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明与“上善若水”

长江文明与“上善若水”

江畅

长江文明、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两大源头，也是中华文明的两大象征。长江文明以其独特的魅力秀立于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之林。其独特魅力在于它的精神，在于它的魂。那么长江文明之魂何在？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文人骚客对它作过描写、刻画，也不知有多少思想家、科学家对它作过提炼、概括。不过，也许没有比用楚国先哲老子那句“上善若水”的名言表述它更洗炼、更精到的了。长江文明，就其根本特征，实乃水的文明，像水那样的“上善”的文明。老子（老聃），姓李名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县）人，是中国古代最富有智慧的思想家，开创了以“道”为核心内容的“道家”学派。老子不是生长在长江畔，而是生长在黄河中游与长江中游之间，但他是楚国人。浩荡的长江，辽阔的楚天，源远流长的长江文明和丰富多彩的荆楚文化孕育了这位思想巨子。与孔子是黄河文明和齐鲁文化的代表不同，老子堪称长江文明、荆楚文化的标志。老子推崇水是众所周知的，即便儒家也非常推崇水。孔子曾经观于东流之水，并和子贡讨论君子为什么见大水必观。古代思想家之所以重视水，是因为水有很多特性并与“上善”相类似，而长江文明充分体现了水德。首先，水是万物之母，生命之源；水孕育万物，养育万物。它既有作为“本原”的本体意义，又有作为“利他”的道德意义。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士宣称“水是万物的始基”，认为万物源于水又复归于水。泰勒士的睿智深刻揭示了水的本体意义。老子断言“上善若水”，认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的智慧则道出了水的道德意义。如同泰勒士第一次从本体论上揭开了水的真理之奥秘一样，老子第一次从价值论（伦理学）上发现了水的价值之真谛。试想，假若我们铭记水乃万物之始基，我们还会去蓄意破坏由水涵养的万物所构成的人类居住环境吗？同样，如果我们没有忘记上善乃利万物而不争，世界也就不会长期处于争斗、战争、恐怖主义和贪婪之心恶性膨胀的深刻生存危机之中。其次，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孔子曾经发现水向下流有条理，就像义一样。孟子曾经用“水之就下”来说人性趋向于善。《道德经》用江河流向大海来说明道。长江由多个支流汇合而成，荆楚文化也是由多种文明汇聚而成。长江文明上有巴蜀文化，中有荆楚文化、湖湘文化，下有江浙文化，汇入大海，根源深厚，并具有面向大海的开放性，实现了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兼容。第三，智慧和道德本来就是一体的两面。荆楚文明以德见长，但也不缺乏智慧。孔子说“智者乐水”，也说水“浅者流行，深渊不测，似智”。长江文明以道家文化为自己的特色，但也不拒绝儒家文化和佛教文明。川流奔腾不息，遇到曲折也不畏惧，这正好体现了荆楚文化和长江文明的勇武精神和坚定的志向。水总是保持“平”，平衡和公正的精神为长江文明的内蕴。最后，水具有刚柔并济、无为而治的善化特征。老子与生活在当时长江流域的其他普通人不同，他是位思者、反思者。正是在不断思索中，他创造了他的名作《道德经》，形成了他对长江文明精神高度概括的名论“水德论”，提出了“上善若水”这一永远不可被超越的价值命题。“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上善”即至善。至善像水，那么，水也应具有至善的品格。在老子看来，水的至善品格有二：一是利万物；二是不与争。利万物不只是奉献，而且所给之物对对方有益，是无偿给予与成人之美的有机统一。不去争是为了治、为了有序，不争是在争方面无为，水可以无为而治；水是柔性的，但这并非柔弱，它可以以柔克刚，即所谓大柔非柔。因此，水也与无为而治和以柔克刚相伴相随。水之所以具有这些至善的品格，则是因为水近于“道”。老子的“道”含义极其丰富，且有不同理解，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指的是世界的本原或事物的本真状态。水不是道，因为道是无形的抽象，而水是有形的具体。但水近似道，因为水和道本质相通，或者说水就是道在现实世界中的体现。这即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始。”然而，两者实质相通：利万物，不与争。上善若水，而水几于道，这意味着，我们人类像水那样具有至善，或者说，具有水那样的至善，就复归到了人的本真状态，达到了与道相通或近于道的理想境界。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中的“水”，至少在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长江之水。水有质和量的不同，其善性也有程度的差异。如同人皆有人性，但人性及其现实化的人格，其品质有差异一样。至善不是长江所独有的，但长江作为水之佼佼者，无疑最具“上善”的品格。这种至善品格当然也是长江养育的儿女最应具备的、最应该体现出来的，也是他们最应该追求的。这就是长江文明之魂、荆楚文化之根，也是“上善若水”给长江儿女恒久的启示。“长江文明馆”形象生动地展现了长江文明与水德水乳交融的关联，在那里更可以感受到长江文明孕育的老庄及道家妙理哲思的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