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的缺失与知识分子的使命----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国平研究员访谈录
中国缺少为真理而献身的人
记者：许多人在提到人文精神的时候，总会联想到知识分子的责任，请问，您怎么看待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建设中国人丈精神的参与程度较之西方知识分子存在的差异呢?
周国平：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是一个老问题，而知识精英的边缘化也是一个老问题。我的好朋友邓正来致力于为公民社会描画蓝图，从理论上论证公民社会的可行性，我很欣赏他的工作，自感缺乏他那种“为天下立言”的雄心和坚忍，只是书斋里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人文精神的重要含义包括对理性的追求，这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和社会责任，知识分子向往两个方向，理性和进步。理性体现了人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大多数哲学家认为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知识分子应持有好奇心和头脑的认真来面对整个世界，探知创世的秘密，在头脑中积极发现，并把这种奥秘勾画出来。许多大哲学家，都想要探知世界的来源，这是他们的宇宙宗教情感。爱因斯坦则认为，宇宙宗教情感是科学研究的最高动机。到了这一地步，头脑就与灵魂相通，科学就与哲学、艺术和宗教相通。许多大科学家都不满足于纯粹的经验研究，怀着揭示宇宙最高秘密的心愿度过实验室里的日日夜夜。广义的科学精神，即出自于对这种非功利性的纯粹智力生活的热爱。西方科学发达，多少世纪以来出现了许多大科学家，全都是因为这种非功利的激情。而中国文化的实用性影响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探索精神，影响了大科学家的出现，影响了为科学而献身的人物出现。苏格拉底、布鲁诺都曾是精英知识分子中的边缘人，他们为了追求真理而献身。但是，中国就缺少这样的人。在中国，有为了革命理想而献身的烈士，有为了抢救公务而牺牲的烈士，但是，就缺少为了某种真理而献身的人。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过，中国有知识分子吗?孔子,大政治家。孟子，大政抬家。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多是大政治家，或者非常想成为政治家而没有成功的人，比如朱熹，王阳明等。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是中国哲学的薄弱环节，对于中西人生哲学来说，核心问题不同。西方人经常问，人为什么而活?追问的是生命的终极根据和意义，本质上是灵魂哲学。中国人则问自己怎么活?怎样处世做人，用什么态度与人相处?寻求的是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本质上是道德哲学，是伦理。
记者：您既然认为中国文化的实用性影响了中国培养出为真理而献身的大科学家，那么，对于人生启蒙打基础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您持哪种观点呢?从《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中，我们看到您的一颗拳拳爱女之心，您是怎样教育自己孩子的呢?
周国平：现在的教育急功近利，适合中才，把上才拉平，培养一个模子出来的人。人要想成才，必须向教育争取自由。追求理性要求神圣的好奇心，它的最大敌人是习惯和功利心，按一般的规律来说，好奇心是随年龄递减的，但科学家是不受这一规律支配的人。现代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急功近利，是好奇心的最大敌人。家长总让孩子参加各种艺术班，从幼儿园开始就逼着孩子学习钢琴、舞蹈、美术等等，但他们让孩子学艺术的动机是希望这些东西将来有用，违背艺术让人快乐的本意，所以，中国的孩子不幸福。我的孩子也在上幼儿园，我对她的要求是成绩未必一定要争取第一名，但不要不及格，否则拿不到毕业证，但也不必为了太好的成绩而计较，不要被现有的教育体制牵着鼻子走。爱因斯坦是个哲人，他在瑞士苏黎士工业大学读书时，知道自己不适合于做好学生，就放弃了做好学生的努力，而是在宿舍里向理论物理学的大师们学习，他没有留校工作，避免了学院生活要求的大量论文，他认为那种规范式的写作会使他变得浅薄。爱因斯坦在专利局的工作虽然与科学研究没有任何关系，但他在此期间的业余研究却最出成果。按规范来写论文容易泯灭创造性，任何一个学生，不管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为了保护他的研究能力，都应善于对付现有的教学体制，尤其是在大学期间更要着重培养自学和独立的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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