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学术为存亡王静庵《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又，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诸家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诗歌，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祥。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如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谢凤孙《学部尚书沈公（曾植）墓志铭》（据《碑传集三编》）：（身当皖变，先生从容闲暇、行其无事。）当此之时，南皮相国张公内预军机，而先生寄命江表，天下之士（愚愚）向慕，相聚而言曰：今日文章、道德、学问、经济可以为世法者，北则张公，南则先生。物望所归，四海两人而已。张公旋薨于位，先生亦去官。去甫期年而国破君危，竟至不可收拾如此。自此，先生拳拳君国之心日益深、力益勤、志乃益苦矣。先生之谋复辟也，自辛亥至壬戌没之岁，凡十一年，祷帝吁天，见事有可为则喜，见事无可为则哭。精诚所积，触发循环，盖十一年如一日也。海内慕先生之风而起者踵相接，奔走戮力，多聚谋于先生。病革时犹强起作书与张忠武公勋，为皇帝谋久远计，书已而恸不可止。至是，先生之病益不支矣。丁巳五月之役，力疾冒暑行数千里，既至京师，召见，授学部尚书，而文章、道德、学问、经济亲膺褒嘉。……铭曰：纳川成海，隐德犹龙。峨峨天柱，畴究始终。夷夏骈罗，异俗同折。偏译翘儒，钦若圣哲。钻之仰之，步趋无从。亦狂亦狷，亦隘亦不恭。扶纲振常，大志未遂。临命遗书，碧血凝字。……
梁任公《公祭康南海先生文》：
“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虽然，丈夫立身，各有本末。师之所以自处者，岂曰不得其正？思报先帝之知于地下，则于吾君之子而行吾敬。栖燕不以人去辞巢，贞松不以岁寒改性。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毅然行吾心之所以自靖，斯正吾师之所以大过人，抑亦人纪之所攸托命。任少年之喜谤，今盖棺而论定。”按陆乃翔等《南海先生传》云：先生号“长素”，其自解为：思入无方，行必素位。生平最受用素位之义，故以长素自号。其自撰年谱称，于十九岁之年明道，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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