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义和志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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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顾名思义，就是把《三国志》这部书来演化、铺展一下，并使之通俗化。它题作“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也很有意思。一部小说的作者，自称是史家的“后学”，又承认他的作品只不过是史书的“编次”，之在中外优秀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恐怕是不多见的。一方面，这固然是事实，因为这部小说的内容大都有史书的记载作根据；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当时史书地位之高，影响之大，远非小说所能比拟，所以作者要打出这样一个旗号，好让自己能立住脚跟。
陈寿（公元233——297年）字承祚，西晋史学家，他写了《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合称《三国志》。这是一部极有影响的断代史。它系统地记述三国的历史生活和斗争，虽然材料还很有限写得也过于简略，但是，因为作者毕竟是当时的人，所见所闻，比较真切。因此，书的长处是容易贴近当时的实际生活。至于书的缺点和短处，除了记述不详之外，还因直接受到作者出身遭遇的干扰和影响，对当时时事政治的取舍、评议就难以完全妥贴。陈寿生于魏，死于晋。寿父陈式，本是诸葛亮的部下，四出祁山后，因不听号令，潜入箕谷口，落得损兵折将。他为了免遭军法处分，竟把罪责全部推给前锋魏延，结果被诸葛亮识破，将他斩首示众。因此，陈寿之于诸葛亮，乃至于蜀，是有杀父之仇的。《晋书.陈寿传》中也说陈寿的父亲曾为马谡参军，马谡为诸葛亮所斩，陈寿的父亲也因此获罪，且“诸葛瞻又轻寿”。虽然，陈寿在蜀也官至观阁令史，但“屡被谴黜”，因此，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二十在写到把陈式推出斩首后有个注说：“后陈式之子陈寿为晋平阳侯，编《三国志》，将魏延为证，绝言孔明入寇中原。”这段话中的“延”、“证”、“绝”三字，恐怕是形讹。有人考订说“延”字象是“廷”，“证”、“绝”应该是“正统”，这句话应为“……编《三国志》，将魏廷为正统，言孔明入寇中原”，看来是有道理的。因为陈寿对蜀有不满，对诸葛亮及蜀汉颇有微辞，也合乎情理。再说，他的老师是谯周。陈寿说他的这位老师是饱学之士，诵读典籍，研精六经，颇晓天文，而且“潜识内敏”，但别人则说谯周是个朝秦暮楚、见利忘义的小人，是处心积虑，惟恐刘蜀王朝不灭的。陈寿既然把他看得很高，也难免不受他的影响。以上种种，不难看出，陈寿是带着强烈的倾向在写三国史的。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尽管以这部书的史料为依据，却没有“将魏廷为正统”，而是以蜀汉为中心，恐怕也难说它就是歪曲历史。何况它所依据的史书，又不只限于《三国志》一种呢。
还应该提一下，后来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也是当时的知名人士。他是南朝宋人，距离陈寿约有一百多年。他的《三国志》注，收集的材料，甚至要比陈寿的《志》多好几倍。其中有些是官史，有的则是私人收集的异闻逸事。他引用魏晋人述三国的材料多达二百一十余种。这些资料，把<志>中一些没有叙述到或虽有叙述但较简略的地方作了补充，使内容大大充实，因为裴松之毕竟离三国时代已经相当远了，因此，在政治上要比陈寿超脱一些。而且在裴松之的注中，有许多人物故事的记述，比较详尽，可以给创作提供更多的素材。罗贯中写〈三国演义〉，虽然没有说明自己的创作和裴松之注文的关系，但只要稍加对照，就可以看出他无疑是从裴〈注〉中大量取材的，而且，取自〈注〉的不一定不取自陈寿的〈志〉少。
最后，还应该谈一谈的是，〈三国志〉是一部象〈史记〉、〈汉书〉一样，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这种写法固然有它的长处，但它缺少系统的史的线索，因此，后来著名的史书，象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能不对〈三国演义〉有所影响。因为从样式来看，这部小说不是象〈三国志〉那样单独的一个个人物的传记，倒是更象按年、月次序排列来写历史大事的“通鉴”的样子。再者，〈三国志〉是按照魏、蜀、吴三国各自的历史，分成〈魏志〉、〈蜀志〉、〈吴志〉编写的，但罗贯中却没把三国分别叙述，而是以蜀汉为中心，按编年史顺序来叙述故事的。由于罗贯中在世时，正是朱熹的〈通鉴纲目〉流行的时代。所以我们说，〈三国演义〉也可能受到〈通鉴纲目〉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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