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高中毕业的时候，石嫣这个文静瘦弱的女孩选择了河北农业大学，要去学农。一个城市独生宝贝女，选择学农CSA是一种全新的耕作模式，要求社区居民和农民之间互相信任；社区居民为来年的收成提前买单；农民则努力劳作，提供给居民最好最健康的蔬菜。这种农业模式最早源于日本和瑞士，是指将城乡社区紧密结合，发展本地农业生产的小区域经营合作方式。农民在每个种植季节之初，就与居民签订一份购买协议，居民把本年度购买农产品的钱先期支付给农民，农民与居民要共同承担种植风险，并分享种植利益。“它的目标是实现‘永续农业’，强调生态系统的自我循环和可持续发展。”为实现这个目标，农场进行严格的垃圾分类，其中第一类储存可以变成土地肥料的垃圾，比如烂掉的菜和吃剩的食物，经过一年的发酵后方可使用。而平时种菜的水全部用从屋顶收集的雨水。
农民和消费者之间彼此承诺、互担风险的信任是CSA的精髓，可是预先付费挑战的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消费习惯。“在这种经营模式中，诚信是最高的原则，也是最低的底线，共享成员只有信任农场，农场的经营才可能继续。”客户选择了两种方式参加CSA。“劳动份额”客户提前交纳1000多元，并需要定时到“小毛驴”参加耕种。“普通份额”客户提前交纳2000到2500元的菜钱。“小毛驴”要为城里人提供二十个星期的新鲜蔬菜。农园离北京市中心需要至少两个半小时路程，是六环外凤凰岭脚下一个绿色生态种植园区。“小毛驴”的客户目前有两种类型，普通份额和劳动份额，两者都要在种植季开始前与农场签下一个为期20周的协议，并提前付费——农业种植中的风险由农场和客户共同承担。而每周末则是考察农场一周工作的时候：周六要给普通份额的客户们送菜，劳动份额的客户也要在周末两天来自己的菜园劳作。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传统道德中的信任在城乡之间逐步丧失，食品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农民会留一块不施农药化肥的地种自己吃的菜，而卖的菜则用很多农药化肥，如果我们不去推动，这种信任关系会更加割裂。当然，这也不能怨农民。这涉及整个农业体系，几乎没人指导农民农药该稀释多少倍，而且农民普遍收入过低，由于对年终的收益心里没底，他们就会施用很多农药化肥来增加产量。”
“我国的农民是以‘家庭承包土地’的形式进行耕种的，人均拥有土地一亩多，一家三口拥有的土地也就四亩多。如果单靠一个家庭组织CSA模式，最多可以供应一至两户居民的日常所需。与此同时，如果只有个别家庭进行这种有机耕作的话，其他相邻农田里的虫害就会严重侵害这块田地，而美国的农场周围经常是一大片树林，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还有中国人的消费观念有待转变，人们更倾向于买廉价的食品，而追求价格不菲的名牌服饰。”CSA在中国的推广，石嫣认为CSA首先是一种营销模式，只要生产者与消费者这个链条建立起来，它就会很好的解决小农场的市场问题。营销流通渠道一旦建立，即使是边远山区或欠发达地区农村，若这些农产品就是这些市民所需要的，依然可以解决他们的有机农产品的问题。那到底什么样的人会选择成为CSA农场的客户，由财力决定，还是认识水平?在美国，频繁购买有机食品的人年收入为43280美元，而经常购买的人年收入在15000美元以下。石嫣认为，在一定经济收入基础上，对食品安全的认识度的高低更决定了人们是否选择有机食品。因此，对消费者的教育和宣传就显得尤为重要。
据了解，有研究表明，化学农业向有机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只要度过了3年过渡期，产量能保持相当。威斯康星州整合作物系统试验项目在威斯康星州南部做了13年研究，结果表明，当转换期结束，在好年景，玉米和大豆的产量90%—98%于普通农业，甚至高于化学农业。
所谓CSA，是消除食品不安全、减少农业环境污染、增加农民收入的一种新型的农产品贸易形式，就是让农场和社区居民建立一种直接的联系，农民寻找愿意预订他们农产品的社区成员，直接把菜送到社区居民家里，提倡大家吃有机绿色健康菜。这种贸易形式于20世纪60年代在日本和瑞典诞生，1985年被引入美国，如今在美国已经发展到5000多家农场在采取这种模式。
这种形式的好处是一种送货上门服务，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达成交易，省去了很多中间的流通环节，进而农户和消费者间交流更直接，信任度更高。说起来，这种信任的方式也很原始，就是“眼见为实”，消费者会亲自监督整个的农业生产过程。
CSA的特别之处在于消费者和农户有个风险共担的机制。一般来说，消费者会提前预付一部分资金给予农户，而这将保证农户的基本利益。通过这部分资金，一方面农户更有积极性去改善自身的种植条件，另外一方面可以促使没有收入风险的农户，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以此来保证为消费者生产出更加健康、安全、优质的农产品。最终形成两者的良性循环，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食品安全建设。
CSA并不是与多利农庄、百年栗园等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一方面强调农民参股入股，另外一方面给予农民金融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城乡之间的信任，而这种信任也正是目前食品安全最缺乏的。因此，CSA的发展是符合世界潮流和趋势的，也是中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一种有效的路径尽管如此，中国与日本、美国的情况又有很多不同。一般来说，社区支持农业的地块远离消费市场，相对于日本对农地有着严格的保护制度和美国的大农场模式，中国对农地的保护并没有非常严格执行，农地被征用的可能性极大。众所周知，有机农业在种植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对土地的养护，被征用很可能会造成以前的养护变成徒劳。
还有就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现在的80、90后，不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土地上劳作。而CSA模式很重要的一点是传统农业的劳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基础，这可能也是中国发展CSA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最后就是CSA的生产效率，不可否认，中国农业的增产和农业化肥的使用有着很大的关系，但作为有机农业来说，农业产量是不是能够保持或者高于原来使用化肥农药时的产量呢？这也是CSA发展过程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对于这些在中国发展CSA必须要面临的问题土地的问题确实是个人无法掌控的，这需要在刚开始选址时，要考虑到城市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能够保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被征用；至于劳动力的问题，只要给予农户带来更多的收益，重新返回土地的人口也会越来越多，同时也会促进CSA模式的可持续性；最后就是产量问题，短期来看，有机农业的生产会降低产量，但在3年最多5年以后，世界上很多研究表明有机农业的产量并不低于使用化肥农药时的产量。
“CSA模式毕竟属于新生事物，但对于中国农业的发展来说，是一种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模式。”
伴随着农业成为资本关注的焦点，很多类CSA模式在全国的发展风生水起，但分享收获与这些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拿小毛驴市民农园来说，其本质还是一个公司的属性，盈利模式主要依靠消费者在“小毛驴”租地，以及帮助消费者管理所租土地的费用，当然还有消费者订购产品的收益。而这个模式中，农民仅仅是附属于“小毛驴”，并没有参与到利益分配的机制中。至于多利农庄，其本质也是大资本的介入，而农民的利益也没有切实的保障，农民没用参与利益分配；至于百年栗园，其本质是属于“公司+农户”的性质，这种模式也基本属于相对落后的模式。
而分享收获，与其说是一个公司，倒不如说是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一个消费者联盟两者形成的联盟平台。对于农民，分享收获将单个的农户组织起来，进行统一的耕作，并对他们在种植技术等很多方面进行指导，同时还担当整个运行的成本核算等很多工作；对于消费者，分享收获则主要是宣传其有机农业产品，招募更多的会员，更重要的是获取消费者对于产品的需求和反馈，以此来指导农户进行生产。与“小毛驴”等最大的区别则在于农户不仅有劳作的工资，而且还能够有年底的分红，真正让农户作为主体参与到市场行为中。一个原来拥有50亩地的农户，如果单独自己劳作种植大田作物，收入仅为五六万元，而加入分享收获以后，除去工资收入以外，年收入可以达到10万元左右。而对于消费者，则获取了更加健康放心的农产品。这是一个三赢的平台。
显然，这一模式更可持续和发展。
只要看一下日本的守护大地协会就可以知道。日本守护大地协会是一家拥有38年有机农业经营经验的社会企业，1975年创立，该协会旨在通过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透明、互动的关系，促进双方收益分享和土地与环境保护。经过30多年的努力，守护大地协会已发展成为拥有2500个生产会员、9.1万个消费会员、年营业额达150多亿日元(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庞大组织。守护大地协会之所以能做这么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凭着自身盈利维持协会的良性运转，实现三嬴：生产者、消费者、协会。
即便如此，分享收获依然面临着接二连三的困难，比如如何让消费者对分享收获产生信任、如何打通分享收获的销售渠道等等。当然，最大困难还是在于招募会员。于是在目标社区进行宣传等活动，其目的是让大家更快的对分享收获有所了解和认识。
不可否认，即便是日本的守护大地协会还是美国的CSA模式，其开始的路径都是通过熟人关系，以此来不断地扩大会员数量和滚动发展。建设网站和通过微博等形式进行快速的扩张，“互联网的应用，为分享收获带来了巨大的人气。”：“CSA肯定是我未来最主要的选择，大的方向是不变的。我看清了前方的路，也看到这条路值得我一辈子走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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