想起裹脚真痛心。自从四岁刚满五岁临，朝裹暮

裹到如今。丈八裹带裹得紧，痛得我泪涟涟。哎哟，痛得我泪涟涟……

艰难的禁缠与反弹

缠足之风虽然在中华大地上顽固地蔓延了上千年，为“把痈疽当宝

贝”的社会和男人们所青睐，但并不是铁板一块，反对这种陋俗的也大

有人在。除了一边哭一边不得不裹脚的广大妇女外，某些志士仁人也从

缠足的恶劣影响中看出了它的弊端，给于大胆的谴责。如宋代的车若水

在《脚气集》中说：“妇人……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束，

不知何用?”清代学者钱泳在《履园丛话》中也说：“妇女裹足，则两仪

不完；两仪不完，则所生男女必柔弱；男女一柔弱，则万事隳矣!”但在

缠足之风日盛的年代，他们的声音毕竟是非常微弱的。这些愤世嫉俗的

呼吁，完全被淹没在“小脚拜物教”的气氛中。

民间的声音是微不足道的，要想革除这个顽症痼疾，必须依靠社会

动议、国家机器，尤其是唤起民众的觉醒。从清代开始，国家才正式把

禁缠足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然而却缠缠放放，一波三折，步履艰难。

满人入关后，自己的女子不裹足，也严禁汉族妇女裹足。顺治的母

亲孝庄太后及顺治、康熙皇帝，都下过禁止缠足的谕旨，但收效不大。

康熙七年，在皇帝开展的一次“诏求直言”活动中，左都御史王照、

礼部仪制司员外郎王士，乘机奏请“酌复旧章，宽女子缠足之禁”，竟然

获准，于是民间缠足之风愈演愈烈，甚至满族女子也学了起来。乾隆又

多次降旨查禁，但只煞住了满人缠足，对汉人却无可奈何。

太平天国时曾组建女军，这些女兵大多是来自广西一带的劳动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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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男子一样行军打仗，她们以天然大脚的优势动员内地妇女放足。太平

天国还采取一些强制手段，禁止妇女缠足。

当欧美进入现代文明的时候，中国女人却人为地破坏自己的身体，

所以有的外国人很着急。1874年，在厦门传教的牧师约翰·迈克高望开

始宣传裹足的害处，号召妇女不要缠足。他在厦门召开了一个有60多名

妇女参加的反缠足会议，成立了一个反缠足团体“天足会”，规定入会的

妇女不得缠足。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

改变中国的落后，除了加强“坚船利炮”外，还要丢弃在外国人面前实

在丢脸的小脚等封建遗绪。1883年，康有为写了一篇《戒缠足会檄》，

并在自己家乡广东南海联合开明士绅谔良，首创《不裹足会草例》，让自

己的两个女儿和侄女带头不裹足，以示风范。1898年8月，康有为正

式上书《请禁妇女缠足折》，痛陈裹足之危害。这个奏折得到光绪皇帝的

支持，不缠足运动便逐渐推广开来。

著名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也积极从事禁缠足活动，他在《时务报》发

表《戒缠足会叙》，并在《变法通议》中斥责缠足是“毁人肢体，溃人血

肉……是故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他与谭嗣同等十余人拟定

《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维新派们于1897年6月30日在上海成立

中国不缠足总会，参加天足会的妇女达5万多人。广东、福建、湖南、

天津、北京、武昌、香港、澳门等地都相继成立了不缠足会或天足会。

有的先行者率先垂范，做出了好样子。曾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的蔡

元培先生，原配夫人1900年去世后，不少人给他说媒，但蔡先生提出

择偶的五个条件，其中第一条就是“女子须不裹足者”。此举令朝野刮目

相看。

清末女革命家秋瑾幼年时缠足，1904年她赴日前毅然放足，并作

《有怀》一诗：“放足湔除千年毒，热心唤起百花魂。可怜一幅鲛绡帕，

半是血痕半泪痕。”

不缠足运动形成舆论，连镇压康、梁变法的慈禧皇太后，也在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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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年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

辛亥革命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继续推行禁缠足运动。

1912年3月13日颁布的第一批法律中就有《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饬各省

劝禁缠足文》。

中国缠足陋习的消亡

在辛亥革命影响下，近代中国妇女开始觉醒，她们认为缠足是中国

女性成为玩物的象征和失去人格的表现。许多知识妇女撰文揭示缠足给

女性带来的苦难。在放足运动中，很值得一提的是爱国将领冯玉祥在陕

西的禁缠足。1926年，西安围城被解之后，冯玉祥入陕主持政务，并任

命邓长耀为民政厅厅长。1927年11月，陕西省民政厅召开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反缠足群众大会，会场的大门两厢挂满了血迹斑斑、臭烘烘的裹

脚布；二门两廊则高悬着几百双尖如角粽的小鞋。冯将军责令邓厅长制

定了《妇女放足大纲》，要求全省各县按时间表依期完成。大纲规定：“妇

女放足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劝导，第二期强迫，第三期罚办。每期以一

月为限。”

在劝导期间，省城西安成立了“天足总会”，各县同时成立分会。天

足会派出许多稽查员，下到各乡、分区、街道，打着旗帜和标语，上写

“不与缠足女子结婚”等口号，走街串巷造势。宣传标语铺天盖地，热

闹非凡。在“强迫”期间，稽查员与各乡、村、区负责人及女子代表，

鸣锣造册，逐户清查，当场强迫解脚，将她们的裹脚布扯下来，标上姓

名，用长杆挑着沿街展示。当时街道两边、乡村大道挂满了又臭又长的

裹脚布，行人掩鼻而过。女人和家人在裹脚布上看到自己的大名羞愧难

当。如发现有妇女在开展运动以来还没动静，则执行罚办。罚办分三步：

第一个月不放足罚一至三元，处家长（或丈夫）十天至一个月拘留；第

二个月不放足的，罚二至六元，处其家长二十天至两个月拘留；第三个

月仍不放足的，处以三至九元罚款，其家长拘留一月至三月。在三步处

罚中，街长、村长负连带责任同时受罚。“若三次已满仍有偷缠不放者，

经查出，比照第三月再加倍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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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冯玉祥将军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兼河南省政府主

席，在郑州大力推行新政。1927年12月24日，省政府指令郑县县长

举行放足运动大会，成立放足委员会，宣布妇女全部放足，并派出检查

人员对妇女进行宣传教育，动员她们必须放足。

陕西、河南城乡放足运动得到长足进展，许多妇女冲破封建枷锁的

束缚，纷纷解开了缠绕多年的裹脚布。到1931年，除乡村仍有个别缠

足者外，县城妇女基本都已放足，逐步形成由缠足转变为天足的社会风

气。

1939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禁止妇女缠足条例，规定18

岁以下妇女一律禁止缠足；40岁以下妇女，缠足者立即放足；40岁以

上妇女缠足的，劝令解放，不加强制。并派出大量妇女干部去做说服工

作。

1950年7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下达《关于禁止妇女

缠足的命令》，命令说：“查我们尚有一部分妇女仍存在有缠足的现象，

这是封建社会对妇女的压迫，且有害于妇女健康，妨碍妇女参加生产，

必须加以禁止。”

伴随着新中国的脚步，年轻女子缠足现象开始绝迹，中老年妇女也

纷纷放足，扔掉缠绕她们几十年的裹脚布，一个时代消亡了。妇女走出

家门参加劳动，实现了彻底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