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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卷第期
年月
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文学大视野●
收稿日期:--
绣在屏风上的鸟与倔强的灵魂
———张爱玲与简·奥斯汀小说女性人物形象之比较
刘晓克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武汉
摘要:张爱玲与简·奥斯汀虽然处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度,但二者小说都以描写爱情婚姻题材见长,同
样作为知名女性作家,二者都擅长刻画女性、婚姻和家庭,洞察男女间情爱之战的表象和本质。本文将从小说
中的男性形象以及女性人物婚恋观等角度出发结合文本分析二者所塑造女性人物的异同之处。
关键词:张爱玲;简·奥斯汀;女性人物;男性形象;婚恋观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爱情与婚姻,男人与女人,小说中永恒的主题。作家
们表达这一主题的视角大相径庭,描写的男女主人公秉性
各异。在这其中有两位风格鲜明的女作家特别惹人注意:
在中国,张爱玲是表现这一主题的行家里手,无独有偶,在
英国也有着这样一位受人推崇的女作家———简·奥斯汀。
二者都以女性作为作品的主人公,以她们的爱情婚姻理想
和经历作为作品的主题,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都处于一个
特定的环境模式之中: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社会背景的待字
闺中的小家碧玉因为某种外部原因失去了或者原本就没
有生存的保障,而不得不牺牲自己去换取生存下去的物质
财富。在这样一个相同的外部特定环境中,张爱玲和简·
奥斯汀小说的女性人物开始了她们有某些相似但又截然
不同的人生之路。
一、男权社会下的女性
千百年来,男性主宰着社会,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弱
势群体,是男性的“肋骨”。在文学作品中,男性往往是推
动高潮、主宰结局的主角,女性是配角,是被男性左右的对
象。在张爱玲和简·奥斯汀的作品中女性始终处于弱势
的地位,等待着被救赎。虽然二者所描写的女性人物形象
都在那个被救赎的地方尽自己的努力自救,但由于主导
者———男性形象的不同,女性的命运也有了巨大的差异。
张爱玲小说描写的男性人物颠覆了男性传统的伟岸
形象。张爱玲作品中出现的男性大致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坐吃山空、寡廉鲜耻的遗少,以《金锁记》中的姜季泽为
代表,一个结实的小伙子终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俨然一
个宅门二世祖。为了钱,可以用虚伪的爱去欺骗被黄金枷
锁捆绑下情欲极度缺乏的七巧。最终使七巧丧失了人性,
用黄金的枷锁劈杀了自己儿女的幸福。自私冷酷丧失
亲情的父亲。如《多少恨》中的“老太爷”虞老先生,在花
完家当以后,想利用自己的女儿充当摇钱树,宁愿女儿做
妾,只要自己继续可以“做老太爷”,也在所不惜。失去
文化认同的中西合体。如《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由于
其父的原因,他自认不算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因此想找一
个所谓的“中国女子”来弥补自己认同感的缺失,但又不
愿意付出真心真情,虽然明白中国传统所讲的“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但终究敌不过心中的自私,说着“生与死与离
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
是多么小,多么小”来为自己的不负责任开脱。
在传统的角落里,女性以男性为解救自己的唯一希
望,而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一唯一的希望也被破坏殆尽,在
这样的环境内女性陷入了更为悲惨被动的境地:为了生
存,毫无谋生能力的她们必须千辛万苦地抓住婚姻这根救
命的稻草,她们的生存目的陷落到最原始的本能目的:求
生。所以《金锁记》里的曹七巧不顾一切捞取能够得到的
物质类的东西,企图弥补感情上的亏损、心理上的安全感。
对于季泽,她从来都没有真正忘记过,但她知道什么才能
使她生存下去,所以果断地拒绝了姜季泽,泯灭了残存的
最后一点爱。得不到爱的七巧在金钱上寻求安慰,她变本
加厉的折磨身边的人,像个守财奴一样护着自己的金钱。
金钱则如枷锁,锁住了七巧,也被她用来囚禁他人。所以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离婚再嫁,也不是寻找“真爱”,只
是费尽心机把自己“卖”一个好价钱。如果不是香港的沦
陷极其偶然地成全了白流苏,她最好的结局不过是成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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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罢了。张爱玲的作品体现了特定
的社会和时代特征,即女性的普遍弱势和对男性的依赖,
她描绘了处于生存困境和世俗压力中的女性,她们对爱情
婚姻的利用和由此带来的痛苦感受。这些并不浪漫的爱
情和不幸的婚姻所形成的生活格局,不能期望从社会和文
化变革中得到根治和疗救。[]对于女主人公的悲剧,张爱
玲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在这样一出“没有多
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中,女性的悲剧命运早
以注定。
与张爱玲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相似的是,简·奥斯汀小
说中的女主人公都存在着父爱的缺失这一现象,以《傲慢
与偏见》为例,女主人公伊丽莎白是在典型的父爱缺失的
家庭中成长的。父亲班纳特先生生性温和,是位懒散、玩
世不恭的绅士,他缺少家庭的责任感,除了拿太太的愚昧
无知开开心之外,就使自己沉迷于乡村景色和读书中。对
待女儿们品行上的弱点得过且过,甚至不闻不问,从不将
智慧用于教育约束自己的女儿,无法发挥父亲帮助孩子成
长的作用,在家中毫无权威可言。但比张爱玲小说中的女
主人公幸运的是,简·奥斯汀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有一位
助她成熟完美的男主人公。这个男主人公成熟、睿智、年
龄偏大,都非常了解女主人公,帮助她们克服自身的缺陷,
最终成长为完美的女性。如在作品《爱玛》中的奈特利先
生。他就像一个修正者,被赋予了教导爱玛的使命,“事实
上,能发现爱玛·伍德豪斯缺点的人寥寥无几,而敢于当
面说的只有奈特利先生一人。”奈特利不断指出爱玛判断
上的错误,且每每言中。爱玛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他的
指点与帮助。爱玛直到意识到自己对他的爱后,才真正成
熟起来。
在简·奥斯汀的小说里,作者让出身平庸的女主人公
具有睿智的头脑、敏锐的判断力和优雅的仪态,这些成为
抬高女主人在爱情角逐中的价码,一朝邂逅了慧眼识娇的
白马王子,从此脱离苦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同时她
还极力营造一种平等互助的男女关系,如《傲慢与偏见》
中的伊丽莎白和达西。两人在深知的过程中互相帮助,弥
补其家庭教育造成的不足,最终走向自我完善。或是在精
神父亲的引导下,或是在相知相识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自
身的弱点,简·奥斯汀小说中的女性始终没有处在一种极
端的生存压力之下,她们睿智的头脑用以追求一个值得追
求的归宿———幸福的婚姻,虽然同样作为男性的“附属
品”,无疑她们幸福得多,她们凭借自知之明和内心的自由
意志最终还是会获得幸福的婚姻。
二、女性自身的婚恋观
抛开身处男权社会这个外部因素,我们来探究一下内
部因素———从女性人物自身的婚恋观来分析一下张爱玲
和简·奥斯汀所塑造的女性人物的不同之处。拿《倾城之
恋》中的白流苏和《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来做个简
单的比较,以管窥豹。
二者作品中的女性人物都出生贫苦,地位较为低下,
没有可靠的物质保障,并且由于处在当时的社会中,她们
又被剥夺了独立谋求生存的机会。为了改变这种孤立无
援的状况,最快捷、可靠、体面的方法就是嫁一个拥有社会
地位和财产的男人。在她们的婚恋生活中,经济因素上升
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但在对待和接受这种被物质化的爱
情的态度上,二者塑造的女性人物又有着一种不同的态
度。
张爱玲的小说中由于经济能力的缺乏,女性已经退却
到甘愿做男人附庸的地步,并且附庸的形式可以是妻子,
也可以是情人。很明显白流苏与范柳源之间的爱情并不
纯洁,利益与欲望才是这段爱情的主体。婚姻不是爱情的
归宿,而只是女性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在经济上处于被
动地位的女性,在婚恋中也就无法摆脱被动的地位,这使
她们根本无法把握自己人生幸福的轨迹,只能听任命运的
摆布,将婚姻作一次赌注。白流苏一介女流,身无长技,她
明确地知道自己的出路不是找事做,而是找人。范柳源在
这种情况下出现,对白流苏而言无疑就是一根救命稻草。
白流苏之所以看中“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下
的泥”的范柳原的原因,正如作品所说“她跟他的目的究
竟是经济上的安全。”为了不再寄人篱下,白流苏在争取婚
姻而不得的状况下,只能无奈地屈就于作范柳原的情人。
白流苏应该感谢时代的动荡,若不是中国香港的沦陷,她
永远也成不了范太太。沦陷的香港,生死瞬息万变,爱情
转眼离合,太多太多的不确定让他们明白了人事无常。范
柳源的一颗浪子之心虽不甘愿也只能在白流苏这个小小
的码头靠岸。看似完美的收场,却是一种无言的荒凉。白
流苏作为一个在觉悟里寻求一种经济力量,是自己活下
去,在废墟里仍能“怡然”活下去的角色,以身体青春换取
生存。这样一个白流苏在内心深处虚空和绝望从来就没
有真正的消逝过。正如张爱玲在小说结尾处写道:“胡琴
咿咿哑哑拉着,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
事———不问也罢!”[]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中,金钱对婚
姻来说是必须考虑的,正如她在《傲慢与偏见》的开篇处
写道:“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
真理。”[]简·奥斯汀小说中的女性主人公虽然在择偶上
也需要屈从经济上的压力,但她们却是非爱不嫁的,始终
将爱情放在首位。这点可以从伊丽莎白对表兄柯林斯的
拒绝中看出,柯林斯向伊丽莎白求婚,并提醒她把握这次
机会,因为她的财产很少,因此将不会有另外一个人来向
她求婚了,而此时伊丽莎白断然拒绝了:“你不能使我幸
福,而且我相信,我也绝对不能使你幸福。”[]伊丽莎白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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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是一种幸福的爱情生活,她渴望心灵的交流而不仅仅
是找一个物质上的靠山。所以在达西第一次向她求婚时,
她也拒绝了,因为她认为达西只是看上了她的美貌而没有
认识到她真正的价值。伊丽莎白的婚恋经历是女性自主
追求幸福爱情的理想婚恋过程。达西在追逐爱情的过程
中,努力地完善自己,卸下傲慢无礼的伪装,也更加清晰地
看到伊丽莎白身上的优点,而伊丽莎白也在逐步的接受达
西,同时放下自己的成见,最终二人共结秦晋之好。简·
奥斯汀赋予笔下的女性形象以新的含义:她们已不是童话
中等待王子唤醒的睡美人,而是充满勇气和主见,走出闺
房,大胆地直到“婚姻市场”去选择丈夫,寻找爱情,能够
“从恋爱到结婚中自我发现”。[]
三、结语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在时间快速流动,人生变迁无常
的乱世,她们身不由己地爱过恨过,最后与时代一起沉沦,
张爱玲形容《花凋》里的川嫦是“没有点灯的灯塔”,这一
隐喻几乎可以涵盖她小说中所有的女性,她们缺乏内心的
自由意志,沉溺于命运的作弄,青春还没来得及闪亮就已
坠入暗夜。她们的人生就是一出时代的悲剧:现实的婚恋
生活中的不幸而她们自身却安于这种不幸而不思反抗。
她们的人生就如《茉莉香片》中的碧落:“于碧落的嫁后生
涯,传庆可不敢揣想。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
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锈在屏风上的鸟———艳郁的紫
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
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她们注
定了就是绣在屏风上的鸟,逃不掉更不敢逃。
而简·奥斯汀却赋予了她笔下的女性主人公以倔强
的灵魂,她们同样需要经济上的支柱但却不会因为金钱而
完全的放弃自我,虽然同样的处在男权社会的压力下,但
她们至少努力地向着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婚恋前行。她们
被作者赋予了理性和智慧,努力的向着一种平等互助的新
型男女关系行进,在这一过程中,她们改变着男性同时也
完善了自我,最终获得被那个时代认同的幸福———如愿以
偿地嫁给一个爱自己的有钱男性。如果说张爱玲用撕破
毁灭的方式展示了女性的悲剧,简·奥斯汀则以一种乐观
的态度期望着女性抗争的胜利,通过男性的指引,让女性
最终完美或在女性的协助下,男女地位开始逐渐走向平
等。虽然二者在各自小说女性人物的形象塑造上互有差
异,但她们都借助了文中的女性人物来思考如何实现两性
间平等互补、两性互爱、和睦共处的理想婚姻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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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女性意识之研究[]1作品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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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星河】
(上接第页)和处理的不仅仅是两种诗歌的格律差别
与对等。也就是说影响译作意美、音美和形美的不只是音
韵、节奏和诗行等格律方面的因素。准确传达原词内容,
情感,风格等还需要译者有很强的遣词造句能力和丰富的
背景知识。许先生本人身体力行,对自己的译作不断完
善,推陈出新。在追求三美之中,我们不可教条地套用格
律,应将战略的原则性和战术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正如许
先生在其《翻译的艺术》中引用的贝多芬的一句话:为了
更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不可打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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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灵娜1宋词三百首全译[]1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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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渊冲1最爱唐宋词[]1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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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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