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史前美术
（距今约180万年前——公元前2070年？）
概述
所谓史前时期指的是文字发明以前的人类历史时期，同时也是指考古学上的石器时代和社会发展史上的原始社会。尽管史前时期在技术水平上是处于低级、有限的阶段，但它在文化意义上取得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却是最具革命性和决定性的。
人类大约最早形成于300多万年前的东非地区，自此进入旧石器时代。人类学会了制造石器工具，创造并不断发展着口头语言，这都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基本标志。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中，人们主要以打制的石器工具从事采集和狩猎经济活动，并懂得组成社会、改进工艺、创造艺术、交流情感。
开始于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主要以农业、畜牧业的产生和出现磨制石器与制陶术为标志。这些成就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彻底的转折，从利用自然变为改造自然，因而被称为新石器革命。
艺术无疑起源于旧石器时代。“呵，人类，只有你才有艺术！”席勒的这句慨叹恒久地在一切有教养的人们的心目中激起深深的回应。艺术是使人性与动物性相区别的精神标记之一。尽管艺术的起源仍是一个难以确证的问题，但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制作的工具、建筑、器具、雕塑、洞穴壁画、露天岩画、手印画、人体装饰等上面，艺术存在的证据和价值则是毫无疑问的。到了新石器时代，造型艺术的种类更为丰富，地区风格和种类特征更为成熟、多样，尤其突出的是在工艺美术领域中取得的成就。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美术因素主要体现在石器工具和晚期的一些装饰品上，虽然还没有发现象欧洲洞穴壁画那样辉煌的艺术杰作，但仍可以反映出审美动机和造型能力的存在和提高。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陶器装饰艺术是集工艺、绘画甚至雕塑于一身的璀灿的艺术之花，它以其独特的个性在世界史前工艺美术中自成体系。另外，以各种材料和技艺制作的雕塑品不但数量不少，而且题材多样、风格不一，其中有些作品具有较突出的精神性功能。绘画的种类也比较多样，除了陶器上的彩绘以外，还有岩画、地画、壁画等。玉石、骨牙、纺织、编织、髹漆等工艺也得到了发展。
发生在艺术源头的一切都是优美而迷人的，也是浑沌和神秘的。研究史前艺术的主要途径有考古学、人类学和艺术心理学，它们通过研究史前美术遗物、现代原始人部族的生活与艺术以及儿童艺术心理的发生和发展，力图获得对于史前美术的起源、功能、意义、技巧等的确切认识。
第一节旧石器文化与石器造型
古人类学（主要包括古猿类和古人类化石研究、旧石器时代遗址遗物研究）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辖于今天中国版图的东亚地区存在丰富的古猿类和古人类化石以及相当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证实该地区是人类进化的重要地区之一。目前所知出土有古人类化石及旧石器文化遗物的遗址约有200多处，下面仅介绍其中最重要的一小部分：旧石器时代早期——山西芮城西侯度文化遗址，据测定其年代为距今约180万年，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发现有石器工具、动物化石和火烧遗迹。
云南元谋人文化遗址，年代为距今约170万年,发现有中国已知最早的人类化石以及石器工具、动物化石和火烧遗迹。河北阳原小长梁、东谷坨文化遗址，年代距今约100万年，发现有石器工具、骨器和动物化石。陕西蓝田公王岭蓝田人文化遗址，年代距今约100万年，发现有人类化石、石器以及火烧遗迹。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文化遗址，年代从距今约70万年至20万年，发现有人类化石、石器工具、骨器、动物化石和用火痕迹。旧石器时代中期——
山西襄汾丁村人文化遗址，年代距今约20万年，发现有人类化石、石器工具和动物化石。
陕西大荔甜水沟大荔人文化遗址，年代距今约10余万年，有人类化石、石器工具和动物化石。
山西阳高许家窑人文化遗址，年代距今约10万年，有人类化石、石器工具、骨角器和动物化石。
旧石器时代晚期——
辽宁海城小孤山文化遗址，年代距今约4至2万年，有石器工具、骨角器、装饰品、用火痕迹和动物化石。
山西朔县峙峪人文化遗址，年代距今约2.8万年，有人类化石、石器工具、骨器、石墨装饰品和动物化石。
宁夏灵武水洞沟文化遗址，年代距今约2.5至1.6万年，有石器工具、骨器、装饰品和用火痕迹。
山西沁水下川文化遗址，年代距今约2.4至1.6万年，发现有石器工具。
河南安阳小南海文化遗址，年代距今约2.4至1.1万年，有石器工具、动物化石和用火痕迹。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人文化遗址，年代距今约1.8万年，发现有人类化石、石器工具、骨角器、装饰品、人类埋葬遗址和动物化石。
河北阳原虎头梁文化遗址，年代距今约1.1万年，有石器工具、装饰品和动物化石。
在旧石器时代，石器工具的制作方法普遍为打制法，即对天然砾石进行打制而成。打制石器工具可分为石核工具和石片工具两大类，还可以进一步依其型制和用途分为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斧形器、镞形器、球形器等多种。一般来说，早期的旧石器器形简单，打制较粗糙，往往是一器多用；中晚期器形类型增多，打制技术较进步、精细。旧石器工具的发展不仅反映出人类制作技能的水平，同时也反映出人类造型审美能力的发展。
旧石器时代最早期的西侯度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已呈现出多样化，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东谷坨文化遗址出土的刮削器、尖状器不仅器形较小，而且加工精细、技术水平较高，几乎令人难以相信其制作年代的久远。可以说，在此之前必有一个更早期的发展过程。北京人遗址出土的石器反映出石器工艺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表现为：（1）对原料特性有较深认识并相应采取有效的打制方法；（2）种类增多、器形也较稳定，如有砍砸器、刮削器、雕刻器、尖状器、球形器、石锤和石砧等；（3）加工技术多样，方法进步，有碰砧法、锤击法和砸击法等。如刮削器的刃部有多种形状，小型的长尖石锥形制精美、加工细致。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开始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技术风格。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器类型与加工技术较早期有某些变化和进步，如类型继续分化、修理台面的技术更明显应用等。此期的丁村文化石器具有某种地方特色，如三棱尖状器的制作，为其他地方所少见；修理台面的技术在丁村石器中较多应用，另外，丁村人的小型尖状器的刃缘较平齐，工艺较精细。又例如许家窑人石器中有数量较多的石球，构成了该处石器文化的显著特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造型在实用和形式美感方面都有了显著进步。在灵武水洞沟石器中，修理台面的技术成为生产长身石柱和薄长石片的主要技术。更重要的进步是在华北地区出现典型的细石器工艺，即使用间接打击法生产细石器和使用压制法修理工具或武器。如下川遗址便是最早拥有这种工艺。同时，石器类型的多样化、专用性与日益发达的狩猎经济相适应。另外，在峙峪文化、下川文化石器中流行以细石叶做成的复合工具。石器造型的对称、匀整方面更加讲究，如灵武水洞沟石器中的尖状器，其完美的程度被认为堪比欧洲传统的莫斯特文化尖状器。在制作石器工具的过程中，原始人类逐步培养了对形式感的认识、关于目的性观念的理性能力和一定的技巧能力。这三方面因素对于造型艺术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第二节旧石器时代的美术装饰品
美术装饰品的出现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在精神生活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应该注意的是，对于这些装饰品的制作动机、实际用途今天还不是了解得很清楚，恐怕还很难说它们仅是为了美化自身或美化生活。
目前已发现的旧石器晚期的各种类型的装饰品主要计有：
海城小孤山文化遗址的6件兽牙、蚌壳、钻孔装饰品和1件染有红色染料的已残蚌壳饰品，以及1件骨鱼叉、1件骨标枪头和3件骨针；
峙峪文化遗址的1件石墨装饰品；
灵武水洞沟遗址的1件以鸵鸟蛋壳穿孔而磨制的串珠装饰品；
安阳小南海遗址的1件穿孔的石制装饰品；
山顶洞人遗址的装饰品更是种类多、数量多，计有穿孔兽牙125枚、穿孔小石珠7件、穿孔小砾石1件、穿孔海蚶壳3件、穿孔鲩鱼眼上骨1件、刻沟鸟骨管4件、骨针1件；
阳原虎头梁遗址的13件用贝壳、鸵鸟蛋壳、鸟的管骨和石块制成的穿孔饰物。
海城小孤山的骨制品和装饰品显示出很高的加工技术，如骨鱼叉为双排倒钩型，三件骨针的针眼是用两面对钻方法制作，与欧洲梭鲁特文化、马格德林文化的工艺水平相当。比它晚很多的山顶洞人的骨针在技术上仍逊于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海城小孤山那件已残的扁圆形蚌壳饰品，它形如硬币，在其凸面边缘布满放射状刻沟，沟内和孔壁处残留有估计是赤铁矿粉的红色染料或染迹。在日后的山顶洞人和虎头梁文化遗址中都有用红色染料染红部分装饰品，这种做法无疑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色彩的敏感和应用能力。联系到山顶洞人已经明确地表现出具有埋葬死人的意识和行为，以及在被埋葬者的尸骨周围撒上红色的赤铁矿粉末这个事实，可以说，这些人当时已经有了比较复杂的精神生活，而造型艺术的形式感和色彩感则成为完成和表现这种精神生活的有力手段。学术界一般认为，山顶洞人把死者埋葬在洞穴下室，说明他们已有了原始的宗教信仰。有人进而认为，在尸体及其周围撒上赤铁矿粉是用以象征血液，是希望死者在另一世界里复活。
上述这些穿孔装饰品很多都不同程度地留有穿绳佩挂的痕迹，山顶洞人的有些穿孔兽牙由于长期佩戴而把孔道磨得很光滑。另外，有5件穿孔兽牙出土时是呈半圆形排列，可能是成串的项饰；而7件穿孔小石珠制作精巧、大小相近，出土时都散布在头骨周围，可能是头饰。所有这些钻孔的装饰品在雕刻技术上表现出重大的意义。
第三节新石器时代文化概况
在距今约1万年前后，欧洲、北非等地进入了一个过渡性的中石器时代，弓箭、细石器等生产工具被视为中石器时代的标志。但在西亚和东亚地区，这个阶段并非很明显地、普遍地存在。中国的中石器文化遗存也有少量发现，很多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新石器时代以农业、畜牧业的出现为划时代标志，磨制石器、制陶术的出现也是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就目前所知，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大约起始于公元前8000年，一般延续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达7000多处，它们的文化面貌多样，内涵丰富，各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4个区域：黄河流域——
早期的新石器文化主要有集中在河南中部的裴李岗文化（发现于河南新郑裴李岗，约公元前5500～前4900年）、河北南部的磁山文化（发现于河北武安磁山，约公元前5400～前5100年）和主要分布在渭河流域的大地湾文化（发现于甘肃秦安大地湾，约公元前5200～4800年），它们与中石器时代遗存有某种渊源关系，而对后来的仰韶文化等又有影响关系。
中期主要以在黄河中游分布甚广、延续时间久长的仰韶文化（最初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又分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为主，还有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约公元前4300～前2500年）。
属于晚期的有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约公元前3300～前2050年，按其发展序列可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半山和马厂4个类型），它与仰韶文化有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黄河中游地区的龙山文化主要包括河南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600～前2000年）和陕西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300～前2000年），在陕西龙山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共同影响下，在黄河上游地区接着出现齐家文化（发现于甘肃广河齐家坪，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而典型的龙山文化是在山东黄河下游地区继承大汶口文化而来的山东龙山文化（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约公元前2500～前1600年）。该文化延续时间较长，其末期与中原商代文明有某些联系。
长江流域——
早期主要有河姆渡文化（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其下层文化约为公元前5000～4600年）和马家浜文化（发现于浙江嘉兴马家浜，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这两种文化之间究竟是后者承袭前者而来还是并存、相互影响，尚有待深入研究。
中期主要有分布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发现于四川巫山大溪，约公元前4400～前3300年）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发现于江苏南京北阴阳营，约公元前4000～前3300年）。前者与仰韶文化有交流、影响关系，后者则与马家浜文化有某些相似之处。
晚期以继承马家浜文化发展而来的良渚文化（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约公元前3300～前2250年）为主，还有屈家岭文化（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约公元前3000～前2600年）等。
华南和西南地区——
早期有仙人洞一期文化（发现于江西万年仙人洞，约公元前6800年左右）。广东粤西地区的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等洞穴遗址的年代据放射性碳素测定为公元前12000～前9000年，此年代或有误差，但有学者认为可以考虑广东粤西洞穴文化遗存是中国所知现存最早的新石器文化（约公元前8000～前6000年的断代恐怕是可以接受的）。
中期有台湾大坌坑文化（发现于台北大坌坑，约公元前4400年）。
晚期文化遗址分布较广，主要有石峡文化（发现于广东曲江石峡，约公元前2900～前2700年）、山背文化（发现于江西修水山背，约公元前2800年）、昙石山文化（发现于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中下层，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凤鼻头文化（发现于台湾高雄凤鼻头，约公元前2000年），另外还有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约公元前2200年）和西藏昌都卡若遗址（约公元前3300～前2100年）。在广大的华南和西南地区，存在着面貌多样、相互间关系复杂的新石器文化。
北方地区——
早期的新乐文化（发现于辽宁沈阳新乐，约公元前5300～前4800年）分布于辽宁东南部、中期的红山文化（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红山，约公元前3500～前3000年）分布于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地区，与仰韶文化有较密切的联系。晚期的小河沿文化（发现于内蒙古敖汉旗小河沿乡白斯朗营，年代晚于红山文化）直接继承和发展了红山文化的某些内涵。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文化类型有相互交流、影响以至融合统一的趋势，而中原地区文化的先导地位也日趋突出。整个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成就表现为：（1）农业的较早起源和突出发展；（2）广泛饲养家畜；（3）磨制石器和制陶工艺不断进步；（4）玉石工艺的兴起和发展；（5）出现早期铜器；（6）建筑技术日趋提高，小型城堡出现；（7）以工艺美术为主要代表的美术活动日益繁盛。
第四节新石器时代的工艺美术
随着生产能力的发展，新石器时代人类对于多种材质的认识和对于多种工艺手段的掌握有了全面的、划时代的飞跃，工艺美术占据着此期美术制作活动的主要地位，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灿烂成就。
石器工艺在新石器时代，石器制作工艺无论在技术上或审美上都达到最高水平。此期石器工艺的一般特征是：（1）普遍出现磨制石器，器型规整、定型；（2）在中、晚期有发达的穿孔工艺以制成复合工具；（3）流行石铲、石刀、石镰等农业生产工具；（4）出现以精心选材、精心加工制成的作为祭祀礼器的生产工具以及其他石制装饰品。
广东石峡文化的石器普遍使用了抛光技术，比一般磨制石器更加精致，是全国罕见的高水平加工工艺。其他如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磨制石器也反映出高度的工艺水平。
山东龙山文化的石锛（山东日照县两城镇出土，也有人称为玉锛）色泽美观，通体磨光，器体扁薄，钻孔并刻有兽面纹。更令人吃惊的是广西隆安大龙潭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231件大型石铲，型制多样，制作规整，通体磨光，精致美观，出土时刃部朝上地成组整齐排列。这些生产工具都明显是用作祭祀礼器，反映出人们对规整、坚硬、对称、光润、悦目的色泽等形式美因素的肯定和运用。
在各地文化遗址中，还有许多石制饰品出土。仰韶文化发现有石环、石珠、石坠，石环磨制光圆，石珠呈管状，中间穿孔。石坠有的是选用翠绿色的绿松石，十分美丽悦目。大汶口文化的石制饰品更为丰富，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绿松石不仅用于制作石坠、石珠串饰，而且用作镶嵌材质，如泰安大汶口墓葬出土的象牙筒和骨雕筒上嵌有绿松石。在石峡文化遗址也有许多精美的石器装饰品。
玉器工艺中国人的“玉石”是一个泛指概念，凡是美石都可称为玉。而在西方近代地质学、考古学界，只有硬玉、软玉可称为玉，是狭义概念。玉从石器中独立出来，是因为它的材质之美柔和温润的色泽，扣之清扬远闻的声音。
目前所知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有玉器制品的约有100多处，所出玉制品总数约有数千件之多。东北辽河、华北黄河和华南长江中下游三大流域是玉器工艺最集中的发源地区。最早的玉器制品就是装饰品。河姆渡文化的玉玦、玉珠、玉璜和玉管，半坡文化的玉耳坠，都是装饰品。到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石峡文化以及东北红山文化等各时期和各地区，更有不少玉石装饰品出土。
在公元前3500～前2000年之间，玉器工艺进入繁盛期。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玉器以装饰品为主，但造型题材多样，可分为动物类和佩饰类。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塔拉村出土的玉龙（见图1）、辽宁喀左东山咀建筑群址中发现的双龙首璜形玉饰等，都是其中很珍贵的代表作。
黄河流域龙山文化时期的玉器工艺可以山东胶县三里河、陕西神木石峁和山西襄汾陶寺三处为代表。三里河的玉器有玉环、玉管、玉晗等，还有以形象生动的鸟形饰、鸟头饰和玉珠相互匹配的成组玉器。神木石峁出土的玉器前后共有约600多件，既有大量生产工具、礼器，还有动物和人头玉雕像。襄汾陶寺墓地出土有玉钺、瑗、琮等礼器和玉核、玉臂环。
良渚文化的玉器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有零散出土、流传，几十年来一直在江苏各地不断有所发现，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在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武进寺墩、浙江余杭反山、余杭瑶山等地良渚文化墓葬中发现了数以千计的玉器制品。良渚文化的玉器在品种齐全、工艺精美、艺术水平高超以及文化内涵丰富等方面都是玉器工艺史上辉煌的一页。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大量出土的玉琮，它们不仅体型较大，而且几乎都雕有繁简不一的图案花纹以及神秘的神人兽面图像，这种图像所显示的可能就是神权崇拜观念（见图2）。余杭反山12号墓出土的一件玉琮（反山M12：98），共雕有8个神人与兽面复合图像，以浅浮雕与细线刻的手法相结合，技艺卓越高超，风格神圣崇高，堪称绝世瑰宝。
广东石峡文化的玉琮、璧、瑗、环、璜等玉制品，在材质、器型、纹饰以至工艺风格等方面都很近似于良渚文化的同类玉制品，说明二者之间的文化影响和联系是很明显的。
制陶工艺把用水湿润过的粘土塑造成一定的器皿或其他形状，干燥后用火加热到一定温度，使之烧结为坚固的陶器，这种制陶工艺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发明。关于陶器的发明以及它在中国的起源，目前还难以确证。但可以肯定，中国人是世界上较早发明陶器的民族之一。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陶器实物出土于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遗址和广西桂林市甑皮岩遗址，据测定均在公元前7000年以上。然后是华北地区以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为代表的早期红陶器，较为清晰地反映了公元前6000年左右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器工艺水平。此期陶器均为手制，火温较低（一般在700～930摄氏度），陶质疏松，器型简单。经过约1000年左右的发展，制陶工艺在新石器中期开始进入全面繁盛的时期，尤其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的诸文化陶器为代表，反映出制陶工艺的高度成就。
陶器的类型可以从多种角度来划分：
陶器依其用途和器型可分为饮食器、炊煮器和储藏器（又可分为水器和盛物器）。饮食器一般有盆、钵、碗、杯、豆、句；炊煮器有鼎、鬲、甑、釜、灶、鬹等器（见图3）；储藏器有壶、罐、瓶、瓮等（见图4）。器型的特点往往与用途密切相关，如饮食器一般都是敞口，而炊煮器一般有三足以便架在火上烧煮。
陶土成分和烧造工艺的不同对陶器的烧结和颜色有直接影响，依其陶色可分为红陶、灰陶、白陶和黑陶几种类型。
如果从陶器表面的装饰工艺来看，则又可分为素陶、彩陶、印纹陶，还有一种是整个器具的造型就是模拟动物、人物、植物，称作拟形陶器。
陶器的成型工艺有手制和轮制两种方法。手制法又分为3类：捏塑法、模制法和泥条盘筑法。轮制法是一种先进的制陶工艺，特点是器型规整，厚薄均匀。黄河流域的轮制法出现于大纹口文化晚期，以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为最高水平的代表。长江流域在马家浜文化晚期开始有轮制陶器，到良渚文化普遍出现。
在陶器制作的过程中，还常在陶坯和器表上进行装饰加工，如陶坯的抠印、压印、刻划、堆贴、贴塑、镂刻等，以及器表的施加陶衣和彩绘。在工艺装饰手法和艺术审美方面最成功的陶器类型是彩陶和黑陶。
彩陶一般是在打磨光滑的橙红色陶坯上（有些地区还涂上一层陶衣），以天然矿物质颜料描绘各种图画形象或花纹图案，然后入窑烧制。最后形成的图像、花纹呈现出赭石、黑、白等各种颜色，通称彩陶。
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出土有大量精美彩陶器，可以代表彩陶艺术的最高水平。仰韶文化彩陶主要分两种类型：
（1）半坡类型。器型以圆底或平底的盆、钵为主，也有小口长颈大腹壶和圆唇直口鼓腹罐，造型风格朴实厚重。彩绘一般施于器形最显眼的部位，几何纹样常见有由折线、斜线及三角形色块等构成的二方连续装饰带，单纯而富于装饰效果。更引人注目的是人面、鱼、蛙、鹿等图案，它们相互对应地施于敞口盆内壁，鱼纹还有单体、复体、变形为几何纹等多种构成方式（见图5）。
（2）庙底沟类型。代表器型为大口小底曲腹的平底的盆和碗，造型风格挺秀饱满，稳重而不失灵气。纹样多为由两端相交的弧线组成的新月形、叶形、花瓣形、三角形二方连续纹样，在视觉上有黑白各组成形、虚实相生的妙处。在构图上，采取了以点定位的方法，为以后图案构成的发展有深远影响（见图6）。
马家窑文化彩陶主要分三种类型：
（1）马家窑类型。器形多样，主要有瓮、壶、罐、盆等。彩绘面积较大，有的饰满全身，如盆、钵、碗等器物往往内外壁均加彩绘。纹样主要有波浪纹、垂纹、旋涡纹等，并有主次装饰带的区别，风格华美，流利生动（见图7）。
（2）半山类型。最有特色的器形是有颈（或无颈而有折沿）小口宽肩大腹双耳罐，造型比例的权衡、外廓线的转折变化都很考究，造型风格浑厚丰满、稳重大方。彩绘中黑红兼用的颇多，装饰带层次更多，相互配合呼应，形成一个多样而统一的装饰整体。纹样大都是各式几何纹：螺旋形、波状、折线、锯齿、大圆圈、菱格、方格等。在螺旋形纹、大圆圈纹或葫芦形纹中间，往往填以网纹或点线，呈现出丰富的变化感。
（3）马厂类型。代表器型是小口折沿宽肩罐。纹饰风格趋向粗犷简单，最具特色的是大圆圈纹、卷曲纹、勾连纹和“蛙”形纹。卷曲纹和勾连纹对商代青铜纹饰似有直接影响。
黑陶是在烧制结束时，从窑顶慢慢加水，使木炭熄灭并产生浓烟，把陶器熏黑而成。山东龙山文化以先进的轮制技术制造的黑陶，其陶质非常细腻，器形极其规整，胎壁厚薄均匀，厚仅0.5～1毫米，有蛋壳黑陶之称。代表器形主要有高柄杯、圈足豆等，整个造型风格倾向于挺拔秀丽，外轮廓曲折多变，在把柄部位还往往镂刻出透孔花纹，显得玲珑剔透，精巧美观。龙山文化黑陶虽然是以造型见长，不以彩饰为重，但其器表上也善于利用在轮制成型过程中形成的简洁的弦纹，衬托出器物乌黑铮亮的色质美。山东安丘出土的黑陶高脚杯（见图8）、胶县三里河出土的黑陶盘口花柄圈足豆等均是出色的作品。
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流行的是独具特征、自成体系的几何形印纹陶，其首要特征就是器表饰有以拍印法制作的各式几何形图案花纹。
骨牙角器工艺骨、牙、角均为动物躯体上最坚实的部分。旧石器时代的原始生民已经注意并开始利用这些质材。在前面介绍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中，已有不少发现有骨角器。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用骨角制作的生产工具大量增多，如在磁山、裴李岗遗址中发现有骨制的渔猎工具，在半坡遗址中发现的骨制箭镞约达150多件。与此同时，用作生活用具也日益增多。大汶口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骨牙制品代表了新石器时代的最高水平。大汶口文化早期已有精致的骨制品，如钻孔并雕有花纹的一串骨珠、刻有花纹的牙饰和骨饰等。其后大汶口出土的17齿象牙梳、雕花骨匕、有剔地透雕或镶嵌绿松石的骨筒、象牙筒等，种类丰富，工艺精湛。河姆渡文化出土的数千件生产工具中，骨制品极多，而且式样新颖，加工精巧。余姚河姆渡出土的双凤朝阳纹象牙雕和双鸟纹骨匕，以及江苏吴江梅堰出土的鱼形刻花骨匕，都是珍贵的工艺品。
髹漆工艺采割天然漆树的汁液，经过加工炼制，掺调色油，然后髹饰在木器上，这就是髹漆工艺。漆器具有防腐、耐酸耐碱等特性，而且色泽明亮，光彩照人，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漆器是在余姚河姆渡文化出土的一只髹漆木碗及一件髹漆木筒和蝶形器。据鉴定这些朱色涂料即为调朱的生漆。由此可以推论，在此前必然还有一个运用本色天然漆的发展过程。在江苏常州圩墩村的马家浜文化遗址发现的两只喇叭形木器，都髹有色彩光亮的红黑漆料。另外更值得研究的是，髹漆工艺几乎从一开始就与形绘、镶嵌等装饰手法有密切联系，如在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地出土的一批彩绘漆木器，各种几何装饰纹样形色绚烂。又如从浙江余姚瑶山9号墓出土的一件嵌玉高柄朱漆杯，更充分显示出髹漆工艺与其他工艺的结合和高度的艺术审美价值。
纺织、印染及编织工艺旧石器晚期的辽宁海城小孤山和北京周口店山顶洞文化遗址出土的骨针表明缝缀技术的出现，而山顶洞人以红色赤铁矿粉染红部分装饰品则表明了一种印染的意识和行为。这两者都可以标示着纺织印染工艺的最初的源头。到新石器时代，石纺轮、陶纺轮和骨针在各地遗址中多有发现，说明纺织技术的普遍发展。而纺织物的存在也是不容置疑的，如半坡遗址出土的一件红陶钵底部和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的一件陶瓶耳部都有明显的布纹。陕西华县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还出土有染上红色的麻布残片，可知纺织与印染工艺已经相互联系在一起。而在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的三块葛布残片（约公元前3000年）显示出以扭纹加绕环织法编织出回纹和条纹暗花。
丝绸织物也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在河姆渡遗址发现有一批纺织用的工具和刻有蚕的图形及编织花纹的牙质盅形器。目前所知最早的丝绸织品在北方有河南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批丝、麻纺织品（约公元前3500年）；在南方有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纺织品，包括有绢片、丝带、丝线等（约公元前2750年），其经纬密度与现代一些纺织品相近，表现出较高的缫丝和织绢技术。
与纺织工艺有一定关系的还有编织工艺，如竹藤之类的编织。在各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常见有竹编器、篾席之类的印痕、残迹。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的200多件竹编器，其织纹有人字纹、菱形纹等，技艺精致。
第五节新石器时代的绘画
目前尚未发现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绘画遗迹。新石器时代的绘画遗迹已知有岩画、彩陶画、线刻画、壁画和地画。从制作方式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线刻（包括敲击磨制），如岩画及石器、骨器和陶器上的图象；另一类是涂绘，如彩陶画、岩画、壁画、地画。对于史前艺术，绘画性作品的标准实际上很大程度是依其图像的写实性程度而定。
岩画这是指一种刻或画在岩石表面的图画。目前世界上约有70多个国家发现有岩画，延续时间从大约3万年前直至今天；中国境内也有15个省区的70多个县发现岩画遗址，时代从新石器早期直到明清时代。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有20多处谈到岩画，这可能是世界上关于岩画的最早记录。
如何确定岩画的制作年代至今仍是岩画研究中比较复杂、困难的课题。目前在中国境内大体上可以确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岩画有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的阴山岩画和江苏连云港的将军岩岩画，也有学者认为在阴山岩画中最早期的作品应属于旧石器晚期。另外，有一些学者分别认为内蒙古乌兰察布和桌子山岩画、新疆库鲁克山兴地岩画、云南沧源崖画、福建华安仙字坛崖画等也有可能源自新石器时代。
阴山岩画的题材内容多为动物、狩猎、战争、舞蹈、天文图像及神灵图像等，制作技法均为敲击、磨刻，形象古拙生动。连云港将军崖崖画也是刻制，有人面、兽画、农作物、太阳、星云等图像以及一些抽象符号，风格简率、生动，其内容可能与祈求丰收和祭天的宗教观念有关。
史前岩画的功能可能会是多方面的，如传授某些知识、表达原始宗教的意识和情感、表达某种习俗及祈愿、表达喜庆和宣泄娱乐情绪等等。在绘画的表现手法和审美特征上，有些岩画与环境有密切联系，大部分岩画的形象都以夸大主体形象、抓住强烈的动态特征和概括的平面敲凿或简炼的刻划线条的技术为风格特征。
对于岩画的许多形象（尤其是一些抽象符号）的解释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彩陶画描绘在彩陶上的图绘主要分为几何图案和带有写实倾向的人物、动物图像两类，彩陶画指的是后一类图像。这类图像虽然也是属于陶器上的装饰，但以其写实性的描绘，体现出一定的构思、想象甚至是某种主题，因而与单纯的几何纹装饰图案有重大区别。
河南临汝阎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彩陶缸上绘有一只白鹳衔鱼，面向一柄装饰考究的石斧而立（见图9）。此画被称为“鹳鱼石斧图”，其图像组合明显具有一种主题意念，有研究者认为它记录了以鹳为图腾的氏族战胜、兼并了以鱼为图腾的氏族的历史性事件，画面为37.44厘米，构图均衡、饱满，形象简洁醒目，为史前独立性绘画中的珍品。
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有一件舞蹈人物彩陶盆，其内沿画着一圈三组、每组五个人手挽手跳舞的情景，五个相同的人物形象和朝向的统一，表现了舞蹈的整齐节奏，透露出欢快热烈的气氛，有学者认为这是表现了氏族成员分组围猎野兽的场景，也有人认为是载歌载舞庆祝丰收或祭祀神灵。在技法上，这件作品紧紧抓住人物的动态和整齐的队形，以极其精练的笔墨进行描绘，每组人物之间和人物脚下的各种线条变化自然，富有抒情的意念（见图10）。
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盆上，还有描绘人面与鱼相连或与鱼网相伴的图像，这类人面皆呈圆形，头上似戴着尖顶高帽，眼鼻形象明确，双眼眯成一线，耳旁或嘴旁出双鱼（见图11）。学术界一般认为这类带有神秘色彩的人面纹定与某种原始信仰有关，但具体解释不同，有崇拜鱼图腾、祈求捕鱼丰收、祈求生殖繁盛等多种说法。
彩陶上还有鱼纹、鸟纹、蛙纹、犬纹等图像，往往都是抽象与写实相结合，具有浓厚的绘画意趣。如半坡彩陶中有一件陶盆外壁绘有三条首尾相接的大鱼，那种张嘴露齿、体态优悠的情状，以及笔墨上的简炼、流畅、老练，在审美上给人以不小的震撼（见图12）。又如甘肃省甘谷县西坪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彩陶瓶上，绘有一条人面状的鲵鱼（俗称娃娃鱼），构图独特，表情强烈，而用笔生动，笔触豪放，明显表现出笔墨的意趣。另外如临潼姜寨彩陶中的蛙和鱼纹，造型质扑，用笔稚拙，别有一种艺术魅力。可以说，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画上，已经体现出中国古代绘画传统的某些基本特色，
如线描的表现方法和对笔墨效果的体会和运用等。
线刻画这是以硬度较高的工具在石器、骨器及陶器上刻划的阴刻图像。虽然它们的制作看起来具有工艺或雕刻的性质，但从图像本身来看仍不失为具有独立性的绘画图像。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鸟纹骨匕，其中心部位刻两组对称的双鸟，为有冠、勾喙、大眼、蹼足、修尾的水禽，姿态生动，特点鲜明，具有写实与装饰相结合的意趣。
另外同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猪纹陶钵、双凤朝阳纹牙刻蝶形器、稻穗植物纹陶盆等，都显示出同样的特色，其中那件猪纹陶钵尤为有趣，猪的外形基本写实，但猪身上的毫毛却被画成圆圈纹和花叶纹，这种艺术加工手法在后来的民间美术中成为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
壁画与地画壁画与建筑物的存在紧密相连，目前仅知有两处史前壁画的遗迹。辽宁凌源县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女神庙建筑遗存中发现有壁画残块，是中国迄今所知最古老的壁画遗迹。它是在压平的壁面上，绘上赭红间黄白交错的三角纹几何图案和用赭红色画成勾连纹图案。
另一处壁画遗迹是在宁夏固原店河村齐家文化遗址的一座房屋残垣的白灰面上，曾发现用红彩描绘的几何纹。
这些壁画残迹反映出史前人们已懂得利用彩绘图案装饰建筑壁面，虽然还不是主题性的绘画，但可以视为中国壁画传统最古远的源头。
地画其实难以构成一个绘画种类，这里介绍的是一个特殊的绘画遗迹。1982年在发掘清理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遗址时，发现在一处长方形房址的白灰地面上，有以炭黑颜色绘成的图画。画面绘有两个人物（一说为三人），有披发，身后似有尾饰（一说为手握棍棒）；图下方有一长方形框，框内有两物，似为两只昆虫，也有说是两只动物。由于实际的画面线条已很模糊，因此该图的形象、用意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另外一个与地面装饰有关的特例是在河南濮阳两水坡仰韶文化早期墓葬里发现的用蚌壳摆砌出来的、分列于死者尸骨两旁的龙虎形象，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龙的形象。这是对墓葬进行装饰的最早实例，必然蕴含有很深的用意。
第六节新石器时代的雕塑
中国至今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雕塑性遗物。但从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数量众多、水平高超的雕塑作品来看，可以相信在此之前已有一个相当长的雕塑意念和技艺的发展过程。目前所见新石器时代的雕塑品按其质材及制作手法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陶塑，二是玉、石、牙、骨、木雕。从总的艺术性质来看，此期的雕塑尚未完全成为独立的美术门类，而是仍附属于工艺美术。
陶塑此期雕塑性遗物中绝大多数是陶塑，而且也是艺术水平最高的一个种类。这些陶塑如按题材内容来划分，主要是动物形象和人物形象两类；如按制作的形式来划分，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把整个实用器皿塑造成动物造型的“鸟兽形器”，又称拟形器；二是实用器皿的盖纽、把手和表面装饰所采用的立体雕塑形象；三是带有独立性质、但其用途尚未完全了解清楚的陶塑品。下面就按后一种划分方法进行介绍。
第一类“鸟兽形器”是动物题材的雕塑中艺术水平最突出的。它的首要特点在于其平凡的创作意念，器皿的实用性与雕塑形象的艺术观赏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次是动物的造型不同于一般的写实、逼真，而是经过作者的艺术剪裁加工，运用合理的夸张变形手法，强调了动物的形体特征；第三是动物形象与特定造型的高度结合与和谐统一，表现了高度的设计水平。
陕西华县太平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鹰鼎，准确而生动地表现了鹰的凶猛、鸷烈的情性，巧妙地以鹰腹为器身，以夸张、粗壮的双足及尾部作为鼎立的支点，取得理想的实用效果。山东宁阳大汶口出土的红陶兽性器似乎融合了猪与犬的特征，延颈昂首，张口作壶嘴，背上加塑提把，更符合实用要求，同时也具有装饰意味。江苏吴江梅堰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水鸟形灰陶壶对水鸟形体作了极度的简化，但其嘴部、双目的准确刻划使田间水鸟的基本特征更为突出了。这些原始雕塑的珍品为日后盛于商周时期的青铜鸟兽形器奠定了很高的起点。
现存数量最多的是第二类作品，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这类附属于实用器皿上的立体雕饰，题材广泛，包括有动物和人物形象，尤以动物题材为多，表现手法较写实，也很注意结合运用多种制作技法，往往取得十分生动、传神的艺术效果。如陕西华县柳子镇出土的陶臬头器盖，把猫头鹰的形神特征刻划得十分准确、传神。其他如西安半坡出土的陶鸟及陶器上的兽形器盖和把纽、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的陶鸟头形把手以及三件饰有浮雕壁虎的陶器残片等，都是出色的佳作。
人物形象一般多是头像，往往是堆塑于陶器的口部、口沿外及肩腹部，其创作意念很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性，而是有着更为重大、庄严的用意。甘肃礼县高寺头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塑少女头像脸形圆润丰满，五官端正，镂空的双目与微启的嘴巴表情生动（见图13）。甘肃天水蔡家坪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塑人面对五官的刻划细腻，脸部的体面转折起伏关系真实自然。陕西扶风姜西村出土的残陶瓮口沿下堆塑人面像颇为生动、传神地表现了一个中年男子的近似苦笑的表情。另一件风格优美以及具有完整性的作品是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洋溢着清新愉悦的气息（见图14）。甘肃东乡、宁定出土的三件人头器盖明显地反映出塑绘结合的特色，人头的双角、蛇饰及面部的兽面花纹都可能具有巫术或图腾崇拜的用意。同类作品还有陕西宝鸡北首岭和河南陕县三里桥出土的陶塑人面残片、甘肃秦安寺嘴出土的人头形器口红陶瓶、青海大通后子河出土的黄陶少女裸像瓮、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罐和裸体人像彩陶壶等等。
第三类独立性陶塑作品在黄河、长江、黑龙江等流域的广大地区均有发现，题材有动物和人物形象。动物题材中的家畜形象十分引人注意，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湖北宜都红花套出土的陶猪、黑龙江宁江莺歌岭出土的陶小猪群、四川大、江苏邳县刘林等地也出土有陶猪。另外，在河姆渡、湖北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和宜都红花套等遗址还有陶羊出土，这些都反映了家畜业的发展情况。在艺术上，这类小型陶塑品往往都很真实、生动，饶有生活气息和质朴的情趣。
在人物塑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80年代初期发现的红山文化陶塑与泥塑女神像。1982年在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中发现一批共20余件陶塑人像，其中有两件小型裸体孕妇像，比例正确，解剖合理，被认为是祈求生育的女神像或地母像（见图15）。1983年又在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发现一批断碎为头部、肩臂、手等残块的女神泥塑像，它们分别属于五、六个个体，形体有大小之分、老少之别。其中一件头像五官清晰，双目镶嵌圆形玉片，这件作品接近真人尺寸，而其他残块还有相当于真人两到三倍大小的，说明这是一个大型女神塑像群（见图16）。在塑造技术上，这群女神泥塑像表明是经过搭骨架、选料堆料，塑造以及彩绘装嵌等工序而完成的，已具有了较熟练的操作规范。
较早期的陶塑人像则有河南密县峨沟北岗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一尊老妪头像，造型简朴、稚拙。西安半坡出土的一件陶塑人头像也与之大略相同。河姆渡出土的一件陶塑人头像则注重以阴线刻划睁张的眼嘴，风格粗犷。陕西临潼邓家庄出土的一件陶塑半身人像头顶带冠，比例适度，身体赤裸，风格独特。玉、石、牙、骨、木雕立体玉雕有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出土的全透雕神人冠形器、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玉雕人像等较为出色，另外动物玉雕也有不少，如余杭反山、瑶山、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吴县张陵山等地出土的鸟、蛙、鱼、蝉、龟等动物形玉饰件，造型生动，雕琢简炼。
石雕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出土的一件石雕人头、辽宁东沟后洼屯遗址出土的数十件滑石雕刻（包括半身人像、人兽复合头像等），最重要的是河北滦平金沟屯镇后台子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8件石雕人像，其中一件为人兽合一雕像，余7件均为裸体孕妇雕像，最大者高约34厘米，最小的9.5厘米，五官清晰，脸型丰满，孕妇特征鲜明，当与红山文化崇拜女神的宗教观念有关。在甘肃永昌鸳鸯池和四川巫山大溪出土的浮雕石人头像均有浓厚的装饰风味，前者还用白色骨珠镶嵌五官部位。牙雕的代表之作可以山东大汶口出土的一件透雕象牙筒为例，风格玲珑别致，反映出高度的雕镂水平。属于较早年代的雕刻品也有木雕和骨雕。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一件圆雕小木鱼和陕西西乡县何家湾出土的一件兽骨圆雕人头像，都是以比较写实的手法雕造，风格古朴。
综观新石器时代的雕塑，可以发现动物雕塑数量较多，但人物雕塑则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两者在艺术上都达到较高水平，标志者原始人对于自然与自身的认识及再现能力。
第七节新石器时代的建筑
人类的人工建筑是从洞穴、树巢、凹地发展出来的。由于农业的产生而出现定居生活，从而促进了建筑艺术的萌芽和发展。
北方穴居系列新石器时代在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较普遍的是穴居、半穴居及地面建筑，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比较重要的建筑遗址有陕西西安半坡、西安沣西、临潼姜寨、甘肃秦安大地湾、河南的郑州大河村和淮阳平粮台等。从建筑物的剖面来看，穴居系列建筑经历着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穴居半穴居地面建筑加建台基的地面建筑；从建筑平面来看，则是：圆形圆角方形和方形长方形；另外还从单室发展为多室。更重要是从建筑组群的构成来看，此期建筑已经反映出重要的社会功能。例如，在半坡、秦安、姜寨等地都发现有专供氏族成员集会及举行祭祀活动的“大房子”，它和环绕周围的小房屋构成一组建筑，而若干组建筑又围绕着中心广场而形成一个村落，村落外围挖有供防御外敌和挑水用的壕沟。更可注意的是，所有房子都是朝向中心广场开门，有明显的向心设计意念。这种村落规划以姜寨一期（相当于半坡早期）最为完整和典型。而秦安大地湾的F901遗址则可以代表“大房子”建筑的规模和水平。它平面严谨，布局紧凑，熟练地运用了多种建筑造型手法，使建筑表现出明显的精神性因素。
此期穴居系列建筑的墙体多为木骨泥墙，屋顶有穹庐顶、硬山顶及四角攒尖顶等多种形式。室内挖有火塘，有数根内柱，也开有窗户。
龙山文化阶段，中心广场趋向于消失，向心式规划也被打破。此期的重要发展一是普遍运用白灰涂抹地面和墙裙；二是出现如山东日照东海峪那样的夯土台基。
南方干栏式建筑干栏是树巢的发展，在南方地区较为流行，但也不排除南方也有穴居式的建筑。干栏建筑最重要的遗址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有数座干栏建筑，其中一座长约23米，使用了四列平行桩柱，屋的进深约7米，前有约1.3米的带栏杆的走廊。居室地板高出地面约1米。河姆渡干栏建筑广泛采用了榫卯结合的技术。在江西清江营盘里出土的一件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屋顶形残陶塑可以证实干栏式建筑的屋顶形式是长背短檐的两面坡形成。这与西汉中期云南晋宁石寨出土的几件干栏式小铜屋的屋顶是基本相同的。
在广东高要矛岗还发现有大致属于新石器晚期的水上干栏式建筑，也是运用了榫卯结合的技术。
辽宁喀左东山嘴及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遗址发现有石砌的方坛和圆坛，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具有确定宗教功能的石建筑，反映了宗教与建筑从史前开始就产生了紧密联系。
第八节余论
对于我国的史前美术，我们的确还有太多的问题尚未弄清，一切都有赖于美术考古的更多、更重要的发现和对已有材料的更深入、更多学科参与的研究。在这里我们只能谈几点粗浅的想法。
一、19世纪末，德国艺术史家E.格罗塞（ErnstGrosse,1862-1927年）就在其代表作《艺术的起源》（1894年）中谈到了实用与审美起源的关系，认为在实用的价值得到满足之后，制作者还会希望得到审美上的满足，因而埃斯基摩人的石硷灯会做得更整齐、光滑；翡及安人的篮子会编织得更整齐；澳洲人的巫棒削得更对称，而这些都已经超出了纯实用的要求。[1]类似的观点在稍后几年出版的S.米勒（S.Muller）《北欧考古知识》中也有论述，作者认为石器工具的制作者往往希望生产出工艺上的杰作，“严格地说应该把他的产品称为艺术品。”[2]到本世纪，关于艺术起源与审美发生学的研究不断深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F.博厄斯（FBoas,1858-1942年）对于美感的起源有过平实而清晰的解释：“人类的一切行动都可以通过某种形式具有美学价值。”“当工艺达到一定卓越的程度，经过加工过程能够产生某种特定的形式时，我们把这种工艺制作过程称之为艺术。不论这些形式如何简单，都可以从是否完善的角度来加以评说。”“我们并不能确定美学观点是何时产生的。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产生出定型的动作，连续的声调，或一定的形态，这些本身就会形成一种标准，用来衡量它的完善即它的美的程度。”[3]从心理学的合理性角度来看，上述论述均是合理的。问题是，“审美动机”的产生和存在仍然难以从现存材料中直接推论得到。因为即使是面对洞穴壁画和雕塑，也仍然有学者认为“审美动机”是无处立足的。如匈牙利艺术史家A.豪泽尔（A.Hauser）认为，史前艺术完全是为着实用功能，毫无审美动机和神秘性可言[4]。实际上，有些问题已经是不容置疑地可以肯定下来的。例如，在制造石器工具的过程中，人类在逐步发展着对于形体变化的视觉认识，同时也培养和发展着关于制作的目的性心理能力和积累着具体的技巧和经验。也就是说，我们起码可以肯定在石器工具的制作与艺术起源、审美之间确实发生着、存在着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联系。美国考古学家J.史密斯（J.W.Smish）指出，“在许多意义上，我们都可以把制造石器工具与人类文化的黎明等同起来，可以肯定这就是人类文化的起点。当人类蹒跚着从河边捡回卵石并砍砸出石片之时，便毫无疑问地标志者人类已发展出非常抽象的思维方式。”[5]尽管“抽象”一词恐怕会引起某种异议，如列维—布留尔（L.Levy-Bruhl,1857-1939年）认定原始人的思维只是以“集体表象”表现出来的具体思维[6]，但在造型能力与过程中的抽象因素却是无可怀疑的。诸如定型化、对称、节奏、线与面的关系、光滑、圆转等因素，在不同形式、不同用途的石具上有同样的考虑和运用，足可以证明视觉心理与造型心理能力的普遍性。二.、70年代，美国一批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开拓出一个新的综合性科学领域：社会生物学，很快引发出一场广泛和复杂的争论，导致了一个充满锐气的学说“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的形成和发展。[7]协同进化论的根本假设是，某些独特而明显的人类精神的性质，造成了遗传进化和文化历史之间的紧密联结。[8]也就是说，人类的基因影响着人类精神的形成方式，而另一方面文化也对遗传基因产生作用。[9]总之，这个学说启发我们，精神和文化的起源有可能找到自己的生物学结构的解释，因此对人类本性的理解既非命定的遗传论，也不是不着边际的社会存在论。有关艺术起源的研究在这种学术前沿的背景中肯定会有希望取得进取。三、艺术起源与思维产生具有密切关系。在原始思维中，万物有灵的观念、巫术的观念均已被普遍认为是存在的事实，而集体表相的学说也被接受为原始思维的积累和进化方式，[10]这些学说已经导致人们合理地提取出原始思维的某些特征，如具体性、象征性和情感性等，这些特征的形成无疑也是伴随着艺术行为的产生过程。实际上，艺术思维只是原始思维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单纯地处理知觉信息，而是创造性地制作出知觉信息的假象，并以一种“看作为”的心理能力[11]实现其功能。
四、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引起了人类历史的革命性巨变，它导致的精神生活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出现新的宗教信仰、新的生存方式观念、新的时空观念等，这些观念的变化就反映在巫术活动和艺术制作之中，结果是造成了日益丰富、复杂的艺术思维与制作活动。五、遍布亚洲和欧洲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陶质文化不容置疑地反映出文化传播的事实和重要意义。在中国境内各种文化区域之间，这种传播、交流的事实已经十分明显。例如即使是处于南方边陲的广东，我们也看到石峡文化的精美石琮造型及其纹样与良渚文化的紧密联系，从陶鬶的造型和工艺想到它和黄河、长江流域的明显联系，从彩陶的装饰纹样想到它与江浙、福建、台湾等东南沿海地区的某些相似性。总之，那种封闭、自足的区域体系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由此而放眼欧亚大陆，当有飞扬的神思。
注释：
[1]E.格罗塞《艺术的起源》第89-90页，蔡慕晖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2]S.米勒《北欧考古知识》(NordicheAltertumskunde)第1卷第190页，斯特拉斯堡出版社1987年版。转引自F.博厄斯《原始艺术》第14-15页，金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3]同上博厄斯《原始艺术》第1-2页。[4]A.豪泽尔《艺术社会史》(TheSocialHistoryofArt)第1卷第25-27页，伦敦1951年版。转引自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第408页，三联书店1988年版。[5]J.W.Smith"FoundationsofArchaeology",P.190,GlencoePress,1976,London.[6]参看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一章“原始人的思维中的集体表象及其神秘的性质”，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7]参阅C.拉姆斯登和E.O.威尔逊《普罗米修斯之火》第二部分“社会生物学之争”，李昆峰译，三联书店1990年版。[8]同上书，第27页。[9]同上书，第27-28页。[10]一个多世纪以来，对原始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举世公认其合理性和建设性的重要学术成果，其中的代表性学说有E.B.泰勒的万物有灵J.G.弗雷泽的巫术论、列维—布留尔的集体表象论、S.弗洛依德的图腾与禁忌论、F.博厄斯的艺术论、B.马林洛夫斯基的功能论与惯例论、J.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心理研究等等。[11]乔治.迪基在《审美知觉：“看作……”》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编《美学译文》第三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对此有深入的分析，另外可参看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第232-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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