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英回憶錄：命運斷想之一
2012年02月05日
我，黃宗英。1925年7月13日，即民國十四年農曆五月二十三日生於北京，屬牛。母親懷我產期未到，忽陣痛，趕忙遣人去請產婆。產婆未到，我就已經生出來了。家人都說我是急性子。母親很開心，她頭胎二胎生的都是兒子，就盼生個女兒，女兒就來了。我有兩個姐姐，是前娘生的。母親（陳聰）是續弦。父母都格外疼我。夜裏，我睡在童室自己的床上，天不亮就醒了，就被抱到北屋父母睡的大床上，焐在父母的大被窩裏玩耍。
五歲時，我到京都第一蒙養園（幼兒園）去，進園時，須口試。試罷，我聽一老師說：「我要這個小斜眼兒。」那時我的左眼的黑瞳仁跑到鼻邊了，要多難看有多難看，虧得姜老師要我。而小我一歲的大弟弟宗洛，就沒老師要。因考試時，老師問他：「你在家跟誰玩？」宗洛答：「跟小妹玩。」問：「小妹是你甚麼人啊？」答：「小妹是我姐。」老師對家人說：「這孩子連大小都分不清，在家再玩一年吧。」一家人都叫我小妹，所以宗洛也叫我小妹。他真是寃枉。
到我七歲時，父親黃曾銘（字述西）從北京西城電話局調青島電話局，任總工程師，全家遷居青島。我非常喜歡青島，喜歡在海邊沙灘玩沙子，堆沙坑，蓋房子，用蚌殼做鍋、碗、瓢、勺，與宗洛過家家玩，我當主婦伺候他。我們家住青島龍口路2號。這是一座有大院子的兩層樓房，前院空地很大，我和宗洛在裏院小片空地上種了花生、芝麻。我父母從來慣着孩子。母親是世襲中醫世家。孩子病了，她會開小藥方抓藥，份量都寫的是古字。母親西式小學畢業，閑來教我們誦讀唐詩、宋詞、千字文，還教我們孟子曰。父親則領着我們爬牆上樹跳溝。他說：「孩子小時不淘氣，大了沒出息。」我八歲時，父親給我買了輛四個軲轆的自行車，是後軲轆旁有兩個保險小軲轆，待我能騎上去走了，就摘掉一個小軲轆。青島是丘陵地，我在江蘇路第一小學讀書，就從坡上騎車去上學，只有大狗吉利跟着我送我到學校。
我九歲時祖母去世。我和大弟隨父母回祖籍浙江溫州府瑞安縣奔喪。這一年冬天，我父親也死了，他是生傷寒病死的。父親病時，沒住醫院，是請日本醫生來家看病的。眼看病情好些，他想吃火腿大米粥，把火腿切得細細的煮粥。父親吃下去不久就腹瀉，泄個不停…我被老張媽從被窩裏喊醒，去到父親房裏，老張媽叫我跪下。我只見父親被人架着站起套絲綿（套絲綿是為了在棺材裏骨頭不散），我叫了聲「爸爸」，爸爸瞄了我一眼，就低下了頭。母親大哭起來，我也痛哭不止。待我大哥二哥被從青島中學叫回家，父親已穿好壽衣了，是中式的短襖長褲，而他從來是穿西裝的。我和大弟被老張媽叫去，學着用錫箔紙摺銀元寶。小弟宗漢則開心地繞着來奔喪的客人們的汽車、黃包車，敲着小鑼戲耍。當天，也搭起了竹棚，設了靈堂。我們的四叔從瑞安來奔喪，他長得特像我父親，小弟見到他忙大叫：「爸爸從木頭匣子裏跑出來了！」母親哭笑不得，精神有些失常了。
因父親的死，家道陡落，從月入360元大洋到無分文收入。無奈只好投靠親友，舉家去了天津我大姐的婆家。我在樹德小學上學，上四年級時我曾代表學校參加全市小學生演講比賽，講題是《廢鐵救國》，勸慰大家捐出廢鐵製造槍彈，打擊侵略者。我是端着銹鐵鍋、鐵鏟、銹釘子上台的，穿着從張家花園張二小姐處借來的藍色蓬袖短上衣。我獲得全市比賽第四名，獎品是一橫的匾額，上書「舌粲群英」，我把它獻給了學校。
我的斜眼兒是怎樣治好的呢？原來在北京，父母帶我去看了全國最有名的中醫孔伯華。孔大夫說：「不用開刀。每天廚子買菜時，切一片薄牛肉片，貼在眼左側。孩子覺得黏得慌，就老要向左眨眼，眨着眨着就正過來了。」果然，到我十三四歲時，就再也看不出是個斜眼兒的醜丫頭了。由於我愛織毛線，又會做鞋，看起來頗賢淑，就相繼有富裕人家來說媒了。說媒的條件都是允上學、允出國留學、允照顧母親弟弟。我和母親都覺得要被人買了似的，何況我還小，就哪家也沒答應。
我在學校裏功課挺好，老考前三名，直到算術四則題講「雞兔同籠」時，我的名次才拉下來。放學回家，我半個鐘頭把作業做完，就臨成親王大字帖，臨靈飛經小字帖，還在家裏的舊英文打字機上練習盲打，想着可以去當秘書，也想當護士。開灤礦務局招考培訓護士，不收學費，還發津貼。娘不讓我去報名，說當護士太苦。
待我長到十六歲時，大姐已經在金城銀行工作，當簿記；二姐在齊魯醫院工作，搞社會調查。她倆都有錢補貼家用，母親也靠賣首飾支撐。每次我陪母親去興業銀行開保險箱時，我眼看箱中的首飾漸漸見底，只有一條金項鏈，一些碎珠子了。母親頂真的告訴我，待她死時，一定要在她嘴裏塞兩三粒珠子，到了陰間，閻王爺看到珠子，就判她投身為人，不投身豬和狗了（我沒做到）。
正此時，大哥宗江從上海來函，說參加了新組成的上海職業劇團，劇團正是用人之秋，小妹若能來，總有用得着的地方。我特興奮，娘也高興，就回信說去。
大姐為我找了個舊皮箱，並送給我一件新的貓皮短大衣，說：「這件我沒穿過，只適合teen-agegirl穿，送給你正好。」還給了我20元錢。母親也湊了20元給我，生怕我到了上海一時不能就業，吃不上飯。如此這般，我出門謀生去了。那是1941年深秋。
大哥當時住在上海桃源村的亭子間裏，是在灶間的樓上，房間很小，我搭了個地鋪在小鐵床前，就已經挨着書桌了。大哥如下地，就踩着我的鋪蓋了。
上海職業劇團是黃佐臨、吳仞之、姚克三位戲劇界巨頭主辦的。第二天，大哥就帶我去劇團後台見頭頭。我一進後台，就聽見有人說：「呵，好高的個兒。」「綠豆芽。」「我可不能跟她配戲。」我見了領導，他們卻很欣賞地看着我：「你先跟着吳仞之導演，看他有甚麼活兒，先幹甚麼活兒吧。」吳仞之說：「明天，你跟我一起先登記道具和效果吧。」
待晚上，哥散戲回家。我問他：「甚麼叫道具？」哥說：「你不是看過話劇劇本嗎？」我說：「看過《秋瑾》、《家》、《莎士比亞》，沒寫道具。」哥說：「哎，道具就是大幕拉開來後，台上的桌椅、板凳、床等就是大道具，演員身上的鋼筆、別針、耳環叫小道具。」我又問：「被服叫甚麼道具？」哥答：「…你明天聽吳仞之的，他叫你怎麼登，你就怎麼登。」我又問：「那效果呢？我怎麼能登觀眾是笑是哭呢？」哥說：「哎，效果是指製作成聲響的用具，如打雷是搖鐵皮，下雨是用簸籮搖黃豆，槍聲是摔炮仗，虧得你說來就來了，要是等公開招考，說不定考都考不上，有兩千人報名呢！」我慶幸自己不用考試就進了劇團。
第二天，我跟着吳仞之邊走邊登記台上的道具效果。傍晚，我去買了兩個新本子，還買了一隻簡易枱燈。晚上，我就把潦草的登記本謄寫得清清爽爽。哥回家先洗腳上床，我在燈下開夜車。
第三天，會計把我叫去，發給我16元月薪。我不愁餓肚了。
領導很滿意我的登記本，又吩咐我在前台樓上右側包廂（燈光廂）看戲。黃導叫我做實習生，特別要看女演員的戲，每場都要看，熟悉台詞、位置，以備代戲。
那時，劇團正在卡爾登劇場上演曹禺的《蛻變》。石揮演梁專員，宗江演況西堂，這是一齣愛國戲。梁專員的台詞常常被觀眾的掌聲轟起。當台上的人物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萬歲！」台下也跟着喊起來。我激動地落起淚來。我來自淪陷的華北，很久沒聽見口號聲了。戲閉幕時，我腫着眼睛去後台找宗江，他看到我紅紅的眼睛問：「怎麼啦？」我囁囁地說：「戲好。」兄妹倆默默地步行在南京路到拉斐德路的大街上，我慶幸自己是在進步的團體。
雙十節的時候，卡爾登劇場的門口掛起：「慶祝《蛻變》演出雙滿月紀念」的牌子。劇團發給每人一個月的獎金。我也有。我說：「我才來半個多月，也還沒上戲。」頭頭說是「同喜」。我趕去郵局，給母親寄了10元，僅顯示我已賺錢了，有飯吃了。
這時候，劇團演員嚴俊和梅村要結婚，請假一星期。黃佐臨讓我代梅村的戲，飾演偽組織（小的兒）。我並不怵台。小時候，在青島電話局的舞台上，我曾演過秋瑾的小姑子王淑華。是跳着繩上台的，如今，演小的兒，還讓我手裏拿着香煙，我哪兒會抽煙啊？糟糕，導演沒排我哪句話上場，直到有人慌慌張張往外推我，我才上了台。哎呀，台上的燈怎麼這麼亮啊，我甚麼也看不見，也聽不見台上人說甚麼。我只好嚷嚷一番，被人拖下台。第三幕還上場，要撒潑撒野。我在台上吵，被人拖着往外拉，我的綉花鞋掉了，我就坐在地上，用綉花鞋拍打地板，被人拽起一跳一跳跳下台。戲台下鼓起掌來。總算演下來了，我誰也不敢看。忽然黃導來到我身邊，對我說：「明天還你上。」呀，認可我了。桌上的蛋炒飯早已涼了，我囫圇吞下，我興奮得睡不着覺。第三天上台，我看見腳光了，還看見第一排加座上坐着黃導、吳導、周劍雲、李健吾…後來大哥告訴我，是黃導請他們來，說劇團來了個新演員，扮相好，北京話特棒，嗓門特亮。我的職業演員生涯就這樣開始了。
不久，上職劇團分成兩撥人。一撥跟着石揮另組劇團，另一組就跟着黃宗江。宗江見自己的老同學郭元同（藝名異方）也跟了石揮，很不開心。元同是團裏的樂隊指揮兼演員。我就去找元同，跟他說了宗江的心思，並對他說：「如果你追求英子，你在我們劇團照樣可以追求英子。」郭元同說：「我沒有追求英子，我的心裏只有你。」我楞住了，沒接這茬。後來元同就來到我們劇團。
我和大哥住的亭子間的二房東，把整幢房子賣掉了，要去香港，我和大哥就到處找房子。一聽說我們是演戲的，都不肯把房子租給我們，直到我們找到西愛咸斯路和平村1號，才租到一間前客堂，一間樓頂的雙亭子間。此時，丁力、孫道臨、衞禹平都先後來到我們劇團。丁力、李德倫、郭元同和我們住在一起。
我們五個人，每人出2元錢，用10元一月租了一架鋼琴，放在前客堂。琴上還放着元同和德倫抄在譜紙上的樂譜。他倆靠抄譜賺些零用錢，有時還去歌舞廳奏樂賺些外快。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被炸，日軍暫時取勝。上海孤島租界也被日軍佔領。黃導一天說：「大家都到排練廳去吧，（我們那時在蘭心大劇院演出，前台三樓排練廳很大）有事和大家說說。」團裏所有演員和後台工作人員都來到排練廳。我坐在捲起的地毯上，只見大低音大提琴的影子照在黃導的腳邊。黃導說：「我們不給日本鬼子賣命。」全體怵然。他又說：「劇團決定解散，發一個月工資，大家各奔前程吧。」我正愁怎麼奔前程，黃導走過來，輕輕對我說：「你們兄妹和石揮就先住我家吧。」於是石揮和我兄妹就搬進衞樂園1號黃寓的樓下。我住飯廳，靠北牆，有一張小鐵床；石揮、宗江睡客廳，搭行軍床。每人每月象徵性的交一斗米包食宿。黃導和夫人金韻芝（藝名丹尼）居住二樓。丹尼也是名演員。黃導夫婦都是歐美留學回來，是我國戲劇界學術最高的專家。他們都用史丹尼斯拉夫斯基體系教育青年藝人。
石揮每天抱着他的吉他彈，宗江在翻譯，我則大看其書。二樓有大書房，我把《莎士比亞全集》再看一遍，還看亞里斯多德、伯來西特…
日本佔領上海租界後，政客川喜多控制了上海電影界，建立了上海聯合電影廠。幸虧金星電影公司經理周劍雲賣了個交情，沒把我們二十多人的名單往上送。那時我們劇團的頭面人物，剛被周劍雲網羅不久，簽了長期合同。記得合同上還有五年內不許結婚條款。當時，讓我飾演一名被強盜掠去的少女。少女在燈節時出來看燈，被強盜看中。要拍一個長長的美少女特寫。
我在藍蘭大姐的介紹下，把一顆小虎牙換掉了。全片只兩個女演員，另一個是強盜婆，由端木蘭心飾。戲還沒拍，上海就淪陷了。
我們在黃導家，平平靜靜地住了些日子。黃導吳導覺着川喜多無意控制話劇界，就又悄悄排起戲來，給我排了獨幕戲《儂發癡》，說的是一位猶豫不決的考慮博士向少女求婚，問了許多稀奇古怪的問題，把少女氣得假裝發癡，把博士趕走，迎來帥氣的青年的擁抱。少女發癡時，要唱游龍戲鳳，唱京韻大鼓，唱活捉三郎，用圍巾捉住博士。總之，這戲就像京劇中的《十八扯》、《紡棉花》，演員發揮得淋漓盡致。台下觀眾不以我荒腔走板不搭調為意，我大過戲癮，內行也以我耍得開為讚。
彼時，石揮、張伐、韓非、林榛、英子、崔超明、白穆、莫愁八人組織了一個「八大頭牌」劇團，臨時僱傭些班底，演出了不少好戲。如：《風雪夜歸人》、《梁上君子》、《秋海棠》等。我都去觀摩了，很佩服。不過，我們兩個劇團的上座都不怎麼好，因為夜裏交通管制。這時，上海大亨黃金榮的兒子黃偉喜歡上話劇，串聯兩個劇團合作，組成榮偉劇團，規模宏大，角色整齊，日夜兩場，演出轟動，掀起話劇運動的新高潮。
至此，我以演出《甜姐兒》、《魂歸離恨天》等青春劇而大紅大紫。由於我長大了，又演了青春劇，我的私生活也變得複雜了。演《上海屋檐下》時，舞台上搭起二層樓的橫剖面。我演舞女。幕啟時，我睡在前樓的床上。別的人在樓下演戲，我竟真的睡着了，直到舞台監督用長竹竿把我捅醒，才趕忙裝作打了個打哈欠，起床演戲…
這時，著名的電影導演馬徐維邦來找宗江，邀請他去香港拍攝《秋海棠》中的秋海棠。大哥覺得他應該離開上海了，就和地下黨員戴雲談，戴雲為他接好關係，並給了路費。在我演《晚宴》的晚上，宗江悄悄地離開了上海，輾轉千里，去到大後方重慶，並沒去香港。
宗江走後，元同等三位男性搬到亭子間，我搬到前客堂。一天晚飯後，天已經黑了，李德倫下樓來找我說：「元同不知怎麼啦，他吐了，又躺不下。」我忙上樓去看他。只見元同靠在被垛上哼哼。我讓他喝點水，但喝了就吐。我摸他腦門，很燙，不腹瀉，不像是吃壞了。我決定去找我們的粉絲夏其昌醫生。我到了夏家，夏醫生取過診藥箱，開汽車來到和平村，為郭查了體，說：「不要緊，心律不齊，不能動，我留下幾片藥吧。」夏其昌下樓時對我說：「疑是急性感染性心內膜炎」。我聽不懂。第二天天亮，我上樓見元同還熟睡着。等到八點後，我上街買了一隻高腳痰盂、一支體溫錶、一罐奶粉、一斤白糖。回家後我又上樓服侍元同。我把他的小便倒在樓下公用盥洗室男性小便池裏，把腳盆洗乾淨。夏醫生又來了，給郭聽了聽心臟說：「好一點兒。」又給他打了一針，說「不要讓他動，明天我會再來。」如此三五天，我倒屎倒尿，幫他量體溫，幫他洗臉擦身，給他讀《希克梅特詩選》，哄着他。夏醫生每天來，並每天打一針針劑。郭漸漸復原了，能自己穿衣服了。經醫生允許，能走路，能下樓上廁所了。他對我說：「真對不起你，讓你為我倒屎倒尿，辛苦服侍我那麼多天，抱歉。」我說：「那沒甚麼，如果我病倒了，你也會這麼待我的。」不久，郭元同的母親從北京來看病後的元同。丁力說：「婆婆來相兒媳婦了。」我沒反駁。郭伯母來後，我陪她逛了大上海。臨走時，她送我一隻玉鐲。以後，元同告訴我，那是他家祖傳的寶物。我明白是婆婆相中我了。我也不再推辭。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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