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金庸小说，有一种矛盾。凭直觉，感到它是一种高品位的东西。它能够产生文学理论中所讲的几大功能：认识、教育、审美、娱乐。那是一种与读经典名著同样的甚至更高的感受，它给人美、给人净化、给人力量。北大中文系有位教授，腿部摔伤之后，读金庸的小说，获得了重新站起的力量。有的大学生失恋后，读金庸小说，恢复了对人生的信念。托尔斯泰说，区分真假艺术的标志是感染性。康德说，纯粹鉴赏判断不依于刺激和情感。金庸小说具有的巨大艺术感染力，足以使人得出它属于高雅艺术的鉴赏判断。但是，就因为它是武侠小说，内中有打斗、有武功，“出身不好”，所以人们不敢给之过高评价，生怕失了身份。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就颇不被某些人理解，这些人大多是出于好心，对“乱了雅俗名分”颇有一种叹惋。但是，金庸小说完全是靠自身的魅力获得今天的地位的。遥想10年前，它摆在地摊上，处在文化的最边缘，各种盗版乱七八糟，从没有人像今天炒《尤利西斯》一样炒它。它靠自身的魅力走进了高等学府。有多少大学生合资租来，日以继夜地读，如饥似渴地读。直到今天，三联书店出了豪华版，现代文学研究权威严家炎教授在北大开设研究课。这些事实说明，它是靠自身的文化品位打入文学殿堂的正厅的。不能再因为它是武侠小说就将它的文化品位给予封顶，封不住就大不了说它是优秀的、伟大的武侠小说。我们应当将它置入一个更大的背景中来看待。不仅许多人直觉到金庸小说文化品位很高，而且自身文化品位愈高之人，愈能觉出其深刻与丰富。它的可以反复欣赏、反复阐释，正是高雅文学的特性。何以通过研究来证明这一点呢？很简单，有比较才能鉴别。首先，它是武侠小说，我们就将它与其他武侠小说比上一比。谈到武侠小说，人们往往不假思索，便认其为低级门类，好像只有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采用意识流等先锋写作手法的才是高雅文学。其实，古代最著名的武侠小说恰恰是今天已被尊奉为高雅文学的《水浒传》，“武侠”一词首次出现于1904年《小说丛话》时，便是论《水浒传》，《水浒传》为什么成了高雅文学呢？因为它超越了一般的武侠，它不只是武打和侠义，而是写出了普遍的人性、社会性问题，写得又好，所以，它高雅。那么，金庸小说是否超越了呢？古代一般的武侠小说，以《七侠五义》为代表，确实主要写的是打斗和侠义。到《儿女英雄传》、《好逑传》，才开始有了“情”的因素。大多数主题是忠孝节义的老生常谈，就连《儿女英雄传》中的侠女十三妹，婚后12天便想做个诰命夫人，实在令人大倒胃口。它们的重点在于善恶对立的情节模式。《水浒传》之所以超越，关键一点是它并非陷于一般的武侠模式，而是一种短篇传奇的集锦，其使用的乃是《史记》笔法。所以尽管梁山一百单八将，最好的人物也只有十几个，到四十回、五十八回、七十一回，渐次逊色，后半部就减色许多了。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不论思想动机如何，在艺术上是颇具眼光的。《水浒传》继承了司马迁“侠”的观念，写出了武侠产生的社会原因，构成一部雄壮的武侠史诗。到了民国，旧派武侠小说掀起过两次狂潮，但从读者、作者两方面看，其文化品位都是很低的。它利用现代印刷业、报刊业，向识字阶层中品位最低的读者倾销。作者不但在文学界内颇受轻视和打击，他们自视也甚低，宫白羽把写武侠小说看作终生耻辱，还珠楼主后来在报刊上公开检讨，王度庐自认“难登大雅之堂”，郑证因干脆说“我写的这个不叫玩意儿”。他们写作态度轻率，经常为应付编辑而列表交稿，甚至雇用“枪手”。其作品今天大多难以卒读，有时人名前后不一致，前面的情节后边不照应，何谈文化品位。旧派武侠小说改编成电影后，一般都优于原作，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改成《火烧红莲寺》上映后，万人空巷，一续再续。而新派武侠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后，一般不如真作。这也是旧派武侠小说文学性比较差的一个印证。解放后对这样的作品进行批判，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那些莫名其妙的一道白光千里之外取人首级，大侠可以多少次不死，以致有七重元魂，能够搬山移海等等信口开河，当然比不上《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的既传奇又真实。《林海雪原》是被列入文学正史的严肃文学，那么我们不妨想想，《林海雪原》与《雪山飞狐》，哪一个品位更高呢？是不是因为《林海雪原》有“原型”作依据便高出一筹？如果说有事实作依据便高，那纪实文学岂不成了高雅文学？旧派武侠小说显然远远比不了金庸小说，尽管金庸从中吸取了大量营养。金庸小说属于新派武侠小说，那么我们再将其与其他新派武侠小说作家作品相比。陈墨写过一本《新派武侠二十家》，这20家的作品还是拥有为数不少的读者的。但大多读过便记不得了，连书名都记不得。可见品位大多确实很低。许多人是因为喜读金庸才爱屋及乌去读其它武侠的，但最后剩下的还是金庸。作为陪衬，旁边还有两大护法：梁羽生、古龙，下面再列四大长老：萧逸、温瑞安、卧龙生、诸葛青云，其余的都像丐帮中的七袋弟子、六袋弟子不足数了。所谓新武侠，从思想观念到艺术形式都受到新文学影响，抛开传统的章回体，运用现代小说叙事方法，有时甚至在形式上更加奇特，如古龙、温瑞安等人的作品，它们彻底摆脱忠孝节义观念，写现代人性、现代性格、作者自视也甚高。古龙就经常与大作家相比，在《多情剑客无情剑·代序》中他就举出《战争与和平》、《人鼠之间》、《国际机场》、《小妇人》、《老人与海》等世界名著。倒是金庸很谦和，一直自称是讲故事的。尽管新武侠比旧武侠高，但大多数仍是文化品位较低的，其中有大量的诲淫诲盗之作，甚至包括古龙的若干作品。“武侠”可以写高尚的侠义，也可以写血腥的复仇，可写纯真的爱情，也可写成纸上的黄色电影。所以类型研究的局限就是无法辨别作品的优劣，作品的文化品位与类型无关。但新武侠毕竟产生了少数高品位的作家作品，梁羽生、古龙的若干作品已经具有超越一般武侠的性质，相对不足的是，梁羽生思想上缺乏深度，墨守成规，刻意求雅求正，反而显得器度狭小，难有大成。而古龙思想敏锐，艺术形式上则过于炫奇，不够成熟，知识上的藏拙好像只有剑诀，无有剑法，所以还不能完全超越武侠。近来温瑞安号称“超新武侠”，语言更趋于诗化，追求诗与蒙太奇的结合，但注重的仍是感官刺激，虽加强了情节密度和时空变幻，但主题仍旧是拳头加枕头，所以并无超越可言。相比之下，金庸集旧、新武侠之大成，融汇了还珠楼主的神奇浪漫、宫白羽的世态炎凉、郑证因的诗化武功、王度庐的悲剧侠情及梁羽生的“宏大叙事”，形成自己博大深沉、又壮丽多姿的风格。他武打写得好，侠义写得好，但又远远不止这两点，他写情——男女之情、兄弟之情、亲子之情，写历史、写政治、写风俗、写文化，均是上乘。最重要的是写人物，梁羽生、古龙也写，但金庸写得更好、成功的更多，形成了一个整齐的人物家族序列。金庸写出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化的艺术世界，他把武侠精神提升到了人性普遍意义的高度。所以金庸小说超越了武侠小说。超越不等于“不是”，而是说其精髓已不在武侠，所以，关于武侠小说的泛论是不适用于金庸的。其次，再与其他通俗类型比。一般被固定视为通俗类型的有武侠、言情、侦探推理等。而社会、历史题材则是通俗与高雅文学共有。我们不妨将金庸小说与言情、侦探小说比上一比。从言情小说来看，其老祖宗是《红楼梦》，作者自谓“大旨谈情”。但《红楼梦》一旦超越了言情，就不再被看作言情。其实，承认《红楼梦》是言情之作，并不妨碍它是伟大的作品。《红楼梦》在产生之初，就是通俗小说，它与另一武侠小说《绿野仙踪》并称“红楼绿野”。陈大康在《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一书中，列其为通俗小说的最佳者。对古代一般的言情小说，《红楼梦》已讽刺其为假捏一男一女，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模式，塞进作者几首歪诗。其实《红楼梦》也写才子佳人，也有诗词，但它具有自嘲和反讽精神，写言情而解构了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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