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志编修的基本方法
李明杨向东陈有清
当前，全国不少省市开始了编史修志工作。其编修的方法大致有三种：有的县先汇编史料，逐期印发，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然后再着手修志；有的县先明确体例要求，将有关任务分至各口，各家自行独立编修一篇，然后由分而合，汇成全书；有的县先组成专门班子，一边征集资料，一边发动各单位编写三十年发展史，然后再在两者的基础上编修志书。我们认为诸多方法，各有千秋。但后一种方法似觉较好，其步骤归纳如下：
一、多方征集和仔细考证资料
古人修志就感到“广征藏书难”，今天我们编修县志，亦有同感。但只要方法得当，困难是能够克服的。
（一）“广征”与“特约”结合：
“广征”者即向广大干部、群众，向社会各阶层、各方面最广泛地征集资料。
俗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广种能否有收？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善于运用行政的力量，把群众发动起来，尽量使更多的人关心修志事业。从横的方面考虑，县、区、社各机关都要发动；从纵的方面考虑，可由县直各系统向下作层层发动，落实“材料员”。因而从全县看，就不是几个人或十几个人在忙，而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有上千人参加这个行列，有一支浩浩荡荡的人马在采掘。并可通过秘书这条线，将材料收拢。
“特约”就是个别约请一些知情的老干部担任顾问。提线索，供资料，撰写回忆录。除了老干部而外，还有一些老知识分子或者是某种行业、某种事件的知情者。
“广征”与“特约”是相辅相成的。“广征”可以为“特约”提供线索，提出要求；“特约”又可以为“广征”补充内容，核实资料。这两者应该有机结合。只要我们既充分发动群众提供资料，又坚持个别约请老干部撰写回忆录，编修县志所需要的各个方面的资料就像源头活水，汩汩而来。
（二）查档与走访结合：
文献档案资料比较真实可靠，是编修县志的主要资料来源。可供查阅的地方有六馆（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烈士馆、展览馆）二部（宣传部、统战部）、一局（公安局）。查阅时，一般要注意广搜博采、宁宽勿漏、随时校核和尽量进行摄制或复印。
走访老干部或知情人，最好要有熟识的同志带路引见，可以使用讨论式，有条件的要录音。如果约写回忆录，切忌漫无边际，要商谈好具体内容。
（三）条条编史与块块修志结合：
一般说来，无“史”亦难成“志”。没有各个方面的专门史料作基础，便难以编修成县志。因此，发动条条（各部门、各系统）编写专门发展史和发动块块（公社、厂、场）修志，是编修县志的重要途径。
但是，要把这项工作真正做好却是不容易。困难之点，就于某些单位的领导视之为“软任务”，左拖右磨不上马。既不能强拉上马，又不能撒手不管。因为县志既为“一方之全史”，各个部门都不能少，缺了一家就是一个窟窿，就要影响全局，因此，只能慢慢说服，耐心动员去“感动上帝”。这段路跑过之后，回头想想，大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感。若没有水滴石穿的精神是办不成这件事的。
块块与条条的积极行动，水涨船高，为县志的编修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素材。这个结合抓好了，建国后的材料就基本到了手。要成志业，这一条切切不可忽视。
征集资料做到上述“三个结合”，便会使编史修志办公室由独臂罗汉变成千手观音。
资料收集难，考证其真伪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在编修县志中，一般碰到的情况，大致有下列几种：一是民谣传说与客观事实有出入；二是旧时代的新闻史料，常反复不定，未可轻信；三是有些文书、档案，为政治上的需要，故意伪造；四是有些资料的本身，虽非伪造，但有讹错；五是调查访问得来的资料，有时因反映人记忆不清也常有差错，需要进一步佐证。
二、认真确定体例
我国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名著《史通》的“序例”篇中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修志，首先要认真确定体例与拟定类目。
体例的确定与类目的拟制，要考虑推陈出新。
明清以来，编修地方志之风日盛，逐渐出现各种学派，主要有历史派与地理派（也称图经派）之争。清代章学诚是历史派的代表，他早就主张地方志书要合“四体”，即“窃思志为全书总名，皇恩庆典当录为外纪，官师铨除当画为年谱，典籍法制则为考以著之，人物名宦则为传以列之”。简言之，“四体”即“纪”、“谱”、“考”、“传”，到了后期，在修《亳州志》之后，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他又提出了“三书”的主张，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此后，所修的《湖北通志》就是按“四体”、“三书”的理论而编写的。我们认为，古人在方志学上的成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实当继承他们一切有益的东西。并在各种不同的流派中，析其优劣，取其精华。就史、地而言，要如黎锦熙所说“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就“四体”、“三书”来看，虽历代旧志侧重于“四体”，但我们认为，“三书”是章氏在修志业务上更为成熟的主张，“四体”、“三书”的理论，应很好采纳而不要轻易偏废。黄炎培修的《川沙县志》之所以成功，得史法而合史例，亦为原因之一。
但是，继承和借鉴前人的东西决不是照搬硬套，也不能简单的模仿，而应是继承中有发展。。章学城自己也提出“忌泥古不变”，因此我们更要推陈出新。一切事物无时不在运动，不在变化，不在发展，志书也不能静止不动，凝固不变。时代不同了，时序跨入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切都要合乎今天时代精神。有的县采用篇、章、节的形式，较有广泛性；有的县分类为志，如地理志，物产志，等等，也有其特点。但是，把今天的干部名册说成“职官表”，把“三八红旗手”划为“烈女”也未免滑稽可笑。因此，我们的指导思想要推陈出新，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来修志，并要扬各家之长，避各家之短；集先进之大成，采专家之灼见，从实际出发，求实际应用，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编修出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准确的新县志。
体例的确定，类目的拟制，要考虑地方特色。
全国共2200多个县，编修县志，切忌千人一面，应该各具特色，各有个性。历代，对特色问题也许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但实际上，有许多县志特色很明显，如清代康熙年间的河北《灵寿县志》突出了经济，在当时很不一般。沿海一些县志，突出了兵备或盐法，也是特色鲜明。
怎样才能各具特色？我们认为要把镜头移向属内各个领域去寻找，如自然风貌、历史状况、生产斗争、土特产品、语言习俗等等。在这几个方面，再细细掂量，哪几个领域占的位置比较重要，哪些属于一般。
在每个领域，特别是在重要领域中，要用心找出它的特点。如果找出的特点不止一个，那就要在诸多特点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找出最本质、最有代表性的东西，诸如某种事物的多寡，变化的规律之类。
找出了本质的东西，再将它放大到全国的范围来看，分辨出它属共性还是个性。
凡重要领域中本质的个性的东西，要纲目从详，章节多占，位置显著，使新修的县志特色鲜明，独具一帜。
各县志书为体现自己的特色在编写中必有许多新的创见，这就会引起学术上的争鸣，促进各个流派的发展，助长方志学的研究之风，推动志体的繁荣。
确定县志体例，拟定县志类目，一般宜早不宜迟，特别是不宜等到资料收集得差不多的时候才来考虑。
确定县志体例，拟定县志类目要得快中求细，我们觉得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分工专人，在探讨古今各种方志体例和类目与研究本县特色的基础上，考虑拟定粗目。第二步，发动编史修志的全体同志就粗目逐一讨论、修改、补充，以形成初稿。第三步，将初稿印发给县委领导同志和各方面有识之士，请他们提出修改、补充意见，在此基础上加工成细目，以形成县志类目修订稿。
在确定本县县志体例和拟定县志类目的过程中，还要顾及编写方法。总的讲来，有六点可资参考：
（1）横串竖写，加附贯通，分门别类，章节成篇。
县志要统揽全县地理、历史全貌，内容多而庞杂，初次接触，常感难以下手。方便之法，是先将自然概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门类横着以编排开，每编中再将并列的内容分成若干章。在每章中，以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由古而今，由远而近竖着编写，也即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将地理、历史有条不紊地交织为一体。当前编修县志，有的直接从最后一部老志续起，也有的因其距今太远而不直接下续，或始于辛亥革命，或始于新四军东进，或始于新中国成立，或始于其他。这就与老志之间有一段空白，可加一附录，简括其政治、地理、历史，使新、老志之间不致断裂而能古今贯通。
（2）次序安排，合于逻辑，顺理成章，防止混杂。
名家祝枝山在《正法兴宁志》序目中曾提到，“凡地有山、川而后有人、物，有人、物而后有君、臣、吏、民、国、邑之制”。一般地说，先有土地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事；在政事方面，也是首政党，次行政，再次司法等等。所以在县志编、章、节的次序排列上一定要合乎逻辑。如大编之间，先自然地理，后经济、军事。章节之间，亦视事物先后和重要的程度而排列。
（3）标题醒目，观点正确，言简意明，领属得体。
章学诚说过：“志体坏于标题不得史法，标题坏于艺文不合史例。”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志书不同于文艺作品，切忌用华而不实的诗文作标题，不要搞得像章回小说的题目那样。
领属得体是指要处理好章节之间纵横关系，我们认为，编与编，章与章之间，是横的并列关系，如果把部分搞成统率关系，就会造成重复，因此，从内容的安排到词语的选定，就要推敲再三，处置得当。而编、章、节相互之间，应是纵的、统率的关系，编要管章，章要管节，节要管“点”，层层相因，层层统率，为此要注意统率得住，上下得体。同时大标题下领属的小题目层次不宜过多，编下分章、节，节下分“一、（一）、1”已足矣，不要儿子、孙子没个完。
（4）相对断代，不拘断限，冠以小序，承上启下。
纵观历代旧志，虽有大体断代，但记物叙事，一般断限均不甚严，因为今天完备的事物，明日即不完备。明日完备的事物，后日又不完备。民国《泰县志》也是这样：“原拟截至十八年六月止，唯中间事实或有不能中断，不得不叙及十九年二十年，非自紊其例也。”《如东县志》一般从1940年写起，但在此之前，县境内曾经发生过的许多重大事件，有的要充实到附录中去，有的因其与章节中的内容有连续性，必须靠船下篙，在章节中追溯记述。亦或在一章之首，冠以“小序”，溯其渊源，以给人完整的概念。
（5）详近略远，突出重点，注意特色，个性鲜明。
详近略远是历来修志的传统，也符合客观资料多寡的规律，因而我们要继续采用。各县有自己的特色，编修县志时，凡能体现特色的地方、有个性的地方，都要从详，反之从略。编修县志，应该各具特色，各有个性。为此，可以从自然风貌、历史状况、生产斗争、土特产品、语言习俗等方面入手，深入采访，其特色自然显露。
（6）类不关文，文不拘体，形式多样，力求生动。
黎锦熙先生在《方志今议》一书中指出：“类者，方志之事类；文者，文章之体裁；两不相干，方为正办。”在论及“文不拘体”时以说：“某类中之文体，既一随其事之宜，图可也，表可也，谱或考以及其他皆可也；且一类之中，有时众体咸备亦无不可，且属必要也（如图表照片之类，多应插入文中），以便参鉴”。这就提示我们，对每一章节，不应当强求统一格式，统一笔调，而应当根据资料内容来决定表达形式。因而，有的可用文字记述（力未简、严、覈、雅），有的列表以数字标明（也可作分析对比），有的则插入照片图像（可资考证，也可动观感）。总之，尽量使用现代化的手段，使整个县志的表达方式，图文并茂，丰富生动，避免呆板枯燥。
三、掌握编写要领
俗话说：“药对方，一口汤；不对方，一水缸”。编写县志也是这样，必须掌握编写的要领。
全局在胸，点面结合，杂而不乱，散而不碎：
一县虽小，其政治、经济、文化及人物活动，无不与全省、全国密切相关。因此，我们编写县志，不能局限于一隅，要有全局在胸，要把它放在广阔背景之中，把县内大事与全省、全国乃至全球形势联系起来。正如黄炎培所说：“一地方之治以为转变，治方志者仅仅着眼于所在一隅，而不能驰神全国乃至全世界，则所见之因果关系，必失之偏隘，而莫能真确。”所以我们编修志书时要全局在胸、点面相联。将来人们看到一县之志，得知一国之一般；看到数十年之变化，得知这一历史时代兴衰的大略。黄炎培在纂修《川沙县志》时，编排的县内大事年表中，附注出国内外大事相对照，实在是个创举。
志书本身，就某些材料的安排取舍上，也要时时有这种“整体”的观点。为此，处处须在“全县”二字上落笔。局部材料的运用，只能作为全县引证或注脚，不能作取代。如果这也取代，那也取代，会使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造成片面、杂乱、零碎的弊病。
内容要详，取材要精，重要资料，可加附录。
就志书内容的多寡而言，向有繁简之分。明代韩邦靖的《朝邑志》分上下二卷，为书七篇，只有6750字，“志乘之简，无有过于此者。”当时即没有人推崇，今天更不可取。
今天，事物的本身发展了，丰富了；从资料的积累来说，其途径、方法、手段也大大强于古代；从人们的要求来看，常苦于过去的凤毛麟角。总望能够多多益善；从编写、印刷的能力来看，也为古代任何朝代所不及，完全可以多写、多印。所以从我们的指导思想上，编修县志要尽量详尽些，要多为后人“存史”。当然这个“详尽”不是说漫无边际，不是没完没了，也得有个大致的范围。一部县志，一般以八十万字左右为宜。因此，取材时就要注意“精”，不能良莠并陈。这个“精”，不是随意“精减”之“精”，而是要在许多同类材料中，选用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材料，成为“精髓入志”。
所谓重要资料，不一定都是典型很强的资料，大凡能体现当地特色的资料，或属于新生事物；或者是在我们这一代行将消亡的事物；或者既非新生，又非消亡，而历代旧志上没有记过的事物；或者是在当前的社会经济、人们生活与四化建设中关系密切者，都可视作重要资料，不妨浓墨重彩，多写几笔。像黄炎培主编的《川沙县志》那样，加个“附录”，尽量把重要资料录进志书。
多摆事实，少加评述，不同论证，同时并录。
章学诚与陈观民论史学时曾说过：“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于己……，史体述而不造，史文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今天，我们虽然不必完全拘谨若此，但这一精神应该接受，在行文中力求少加评述。修志者不是没有观点，但是，修志者的观点不是空发议论，而是用史料来说话，毋庸评头论足，写成总结或批判式的文章，而采取“请看事实”，采用“春秋笔法”，寓褒贬于事实之中。对于历史上争论不休而又未能统一的东西，编写者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表示取舍。但各家之说，均应作为“阙访”一项，同时并录，留给后人再进一步考证。
语言雅重，准确流畅，状形述异，形象生动。
编写县志，应该用记叙体的语言，要简明、朴实，不能用大批判、大颂扬的语言，要力求雅重。
有人以为修志“文不拘体”，又用不着故意修饰,便以为在文字上可以随随便便,少花功夫,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修志虽不同文学作品的创作，但文字要求，向来也极为严格，章学诚一向强调修志措词要“雅驯”,要“明白洁净切实有用”“不致虚文害实事”。
旧志都用文言。今天的修志语言，应有今天的时代气息和合乎今天人民大众的习惯。不要再“之乎也者”了。但是，旧志语言的古朴、简洁的精神我们应该吸收。虽用白话编修，但因“志”这一特殊体裁，不妨略带一二分文言，使其简洁而有文彩。又因志为一方之史，也不妨在外人能懂、合乎书面文字语言的前提下，约略吸收一点地方性语言，使志书更有个性。
县志能起着资料的作用，但不一定硬是要写成“资料”，它是能供人阅读的文化读物，志的语言要让人好读，要通顺、流畅、琅琅上口，并使人愿意读，越读越有兴趣。例如，湖北《竹溪县志》对“极光”的记载，可以说是达到了精妙绝伦的境地：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八月十九日夜，东北有星火如月，色似炉铁，人不能仰视。初出声则凄凄然然，光芒闪烁，顷之，向北一泻数丈，欲坠复止，止辄动摇，直至半空，忽然银瓶炸破，倾出万斛明珠，缤纷满天，五色俱备，离地丈余没。没后犹觉余霞散彩，屋瓦皆明。
人们读此，不仅如身临其境，耳闻目睹到“极光”是怎么回事。从语言文字上也得到一次极好的艺术享受。
化繁为简，借助图表，灵活安排，错落有致。
图表之用，也是史家传统。从《史记》《汉书》到近代志乘，无不列此。《清史稿》50册，有13册全是表。黄炎培在修志时，更是百般推崇。并由前人建置、沿革、职官、人物、选举等门类发展到列出大事年表。且总表、分表灵活运用，错落有致。今天，我们仍要重视用表，事实上，有许多内容，例如某些机构的变化，东分西合，翻来覆去，使人如入五里雾中，若绘成一种演变示意图，则可一目了然。再如党员成份的组合、商品价格指数的变化及串换关系，如用文字，拉拉杂杂，怎么也不容易说清楚，如改成图表或图示，则是“一图贤于十万师”！
图、表如反映的是全局内容，可以取代文字而独立存在；如反映的是局部内容，只能作为文字的引证或注脚，处于附属地位。二者分清，就不致使志体破碎。
图、表不宜过多，过多了“志书”就成为纯粹的“资料汇编”而打破了阅读的连贯性，降低了志书的艺术价值，因而使人觉得枯燥，甚而反感繁琐。
图表与文字间的过渡要交待清楚，哪里文字，哪里表头，不要混杂一体，要明白醒目。
图、表的安排，不宜集中在一起，宜根据内容，散于各章之中，一般即位于文中，若是超过开本大小，作为单页附于本页之后。
关于编修县志的人数和时间，我们认为应从实际工作效果出发，不宜追求形式。以如东为例，1980年3月上马。当时只有8人，原计划五至六年，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将原计划改为三年。编修县志以前，我们用了十个月的时间进行采访，至1981年1月基本结束（此后结合编写进行）。1981年2月全面开始编稿，花半年时间，于8月底，一百万字左右的初稿告成。以后又以五个月核实校订、两个月扫尾，前后加起来两阅寒暑，即可全部完成。
前人邬庆时说过：“修志不在人多、钱多，尤不在时间长。”今天通过如东“人不满十，时不过三（年），钱不盈万”的再次实践，使我们认识到，编修县志能多快好省的根本之点，在于领导重视，工作放手；在于人员精干，勤奋坚韧；在于采、编得法，环环扣紧，因而得以事半功倍。反之，领导不力，主纂缩手，人员懒散，工作不得要领，既多耗钱财，又旷日持久。其结果，或者今日成稿，明日黄花，志书虽成，质量不佳，或者功亏一篑，有始无终。
时代在前进，新的事物、新的经验层出不穷，面对方志学这个浩翰的大海，我们仅是几个拾贝的小斯，学习不够，实践也有限，所陈管见，杂芜罗列，片面甚多，愿专家和同行们纠谬赐教！
原文载于《江海学刊》1982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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