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在之前的内容中曾经不断的出现，不过却从来没有详细解读过。无他，因为这个中东国土面积排名倒数第三的小国，一直要到第五次中东战争时，才会成为主角。其实如果不是犹太人那么执着的回到“迦南”之地，也许中东的风暴中心就是黎巴嫩了。比起巴勒斯坦地区来，黎巴嫩无论是在历史还是现在，地缘结构的复杂性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种复杂性给黎巴嫩带来的影响，就是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摇摆。
（如果你问我去中东旅游最好去哪个国家，我会给你推荐黎巴嫩，因为你可以在那里找到中东的天堂；如果你问我，要在中东生活一辈子的话，黎巴嫩是不是最好的选择，那我会给你否定答案，因为我无法保证将来有一天，这个天堂会不会变成中东最恐怖的地狱。）
在中国人看来，如果有谁为了宗教问题而相互仇杀，并引发战争的话，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务实的中国人，基本是只会在吃不饱饭时才会想到揭竿而起，至于意识形态问题，那不是普通百姓所要考虑的。然后在东亚以外的其他地区，特别是地中海文明区，教派之争却往往成为暴力冲突乃至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因此一个地区的教派情况越复杂，潜在的战争风险也就越大。非常不幸的是，黎巴嫩正是中东教派结构最为复杂的区域。
黎巴嫩的教派结构复杂，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紧邻巴勒斯坦地区，靠着耶路撒冷这样一个三教圣地，让黎巴嫩比别的区域更有机会，接受不同的宗教思想。只是这点虽然重要，却也不是造成黎巴嫩教派结构复杂的根本原因。就好像巴勒斯坦地区，虽然是一神教起源的核心版块，但在犹太人“回来”之前，也同样和大部分的阿拉伯国家一样，已经是逊尼派穆斯林统天下的格局。也就是说，靠近宗教起源地，并不是黎巴嫩地区教派结构复杂的根本原因。
从整体结构上看，阿拉伯半岛算是一个低海拔的板块，特别是对比它北面横亘着的那些一大片高原带时，阿拉伯半岛内部那些被标注为“高原”、“高原”的地理单元，就真的不算什么了。不过一定要在阿拉伯半岛，找片高地做“阿拉伯屋脊”的话，平均海拔有2000公尺的黎巴嫩山脉、前黎巴嫩山脉无疑是第一候选人。事实上黎巴嫩这个地缘标签，在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前，通常就是跟山地（山区）联系在一起的。这好比大家一提到伊拉克，首先想到的就是两河平原一样。
所谓有山就有水，在阿拉伯地区能够有高大山脉拦截水气的山脉，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有福。特别是黎巴嫩的这两条山脉，靠近的是有西风吹过的地中海，更让它的沿海平原，有机会得山、海之便，在受益于高山之水的时候，享受地中海的阳光。当然，这种相对优越的生存条件，只是让黎巴嫩地区有机会成为人口密集区。而真正让黎巴嫩教派结构错综复杂的原因，是它复杂的地形。
从地形的角度看，当你想在阿拉伯半岛寻找一片世外桃源的时候，黎巴嫩山区会比那些荒漠化的低地要更为合适。也正因为如此，在中东穆斯林化的进程当中，那些被主流教派边缘化的教派，在历史上纷纷选择了在黎巴嫩山区寻找避难所。也可以说黎巴嫩的复杂地形，让生存其中的“异教徒”们，更有机会延续自己的族群和教派。
显而易见的是，在中东和阿拉伯人当中，主流宗教是“伊斯兰教”，主流教派则是“逊尼派”。从宗教的角度看，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是属于“异教徒”；而从伊斯兰教内部的差异来看，“什叶派”则是不折不扣的异类。至于说这两个“异端”，究竟那一个更不为逊尼派社会所接受，倒不一定，关键要看谁对他们的威胁更大。比如现在波斯湾那些坐在油桶上的君主们，宁愿选择让异教徒的美国人来保护，也不愿意和什叶派的波斯人达成和解。
不管怎么说，什叶派和基督徒，肯定都是阿拉伯主流社会所不待见的群体了。经历了上千年的地缘博弈，地形复杂的黎巴嫩山区，也“不约而同”的成为了这两个倍受排挤的群体的天下。至于犹太人，倒是把视线投向了更为遥远的欧洲，而没有试图在黎巴嫩山区寻找落脚点。不过当他们在巴勒斯坦地区复国后，同样直接影响了黎巴嫩地区的地缘结构。
假如这个帖子的方向是宗教研究，我们应该可以为黎巴嫩山区的各种教派列出一长串名单来。现在的话，我们只需把视线集中在那几个主要“异端”身上就足以解读黎巴嫩的地缘政治结构了。这几个“异端”分别是：什叶派穆斯林、基督教马龙派、德鲁兹派。当然，和所有穆斯林地区一样，以正统自居的“逊尼派”穆斯林，也同样在黎巴嫩的地缘结构中，占有重要一席。
在阿拉伯半岛，基督徒能够在一个地区占据主导地位，黎巴嫩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主要归功于一个让我们感到陌生的教派：基督教马龙派。与很多小教派一样，历史上马龙派的基督徒也认为，自己并不同于天主教和东正教（包括后来的所谓“新教”），在教派地位上，应该是与这三大基督教派并列的第四大教派。说起来，马龙派比现在那些自立门户的教派，要更有资格这样声称。因为所谓的天主教和东正教，是在公元1024年正式分裂的。而早在公元五世纪，马龙派便已经开宗立派，并在大叙利亚地区传播了。只是在公元七世纪，马龙派正式形成教会之时，席卷中东的伊斯兰教也已经被穆罕默德创立出来了。在伊斯兰教的重压之下，马龙派能够在黎巴嫩山区保存自己的教团已经要拜地形所赐了。也正是因为缺少发展的空间，现在全世界的马龙教徒加起来也不过四百万人，其中留在黎巴嫩的差不多一百万人。
当中世纪的欧洲基督徒，狂热的希望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时，能够在紧邻圣地的黎巴嫩山区发现基督教徒无疑是一件让他们兴奋的事情。而这些饱受穆斯林排挤，夺在山区的马龙教徒，自然也非常欢迎这些十字军的到来。虽然欧洲基督徒在中世纪的那些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在耶路撒冷、黎巴嫩、安条克建立的几个基督教小国，也被穆斯林所消灭，但黎巴嫩复杂的地形，还是为马龙派（也包括其他基督教派）提供了有效的保护。使得他们在遭受报复性清洗后，依然能够保存一定的人口规模，并持续在黎巴嫩山区发挥重要影响力。
马龙派和生存在黎巴嫩山区的其他基督教派，这种顽强的生命力，最终也为他们迎来的政治上的春天。当然，这并非是说他们自己有力量对抗穆斯林世界，而是因为那些欧洲教友们，开始以一种决定性的优势重返中东了。在这些欧洲人当中，对于黎巴嫩基督徒的命运起到直接影响的，就是法国人了。至于法国人究竟做了些什么，我们明天再分析。
法国人和黎巴嫩基督徒的接触，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之前。这其实并不让人意外，一直视自己为欧洲中心的法国，当然会更对被异教徒感兴趣的圣地感兴趣。而马龙派这样生活在“敌人”心脏，具有地头蛇性质的基督教派，无疑是一种战略资源。从马龙派的角度来看，尽管历史悠久，并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教派，但在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已经被一分为二的切割的开情况下，选择哪一方做为自己的后盾也是一个问题。要知道西罗马帝国出身，被祭司阶层控制的“天主教”；以及东罗马帝国，集皇权神权于一身的东正教，虽然同属基督教，但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并不小于什叶派和逊尼派。在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就多次出现过把假途伐虢，顺手把东正教城市劫掠一番的情况。从所处的地区来看，马龙派应该是属于东正教的辐射范围，也和东正教一样，明显融入了很多东方宗教的基因；但从教义来看，却又和天主教有些类似。说到底，原来和谁联宗，还是要看现实的利益了。不过很多，马龙派就不用为这事头疼了。因为攻入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不仅灭掉了东罗马帝国，并且把帝国的政治、宗教中心君士坦丁堡，变成了伊斯坦布尔，更让东正教在他的传统势力范围一蹶不振。如果不是一直被西欧视为野蛮人的俄国人，接过了东正教的大旗，并据此来和西欧取得平起起坐的宗教、文化地位的话。东正教估计也就成个二流教派了。只是对于马龙派来说，身于欧洲大陆腹地的俄国人就是另一个世界了。相比之下，同属地中海地缘圈的天主教区和法国，地缘关系要相对紧密的多。在18世纪马龙派终于下定决心，归宗于罗马教庭，名义上成为了天主教的一个支派。而这种宗教上的“明智”选择，也让马龙派在20世纪初，得以变现为政治资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天主教背景的法国人成为了大叙利亚地区的新宗主。虽然让这个来自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来管理自己，让很多阿拉伯人感到不舒服，但对于马龙派来说，这无异是一个利好消息。问题是这时的马龙派总人口也不过20万人，加上叙利亚境内的其他基督徒，也只有几十万人。相比叙利亚境内，接近千万的穆斯林来说，这个数量无疑不足以使马龙派拥有政治发言权。也就是说，单从人口比例上来说，法国人如果想扶植马龙派在叙利亚上位的话，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于殖民地遍布全世界的法国来说，也并不是说一定要在某块殖民地上，找到自己的“教友”才能展开统治的。殖民者完全可以利用被殖民地原有的内部矛盾，遵循“少数派原则”一则的方式，让其按照自己的意志形成平衡。就好像在叙利亚地区，同样被视为异端，被迫躲进西亚裂谷带山地的“阿拉维派”，被法国人培育成军事代理人一样。殊途同归的是，孤独的阿拉维派在步入政治舞台之后，也想办法为自己的“什叶派”身份正名（之前一直被其他什叶派，认为是异端的），以期凭借宗教属性，获得外部政治资源。而这个资源，就是以什叶派盟主自居的伊朗了。虽然殖民统治并不一定需要有天然的同盟者作为支撑，但放着马龙派这样好的资源不用，也着实可惜，特别是在黎巴嫩山区还有亚美尼亚基督教、东正教等一些其他教派的基督徒，加起来能占到当地人口的一半以上。这就是说，虽然在整个叙利亚地区，基督徒的数量微不足道，但在地缘位置最为重要的黎巴嫩地区，基督教还是有相当优势的。如果法国人希望在“法属叙利亚”，扶植自己忠实的盟友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黎巴嫩从叙利亚当中分裂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再以“民主”的名义，让人口占据优势的的马龙派掌握黎巴嫩的政权。这样的话，不仅让自己在阿拉伯半岛的殖民地，拥有了一个国家级支撑点，更为整个基督教世界，在阿拉伯世界打下了一颗钉子。这个和日后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地缘意义，是一样的。在法国人的“帮助”下，马龙派成为了黎巴嫩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并上世纪四十年代，黎巴嫩取得完全独立后用宪法的形式，把马龙派的政治主导权固定了下来。这个政治主导权体现在多方面，其中包括黎巴嫩的总统必须由马龙派担任，而军队的控制权也是在马龙派手中的。当然，毕竟黎巴嫩是处在伊斯兰世界中，境内穆斯林也拥有半壁江山。所以作为平衡，议长和总理就分别由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担任了。至于其他的小教派，则根据1932年的官方人口普查，依比例分配议员一类的政治职位。要说这种根据人口比例，教派结构搞出的“三权分立”模式，在内部结构复杂的黎巴嫩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这点可能会让大家感到奇怪，因为看到我附的那张“黎巴嫩教派分布图”有朋友，第一时间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这种基督教和穆斯林犬牙交错的格局，象极了阿、犹太分治时，联合国为未来的以色列和巴基斯坦分割的那张地图。而且和巴勒斯坦地区，只有犹、阿两族的矛盾不同。黎巴嫩地区的教派情况则要更为复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内部，又可细为实力相差不大，可能互不买帐的小教派。也就是说，是不是依靠权力平衡就可以达到内部稳定呢？其实这也并非不可能，因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仅仅用了半个世纪时间来有针对性的改变内部结构不同。黎巴嫩各教派的博弈，已经进行了上千年，而象马龙派这种古老的基督教派，甚至比穆斯林到达黎巴嫩山区的时间还要早。这种经由时间考验的地缘格局，虽然不可避免的仍然有矛盾存在，但最起码一点，大家都已经正视了对方的存在，不会象立国之初的以色列一样，被阿拉伯人视为突然插上一脚的外来户，必欲赶尽杀绝（现在也算经受了时间和战争的考验，从国家层面上基本被阿拉伯人认可存在了）。事实上，黎巴嫩地区的这些地方教派，放在叙利亚这个大池子里，都算不上什么。法国人将黎巴嫩独立出来，也等于提升了所有教派的政治地位。在这种心理作用下，有大国愿意居中调解，并按照貌似公平的原则帮助制衡，并非没和和谐共处的可能性。也正因为如此，黎巴嫩成为了中东最开放，文化也最多元化的国家，贝鲁特也成为了“中东的巴黎”。如果你希望看到阿拉伯血统的美女，又不想只看到一身长袍的话，黎巴嫩会是最好的选择。在贝鲁特的海滩上，旅游者们能够看到和欧洲一样的风景。当然，这些美丽的风景，肯定都是黎巴嫩的基督徒所创造的。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尽管按照最初的设计，基督徒主导了黎巴嫩的政治，但这个国家的法律属性，还是伊斯兰阿拉伯国家。这其实也是一种妥协了，毕竟你的周围都是阿拉伯人。如果不想和以色列一样成为人民公敌的话，最好的选择还是成为阿盟成员。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没有犹太人，后来主动承担了打入阿拉伯世界的“契子”的战略任务。黎巴嫩并非没有可能，被再次分割设计出一个基督教国家。
既是博弈，大体上就可以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象20多年前，黎巴嫩各派坐下来商谈出个结果来的情况，自然算是文斗了。只是大部分时候，人类更热衷于就“武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即使是通过谈判的方式达成和解，也往往是在武斗没有结果后，才会愿意坐到谈判桌前。象黎巴嫩的情况就是这样。各教派能够坐下来，重新调整权力架构，是在之前历时16年的黎巴嫩内战（1975年——1990年）无果的情况下才得以展开的。
当政治权力分配，与人口结构严重不符时，战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很难通过和平的方式，让享受超额权力的一方主动让出自己的政治权力。不过凡事总是有导火索的，黎巴嫩爆发内战的导火索，却是由于境内的“外国人”——巴勒斯坦人所点燃的。而从这个角度看，一切似乎又可以归结到犹太人头上了。
我们知道，在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年）之后，以色列就已经占据了全部的巴勒斯坦地区。这表明，巴勒斯坦的政治家们，如果还抱有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梦想的话，就只能栖身于其他阿拉伯国家了。从地缘关系上来看，巴勒斯坦难民和他们当中的政治、军事组织，最好的栖身之处就是约旦了。实际上，约旦也容纳了最多的巴勒斯坦人，并且允许巴勒斯坦的军、政组织在约旦境内活动。约旦之所以愿意承担这份责任，说穿了是因为在哈希姆家族心目中，巴勒斯坦和约旦是一体的，都是属于哈希姆王国。尤其是在约旦已经通过法律手段，正式将约旦河西岸并入约旦的背景下（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只是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在战场上的强势表现（包括他们所获得的外部支持），以及对约旦河西岸的吞并，实际上已经让约旦绝望了。尽管这时的约旦河西岸，名义上还是属于哈希姆王国的一部分。但很明显，哈希姆家族已经不对跨过约旦河抱任何希望了。如果说埃及主导对以战争的动力，是要争当阿拉伯世界领袖的话，那么约旦之前之所以这么热心，所图的无非就是将巴勒斯坦纳入哈希姆家族的势力范围。既然现在这种期望，已经成为了水中之月，那么约旦就必须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来考虑一下对以关系，以及如何处置那些来自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兄弟”了。
当巴勒斯坦人，不再视为国王的子民时，他们的地位很快就变得尴尬了。对于哈希姆家族来说，能吃下巴勒斯坦固然是好事。吃不下，也可以放手，回去经营外约旦。可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巴勒斯坦地区却是自己生长的家园，他们可以不在乎国名是什么，统治者是谁，但对于家的渴望却是无法割舍的。事实上，有调查表明，如果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现在大部分的巴勒斯坦难民甚至已经愿意接受以色列公民的身份了。只是这件事情并不是他们自己能够决定的。最起码以色列方面会有顾虑，如果接受这些巴勒斯坦难民成为以色列公民，会稀释掉犹太人的比例，从而影响到以色列的政治稳定。
以色列的这种顾虑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在此之前，黎巴嫩的基督教派就已经感受到这些巴勒斯坦难民的威胁了，至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明天再分析
虽然埃及是最早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1979年），并一度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叛徒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约旦是阿拉伯阵营中第一个崩溃的。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结果，实际已经让约旦不再对“帮助”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抱有希望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结果，只是让约旦更加相信阿拉伯人无力对抗有美国支持的以色列罢了。正是因为约旦的这种“先知先觉”，让他们与巴勒斯坦人的矛盾，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之间，就开始激化。以约旦为基地，频频向以色列发动武装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和已经决定脱离泥潭的约旦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开始了武装对抗。约旦对境内巴勒斯坦武装的镇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甚至直接加速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解。因为一直以强硬面目示人的阿拉伯世界领袖“纳赛尔”，正是在召开阿盟紧急会议，调解双方矛盾时突然离世的，去世时年仅52岁。如果纳赛尔还在的话，相信亦无法改变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结果，不过埃及和以色列的和解也许就要推迟几年了。
在约旦决定把“巴勒斯坦”武装和政治机构“请出”约旦后，巴勒斯坦人显然需要另寻一个可以让他们有机会向以色列人显示存在的国家做基地了。从地缘关系来看，与以色列接壤的埃及、叙利亚、黎巴嫩都具备这样的条件。不过有约旦的前车之鉴，埃及和叙利亚，显然也对接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这个烫手山芋感到头疼。一方面无论是出于阿拉伯“大义”，还是自己的利益需求，埃、叙两国都不可能象约旦那样，简单的把巴解组织推出去（三方都跟以色列有领土问题）。在这种权衡之下，实力最弱，发言权最小的黎巴嫩就成了牺牲品，为阿拉伯国家承担了接收巴勒斯坦武装和解放组织的重任。
如果说在约旦时，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武装最感到头疼的，是哈希姆家族，那么等他们到了黎巴嫩后，就该执政的马龙派头疼了。一方面以黎巴嫩南部，北加利利山脉为基地活动的巴解组织，不可避免的把以色列的注意力引到了黎巴嫩境内；另一方面从第一次中东战争时起，到巴解组织生根黎巴嫩南部之后，黎巴嫩已经前前后后接收了40万的巴勒斯坦难民（那时的马龙派也不过这么多人）。完整的军、政结构，以及人口基数，足以在百万级人口的黎巴嫩，打造出一个自行其事的国中之国来。对于这个风险，急于送“瘟神”的哈希姆家族是最有发言权了。
相比哈希姆家庭的顾虑，马龙派还有更深层次的担忧。因为在经历过第三次中东战争后，谁心理都清楚，想把以色列灭了，把巴勒斯坦人送回家园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些流散在各个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最终有相当一部分可能会需要所在国消化掉。可以想见，如果黎巴嫩日后，被迫消化掉数以十万计的巴勒斯坦人，会对原有的人口结构做出多大影响。这显然，不是马龙派所愿意看到的
尽管马龙派在黎巴嫩，绝对可以算得上是资格最老的地头蛇，并且在立国之初，对比其他教派拥有相对的人口优势，但马龙派心里也很清楚，人口结构并非一成不变的。一旦你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下降到一定程度，政治权力也就不可避免的被削弱了。这一点，曾经在黎巴嫩地区和马龙派两分天下的“德鲁兹派”，应该是最有感受的了。
在黎巴嫩的历史上，盘据北部山区的基督教马龙派，和以南部山区为根基之地的伊斯兰教德鲁兹派，曾经是黎巴嫩地区地缘博弈的主角。在19世纪中叶，为了缓和双方的矛盾，奥斯曼帝国甚至将黎巴嫩分割为两个省，北部由马龙派管理，南部由德鲁兹派治理。不过这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走向了末路，真正在幕后主导局势的是法、英两国。基于历史和宗教关系，法国人当然选择成为了马龙派的强援；而英国人如果想在黎巴嫩有所作为的话，就只能选择当时唯一能和马龙派抗衡的“德鲁兹派”了。单就战略联盟的基础来看，显然法国人和马龙派之间的关系要更为稳固，这也成为了法国人在一战后建立法属叙利亚的一个信心保证（相应的，英国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培植了犹太人牵制阿拉伯人）。而德鲁兹派和英国人之间，却谈不上建立长期战略关系的基础，最终也被英国人放弃了。
之所以说英国和德鲁兹派之间，缺乏长期合作的基础，并非仅仅是因为德鲁兹派是一个穆斯林教派。我们在以后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如果一个穆斯林国家或者利益集团，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同样有可能与西方国家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简单点说，就是有重大利用价值）。只是就这点来看，却是德鲁兹派的劣势。因为在穆斯林世界里，德鲁兹派本身就是一个异类的不能再异类的教派，你几乎没有可能以和德鲁兹派的盟友关系，获得超额的利益。而如果把注意力，放在有圣裔身份的哈希姆家族，或者有运河之利的埃及身上，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德鲁兹派的异类首先表现在他的出身。这个在11世纪初，由一个正德皇帝式的哈里发“哈基姆”（埃及法蒂玛王朝第六任哈里发）所创立的教派，其教义是出自什叶派，因此也算是什叶派的一个支派。从常理分析，这位哈里发并没有动力创造一个新的教派。因为根据教义，谁担任了哈里发，谁就是真主在世界上的代理人，也即拥有了政教合一的最高权力。只是这个最高权力，其实是阶段性的。其权力和影响力，也会随着政治交替而消失。
很显然，这位离经叛道的哈里发，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政治领袖和名义上的宗教领袖。因此这位没事就喜欢微服私访，一个人骑着毛驴在荒野闲逛的哈里发（后来也是在一次闲逛中神秘“消失”了）。他希望自己拥有一个最高的宗教定位，永远的存在于臣民的记忆中。所以在哈基姆的设计中，自己才是真主在世界是唯一的代理人，或者说是真主的化身。即使他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也只是隐遁了（隐遁伊玛目）。这种相当于把自己神化的做法，当然不能为正统的伊斯兰教派所接受。无论是认为最高宗教权力可以归属于世俗政权领导者的逊尼派，还是认为这个名义上的最高权力，应该归属于阿里后人的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根本区别就是，教权高于政权。祭司阶层可以宗教的名义控制政权），都不会接受这点。
这位开宗立派的哈里发，对伊斯兰教的改造还有很多，比如不建清真寺、秘密传教等等（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这些离经叛道之举，更加使得德鲁兹派的教义，不容于正统的伊斯兰教。不过老话说“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以哈基姆“哈里发”的身份，创立一个新教派，还是吸引了一部分追随者的。而这些德鲁兹派教徒，在备受排挤之后，最终也和同样被边缘化的马龙派、阿拉维派一样，选择了在西亚裂谷带的山地中繁衍生息，并借助山地的保护，将香火延续至今。
与那些经过历史考虑的小社团一样，德鲁兹派能够在被边缘化的情况下生存至今，也利益于他们内部的团结。其中秘密传教，不得向外部透露自己教派信息的封闭做法，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相比其他的宗教派别，德鲁兹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规，使得他们在人数较少的情况下，能够在中东政局中发挥超乎自己体量的影响力。这个与众不同的信仰，甚至使得他们在和有法国人支持的马龙派，以及有更多外来人口补给的什叶派、逊尼派的竞争中落败，被迫大批迁出黎巴嫩南部山区后（到法国人正式入主叙利亚之时，都只有7%的比例了。现在这差不多也是这比例，在黎巴嫩，只能算是二流教派），仍然在阿拉伯半岛的地缘政治、阿以关系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至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又是如何影响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我们明天再分析（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花笔墨从宗教角度，分析德鲁兹派的原因）。
作者：鄙视抢沙发的回复日期：2012-04-1115:53:23回复
作者：雨落田园回复日期：2012-04-1021:10:43回复追随楼主不是一年两年了，由衷地佩服楼主！
请教楼主：
阿拉伯民族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所取得的成就堪比当年的华夏族或者说炎黄部落联盟，开疆拓土号令五方；但是在后世的传承路径却多有不同，比起继承华夏炎黄衣钵的汉族，穆斯林对阿拉伯的认同归化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仅仅在伊斯兰教义的统合下结成松散的宗教信仰共识，而文化传统语言文字等方面各个地方自行其是；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源是什么？伊斯兰教形成时间太短，来不及做彻底深入的整合？随着疆域的开拓，加入的民族过多且种族来源多样而造成整合难度加大？如同基督教信仰一样，宗教只是在一个方面做到统合四方而在其它方面效力有限？我们这样的大一统格局本来就是历史进程中的异类或者少数派？当下热议的文明冲突论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以宗教的名义整合在一个旗帜下，且都有相应的强力联盟性质的组织，相比较而言，中国显得有点孤单落寞，我们如果希望整合东亚包括东南亚，所能依仗的文明内核或者说软实力是什么?儒家？共产主义？物质主义？不考虑枪林弹雨式的正面对撞，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上述三者的强弱涨落扩张收缩的大致趋势是什么？面对基督教世界开创的现代工业文明，目前的伊斯兰教世界显得颓废落寞，有机会时来运转扭转乾坤吗？我们呢？目前所取得的成就是否已经奠定了不可逆的雄厚的进步之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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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确是孤立于世界的东方，社会结构和自身文化有其封闭性。所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能指望象西方文明那样扩张，或者象美国那样，打造出一套自认为可以普世的价值观来。不过反过来，中华文明的稳定性和变通性也是无可比拟的。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封闭的社会，开放的心态”（这句话不是我总结的，是一个印度学者总结的。印度则是反过来）。这种社会结构可以保证，在社会基本结构稳定的情况下，以拿来主义的心态，兼容并蓄的吸收其他文明的成功之处。从这个角度，和现在的进程来看，有理由认为中华文明现在正在进化、复兴阶段。
当然，我刚才也说了，中华文明在扩张性上是有缺陷的。其本身所积淀的一些文化特质受限于环境和历史太多，因此经营自己势力范围的区域，是会局限上历史上有更多地缘联系的东亚、中南半岛。至于说用什么方式，无非也是两条腿走路，一是软件。依托日渐提升的经济影响力，拓展周边地区对中华文明的认知度（也可以说是“重拾”）；二就是硬件了。这些硬件包括互通的基础设施，加深经济一体化进程。前者不要刻意追求，后者则可以具体设定指标。尤其是后者，要知道文化这东西，如果没有硬件提升交流的频率和质量，光喊口号是没用的。就好像台湾问题说的再多，不如将来有一条台海隧道，对达成两岸社会互信、政治和解起的功效大。
至于阿拉伯文明的问题，我已经花了很多笔墨来写了，应该能够在里面找到答案的。如果一定要有个结论的话，那就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任何机会跻身一流板块。
前面有朋友问了，德鲁兹派的特殊之处，是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加入军队？其实情况恰恰相反，在有德鲁兹派分布的国家，出身德鲁兹派的军人，都在军队中发挥着超乎其人口比例的作用。这其中甚至包括阿拉伯国家的死对头——以色列。并且德鲁兹人的整体军事素养，也要高于其他族群。在叙利亚的军队中，德鲁兹人被阿拉维派视为可以依赖的伙伴，可以进入军队核心圈，以及掌握高科技和重武器。而在以色列，总人口不过数万的以色列籍德鲁兹人，在军队中也素以优秀军人闻名，并且有些很高的忠诚度。
能够在中东这样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下生存千年，德鲁兹人依托封闭的宗教、部族文化，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重视提升自己成员的战斗力并不让人感到奇怪。毕竟被所有人视为异端，又缺乏外援的他们，如果没有尚武精神是没有办法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至今的。比较奇怪的是，德鲁兹人能够在矛盾重重的阿、以国家，都得到重用。这就不是部族文化中所带的军事基因所能解释的了。实际上，这种奇怪现象，源自于德鲁兹人的另一个宗教原则，那就是忠于所在国家。也就是说，无论德鲁兹人流散到哪里，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何属性，教义都要求他们必须忠于所在国。
对于被所有人视为异端的德鲁兹派来说，这条原则的确定，与以前绝大部分的犹太人，到哪个国家都只顾埋头赚钱，为统治者创造财富，不试图影响所在地政治、社会结构一样，都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做法，也让所在国的统治者看到了他们的价值所在。不过这种不管意识形态，只问谁当政的做法（是不是有点眼熟？），除了让那些自视正统的穆斯林教派所不屑以外，也让德鲁兹人自己遭遇到了困惑，那就是有可能在战场上，出现兄弟相残的现象。
我们之前也说过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黎巴嫩山区的地缘格局，基本上是马龙派控制北部，德鲁兹派控制南部。而那些统治黎巴嫩地区的外部势力，更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沿海地区的港口上（腓尼基平原）。由于山势的作用，黎巴嫩山脉的西侧沿海地区，可以说是人类历史记忆中，最早的一条海洋文化带，在此诞生的腓尼基人，曾经在北非开拓了迦太基文明，并成为罗马人最大的敌人。
前面也有朋友问到，黎巴嫩山区的体量，比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小太多了，为什么还能生存下这许多异端。其实这就是一个费效比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外来势力能够直接控制黎巴嫩沿海地区的重要港口，又能羁縻控制黎巴嫩山区的那些少数派教派就足以获得最高利益了。特别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控制黎巴嫩地区时间最长的阿拉伯人政权，并不象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热衷于拓展宗教版图。在伊斯兰教的扩张中，向那些异教徒差别化的展示政治、经济待遇，才是伊斯兰教能够迅速扩张的主要原因。当你因为所信仰的宗教不“正统”，而被课以较更高的税收，并无法融入主流文化圈时，很少有人能够不做出改变的。从这个角度说，能够躲在山中自我循环、繁衍生息，较少的介入主流社会的食物链，也是马龙派、德鲁兹派这些异端，能够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种边缘化的生活，所要承受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从大的历史趋势来看，德鲁兹人也好马龙派也罢，都不可避免的会被逊尼派、什叶派穆斯林稀释掉。象马龙派和阿拉伯半岛的其他基督徒，很多现在就已经移民至欧美。好像乔布斯的生父就是来自于叙利亚。由此很多人也把乔布斯和伊斯兰教扯上了关系，认为让一个穆斯林的后代，成为美国最成功的商人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其实有很大可能，乔布斯的生父是一个从叙利亚移民的基督徒（我没有看到很具体的背景，只是推论）。
回到德鲁兹派的问题上来。由于德鲁兹派的主要根据地，是在黎巴嫩南部的山区，包括现在以、黎交界处的加利利山脉。所以现在的以色列境内，也不可避免的有了德鲁兹派的以色列人。对于以色列来说，和其他国家一样，对于德鲁兹派这种在哪国就忠于哪国的原则，是持欢迎态度的。加上德鲁兹人所有的军事素养，使得在以色列，德鲁兹人和犹太人享有同等的军事权力和义务。也就是说，德鲁兹人和犹太人一样，有义务按照以色列的兵役法服兵役。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义务”。要知道，这其实也是一种权力，一种基于信任而产生的权力。德鲁兹人也没有让以色列人感到失望，在历次中东战争中，都表现出了他们的忠诚和勇敢。
尽管根据自己的教义，以色列德鲁兹人这样做，并没有问题，但他们穆斯林的背景，还是让他们承担了叛徒的骂名。对于尤为感到尴尬的，是那些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德鲁兹派。为此，叙利亚的德鲁兹派，就多次呼吁，以色列的德鲁兹人不要加入以色列军队。不过对于以色列来说，如此重视德鲁兹人，却并非单单看中他们军事素养及国家利益高于宗教利益的价值取向。德鲁兹人所有的特殊的地缘价值，才是以色列人试图将德鲁兹人从阿拉伯人中分化出来的主要目的。
虽然黎巴嫩山区，是德鲁兹派用来避世的重要根据地，但这片山地并非德鲁兹人唯一的根据地。在叙利亚的南部，与约旦交界处，德鲁兹人在历史上还经营了一片山地——德鲁兹山（参见《叙利亚地缘结构图》）。德鲁兹人在此生存的时间，并不比他们在黎巴嫩山区要短。在法国人思考如何统治叙利亚地区时，他们最开始其实并不仅仅把黎巴嫩分割出来了，而是根据各叙利亚各地区的教派差异，将整个叙利亚分割为了五个独立国家（1920年后），其中就以以德鲁兹山区为核心的“德鲁兹国”。只不过除了基督徒占据主导地位的黎巴嫩以外，其他分割出来的四个国家，并不买法国人的帐，很快便迫使法国人改变了决定（1922年），重新统一了除黎巴嫩以外的叙利亚。其实法国人设计这套方案，主要就是为了分割黎巴嫩了，只是单把黎巴嫩分裂出来，指向过于明显。当然，如果叙利亚其他地区，真的愿意分裂成几个小国，法国人倒也乐于看到他们互相牵制。
对于以色列来说，他们所能够发挥影响力和分化的，主要就是加利利山区的德鲁兹人了。至于黎巴嫩山区和德鲁兹山区的德鲁兹人，即使没有穆斯林的背景，也会按照同样的原则忠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国家利益的。所以德鲁兹人给以色列所带来的特殊地缘价值，并非指的是指望他们，来分化拉拢阿拉伯国家中的德鲁兹人。其真正的价值，是体现在戈兰高地的争夺上。
从地理位置上看，戈兰高地正好处在黎巴嫩山区和德鲁兹山中间，而从地缘结构上看，戈兰高地无疑也是德鲁兹派两大根据地的连接枢纽。当以色列试图染指戈兰高地时，他们就会发现，高地之上的两万多居民，都是属于德鲁兹派。对于现在实际控制戈兰高地大部的以色列来说，能够在戈兰高地上遇到德鲁兹派，要好过遇到其他穆斯林教派。相比其他穆斯林，德鲁兹派的边缘性，和以色列境内的德鲁兹派所享受的“公民待遇”，让以色列对于“策反”这些德鲁兹人充满了希望。为此，以色列人向戈兰高地的德鲁兹人，开出了非常有诱惑力的条件，以使他们愿意接受以色列的国藉。不过这种做法，无疑也让戈兰高地上的德鲁兹人陷入了更为尴尬的境地。以至于不得不经常向叙利亚方面表明自己的忠诚。
就现在戈兰高地上的德鲁兹原住民来说，老一辈受叙利亚“爱国主义教育”长大的居民，从心理上还是认同叙利亚，并愿意与以色列人划清界限的。只是从出身之后，便接受以色列人管理的年青一代，却更向往以色列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了。对于这一点，以色列方面当然也是清楚的。也就是说，如果戈兰高地就这样被以色列一直控制下去，时间是站在以色列一方面的。要知道，在现代国家的领土纠纷中，争议领土上居民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参照指标（所谓民族自决原则了）。如果有一天打起国际官司来，叙利亚方面当然可以提出，以色列在战争之后，移入戈兰高地的那些犹太人，不应该对戈兰高地的归属有表决权，但如果土著的德鲁兹人，最终也心向以色列，那么情况就十分不妙了。当然，所谓“民族自决”原则究竟能不能用，要怎么用，其实还是要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对比和大国的态度。只是从这两点来看，以色列显然就更有优势。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戈兰高地的德鲁兹人将会成为叙、以博弈的焦点。不过在黎巴嫩，他们现在虽然还是作为一支不能忽视的力量存在，但已经无法在三分天下的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了。在1970年被约旦国王赶出来的巴勒斯坦武装，开始以北加利利山脉为基地经营独立王国后，黎巴嫩内部政治博弈的焦点，也随之放到了这些“外国人”身上。而一场席卷黎巴嫩各派，持续时间长达16年的内战，也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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