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为统一全国打下了物质基础
后周建立之初，北汉勾结契丹贵族不断南下侵扰，再加上黄河泛滥，自然灾害频仍，百姓流离无依。在当时社会动荡、田地荒芜、百姓流离的情况下，周世宗在经济政策上，坚持“民本”原则，首先解决了安辑流民的问题，鼓励百姓耕种荒地，招诱逃户回到家乡耕产。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要“厚农桑，薄伎巧。优力田之夫，禁末游之辈”，收赎大批流民，使他们复归农亩，借以增加国家收入。
接着，周世宗又减免赋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使百姓保暖无碍，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方面，“念稼穑之忧，罢非理之差徭，去无名之侵耗”。他十分注重赈灾和安抚百姓，对农业生产更是重视非常，时常亲身的到农田或御庄去看禾苗庄稼的种植情况，并亲自制定垦田方案，对河南州县的税赋实施均定，颁布《均田图》，派遣官员赶往各地均定田租，查实耕地，“以据田亩，均定税赋”。
除此之外，周世宗还兴修水利，保证农田灌溉和水利交通的顺利运行。
二、加强军事、政治力量，为统一全国创造了稳定前提
经济改革能否成功，少不了政治改革的保障。在重点实施经济变革时，周世宗对政治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比如说澄清吏治，严明赏罚，惩治贪赃等，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改革环境清明，使经济的改革得以顺利实施。此外，周世宗还一效贞观之风，广开言路，鼓励臣子直言进谏，时刻反省自己。他还命人编写了《平边策》与《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并采纳了其中的很多建议。
政治改革的另外一项内容就是删定刑法，规范官员行为，以保证良好的政治氛围。五代时期，天下无礼法可言，军阀草菅人命、官吏徇私舞弊的事情时有发生，且屡禁不止，为此，周世宗特命臣下制订刑律，全国范围内颁行《大周刑统》，以作官员行为之准绳。周世宗说过：“失则明言之，功则厚赏[论文网www.uuubuy.com]之”、“联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并且言行如一，绝不以私废公。李谷贵为百官之首，极尽人臣之贵，但由于他在出征南唐时擅命撤军，致使后周军队损失重大，周世宗不念私交，贬其为寿州府事。如此一番吏治整饬，后周政风日益清明，非但有效缓解了君臣官民间的矛盾，也给周世宗平定天下的梦想创造了前提条件。
三、整肃军纪、操练士卒，为统一全国提供了重要依据
军事方面，周世宗严肃军队纪律，采取强力的手段解决了军队将领飞扬横暴的问题，显德元年，在与北汉的高平之战中，禁军大将樊爱能、何徽等七十多名将校临阵溃逃，周世宗厉行奖惩全部将之处决，并提拔了李重进、赵匡胤等有功将士。这不仅表现了周世宗的明快果敢的君王气象，也一改安史之乱以来“臣强君弱”的畸形局面。从此之后，禁军将领“飞扬跋扈之习为渐息”。班师返回汴京之后，周世宗检阅禁军，“裁汰其老弱”，挑选其中精锐充当中央禁军。经过一番改革，后周军队“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其战斗力远不是其他军阀所能比拟的。
所以说后周政权之所得以稳定，这有赖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军队作战能力的提升。显德二年，周世宗派大将王景、向训兵出洛水，一举击败了后蜀军队，收复了秦、凤、成、阶四州。将关中重镇收入囊中，关陇故地也就大开门户了。后周据此进可攻，退可保关中之安全，一解后蜀对自己的威胁，在地理战略上可说是“制两川之命”；这就给日后宋太宗灭蜀提供了重要依据。
还有在思想文化上，周世宗倡导儒学，重视对史书的编辑与修缮，并大力发展国民教育。在总结历史经验时，通常采取儒家观念去教育臣民，这也为改革的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作用。
结论
周世宗曾想当三十年的皇帝，这三十年中，“十年开拓天下，十年休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虽然因天不假年，最终连“开拓天下”的抱负都未达成，但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对历史发展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显德六年，周世宗率水陆大军亲征契丹国，以破竹之势收复了赢、莫、易三州十七县和莫州以北的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眼看就要收复幽云诸州，一统北方时，周世宗不幸身染恶疾，不久殁于汴京，享年三十九岁，虽然他在位尚不足六载，但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并没有付之流水，他的老部下赵匡胤和赵光义兄弟，恰恰就是在他砥定的基础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大霸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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