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哲学美学的奠基与开创性意义柏拉图关于非混合型快感的思想丰富了古希腊传统的美学观，发展了原来比较直观和简朴的“快感论”。在柏拉图（或苏格拉底）之前，文论家们通常把快感与直观的感受联系在一起，很少论及心智快感的问题。柏拉图的功绩在于明确区分了快感的层次，指出了心智快感的美学意义。在西方人文科学的发展历史上，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第一次以如此炽烈的热情，通过如此精到的分析，在如此宽阔的作业面上对美和审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他对快感以及快感与诗歌（悲剧、喜剧等）之关系问题的探讨，在一些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不衰的学术价值，永驻的历时性魅力。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16页。
2．对审美问题的考察在《斐德罗篇》中继续用神秘的回忆说，来解释他意识到的认识的客观进程，一方面，他正确地肯定人的认识是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另方面，他又歪曲地把这种推理反省说成是回忆，回忆到灵魂随神周游，把握永恒本体境界所见到的一切；并且强调指出，这种凭借尘世事物引起对上界事物的回忆，不是所有的灵魂都能做到的，只有少数人才能保持这种回忆的本领，甚至是凭借“参加了那深密教的入教礼”才能达到……这样柏拉图就陷入了深刻的矛盾，用宗教神秘主义的先验论去歪曲、篡改他自己实质上是唯物主义地探讨了的认识论。范明生：《柏拉图哲学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85页。文艺创作的才能是从哪里来的？诗人凭借什么写出他们的伟大的诗篇？柏拉图的答案是灵感说，但是对所谓灵感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解释是神灵凭附到诗人或艺术家身上，使他处在迷狂状态，把灵感输送给他，暗中操纵着他去创作。这个解释是在最早的一篇对话——《伊安》——里提出来的……灵感的第二种解释是不朽的灵魂从前生带来的回忆。这个解释是在《斐德若》篇里提出来的。就文艺创作的原动力来说，柏拉图的灵感说抹煞了文艺的社会源泉。只见出艺术的社会功用而没有见出艺术的社会源泉，就还不算真正认识到文艺与社会生活的血肉关系。此外，他的迷狂说宣扬了反理性主义。这种反理性的文艺思想在长期为基督教所利用以后，又为颓废主义种下了种子。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61页。当然，对柏拉图的赞慕不能、也不应影响我们指出他理论中的某些细小的缺陷。我们认为，柏拉图的“快感论”中大致包含如下几个问题：（一）在区分纯净型与混合型快感时，他似乎忽略了感受主体的状态。（二）如果我们接受（一）的推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纯净的或非混合型快感是否也可在某些情况下与人的肌体状况相关？不管答案如何，柏拉图似乎忽略了这一点。（三）柏拉图认为“失却”，即平衡的打破是痛苦，而对“失却”的补充会引发快感。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平衡是美好的状态，那么，处于“失却”之前的平衡状态中的心灵和人体是否也能感受到由自身的和谐引发的快感？如果承认这是快感，那么，它的归属何在？如果不是，又当如何（结合既有的理论）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柏拉图的分析似乎缺少必要的铺垫。（四）悲剧引发的快感（混合型快感中的第三种）似乎并非只是与心灵相关。快感的产生需要一个包含痛苦的前提（比如，看到人物吃苦受难），而这个前提引发的后果可能包括肌体的运动（如嚎啕大哭、捶胸顿足等）。既然快感是混合型的，也就是说，包含痛苦和喜悦，我们就没有理由把痛苦排斥在外；而既然不能排斥痛苦，我们也就不能排斥表示痛苦的行为。对此，柏拉图没有作出必要的说明，尽管细心的读者大概会很自然地想到这一点。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16-317页。
3．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及其社会功用对于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柏拉图的思想里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就是在《理想国》卷十里，在控诉诗人时，他把所谓“理式”认为是感性客观世界的根源，却受不到感性客观世界的影响；在《会饮》篇里第俄提玛启示的部分，他却承认要认识理式世界的最高的美，须从感性客观世界中个别事物的美出发；因此他对艺术和美就有两种互相矛盾的看法，看法是艺术只能摹仿幻相，见不到真理（理式），另看法是美的境界是理式世界中的最高境界，真正的诗人可以见到最高的真理，而这最高的真理也就是美。就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来说，柏拉图还有一个看法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现实美高于艺术美，因为现实美和“理式”的绝对美只隔一层，而艺术美和它就要隔“两层”。就文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来说，他歪曲了希腊流行的摹仿说，虽然肯定了文艺摹仿现实世界，却否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因而否定了文艺的真实性，这也就是否定了文艺的认识作用。这是反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60页。如果想要评价柏拉图反对诗的决心和他对诗人的批评，那么我们必须努力对他的标准获得一个新的理解。仅仅把柏拉图的决心说成只对历史上某个非常遥远的、无关大局的时期有意义，这种处理方式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相反，我们希望柏拉图这一决心对我们也可能有某种意义。当柏拉图焚毁他的悲剧作品时，他并没有确定哲学与艺术哪一个能对生活提供更深刻的解释，没有解决是哲学高于艺术还是艺术高于哲学这场永恒的争论。实际上，在他下定决心时，他认识到苏格拉底的哲学是不可超越的。诗人们像其他人一样未能大胆面向这种必然性。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柏拉图》，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45-46页。当柏拉图断言诗歌撒谎、骗人时，他首先是在批判艺术品的审美实在。这种批判将以真正实在的概念来衡量它们。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对诗歌艺术的明显的本体论批判，其目标主要指向诗的内容以及它所表现的信念、标准和理想。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把德性和幸福相互对立起来，这种并置只能从一个使它们显得不相容的德性和幸福的错误概念中推导出来。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柏拉图》，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用柏拉图传递给我们的流行的解释方式提倡两个世界的理论，即作为范型的理念与变动不居的可感世界是完全分离的，这种解释是近乎荒唐的。理念与现实被搞得象是为一条鸿沟所分开的两个世界，而且二者的相互联系总是模糊不清。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柏拉图》，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页。
就文艺的社会功用来说，柏拉图明确地肯定了文艺要为社会服务，要用政治标准来评价。他要文艺服务的当然，是反动政治。在这问题上他也有两个极不正确的看法。第一是他因为要强调政治标准，就抹煞了艺术标准。其次他因为要使理智处于绝对统治的地位，就不惜压抑情感，因而他理想中的文艺不是起全面发展的作用，而是起畸形发展的作用，即摧残情感去片面地发扬理智。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1页。柏拉图对话的诗确实不是在理想城邦中被容许的那种诗的典范。但它却是真正的诗，可以说是对实际的政治生活具有教育意义的诗。正如理想城邦中的诗必须避开对其摹仿的审美误解一样，柏拉图对话的诗也必须抵制住任何审美误解。因而，在柏拉图为诗所确立的规范及他自己的对话作品之间存在着完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国家篇》的结尾部分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暗示。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柏拉图》，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柏拉图以一位大哲学家的深邃眼光审视诗和艺术，提出了许多极为重要的见解，其中的某些观点，比如关于美的可分性的观点，线条、圈点、几何图形等本身包含美的因素的观点，诗和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互通的观点，诗人可以超越理性思维的观点，心魂中存在潜意识的观点以及故事的特殊表义功能的观点等，包含极其深刻的思想，发人深省，耐人寻味，即使在今天仍然不失其独特的魅力。事实上，近、当代的某些时髦理论和所谓的“创见”都可在柏拉图的著述里找到它们的“影子”或雏形。应该说，系统研究柏拉图的诗学和艺术思想不仅具有自身的意义，而且，对国人正确理解当今西方文论界的“多元现象”（即层出不穷的新理论）亦可起到不可替代的“基点”和桥梁作用。深入钻研柏拉图的诗学思想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西方文论学说的整体脉络，理解西方诗论的延续和行导轨向，包括当代文艺理论中的某些“突破”，使我们的思绪更紧密地和传统联系起来，看清西方诗论发展的过程，把握其中的要点，判断可能出现的动态。当然，柏拉图的某些观点立论草率，阐解含糊，时有偏颇，有些提法即兴而出，给人缺少深思熟虑之感，难免自相矛盾。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9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