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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爱情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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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0卷总第42期)

JournalofInnerMongolia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No.62008(Vol.10SumNo.42)

关于李商隐的爱情诗研究3

●卫志友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摘要:李商隐的爱情诗是李商隐诗作中最富特色之作,历来是研究的热点和亮点。现就爱情诗的抒情对象、内容和

作意、以及艺术特色三方面,对历来爱情诗的研究情况进行探讨,发现李商隐的爱情诗研究总体呈融通的趋势。

关键词:李商隐;爱情诗;融通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458(2008)06-0408-03

李商隐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富特色的大诗人之一,但李商隐被

世人所接受却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与文学史上一些重要作家相

比,李商隐其人其作之研究倍受冷落。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

越来越惊诧于李商隐诗歌的魅力,继而李商隐的研究也随之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实绩。1992年成立了全国性的专门组织———中国李

商隐研究会,到1998年8月高教版出版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

史》列出专章介绍李商隐,再到学术界出现的“李商隐热”等,种种迹

象表明李商隐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已经步入李白、杜甫为代表

的大家行列。李商隐能够在文学史上取得如此显赫之地位,其爱

情诗可谓功不可没。本文在参考一些专著和论文的基础上,对李

商隐爱情诗的研究情况进行简略的介绍,重点就李商隐以无题为

主的爱情诗进行评述。

一、爱情诗的抒情对象

关于李商隐爱情诗的抒情对象,历来说法不一,但总体处于融

通发展中。冯浩在《玉谿生诗笺注·河阳诗笺》对李商隐的爱情诗

作过概括性的结论:“统观前后诸诗,似艳情有二,一为柳枝而发,一

为学仙玉阳时所欢而发。《谑柳》、《赠柳》、《石城》、《莫愁》皆咏柳枝

入郢中;《燕台》、《河阳》、《河内》诸篇,多言湘江,多引仙事,似昔学

仙时所欢者,今在湘潭之地,而后有不知所往也。”但其所涉及李商

隐较少的诗篇,因而所说的恋爱对象范围相对偏窄(仅限于柳枝和

女冠),并且在观念上也比较传统,这从他单纯地把李商隐的爱情

诗归为艳情诗,可见一斑。

在新思潮和新文化的影响下,李商隐研究在传统的继承上又

有突破,李商隐的恋爱对象问题也沐浴在时代的春风下。苏雪林

在《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中专门考证李义山恋爱事迹,并对李义山

爱情诗作出本事性的诠释,力图将李商隐塑造成一位深挚纯情的

爱情诗人,他认为李商隐的爱情对象有女道士、宫人、妻、娼妓等四

种,尤其对李商隐与女道士、宫嫔之间的恋爱过程分析的尤为细

致,且把恋爱的范围扩大了,将全部的无题诗都看成抒写爱情的本

事诗。由于苏雪林从李商隐的无题诸诗及其他一些诗中本身就很

朦胧隐约的诗句进行推衍假设,去考证李商隐的爱情诗,所以可信

度相对较低,但苏雪林在这部专著中观点新颖、思想解放以及由此

带来的研究视角之变化,对后来研究者启示甚深,使这个课题得以

继续深入发掘下去。董乃斌在《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一文中说:“从

要把爱情诗只当作爱情诗(而不是政治诗)来读这一点看,苏雪林

的观点显然是对前此种种阐释的超越,至少是这种超越的开

始。”[1]55这是对苏雪林创作客观而中肯的评价。

由于苏雪林对李商隐爱情诗的准确定位,即仅从爱情的角度

来分析爱情诗,为后来的研究者准确定位,使得研究更加深入。刘

开扬在《关于李商隐的爱情诗》一文中,把李商隐的爱情诗分为三

类:“一、他年轻时与宋真人姐妹和柳枝的恋爱作品;二、他与妻子王

氏相爱以及悼亡的诗;三、不知恋爱对象是谁的作品。”[2]285-300由此

可见,与苏雪林相比,李商隐的恋爱对象进一步扩大,进一步明确。

刘作的特色是将李商隐对妻子王氏的深情思念和悼亡诗纳入了爱

情诗,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创举。因为李商隐的忆内诗与悼亡诗有

别于一般的忆内诗与悼亡诗而具有爱情诗的内涵和品格。同样,

吴调公在《李商隐研究·李商隐的爱情诗》一文中持与刘开扬相似

的观点,且其论证更具体更详细,关于李商隐诗中的爱情对象问

题,基本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诗人青年时的恋爱对象,即就婚王

氏前,现有史可证的有柳枝和女道士宋华阳;第二类是诗人之妻王

氏,表现出坚贞真挚的夫妇之情;第三类是对象不详的作品,无法

考查诗人的恋爱对象。吴调公在著作中除了对这三类恋爱对象进

行了详细论述外,其论证的理论性也较强,他认为:“我们今天研究

李商隐爱情诗的抒情对象问题,必须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而不

能用牵强附会的方法去考证。具体做法:原来抒情对象就已明确

的,这自然有利于我们掌握诗人的生活感受和艺术构思;原来抒情

对象不很明确的,但对现存的有关资料的考订,确实发现了一些比

较可靠的论据,从而有可能推定诗人的抒情对象,这种探索工作自

然也是应该肯定的;也还有一些爱情诗,尽管意境极其优美,技法

3收稿日期:2008-09-16

作者简介:卫志友(1982-),男,江苏泰州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极其精湛,但由于年久事湮,文献不足,更何况有些爱情诗的内容

不限于一人一事,而有一定程度上的艺术概括性,因而就很难具体

考出诗中所指,究竟是何人何事,对待这样的作品,我们只能持‘不

知为不知’的态度,留以存疑。”[3]107纵观吴调公审慎的学术态度,可

证则证,不可证则存疑的方法,很适宜我们对李商隐恋爱对象的探

讨。反之,如果不采用这种方法,单纯地从李商隐无题诗中一些模

糊的诗句去推测恋爱对象,或强加寄托对象,这种近似索隐猜迷的

方法,无疑是失之公允的,不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

针对李商隐恋爱对象的问题,刘学锴与吴调公的观点相似,兼

有独特之见。在《李商隐传论》中他认为:“从以往的研究情况来看,

对李商隐爱情诗论争大部分集中在对恋爱本事的考证上……这种

考证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发现了一些线索,但由于缺乏确凿的材

料依据,多数仅限于对这些本身写得很隐晦的诗句作种种假想推

测,因此考证结论的可靠性、可信度不是很高……目前更重要的是

加强对李商隐爱情诗的文体分析和研究,特别是对那些最能代表

李商隐爱情诗艺术特色与成就的作品做细致的分析……一首真正

的爱情诗,它本身就是自足的,即使不了解它的本事,也能使读者

领略它的艺术魅力。实际情况正是这样,义山的优秀爱情诗在读

者不了解它的本事的情况下,就已经被它的艺术魅力所征服

了”。[4]652-653刘学锴这段话无疑是对历年来研究的总结,他在充分

肯定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时下研究的重心,即加强对

李商隐爱情诗的文本分析和研究,这就为后来的研究者拨开了重

重迷雾,指明了研究方向。

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有关李商隐爱情诗的对

象所指问题,总体在融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研究心得,

有所出新。

二、爱情诗的内容和作意

李商隐的爱情诗主要是无题诗,这可以说是他的首创。无题

诗除少数篇章外,绝大多数都是描写男女恋情的,据此,人们常把

他的爱情诗和无题诗联系起来诠释和研究。历来对无题诗的研究

偏于寄托,因而以无题为代表的爱情诗也存在这样的争议。现就

以李商隐的无题诗及部分诗作为例,探讨历来存在的争议,主要有

三种说法:就爱情写爱情的恋情说,看似写爱情实有深意的寄托

说,以及两者兼而有之的融通说。

刘开扬在《关于李商隐的爱情诗》一文中除把爱情诗分类详说

外,还认为李商隐的爱情诗有可取之处,虽然封建糟粕很多,但“他

的爱情诗表现了一些真挚的爱情,而且对封建礼教束缚着男女青

年,不让他们自由相爱,也是有一定反映的,这是应该肯定的地

方”。[5]285-300钟来茵也持爱情说,并且另辟蹊径,在《唐朝道教与李

商隐的爱情诗》一文中从李商隐的爱情诗与道教的密切关系来论

证其诗的爱情说。首先,他认为:“其爱情诗充满了仙风道气,为读

者展现一幅瑰丽多姿、极富仙象色彩的爱情画卷;其次,受道教好

静虚无的影响,其爱情诗在恋爱悲剧中更易产生感伤,颓废的情

绪,使他的诗涂上了浓郁的悲剧色彩”。[6]26-38钟来因后文选取李商

隐“学仙玉阳”期间所写的有代表性的恋爱诗三十首,一一从描写

恋情的角度加以评析,揭示了爱情诗中隐藏的道藏,有助于我们真

正理解这些爱情诗。此外,苏雪林也认为义山《无题》艳情诸作都

是恋爱本事诗的真实记录。

爱情诗除存有恋情说外,还有寄托说,即爱情诗并不是写男女

之情而是借男女之情寄托作者的深意,即传统的诗教观。清初吴

乔曾将李商隐无题之作及某些他以为有寄托的篇什编为《西昆发

微》三卷,并把其中的每一首诗与义山的恩师令狐楚及其子令狐绹

牵扯在一起。与吴乔同时的朱鹤龄完全赞成吴乔说,在《西昆发微

序》中认为义山之诗,原本《离骚》,因而《离骚》借“男女之情,通于君

臣朋友。”同样适用于义山之诗,认为“义山《无题》皆为令狐绹作

也”。[7]245嗣后,冯浩、张采平二家皆藉史学之长,考证出义山诗中确

有相当一部分寓含寄托,然其寄托之作并非像吴乔说的那么简单。

冯、张除了认为部分诗作寄托令狐楚和令狐绹之外,还把部分诗作

与李德裕牵扯在一起,这明显是受牛李党争的影响。这种过分拘

囿于党争的影响来解诗,其寄托难免像吴乔、朱鹤龄那样陷于穿

凿。

对上述无题诗两种针锋相对而有代表性的观点,周建国在《李

商隐的无题诗、寄托诗考辨举隅》一文中谈到:“两说各执一端,嵇之

事实,颇有不合。现在有些论著仍程度不同地受着它们的影响,更

有辨证的必要。其实,义山无题诗绝非一时一地之作,内容复杂,

何能视同一律!视其大端,其中既有哀艳的爱情诗,又有寓意令狐

绹的诗,还有另有寄意的政治诗,更有若干旨意隐晦、难以指实的

诗”。[8]226因此,就寄托问题而言,“从义山诗的总的情况来看,不论

有题、无题,可以确凿断定的诗同样是少数。那些交织爱情失意与

坏才不遇的诗篇、或言在此意在彼,或辞旨隐约难以达诂。在考证

时,我们对诸如此类处于疑似之间的作品应慎重存疑”。[9]235关于无

题诗中以男女相思离别为题材的爱情诗,究竟是纯粹的爱情诗还

是另有寄托。刘学锴在《李商隐诗选》(前言)中持与周建国相似的

观点,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应分类而待之,有助于解决这一长期的

争论.具体论述如下:“联系作者的身世遭遇和大量借题抒抱、咏物

寄慨之作,可以看出无题诗作中确有一部分寄托比较明显,也比较

清楚;另有一部分无题诗寄托的痕迹似有似无,多数与纯粹的爱情

诗非常相似;还有一些无题诗明显的是艳情冶游之作。因此,刘学

锴得出结论,对无题诗应该根据不同的类型作具体的分析与评价,

认为无题诗不涉及寄托的,不妨将它们作为爱情诗来欣赏,但也不

必认为凡是主张无题诗中有所寄托的就是穿凿附会,两种理解不

妨共存”。[10]14-15嗣后,刘学锴在《李商隐研究》中,对爱情说和寄托

说有一段总结性的话:“纵观整个李商隐研究,寄托说都没有也不

可能取代对方,相反却出现了对立的观点相互渗透、融合、吸收的

现象。这启示了我们在研究要避免片面化,不要趋时或故意反趋

时,对于不同的意见要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尽可能做到比较

客观、全面和通达。一种长期出现,为不少研究者所坚持的观点,

通常情况下总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其实,只要不是捕风捉影或

向壁虚构,不是用本事考索代替作品研究,一切严肃认真的本事考

证都有其积极的作用”。[11]161-162当我们采用周建国、刘学锴的观点,

结合具体的作品分析后,发现这无疑公允的,是符合艺术创作和鉴

赏规律的,也是符合作品实际情况的。

纵观上述,爱情诗(以无题诗为代表)作意的种种争议在争论

中总体趋于融通,这与研究的深入有密切的关系,面对朦朦胧胧的

诗意,似有似无的寄托作品,人们的理解自然趋于多样化。即李商

隐以无题的诗体抒写爱情诗,其思想内容深厚,感情充沛,除直觉

感到描写爱情外,有的还有寄托,男女之情,身世之感和家国之忧

等,有时渗透融合在一起,这是历来研究的趋势。因此,作为研究

者应该接受这种现象,不要刻意追求那些似有似无的作意,应抱有

求同存异的态度,让不同的说法存在。这样不但不会阻碍探索者

的脚步,相反会促进研究继续深入下去,会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爱

904

●卫志友关于李商隐的爱情诗研究著译

情诗的内涵,让赏析者得到丰富多彩的享受和美的熏陶,只有这样

古代文学的研究才会拥有越来越广阔的空间。

三、爱情诗的艺术特色

爱情诗在李商隐诗中具有独特之神韵,历来是研究的重点,近

来各种论说在创新中趋向融通。当前的一些文学史对爱情诗的风

格有较全面的阐述和评价,试列举部分如下:刘大杰《中国文学发

展史》(中册)认为李商隐的爱情诗的“长处是严肃而不轻薄,清丽而

不肤浅,有真实的情感,也有真实的体验,抒情深而厚,造意细而深,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体会到作者对于爱情的态度和艺术表现上的技

巧”。[12]519游国恩等编著《中国文学史》认为:“李商隐最为人传诵的

还是他的爱情诗,这些诗很典型地表现了封建时代士大夫们那种

隐秘难言的爱情生活的特点,他们一方面向往爱情,一方面对封建

礼法存着重重顾虑”。[13]209-210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

文学史》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更高,他们认为:“李商隐的诗歌不仅

在唐代,而且在我国古典诗歌的整个传统中,都是很有特色的。在

李商隐诗作中,思想性艺术性是比较统一的,是他少数反映民生疾

苦的诗和一部分咏史诗和爱情诗(无题诗);而咏史诗和爱情诗最

能够代表他自己的优美风格和艺术特色”。[14]478-479上述文学史虽

然论述的角度不同,但无疑对爱情诗都是大加赞赏,持肯定的态

度。

除了文学史对李商隐的爱情诗有较高的评价外,吴调公在《李

商隐研究》中,对其爱情诗有较详细的论述:“李商隐爱情诗的技巧,

是同诗歌的朦胧意境和悲剧气氛相适应的。诗人苦于爱情的磨折

而又执着于爱情,所以他刻意创造出彷徨求索的人物形象,表示自

己的苦闷,也表示自己甘作春蚕;因为他对爱情感受的朦胧恍惚,

所以他特别需要象征手法的美丽神话来渲染意境,需要用移情换

景的手法后来烘托情调;又因为他对爱情的感受的纤细脆弱,所以

经常开展逶迤婉转的脉络,表达出一种疑真疑梦、啼笑难分的况

味,因而他的用字含蓄中寓有强烈的感情,兼绮丽和深沉的风

格”。[15]120

有别于传统艺术风格的论述,80年代后,众多的研究者从新的

角度对爱情诗进行阐述,试列举一些如下:董乃斌在《精神自由的

强烈呼唤———论李商隐的主观化倾向》一文中,明确将义山诗的风

格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主观化倾向,“由此观照义山诗对题材的选择

和处理,对客观时间、空间限制的突破,并指出主观化的倾向在李

诗中具有渗透性、弥漫性,深潜于其诗的肌理血脉中,遂成为义山

诗风格的基本特征且为其诗所具有其他多种风格的基

础”。[16]160-163刘学锴在《古代诗歌中的人生感慨和李商隐诗的基本

特征》一文中,进一步将主观化的倾向具体为抒写人生感慨,并指

出:“抒写人生感慨既是李商隐诗的一个基本特征,他既纵贯于诗

人的整个创作历程,又弥漫渗透在各种题材、体裁的诗作中”。并

结合古代诗歌抒写人生感慨的发展轨迹,对义山诗的这一特征作

初步考察。进而指出义山诗的显著特点有“对人生悲剧的深沉体

认与深沉感伤”,“对人间世情的独特感受与深长感慨”,“对间隔、迟

暮、孤寂、迷惘、幻灭等情绪的感慨”。[17]39—47正因为对义山诗特点有

了如此准确精当的把握,由此去考察李商隐那些难以索解的作品,

尤其是题写恋情的无题诗,就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如爱情诗

不再纠缠抒情的对象是谁,有无寄托等,而是越来越倾向于探索诗

中诗人流露的人生感慨和人生体验等。此外,董乃斌在《李商隐诗

的语象———符号系统的分析》一文中,运用符号学和文化原型理论

对李商隐诗常用的“蝶蜂”语象进行分析。文章指出一个作家在其

作品中较多使用何种字词,可以窥见作家审美情趣的个性特征.作

者抓住“蝶”这一意象探讨其象征意义,作者考察了“蝶”的源流是

“庄生梦蝶”和“韩凭夫妇化蝶”。指出前者“是抒发苦闷、灰心、迷

惘、失落、幻觉乃至幻灭,以及由此引致的消极、颓唐、放旷、无为等

心态的习用典故”。[18]59-70后者则成为美丽纯真、贞洁和爱情的化

身。据作者统计:李商隐以“蝶”为标题的诗共有29例,除《锦瑟》属

“庄生梦蝶”倾向于虚静无为外,其他绝大部分均属“韩凭夫妇化

蝶”,均隐含以蝴蝶为柔美、爱恋、寻觅、无望乃至悲剧的象征意义。

再有,苏涵《在一个弱者的爱情世界》一文中,对爱情诗的分析

也独具匠心,颇有新意。作者认为政治的失落和三次爱情失落造

成了李商隐的弱化人格,这就决定了诗人的艺术选择。具体而论,

人格特质中孱弱、退缩虽是一种缺陷的人格,但缺陷的人格并不意

味着艺术价值的贬低,却反营造出独特的艺术价值,具体如下:“一、

缺陷的人格造成了对于爱情的过度偏狂,在‘气格卑弱’的晚唐诗

坛,却因其偏执而有深隐绵远之美;二、以“弱者的强爱”这种特殊的

爱情形态深刻揭示了人间爱情悲剧的共性;三、从一个特殊的方面

使我们更深一层地认识了晚唐衰弱的时代精神,认识到李商隐试

图在时代精神的衰弱中以情的饱满、充盈来超越自身,却又不能不

深深困惑于其的情形;四、缺陷人格导致了他对于委婉曲折的表达

方式的过度追求,对于朦胧风格的偏向爱好,因而缺陷人格的另一

面竟是艺术的圆满”。[19]51-57从上述爱情诗艺术风格的历程来看,新

时期的爱情诗的研究较彻底地摆脱了五、六十年代教条主义公式

化和概念化的桎梏,采用了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真正做到了

研究的个性化。由此,这位个性鲜明、具有艺术独创的诗人研究也

随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纵观历来李商隐爱情诗的研究,我们肯定会发现学术道路上

坎坎坷坷,时而高低起伏,时而坑坑洼洼,时而又陷入迷雾。因此,

面对学术上的难题和争议,我们应该有一颗平常心,始终以审慎的

态度对待,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直至趋向真理,达到真理。文学

研究中出现争议,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同时也是文学发展的一个

先决条件,在探讨争议中接纳既有成果而趋向融通,无疑是一种很

好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去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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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0卷总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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