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主义与文化谈传统文化却避而不谈专制主义，不谈它们之间复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那就根本无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一、专制文化
的起源在今天我们研究世界几个有限的古文明圈时，会看到古希腊罗马式的民主型文化、古埃及的神权型文化、古印度的种姓型文化和华夏族的
伦理专制型文化等不同类型的文化模式。这些共同经历了原始社会的民族，共同在以血缘纽带和原始民主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为什么各自走上
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古希腊罗马的原始民主制，经过改造，一直成为西方文化的基本核心，而东方的民族却扬弃了原始的民主精神，塑造出各自
的专制文化模型。这又是因为什么?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与希腊罗马初始阶段所处的特殊环境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虽然他们都最先完成了文化类
型的第一次整体转换，由采集狩猎文化步入到更高层次的农业文化，但是希腊罗马作为一个海洋民族，为了克服狭小空间的束缚，为了争得更为广阔
的生存空间，为了克服贫瘠土地所造成的粮食匮乏而展开的空前规模的海外贸易，使他们开辟出一条冲出原始血缘关系束缚，奔向纯粹政治社会的道
路。他们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深化社会分工，发展高出于血缘关系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使原始的血缘关系逐渐削弱，同时也使原始的民主制度得
到较为充分的发展，民主的文化观念于是确立。这种观念一经确立，便又反过来对他们的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可是中国自古作为一个典型的大
陆民族，却走上了与之相反的专制型文化的道路。在我们这里，原始的民主制消失了，其原因至少有三：第一、与若干有限的古文明如印度、埃
及、巴比仑和希腊罗马相比较，华夏族一开始就开拓出一个其他古文明无法比拟的广阔的生存空间。它横跨辽河、黄河、长江三大流域，西极流沙，
东至大海，混混茫茫，横无际涯。于是，一种“大”的时空观就成为我们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云：“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
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它标志着我们先民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首先是以这广阔的空间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在这广阔的空
间里，水草丰茂，土地肥沃，气候温暖，阳光充足，为先民的生活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和充分的活动余地。人们在这里无需外求即能生存，无需交
换亦能自足。如果说希腊罗马人把海洋当成创造文化的起点，那么，对华夏民族来说海洋却是我们的终点，而大陆才是我们创造文化的起点。这种环
境使我们的文化结构事先就具备了某种相对的封闭性。第二、古希腊罗马的开放型多元经济使他们的个体家庭和个人及早地冲出了血族纽带的羁
绊，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相反，我们这个大陆民族单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化，由于社会分工不明确(“军政合一”、“兵农合一”、“兵刑合一
”)，商品交换不发达，所以，社会的存在与稳定在极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父家长制大家庭——这种以血缘关系和伦理准则
相结合的宗法组织的完善与巩固。在这种组织中，个人与个体家庭必须服从宗法组织的集体利益。个人的个体意识只有通过宗法组织才能传达给社会
，社会对每个成员的要求也只能通过宗法组织这个中介才能下达给个人。社会尊重的是父家长制大家庭的整体利益，而不是其成员的个体利益。在父
家长制大下庭中，人的权利与义务是按照传统伦理原则所编织成的血缘网络中的亲疏位置来确定的。这里面突出父权的绝对性，所谓“天无二日，土
无二主，国无二君，家无二尊”强调“以一治之”。只有父权才是家庭全体成员利益的代表，他的意志也是家庭集体的意志。除他而外，其他成员只
有服从的义务，而没有表达个人意志和实现个人独立人格的可能性。在这种基本的社会组织中，已经形成了最初阶段两个层次的专制压迫。第一个层
次是父权对母权的剥夺，这是原始的父权制战胜母权制成果的确定。它的内容是：“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母权在父家
长制大家庭中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权利和独立性，成为依附于男性的附属品。第二个层次是父家长对子女的专制权威性。这是私有制代替公有制，世袭
制代替民主制在家庭人际关系上的反映。其内容是子女“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不怨”的绝对服从，是“无改于父之道”的盲目崇拜，是“
父尊而不亲”的心理敬畏。它使子女在家庭中丧失了自己的权利和独立性，成为依附于父家长的附属品。家庭中父家长绝对统治的确立，家庭不平等
关系的形成，扼杀了人们天然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气氛。这种情况对初步形成华夏民族专制主义的文化观念，并将其逐渐外延为国家意志起到了决定性
的作用。第三、在我们这个巨大的文化板块范围内，无论从目前的考古发现，还是历史上的典籍记载，都证实了它的种族成分之复杂，异质文化
之众多。这样，随着人口的繁衍，文化的进步，各种异质文化的冲突及整合就成为原始文化传播过程中在所难免的事情了。特别是发展到原始社会末
期，以掠夺土地、财产、征服它邦它族为目的的原始战争已经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据《吕氏春秋·荡兵》记载：“兵所从来者久矣，黄炎固用水火
矣”。这种战争延续到大禹时代仍然有增无已地进行着，“禹攻有扈”，“禹伐共工”，“禹征三苗”等种族战争皆为实例。此时战争惨烈的程度远
非其他生物在生存竞争中的厮杀所可比较。战争所到之处，“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为了征服、掠夺、消灭别人而不
是相反，某一个种族必须形成牢固的内聚力，不断加强族团内部的联系，调整其组织结构，把内耗控制到最低的限度，促使组织成员经常保持最佳的
协同状态，取得整个群体组织的持久稳定性。而当时唯一联接群体成员的纽带只能是天然的血缘关系。所以，在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中，除去加强族
团内部的血缘联系，别无它途。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华夏族很早就在不同族团的斗争中，形成了“兄弟谗阋，侮人百里”的同仇敌忾的观念，把敌对
种族视力“冒没轻馋，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可对之施以非人道残酷手段的禽兽。同时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认同意识上升为团结一致，
共同对外的指导思想。这种强烈的认同意识、归属感和盲目的排外性，一方面使华夏族在征服他邦他族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成为当时各种异
质文化整合的中心，并在此基础上构筑起华夏伦理文化的大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先民对血缘联系的过分依赖和迷信。更重要的是，在频繁的战争中
部落联盟军事首长手中的权力急剧膨胀，战争的胜利不仅给他们带来了英雄的殊荣，而且带来了致富的战利品。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部落成员的信
任和拥戴，逐渐成为凌驾于社会全体成员之上的统治者。这时，社会发生了质变，过去的英雄崇拜蜕变成对文明社会的君权崇拜(从甲骨文看，最初
的“王”字正是作为部落联盟军事首长权标的一柄大斧)，专制主义终于确立起来，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必须接受的一种政治形式，并作为一种与伦理
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文化类型规范着我们的民族生活。二、专制与人性、伦理人类出于生存的需要，只有把个体有机地融合在社会组织中
，才能在大自然面前显示出整体力量。为此，每个特定的社会组织只有根据自己特定的文化背景去完成个人的社会化，才能达到这一预期的目的。在
人的社化过程中，我们的伦理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不同点是，它既不是注重培养人的独立人格，发展其理性认识，深入、全面地认识社会和自然，也不
是树立人们的宗教感情，向往超验的彼岸，皈依神的庇护，更不是放纵人的情欲，任其自由发展；而是突出强调以血缘人伦关系为基础的道德律令在
塑造社会个体人格时的决定性作用。它竭尽全力把古代相传的伦理准则、道德律令变成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理念，塑造一个服从家庭，服从社会安排
的被动的道德人。这种缺乏个性、服从型的道德“单面人”正是我们那种封闭式的静态农业社会所需要的。这种把人的社会化看作是道德化的绝
对作法有其文化认识论的基础。《礼记·乐记》论到：“天地高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春作夏长，仁也，秋
敛冬藏，义也。……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
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我们传统文化观念的特殊性就在于把人类的道德律看成是宇宙万物的普遍法则，误认为人类的道德律来源于自
然律，是道德化了的自然律(实际是片面人化了的自然)在人类社会的再现。如此，道德律被绝对化，成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和支配人类社会行为的先
验理念，人的社会化过程就被理解为道德化的过程。这种认识上的错误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颠倒和对立，也造成人自身主体性的完全丧失及客体化
。传统的社会化，实质是个使人异化的过程，这当然是与人的“类”存在与个体存在的目的性背道而驰的。然而这种认识论却成为我们伦理文化实现
人的社会化的理论根据。从这种认识论出发，传统社会尤其注重对其成员施以礼教，传统观念认为，“礼”是“使人以有礼自别于禽兽”，即
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尺度。这样，把人的自然属性变为社会属性的社会化过程就成为人们认识“礼”，接受“礼”，服从“礼”的支配过程，是所谓
“克己复礼”。“礼”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特殊的概念。孔子说：“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
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它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决定人们的价值观念，构成人们的心理态势
，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调和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建立等级社会的正常、稳定、持久的秩序，它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基石。礼教文化的特点不同于古希
腊罗马政治文化的民主教育的理性启迪，不同于古印度种姓文化宣扬与肯定赤裸裸的等级压迫观念，也不同于古埃及神权文化那种超验的神秘性和宗
教气氛。传统的礼教并不排斥人类之爱，它弘扬“仁者爱人”。它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它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
这里的爱既不—是“兼爱”；也不是“博爱”，它始之于父家长制大家庭那种天伦感情的自私爱(“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悖之德”)，终之于“父
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那种建立在社会等级秩序之上的有等差的爱；这种被等级化、差异化了的人类之爱，一方面掩
饰了阶级压迫的实质，为社会成员的不平等地位提供了先天伦理原则的“合理”解释，往往使社会成员感觉不到自己个性的丧失是外在专制力量强制
促成的结果，另外也在其中确立了“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的等级压迫原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宣扬“为政以德”、“敬天保民”、“王道仁政
”、“民为邦本”等由氏族社会民主制演化出来的民本主义思想，来调和和缓冲各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冲突。在这种礼教中，没有民主，却强调民
本；没有平等，却大谈友爱，没有自由，却提倡自觉，不尊重个性，却重视安身立命，没有对神的膜拜顶礼，却有对君父的绝对服从。总之，专制文
化通过一条无形的、世俗化和伦理化的道德锁链巧妙地把个人的感情、意志，理性贯穿于他生命的全部过程，使他模糊了自己的阶级意识，忘却了自
己的社会权利，最后自觉地走进等级森严的专制大厦，安于自己所占据的位置。不过，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要求毕竟在本质上是与礼教相冲突的。孔
子就曾慨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他的话非常形象地揭示了这种冲突的普遍性。既然人是天生具有“喜怒哀惧爱恶欲”的高级生物，既然社
会每个成员都具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的共同感情，那么他们就必然会有追求满足自己全面需要的平等权利的潜
在要求。可是在“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文明社会中，财产的差别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根本无法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个性要求。如何解决现实生活
中这种最本质的矛盾冲突?我们的传统文化意识到，让一部分人自觉放弃满足个人全面需求的权利，去满足其他少数人这方面的需求，仅靠“正心诚
意”、“尚辞让，去争夺”的禁欲主义的自我修行是不行的，还得依靠一种强制的外在力量才能奏效。《周礼．地官．大司徒》讲到周代是如何用
专制手段维护传统伦理规范时说：“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日不孝之刑，二日不睦之刑；三日不姻之刑，四日不弟之刑，五日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
刑，七日造言之刑；八日乱民之刑”，即在家庭中为了确立“孝”这个最高伦理标准，除了利用人类的天伦感情培养和增进对父家长的感恩之情、盲
目服从的心理之外，还要以国家政治力量为后盾，提倡棍棒出孝子的专制手段。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为了把伦理概念的“孝”变为政治概念的“忠
”，除了宣扬君父一体、君权神授、君权至上等传统的专制主义思想，使之变成社会成员不敢怀疑的道德信条之外，更主要的还是依赖强大的国家专
制机器来维持下级对上级、臣民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在伦理准则长期潜移默化的陶冶下，在专制主义的高压下，传统文化所塑造出的道德单面人必然
是一种服从型的奴化的人。这样的人有的虽然也会临危受命，以身殉道，当仁不让，犯颜直谏等等，但是，究其实质，他们并非是为追求真理而献身
，而是为实践自己头脑中自觉的道德理念而殉葬。更多的人则在道德化的过程中失去了人表现在实践活动中的独立性、能动性、目的性和创造精神，
他们习惯于因循列祖列宗世袭下来的成命，满足于专制统治下的静态稳定环境，致力于内心的道德自律而忽视了对外部世界的探索，缺乏那种革新性
的应变能力。而一旦现实粉碎了他们的信条，他们又往往不敢正视人生，或者以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自慰，或者从盲目的自大转为盲目的自卑，陷
入危机而不能自拔?三、专制与秩序对特定环境的适应性稳定是任何文化类型取得生存权利的先决条件。古希腊罗马通过体现民主精神的城
邦制建立了最初的稳定秩序；我们却通过体现专制主义精神的大一统君主集权制国家同样建立了最初的稳定秩，这种不同性质的稳定秩序成为东西方
两种文化向更高层次进化的起点。我们作为一个大陆农业民族，由于生产的非流动性，使其不同于海洋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地方是，它极需环境的持久
性稳定；但是农业生产的单一性和分散性，加上空间背景的辽阔，却造成了社会系统内部有机联系的困难。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为了解决这
种威胁到我们民族生存的矛盾，实现在血缘伦理观念的支配下，建立起强大的超经济的政治实体的设想，不能不是我们原始农业文化的一种必然选择
。这种选择在传统社会是有成效的。它使我们成为最先步入文明社会的有限几个民族之一，它使我们战胜了一次次洪水泛滥，打退了一次次外族的入
侵，多次制止了国家的分裂，维护了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创造出灿烂的古文明。但是，专制文化深层结构一经确立，取得了适应环境的优势，
达到它发展的极限状态，就会逐渐丧失自我更新的能力，无力应付新的急速变化的环境的挑战，就会阻碍它进一步向高层次文化类型的不断转换。西周末期社会大震荡导致的第一文化危机就是对这种高度集权的专制文化所建立的稳定静态秩序的初次挑战。事隔二千余年后，由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崛起，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打破了各种文化类型所保持的封闭状况，从而也把我们的文化置于世界性文化冲突的激流之中。这时，在西方工业文明的猛烈撞击下，被视为坚如磐石的专制秩序几乎不堪一击。百年的沉沦，顽强的抗争，使我们认识到过去那种用专制手段铸就的稳定秩序是无力应付今日世界激烈竞争的。专制文化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却牺牲了社会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必须否定专制文化赖以存在的静态稳定的社会秩序，积极地构筑一种更高层次的民主文化，实现一种动态稳定的社会秩序，重新获得向前发展的生命力，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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