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工治未病解
“问曰，上工治未病，何谓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经曰：“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余脏准此。”
此近《金匮要略》传本第一条也。中间“夫肝之病”一段，殊觉不妥。注释各家有强为说辞者；有谓此一段乃后人注释误列其中，非仲景原文者；有截去此一段，“惟治肝也”四字下即接“余脏准此”者，各各不同。其实吾人读书，但问其理之当否，不必问其仲景原文之真伪。苟其理由充足，有裨实用，非仲景庸何伤；若明明错误，必以其为仲景原文而强为之辩，或以其错误，即指为非仲景文，均属庸人自扰，不足为法。夫五脏疾病之传变，惟实则能传所胜，虚则传其子。《五十三难》之所谓“七传者死，间脏者生”是也。肝病传脾。实则能传，虚则不传；虚则受邪，实则不受。可知肝病传脾，肝实脾虚也。甘、酸、焦苦之法，照原文所说是：补土制水，助火刑金，制金益木。金气不行，则肝气盛，明系肝虚之治，故其下文明言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而以为治肝补脾之要妙。岂以肝病传脾，为肝虚之治耶？要知肝虚则不传所胜，岂能传脾？既能传脾，便是肝实，肝实而用制金益木之法，实其实矣。既云：“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又云：“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自相矛盾，莫此为甚。
即以五行生克言之，病系木衰金胜，金为贼邪，制金舒木，本为正法。然以补土制水，助火刑金，循环求之，则木生于水，水为木母，若制水伤肾，木更失其所生，子虚而伐其母气，重虚其虚矣。金生于土，土为金母，刑金而反培土，土盛则金愈旺，重实其实矣。原文引《经》“无实实、无虚虚”，而去二“无”字，变成当实实，虚虚矣，已属误人不浅。若依其所云之治法行之，乃成其虚虚实实之庸工矣。且以一藏之虚，而用损益四藏之法以救之，益少损多，殊不合算；本一藏病，乃无辜波及四藏，尤为非法。设其人而肾亦虚者，或肝虚而火旺者，伤肾益火之法可乎不可，吾知必无辞以对矣。实则肝病传脾及肝虚肺实之法，均出《难经》，原文极明瞭，仲景自序谓撰用《八十一难》，则《金匮》此条当以《难经》为蓝本。今既错误，不可句读，仍当从《难经》以订正之。《七十七难》曰：“经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谓也？然，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与脾，故先实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矣。中工治已病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此肝旺脾虚之肝实病也。其文意与《金匮》全同，《金匮》更发明四季脾旺之意。谓肝病治肝，固为中工。肝病治脾，尤当审其脾虚、脾旺，虚则受邪，故当先实脾；实则不受，脾土寄旺于四季，当脾旺之时，纵有肝邪，无能为害，可以勿补。能知肝实传脾，又知脾实不受邪，则真上工，若徒知肝病治脾，犹未尽善也。
更进一步解法，乃《金匮》所独有者，《八十一难》曰：“经言无实实、无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是寸口脉耶？将病自有虚实耶？其损益奈何？然，是病非谓寸口脉也，谓病自有虚实也。假令肝实而肺虚，肝者木也，肺者金也，金木当更相平，当知金平木。假令肺实肝虚微少气，用针不补其肝，而反重实其肺，故曰实实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若此者，中工之所害也”。此论肺实肝虚之肝虚病，亦与《金匮》制金舒木之法同意。金本胜木，肝实者只能传其所胜，而不能传其所不胜，故知肺虚肝实者，不必虑其传肺，而当防其伤脾。若金实木虚，肺实当传其所胜，肝虚更不能敌其所不胜，不补肝而补肺，实者愈实，虚者益虚，损肝之不足，益肺之有余。故曰：虚虚实实，损不足益有余，此中工之误治也；无实实无虚虚，益不足损有余，此上工之正治也。原系对待文字，乃《金匱》截合为一，便不明了，再以《难经》两章视之，原系对举肝病虚实之治法：实则我尅人，故肝实病当传脾，木尅土也，治宜先实脾土，以免受邪；虚则人尅我，故肝虚病当治肺实，金克木也，治宜泻金实以舒肝木。举肝藏一藏之虚实治法，以例其余，法至善也。《金匮》牵合虚实为一病，已属大错，更出肝虚金实之治法，以为当补土制水，益火刑金，尤多缠夹，若无有《难经》原文以考订之，真令人如坠五里雾中矣。今合《金匮》、《难轻》而厘订之，曰：五藏虚实，治各有法，试以肝举其例：肝实脾虚，当补脾，此一法也；肝实脾气旺，惟治肝，此又一法也。肝虚脾实，当泻肺，此一法也；肝虚肺不实，惟治肝，此又一法也。五脏均以此为例，其余牵缠之说，均一扫而空之，不亦快哉！
病各有治，治有先后、逆从、胜复、标本之不同，非数言可以尽之，今述治法，不过道其大概耳。五脏虚实治法，上文已详，更进言之，则五藏各有所喜，各有所恶。所恶者受之则病，所喜者受之太过亦病。各随其欲所宜而治之，则治无不愈矣。有得之情志者，则胜之以情志，如喜悦过度而发癫狂者，可以恐惧之事胜之；忧思过度者，可以喜悦胜之。昔有久试不售者，一朝登第，骤闻捷报，忽尔发狂，终日喜笑无度，遍治不效。后由京南下，留滞江都。有名医为之治，先开方，与之死期，继又命舆榇于其舟中，为制衣服，度棺椁，务使病人见之。病人初见，不怒而思，不狂而静，卒然问曰：“此为何者？”曰：“为君备后事耳，君病不可为，某名医已决言之矣。”出方与之，熟视不语，忽而大哭，而癫喜狂妄之态，一旦尽去。后为之调理乃瘥。此即《内经》之喜伤心，悲胜喜。又有忧思过度而失心疯癫者，求治于浙中一老僧。僧处之寺之静室中，室外有园亭之胜，奇花异开，纷植杂陈。病者初至，终日置于花间，无所睹也。数日后，拂草拈花，稍稍悦之矣；月余之后，则终日低佪顾盼，爱不忍释。爱根一生，忧虑尽去，而数年宿恙，一旦消除矣。此亦《内经》忧伤喜胜之法也。鞠通治嫠妇恙，时愈时发，终不能止，后为文以劝之，使之书于座右，终日玩读，遂不复发，亦师此意。吾乡有病瞽者，已三、四年，盖以贸易折阅而起者。佛学家江易园先生授以楞严、法华之类，晨夕课诵，一旦豁然开朗，其成效固非草木药石所能拟及。
吾尝谓草木药石，只能治七情之所生病，而不能治七情之是动，故病根终不去，欲去病根，非求之情志不可，诗人所谓“心病只须心药治，解铃还仗系铃人”者，固不二妙法也。庄、老、佛家之书，与医家有相通者，昔人已屡言之矣。不药之药，胜于方药，惜乎知者少耳。有得之五气者，则胜之以五气：热胜者，胜之以寒；寒胜者，温之以热；燥胜者，湿以濡之；湿胜者，燥以收之、风以胜之。譬如热病用石膏、知母；寒证用附子、干姜；秋燥用甘寒生津、咸寒助液；湿病用平胃散、防风、羌、独之类……均是也。有得之五味者，则治之以五味。譬如女子喜食酸而致经闭者，宜生姜、半夏、细辛、吴萸、肉桂之类，辛以通之，即《经》所谓“酸伤肝，辛胜酸”也；胃热口噤，乌梅擦之即开；脾瘅口甜，乌梅、木瓜煎服则愈，即《经》所谓“甘伤脾，酸胜甘”也；服盐卤者，血液卒凝而死，急以白糖汤灌之，十愈七八，即《经》所谓“咸伤血，甘胜咸”也。此类例子俯拾皆是，恕不尽举矣。《内经》于此言之最详，虽间有不合者，原不能尽信书而论，若能细意推求，则于治病之法，获益不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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