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老师
我从小就爱画画，几乎所有的课本上都留下乱笔涂鸦的痕迹。
上初中的时候，我常常跟着爷爷和爷爷的朋友（几个老人）一起到公园去玩。爷爷的朋友中有个叫施孝长的爷爷，是个画家，解放初期是当时成都美专的校长，在四川大有名气。他和蔼可亲，见我喜欢画画，便答应教我，于是我就有了第一个入门老师。
施爷爷家住成都市铜丝街，离我家很近。每个星期天上午，我就到施爷爷家去学画。施爷爷家是一所老式的四合院，木门、木窗。所有的窗户都用宣纸裱糊，上面画着一幅幅梅花，将小院点缀得生机盎然。由此，我便和画梅花结下不解之缘。
施爷爷绘画、书法、篆刻无不精通。人物、山水、花鸟样样都有很高的造诣。他先教我画山水。施爷爷说，他在峨眉山一住就是三个月，天天带着画本，走一路画一路。他拿出在峨眉山写生的几本厚厚的画稿，一页一页地给我讲解山石、流水、各种树木的表现技法和皴法，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岁月磨削不掉的烙印，为我今后的山水、花鸟画创作打下了基础。
施爷爷作画惜墨如金。他在一张八仙桌上作画，先用淡墨起稿，再一点一点地皴擦，然后赋彩。一张画要画好多天。每天他都要把磨的墨用得盏尽，笔清、盘清、水清。
施爷爷刻章不用夹具，左手执石，右手拿刀，多用逆刃。
施爷爷当时70多岁，身体不太好，脖子上的皮炎正在发作，很少作画。有一天，施爷爷正在给我讲画，赵蕴玉先生来访。赵老师当时40多岁，英才丰姿，和施爷爷谈书论画十分投机。
施爷爷对我说，赵老师是张大千的传人，是成都最优秀、最有前途的画家。
接着，他又对赵老师说，这是我一个老朋友的孙子，很喜欢画画。近来我身体不太舒服，很少动笔，你能不能帮我带这个小弟子。赵老师欣然答应。就在施爷爷的主持下，我正式拜赵蕴玉为师。
我在施爷爷家中学画不到三个月。他始终拿我当晚辈而不是学生，没有对我进行严格要求。赵老师却不同，要求每周必须到他家里去学习两次，星期三晚上一次，星期天一次。每次讲授之后，都布置了一些作业，回家去完成。
那时，赵老师家住在成都市三洞桥四川省文化局大院内，前院办公楼有赵老师的画室。后院的平房是宿舍。
赵老师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从未见他闲过。每个星期天，我九点钟到画室，赵老师已经在伏案作画了。赵老师的画室在二楼，宽敞、明亮。画室中间有一张大画桌，赵老师的办公桌靠着进门左边的窗户。工笔，赵老师就在办公桌上画，只有写意，才到大画桌上去画。
赵老师给我上的第一堂课是，学画要有向上的决心，要把目标定在最高境界。他说：“求上不成跌其中，求中不成跌其下。”“那意思就是，要拿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即使没有达到目的，也可居于中游水平。如果拿中等标准来要求自己，不成，就只能是下等了。”赵老师说，这是大千先生教他时说过的话。“学画最重要的是兴趣和勤奋，画不离手，曲不离口，多画、多练、多思考才能技艺娴熟，才能产生出联想和创新”。
赵老师教画最强调基础。他说：“中国画的基础在于笔墨。笔墨的基础在于线条。线条也是用笔中最难的。中国画的骨气体现在线条上，画好线条，一幅中国画的轮廓就形成了。”
赵老师先教我画工笔的线条。他说，工笔画通常坐着画，其技巧是悬肘贴腕，即，坐正、坐直，重心落在屁股上，将执笔的右手“浮”起来。笔和手臂都可以在纸上自由运动。作画时手肘抬起，手腕落在纸上，但只是轻轻地贴着纸面，不能着力，切忌将一条手臂全搁在纸上。画线时，笔要握直，用中锋，整个手臂是一个整体，在画纸上均匀平移。线条的变化由拇指、食指、中指轻微地捻动笔杆来表现。起笔落笔，按画面结构而为，有钉头、针头、鼠尾、藏锋、回锋、提钩等等，灵活应用，熟能生巧。
接着，赵老师给我画示范，他用一管铜头狼毫，饱蘸墨色，调匀呼吸，运气凝神，上下左右，顺笔逆笔画出了各种线条。无论是粗线、细线，无论是竖贯全纸的长线还是灵动的短线，赵老师皆一笔写成，无接无补，均匀、连贯、揉纫、飘逸而富有弹性。
除了工笔的线，还有写意的线。赵老师说，写意画通常要站着作画，悬肘、悬腕。当然，有时画幅面较小的小写意，也可采用画工笔的悬肘、贴腕方法。工笔线条要求工整、连续、规范。写意线条则强调书法用笔，抑扬、顿错、节奏、变化、中锋、侧锋、拖笔、逆行、飞沙、干擦等等，不拘一格。
赵老师一边讲解，一边提笔示范。笔在老师手里怎就那么听话。悬腕、悬肘挥洒自如，转眼间一幅梅花的枝干便跃然于纸上。主干苍遒，细枝抒展。
赵老师一课讲完，便叫我练习。他一边纠正我拿笔、行笔的姿势，一边告诫我：“画线条是一个画家一辈子都要不断琢磨的事，至少练习三个月，才会有点感觉。”为了不让线条练习过于枯燥，赵老师把他跟随大千先生在敦煌临摹的“送子天王图”、“松鹤图”、“荷花”、“仕女”等画稿借给我带回家，先蒙着画稿一笔一笔地描，然后再脱稿临画。
每张练习，赵老师都要仔细批阅，对我常常出现的侧锋和临稿中的铅笔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遵照老师的教诲，练习了三个月，找到了中国画的一些感觉。老师对我的进步也大加赞赏。
线条之后，赵老师开始教花鸟画的构图与作色。他说：“花鸟画的构图有几句偈语必须熟记于心，运用自如。”这就是：“枝不离女，花不离品。疏能走马，密难插针。淡若轻纱，浓若焦漆。枝枝着杆，叶叶着枝。”他拿出大千先生的画册，对应着画面，一句一句地解释这四句偈语含义。
“枝不离女”即，画树干、枝条要掩映穿插，每个局部都要像“女”字结构一样，要有交叉和破。切忌枝条平行和多线交于一点。
“花不离品”即，花要成“品”字摆放。在整个画面上，一团团的花组成“品”字布局，每组局部一朵一朵的花也要成“品”字结构，切忌一字排开、正方正园或满纸平铺。
“疏能走马，密难插针”即，画面上疏密有至。密的地方，层层叠叠，结构紧凑。疏的地方，不着一笔，记白当黑。切忌满纸均匀落笔，呈“印花布”构图。
“淡若轻纱，浓若焦漆”即，画面墨、色要有深浅浓淡的变化，浓淡互破，以体现大自然中丰富的色彩和明暗对比关系。淡处如轻纱，虚无缥缈，若有若无。浓的地方似焦漆，深沉厚重。
“枝枝着杆，叶叶着枝”即，花鸟画，不能脱离所描绘对象的自然结构。花、枝、叶连接关系应当准确，类物像形。枝要连接在杆上，花和叶子要连接在枝上，不能飘在空中。当然，画面的实际处理要因势而行。可虚连（常用于写意），可实连（常用于工笔）。
照着老师教的方法，我的画顿时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开始模仿着临写的底稿进行一些创作。我交上的每一幅临摹作业，都得到赵老师的褒奖，他特别看重的是进步，当然也指出其中的不足和纠正方法。
赵老师除了教我基本技法之外，更多的时候是让我站在旁边看着他作画。赵老师一边画一边讲解画法、构图、用笔、用墨、用水、用色，墨性、色性、纸型、胶矾，画史、流派、名家、名画、轶事……，领着我一步一步走进中国画博大精深的艺术殿堂。
赵老师师从张大千先生，曾跟随大千先生到过敦煌写生，深得大千先生真传。
跟大千先生一样，赵老师也是全方位画家，人物、花鸟、山水都画。人物以工笔画为主，兼小写。花鸟以工笔、小写为主，除荷花、苍松外很少采用大写意手法。山水则擅长金碧、青绿。
赵老师画人物，造型准确，构图清新，衣纹洗练，强调线条的飘逸美。他说，“这种衣纹线条的表现手法源于唐朝的吴道子，被称作‘吴带当风’，在敦煌壁画中达到最高的艺术境界。”老师最着意刻画的是人的眼睛，他说“人物画的‘神’就体现在眼睛里。”老师落笔最多，层次最丰富的是人物的头发。“头发是人物面部表情的延伸，展现人物的韵律”。人物的手是老师处理得最精心的部分。“画人难画手。手是人物的第二表情，又是内行看画最留心的部分，画不好，将对整个画面起破坏作用。”
赵老师的工笔花鸟，画得非常漂亮，属双钩赋彩画法。他说：“工笔花鸟最考教的是人的耐心和细心。勾勒、作色、分染、撞水，一层一层多次叠加，达到色彩浓郁，层次分明，色调和谐，光、影通透的效果。“朱佩均（成都著名的工笔花鸟画家）一朵牡丹画了一个月，每天用薄彩染一遍，完稿后色彩效果非常好。这就是细心、耐心的结果。”“工笔画最忌讳的是‘脏’。脏的罪魁是粉。用粉要特别小心，水要清、笔要净。一定要等底色干透，才能上下一道色。在粉上叠色一定要用矾胶护底，不能让粉翻上来。”
赵老师的花鸟画作品来源于自然。他说，花鸟画一定要多写生，人想不到自然生态中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那么多的姿态、情景和变化。临摹只是一种学习。创作必须是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东西从何而来，那就是到大自然中去获取。老师拿出他的荷花、菊花、玫瑰、秋叶等写生画稿，传授了白描花卉写生的基本技法和诀窍。
我只见到过老师画金碧（青绿）山水（其实，赵老师有时也画浅降山水）。线条优美，色彩浓郁，对比强烈而协调，画面非常艳丽。老师一边画，一边给我讲述金碧（青绿）山水的基本技法。他说：“金碧（青绿）山水是工笔山水的一种主要画法，多用厚重的石色。如：石（砂）青、石（砂）绿、赭石、朱砂、金粉等等。色调中金最重，可以压过墨和其它所有颜色。其次是墨，再其次是石（砂）青、石（砂）绿、朱砂。金碧颜色都很贵。金粉用真金制成。石青、石绿、砂青、砂绿从石砂中精选而来，比黄金还贵。”老师将每种颜料分别装在一个小碟中，各用一管干净的笔来沾用。洗笔也各用一个干净的茶碗。每天作画之后，他都要将笔中洗出的几种贵重颜色回收，一点都不浪费。
赵老师画画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用嘴舔笔。画画的时候，嘴唇上总是留下一道一道的墨痕。老师说：“不要学我舔笔，这不是好习惯，尤其是藤黄，有毒，更不能舔。”于是我就用手抹，一张画下来，左手指上总是沾着一些墨和颜色。老师看了笑笑，表示赞同。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的画长进的很快，尤其是线条。赵老师说“有的人一辈子都画不出这样的线条来。”老师的赞扬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增强了学好中国画的信心。
高中毕业，我考上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这时，赵老师的家搬到了成都市人民公园后门外少城巷一栋临街的小木楼上。
老师家里，墙上总是挂着他新近的作品。书架上除了常读的书籍，就是他绘制的京剧脸谱。赵老师除了画画，也是京剧行家，曾在戏台上演过旦角，言谈举止充满京剧韵味。
接着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赵老师和我的父辈都遭到冲击。经军垦农场的劳动锻炼之后，我被分配到云南，离开了故土－成都。
1977年我回过成都一次，参加父亲的“平反昭雪”会。再到少城小楼看望老师，已经人去搂空，从此便与赵老师失去了联系。
2003年从网络上看到了赵老师去世的消息。回忆老师，心怀感激与愧意，几十年未能再见老师一面，成了我终身的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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