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婚恋叙事中的男性形象解读

2005年11月

第26卷第6期

鸢．岳论翟

DOIlgYueTribune

Nov．，2005

V01．26No．6

【论点集萃】

张爱玲婚恋叙事中的男性形象解读

李海燕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关键词]张爱玲；父权；夫权；女性命运

[摘要]张爱玲笔下的男性世界。从整体上看是一种“缺席”状态，他们成为小说中展示女性命运的映衬之

物。张爱玲婚恋叙事中的“不完全”父权家庭和“象征性”消失的夫权家庭中的男性形象，凸现出她对女性生存处

境和历史命运的关注。

【中图分类号]1207．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2005)06-0198—02

将张爱玲的婚恋小说置于女性阅读话语所提供的批评

视角审视，我们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个典型的现代父权文化

崩溃，女性意识崛起的隐喻。作者在用两种不同的声音讲述

着男人和女人的故事：一种是小说中的主流声音，讲述着女

性冲出重重围城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异；一种是隐喻了在讲述

女性命运背后的父权文化衰败。在这种双重意义的女性叙

述中，如果要讨论小说中的女性主体性问题，最有效的途径

便是同时分析她们笔下对于男性人物的书写模式。人物是

叙事小说的重要因素，张爱玲的婚恋叙事给我们塑造了一群

不同于传统男权观念下的男性形象。

张爱玲一直是个宽容的“温情主义者”，她无意跳出来

站在女权的立场上对男性进行强烈的抨击，与男性进行殊死

的抗衡，而是淡淡地站在一边，面带嘲讽的笑容，欣赏着由女

性为主角演绎的一场场戏中所表现出来的男性的自私和软

弱。张爱玲揭开男性虚伪的面纱，表达着对女性生存处境和

历史命运的关注。她笔下男权社会文化的衰落主要表现在

两方面：“不完全”父权家庭和“象征性”消失的夫权家庭。

一、“不完全”父权家庭

张爱玲小说中一系列“不完全的”家庭形态，揭示了家

庭本身的不健康和不合理性，从而否定了父权家庭及父权。

在这些家庭中或者缺少父亲，或者由于家庭中丧失了父亲基

本的职能，或者是由于父亲的专制与男性家长的粗暴自私、

软弱无能而处于“不完全”状态中。这种“不完全”夫权家庭

的论述主要通过“祖”的缺席和“父”的衰落表现出来。

“‘祖’成为以男性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与文化

象征秩序的根本能指”。…虽说父亲作为“象征的他者”直接

代表着象征的秩序，但在他的背后还矗立着一个更“绝对的

他者”——“祖”。只有“祖”的形象历来是处在宗法社会中

家庭血缘和政治体制交叉合一的顶端位置上，因此，“祖”可

以说是整个宗法社会的象征秩序。在张爱玲婚恋叙事的“不

完全”家庭里，“祖”的形象基本上是处于缺席位置。《金锁

记》中的姜公馆、《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只出现了掌握代表

权力的老太太，而始终没有出现祖父的形象。在《花凋》、

《茉莉香片》中祖父祖母都处于缺席的位置。张爱玲笔下的

“祖”的缺席，也就说明了在她的女性意识中这种宗法社会

秩序的溃败。张爱玲演绎的这群男男女女的故事大多发生

在“国中之国的”孤岛上海和殖民地香港，这是四十年代中

国两个中西文化交融最快、最繁荣的城市。战争年代的这些

大家庭都是“逃亡”到这两块租界地的，历史时间和地理空

间上的断裂与搁置，也必然带来文化上的断裂，在这里没有

了祠堂、宗庙这一系列“祖”的象征之物，也就没有了他们的

文化之根，“祖”的这一辈只能是作为被遗弃的东西完全隐

藏在历史的背后。《创世纪》的开篇就说：“祖父不肯出来做

官．就肯也未见得有得做。大小十来口人，全靠祖母拿出钱

来维持着，然而已是维持了这些年了。”瞄卜‘祖父”形象一开

始就确立了“虚设”的状态，他已经不再具有祖辈的权威，连

最起码的养家糊口的责任都推给了女性角色。在这里祖辈

已经成了一个空洞的能指，他的话语权让位给了女性主体。

“祖”的缺席还不能完全揭示出家族如何在衰败中分崩

离析，男权社会是如何在走出传统文化的象征秩序而走向解

体的?女性是如何在这种“不完全”的父权社会中冲出围城

而体现自我意识的?张爱玲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一群走向

衰败、精神丑陋的“父”。

张爱玲婚恋叙事的文学系谱中，“父”的形象或是在形

体上残疾或精神上残障，几乎没有一个健全的男性形象。甚

至她会毫不留情地把她笔下的“父”写成丑陋、萎缩、懦弱。

[收稿日期]2005—10—08

[作者简介]李海燕(1979一)，女，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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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婚恋叙事中的男性形象解读

“他生就一幅东亚病夫相，瘦长身材，凹胸脯，一张灰白的大

圆脸，像只磨得安然模糊的旧银元，上面架副玳瑁眼镜，对西

方女人没有吸引力。”[31“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有长过岁

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

精缸里泡着的孩尸。”Ho从张爱玲的这些文字里我们可以看

到传统父亲的权威形象已经被贬为毫无丈夫气概、毫无阳刚

特征的“去势”形象。成年的男性(父亲)变为小孩、未发育

完全的孩子，已经褪化成具有“婴儿”身体和精神的意象。

张爱玲对父亲形象进行这样颠覆、消解，有着记忆中自己儿

童时期家庭的影响。虽然出身名门世家，但是父母长年感情

不和，给张爱玲的童年回忆抹上了永远的阴影。所谓的“父

亲”却是一个成天只知道抽大烟、坐在藤椅上读小报、吟诵

“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满清遗少。张爱玲从小缺少“父爱”这

一个人体验出发，并结合自身女性成长的痕迹，形成她对

“父”形象的特殊认识。他们丝毫没有传统的权威，也不会

重建男性的象征秩序，而是自甘堕落，成天无所事事。

二、“象征性”消失的夫权家庭

张爱玲的婚恋小说中否定了“父亲”的形象，如果说这

与她在童年时期对自己那个“遗少”父亲形象的恶感有关，

那么对于“夫”的认识却是比较复杂的。张爱玲既没有像当

代女作家张洁，开始是寻找理想的“男子汉”，在失望之余又

激烈地批判一切男性形象，最终成为“女强人”；也没有像新

时期其他的一些女作家所具有的绝对女性独立意识。在她

笔下是一群为了生存而去爱的女性，婚姻，对她们而言是抓

在手里的一根生命稻草，男人是这根稻草的形象化的表现。

男性身上原有的“象征性”特点——勇猛、好胜、主动的自然

性和责任、义务、胸怀、气概等社会性特征都被取缔。张爱玲

婚恋叙事通过对“好人”型(如佟振保，吕宗桢)、“浪子”型

(如季泽、乔琪乔)、“残障”型(如聂传庆)的塑造，颠覆男性

英雄模式。在《霸王别姬》中，我们就看到了她对男性英雄

神话的消解。楚霸王项羽虽然霸业未成，但也是叱咤风云、

慷慨悲怆、千古流芳的英雄。而在张爱玲笔下却改写了历史

上的“霸王别姬”的故事，上演了一场凄凉悲苍的“姬别霸

王”：项羽在大业将尽之际，不是为虞姬即将与国家败亡同归

于尽而感叹、悲怆，而是唯恐她被汉军发现献给刘邦，虞姬最

终只有含笑把刀插进了自己胸膛，留下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

势，留下了一句I脑终的遗言——“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稍。”

所谓的英雄豪杰霸王项羽，所谓的赢弱女子虞姬，在这样的

一个生死离别的时候，表现出了他们内心最微妙活动。霸王

的小肚鸡肠与虞姬的凛然大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是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在她早期小说中的表现，女性“主体”意

识代替了男性“第一位”，女性虽然有着对男性的依靠，但是

在这个没有英雄的年代，女性有着自己独立的意识和行动。

张爱玲从来不会去幻想自己作品中会出现理想的男人形象，

即使唯一“最合理想的现代中国人”佟振保，也不过是有着

男性的伪善和懦弱。在婚姻中，他不愿意作为经济上和精神

上支撑性的力量，既希望自己的女人是忠贞于他一人的附属

物，又要求女人在处世和情感上是一个完全自立者，可以召

之即来，挥之即去。男人已经失去了早年父系社会中的风采

和气魄，他们在丧失了种种权力的同时，也丢失了诸如责任、

义务、胸怀、气概等传统社会赋予他的角色内容。

除了这种“好人’：型的男性形象，张爱玲还塑造了大量

“浪子”型。虽然造成女性命运变异的主要原因是女性自身

因素，但是女性在社会、历史的大环境下造成的内心焦虑。必

然受到了性别文化压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第一炉香》

中无论是只知道玩的乔琪乔，还是腰缠万贯的搪瓷业巨头司

徒协，还是唱诗班的大学生卢兆麟，都是风月场上的猎手，只

知道与女孩子周旋，丧失了一个“男子汉”应有的气概、胸

襟。范柳原(《倾城之恋》)这个与流苏在玩感情游戏的男

人，在一场战争中，走向了婚姻。但是“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

来说给旁的女人听。”三爷(《怨女》)轻佻引逗起银娣的欲望

之火，然后又突然撒手，把她坠人身心双失的深渊。如果说

银娣是在黄金枷锁下被劈杀的，那么世故卑怯的三爷就是充

当了罪恶的帮凶。除了“好人型”和“浪子型”，张爱玲还给

我们塑造了一群特殊的在精神上和身体上“残障”型的男性

形象。如聂传庆(《茉莉香片》)，还有一些中年夫妇中的男

性家长如伍先生(《相见欢》)，郑先生(《花凋》)等。这类男

性形象与上文论述“不完全”的父权家庭有部分的重复，在

这里就不再展开论述。

张爱玲笔下的这一群祖、父、夫们也如同女性一样有一

种生存的焦虑：去势危机。张爱玲在婚恋叙事中把他们丑化

的目的，也并不是站在女权的立场上批判男权，推崇女权思

想。作家对男性“去势”焦虑的叙述，恰恰隐含着女性主义

批评所重视的女性“愤怒欲望”。如果说对女性内心的焦虑

叙述是作家的对于压抑自我的直写，那么对“去势”父的衰

败形象的叙述则可理解为女性作家对于焦虑自我的反写。

这些对父亲的写照实际上也是女性人物的焦虑、恐慌的另一

种复本，从而使其文本得以从自身的视角被纳入女性主义批

评的视野中，而不用再单独拿出对男性的批判作为故事的主

体进行书写。张爱玲的小说中一再重写的还是女性内心欲

望的压抑及命运的变异，以此揭露了传统的宗法社会对女性

的文化压制。“不完全”父权家庭和“象征性”消失的夫权家

庭为故事背景，建构了隐形的女性主体，并突显出女性自身

的意识。

[参考文献】

[1]李军．“家”的寓言[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45．

[2]张爱玲．创世纪[A]．张爱玲文集(第二卷)[M]．合

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222．

[3]张爱玲．相见欢[A]．张爱玲文集(第一卷)[M]．合

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234．

[4]张爱玲．花凋[A]．张爱玲文集(第一卷)[M]．合

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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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婚恋叙事中的男性形象解读

作者：李海燕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刊名：东岳论丛

英文刊名：DONGYUETRIBUNE

年，卷(期)：2005,26(6)

被引用次数：2次



参考文献(4条)

1.张爱玲花凋1992

2.张爱玲相见欢1992

3.张爱玲创世纪1992

4.李军家的寓言1996



引证文献(2条)

1.王力可且恨且叹息——论析张爱玲眼中的姜季泽[期刊论文]-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12)

2.毛灿月张爱玲男性贬抑书写的荒原意识诉求[期刊论文]-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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