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号下旬刊
文教资料
并没有逆来顺受的屈从。死与屈从,虽然都是封建礼
教对她的毁灭,但这两种毁灭是不同性质的。舒婷曾
在《致橡树》中描绘过中国女性的命运:“像沉重的叹
息,又像英勇的火炬”。在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展
现女性的大多是一幕幕悲剧。他们中的一部分不仅丧
失了做“人”的权利,只能像一种依附品从属于男性社
会,而且他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无疑是一
种悲剧。他们中的另一部分,意识到了社会强加给自
己的不公待遇,他们也试图反抗,但常常为黑暗的势
力所吞噬,这更加加剧了悲剧色彩,因为她们不得不
以清醒的态度来对待自身的毁灭,所以虽然失败了却
勇敢证实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而也赢得了后
世对他们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女性粉碎封建枷锁
的精神鼓舞。
摘要:宋代文人士大夫晏殊的词作中总是隐隐透
露着一种富贵气下的惆怅之情。针对其主观情绪的外
化,本文意在结合创作主体的境遇,试图从创作心理到
创作行为的演变中,探讨晏殊词作中遵循的富贵气下
的惆怅之情。既而从个体溯源,寻求宋代士大夫文人的
审美情结。
关键词:富贵气惆怅
晏殊作为宋代文人士大夫之一,其词闲雅而有情
思,语言婉丽,音韵和谐,于富贵气中悠扬着一种带着
几分雅致的惆怅之情。“春花秋草,只是催人老。总把千
山眉黛扫,未抵别愁多少。”“劝君绿酒金杯,莫嫌丝管
声催。兔走鸟飞不住,人生几度三台?”(《清平乐》)本是
伴着蓬勃生机的春花秋草,伴着妩媚动人的歌儿舞女,
伴着位列三台的高官显位,一切在富贵气息的伴随中,
却引发出词人无可奈何的惆怅与意味深长的人生喟
叹。年华飞逝的感伤,离恨别愁的感怀,理想与现实交
织过后的感触,种种外化的主观情绪在一种相互矛盾
的交融中尽显出惆怅迷惘的情愫。
晏殊所处的宋代,实乃为“郁郁乎文哉”的时代。从
宋太祖初始,抑武扬文、优待文人的政策就被大肆奉
行。过去出身贫寒的庶族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甚至不
为人所重的商贾子弟,都可以通过科举的途径踏上仕
途,故此,集文士、学者、高官于一身的现象蔚为大观。
不同于前期封建社会的世袭贵族,他们是凭借个人的
素养与后天的拼搏从寒素之家冲出逆境的,在“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磨炼中“动心忍性,增益其
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经历了困境中的煎熬与积
蓄力量的过程,一旦喜登龙门,从昔日寒士转为今朝显
贵,无论是一代文人还是芸芸众生,其情感上承受的波
折与浩荡都会对其主体产生不可避免的补偿性心理,
这种补偿性心理的激荡可能是对主体的性情和观念产
生作用,也可能是对人的行为和实践产生不可忽视的
作用。于晏殊而言,虽然他少年时14岁即以神童召试,
赐同进士出身,仁宗时官至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
密使的太平宰相
①
,理应并未遭遇到过多的坎坷,但是
这种显赫地位下的补偿性心理同样在他身上有迹可
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相传晏殊为馆职时因俸微食
贫,不能参与文馆士大夫的燕集,故而偶得皇帝选任东
宫官得嘉奖、皇帝面谕除授之意时,晏殊回奏坦言:“臣
非不乐燕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臣若有钱,亦须往,
但无钱不能出耳。”然则“上益嘉其诚实,知事君体,眷
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②
或许正是缘于年少时贫
寒,无钱融于燕游的圈子之中,才导致了晏殊心境上的
落寞以及腾达后的补偿性心理。“晏元献虽早富贵,而
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而盘馔皆不预
办,客至旋营上。……每有嘉宾必留,但人设一空案一
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
出。数行之后,案上已粲然矣。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
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
常。”
③
盛宴宾客,与歌乐之辈先后呈艺,满案酒宴与歌
舞升平的享乐,这一切呈现的是词人晏殊在官至显赫
之位后的闲适、富贵的境遇。
然而,恪守宗法社会的道德规范,以传统的伦理精
神为本,以儒家的道德规定人的伦理性格与行为举动,
这亘古不变世代相传的道德经验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必
须履行的伦理观念和行为准则,甚至逐渐渗入到主体
的审美标准中。对于宋人士大夫,对于晏殊,这些道德
颂经依然是其无法逾越的约束,无论是对思想还是对
行为。于是,在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和压抑下,主体爆
发了自身的能动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主体的思想体系
与个人人格都将不可扼制地发生断裂与蜕变,从而形
成特殊的、裂变后的另一种心理;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一
种处理美的冲突的思想方法,只有在这种心理基础上
才能形成晏殊创作中富贵气下的惆怅之情。
晏殊的词作,正是有储于中才能易感于外,当心理
上积淀的那种无所依托的迷惘惆怅之情,一旦遭遇了
生活中的奢华与客观景物的变更,胸中所怀的一切情
思与感触就在心物感应的过程中产生思维闪光,形成
词作,即于富贵气中尽显惆怅之情。例如“一曲新词酒
“小园香径独徘徊”
(暨南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632)
孟楠
———论晏殊词作中富贵气下的惆怅之情
○文学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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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
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浣溪沙》)
起句写对酒当歌的现境,复叠错综的句式与轻快流利
的语调中体味出的本是轻松喜悦,但眼前的景物:楼台
亭阁、清歌美酒却还是触及到词人对岁月流逝后的怅
惘,以及对美好景物与情事的流连。曾经的“水流花
落”,曾经的“燕归复去”,在客观景物的重现中勾起词
人心底隐藏的种种情愫与怅惘,在一切似曾相识的慰
藉与安抚中,感受到的依然是“独徘徊”中的惆怅。物与
心,景与情,在相互感应与交融中炼就了这种惋惜、欣
慰、怅惘之余的沉思。再如“池塘水绿风微暖,记得玉真
初见面。重头歌韵响琤琮,入破舞腰红乱旋。玉钩阑下
香阶畔,醉后不知斜阳晚。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
无一半。”(《木兰花》)初春的黄昏,漫步小园芳径,熟悉
的景物依然映出熟悉的心境。池塘、阑干、香阶及园中
之景,引出词人对以往岁月的怀念,鲜明而朦胧,如在
眉睫又忽而遥远,总是一片惆怅。“金风细细,叶叶梧桐
坠。”(《清平乐》)“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帘钩。”(《清
平乐》)“燕鸿过后莺归去,细算浮生千万绪。”(《木兰
花》)“梧桐”、“斜阳”、“西楼”、“燕鸿”,每一景,每一物,
勾勒出的却是词人与物感应的惆怅之情。
晏殊词中的富贵气,是作为其创作自觉性中的一
种氛围和气息而存在的。诚然,自古以来,关于唐诗宋
词之论中,“诗庄词媚”、“诗硬词婉”、“诗实词虚”、“词
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则壮士也”(曹尔堪《峡流词序》);诗
之“朴实”,词之“富贵”,都是早有评议的,较之于诗,词
的富贵气是与其适应歌筵舞席的创作环境、适应享乐
意识的需要密切相关的。由诗人墨客担当的作词者,由
贵族姬妾及青楼歌女担当的演唱者,以及王孙公子和
士大夫文人充当的听众,再配以达官贵族的家宴歌席,
这一切都将词装扮得炫目缤纷、珠光宝气,富贵气自然
萦绕不绝。固然,晏殊之词中的富贵气也是与这些因素
无法断绝的,在这些琳琅满目的客体冲击下,在面对各
种雍容华贵的客体干扰下,主体的感性与情欲被逐一
激发,在客体的诱惑下染上了生活气息中的富贵气。但
是,在晏殊词中,富贵气的表现方式却凝聚了他独特的
审美情趣与创作修养。他的词,并非是单一的富贵景象
的描述,也并非是金玉锦绣之类词藻机械性的堆砌。王
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曾说:“‘画屏金鹧鸪’,飞卿语
也,其词品似之。”此言意在陈述温庭筠其词的富艳精
工之貌,将丽字蜜藻堆垛在一起,如:金镂、香烛、翠钿、
罗衣、绣帘……凭借种种金玉锦绣词汇造就出一种浓
厚香郁的色泽与气息,但是,未免雕琢晦涩之势显而易
见。与之相比,晏殊之词的富贵气往往不在于外貌形
骸,即不在于依托金玉锦绣之类的字面来点缀装扮,而
在于其词的内蕴风尚。“余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
而惟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
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
……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
④
晏殊的一语反问道出了
他词中富贵气表现方式的实质所在。如评价李庆孙在
《富贵曲》中的“轴转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一
语,晏殊称:虽用了金玉字面,却“乃乞儿相,未尝谙富
贵者”
⑤
。如其所述,晏殊之词在真正富贵生活的气息中
提炼出优雅的风度与博大高华的气象,重在神情,不求
形迹,取其中精神的深合密契之处,从而升华为意余言
外的富贵气象。如若:“小阁重帘有燕过,晚花红片落庭
莎。曲栏干影入凉波。一霎好风生翠幕,几回疏雨滴圆
荷。酒醒人散得愁多。”(《浣溪沙》)该词前五句中未见
任何锦词绣语的出现,而在于色泽和气氛上的渲染,通
过融情汇中的景语拈出其富贵之“精髓”与“本源”。词
中表达的不是幽怨女子的伤愁,不是游子羁旅念乡的
忧愁,更不是感时迷乱的情愁,而是富贵者叹息时光的
飞逝,盛宴不再,美景难留的淡淡闲愁。再如“翠叶藏
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踏莎行》),“金风细
细,叶叶梧桐坠。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清
平乐》),都将闲雅风度下的富贵气逐一流落,却婉转清
淡,不留辙痕。
至于晏殊词作中四处充溢的惆怅之情,一方面,创
作主体在能动、主动地力图满足自身在情感与欲望上
的驱动性的需要,所有能够把握与珍惜的契机都成了
拭目以待的期望;而另一方面,创作主体也同样在能
动、主动地进行理性的、自省式的检验与更正,把封建
伦理道德的约束时刻控制在警醒的“座标”上。因此,在
创作主体的这样一种衡量之中,必然是要寻求出一种
在压抑与抗争中诞生的解决途径。在晏殊作词的过程
中,这种压抑中寻求出的解决途径就幻化为一种惆怅
茫然与惋惜之情的宣泄。在晏殊整部《珠玉集》中,自然
融于其中的都是一种惆怅与宽慰交织,眷恋与惆怅混
杂的感悟,对时间流逝、盛事难再的敏感与无奈都在这
种惆怅之情中表露无遗。“叶软香清无限好,风头日脚
干催老。待得玉京仙子到,凭向道,红颜只合长年少。”
(《渔家傲》)“朝云聚散真无邪,百岁相看能几个?”(《花
木兰》)无一不是在感慨时光的流逝,感叹岁月不能长
留,惆怅尽然。于是,在对现实无助的时候,词人那种及
时行乐,珍惜现在的感性欲望又突至,“萧娘劝我金卮,
殷勤更唱新词。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清平
乐》)“人生乐事知多少?且酌金杯,管咽弦哀,慢引萧娘
舞袖回。”(《采桑子》)既然时光易逝,青春易走,良辰美
酒与歌舞宴席却是能及时把握的现实。在惋惜岁月年华
之时,追求眼前的歌舞享乐,惆怅之情自是尽在其中。待
到一朝歌舞散尽人归去,繁花消歇之后,“小阁重帘有燕
过,晚花红片落庭莎。曲栏干影入凉波。一霎好风生翠
幕,几回疏雨滴圆荷。酒醒人散得愁多。”(《浣溪沙》)人
物心境的凄清冷落在“重帘”、“过燕”、“晚花”、“庭莎”、
“曲栏”、“凉波”诸意象中显现。环境之静,人之孤独在
“好风”与“疏雨”中或明或暗,或淡或浓,帘外之凄清与
帘内之空寂在“酒醒人散”后都凝结成了惆怅之情。
“小园香径独徘徊”,优雅、富贵气息中充溢的却是
“独徘徊”时的感伤与惆怅,词人晏殊的作品自是在富
贵气中聚合了浓郁的惆怅之情。累及追溯至宋代文人
士大夫的创作,这种现象也是有迹可寻的。应该说,宋
代的社会与人文环境给富贵气下的惆怅之情的存在提
供了必然条件,而这种“于富贵气中尽显惆怅之情”,其
滋生的土壤想来也是与当时的审美情结和审美观念息
息相关的。
注释:
①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简编本下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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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②《梦溪笔谈》卷九.
③《避暑录话》卷上.
④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
⑤同(4).
⑥邓乔彬.宋词与人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版.
⑦单少杰.主客体理论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5月版
⑧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摘要:明代英雄传奇小说的文化成因,由表及里,
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文坛、政坛的分合,社会风习的变
迁,社会制度的影响;二是南北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
融通;三为社群的历史、尊圣的思维模式和刚性审美心
理的反映。事实表明,文坛的相对独立与活泼明朗的世
风,有利于该类小说创作。创作主体对社会制度的思考
及其文本表现,促成了英雄传奇小说的类型特征。明代
英雄传奇小说的生成,同时依赖于南方良好的人文创
作氛围、便利的文学传播环境和普遍的文化娱乐需求。
除文化时空这一外缘以外,社群的历史、尊圣思维和刚
性审美心理推动了该类小说在叙事主题、人物形象、审
美风格方面的构塑。文化心理成了凝聚明代英雄传奇
小说的内在因素。
关键词:英雄传奇小说类型文化成因
任何一种文学范式,都不可能是冯虚御风的空中
楼阁。小而论之,它是文学自身逻辑发展的趋势;大而
言之,它是文化母体凝融孕育的子实。英雄传奇能在明
代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卓然自立,并且成为后世同类著
作群起呼应的一大楷式,其缘由亦不例外。具体而言,
起于“水浒”、迄于“孙庞”的7部作品之所以能够缔结部
派,大致不外乎三重文化根由:一曰时代,二曰地境,三
曰人文。可以说,有明时代文化的承转、地域文化的会
通以及驰骋于文化时空中的人文精神,构成了明代英
雄传奇小说的文化成因的全体。
小说形成类型,应当具备两点要件:一是存在一部
代表作,足以造成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二是同一或相似
题材的作品呈现一定的数量,具有相当的规模。而这两
则要件,都要以充足的文化时间和广阔的文化空间为
依赖,否则便易失去时代风会的机缘,也不会有富厚的
文学色彩。同时,传统思维方式的求同、文化心理的共
振,又使得小说在具体内容的不断剥复之中,始终存驻
着自我精神。由此而言,明代文化时空与人文精神,乃
是英雄传奇小说形成类型的外缘与内核。
基于上述的整体认识,今试从检点纷纭的文化现
象入手,逐一申述。
一、文化时间对类型的引发
元季山河扰攘,各方军政魁首每以“虚左”的态度
征寻天下英才。然而当时不少文士却为时代所激发,其
出处不愿意受他人框定。其中,除了王冕那样的山中高
士之外,还有罗贯中一类的“有志图王者”。
[1](P1537)
多数人
的自在自为,使元末明初的文坛相对独立于政坛之外。由
此,易代之际的小说家,由于时代风云的激荡,能以冲决
的笔力与才情抒写其对治乱的思考。《水浒传》应运而生。
据《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所载,施氏的不仕,系于感
念时艰;其弄笔持翰,亦即是自写怀抱。江湖豪客腾跃于
纸墨之间,可谓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
朱明践祚以来,文士渐为专制模式所造就。永乐之
后,“科举日重,荐举日益轻,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
荣,有司虽数奉求贤之诏,而人才既衰,第应故事而已”。
[2](P56)
文坛渐被政坛所吞没,追求官文化的宏大,成了明
前期的文化定式。
[3](P24-25)
在此定式之下,属于非官方文化
的说部创作,自然颇为检束。今就《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
要》的著录情况看
[4]
,宣德至弘治,历时60余年,但英雄
传奇小说的创作却一派萧索。明前期英雄传奇小说创作
的不振作,可谓文运显晦以时,有幸与不幸。
文坛、政坛相合的文化格局演进至明中叶以后,又
出现了嬗变。弘治、正德时,文治政府内部的一批士子,
很不满积久以来文坛因附庸政坛而形成的纤弱风气。
他们挣脱出来,以复古相号召,力图变革沉闷的文坛局
面,于是在政坛之外,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坛。这给俗
文学的勃兴带来了机遇。很多文人乐于用通俗文学样
式谱写历史故事与现实人生。万历之后,英雄传奇小说
随同闳肆风格的说部著作跃至明代通俗小说创作的顶
端,无疑得力于文坛的解放。
[5](P86)
以上所论文坛、政坛的分合,尚是引发明代英雄传
奇小说类型生成的最边缘的因由。现在进一层,看物质
文明基础上的社会风习的时代变化对英雄传奇小说类
型的引发。
有明二百七十七年间,社会风习的变动大势便是
由朴实渐次变为浮华。
出于政府行为,明初形成的是一种朴实的风气,讲
求巧利的商业活动一时尚未形成气候。统治者严禁市
货。洪武22年3月25日圣旨,凡在京做买卖的,发边远充
军。
[6](P505-506)
而对于小说创作而言,商事在小说的成形、传
播、消费中起到重大作用。在一个生活、市场、读者均受
明代英雄传奇小说类型的文化成因
(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洛阳471022)
叶天山
○文学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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