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历史散文
先秦散文概说
《诗经》虽开创了中国文学抒情之先河，但文学史上接下来繁荣的却是散文。
散文的写作乃成熟的文字出现后的事，历史不及诗。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可视为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巫师可谓是最早的“文章家”）。随着文字的不断规范和书写工具的渐趋便利，周时，人们开始写作更多较长的文章，其中推手当为中国的史官（“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至春秋战国，随着文化的繁荣，我国散文写作终于迎来了其发展的第一个兴盛期，首先是历史散文的写作形成繁荣局面，接着，诸子散文也纷纷面世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①专有名词；②唐宋古文运动乃以恢复先秦散文写作为口号的文学改良运动）。
思考先秦散文繁荣的原因：（1）诸侯割据、争霸兼并，导致社会政治复杂，社会事务多，外交频繁（可写作的前提）。（2）百家争鸣促进作文发展。“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3）社会空前繁荣与动荡，历史和社会经验也需要总结（史官文化发达之一原因）。
【附】“先秦时期的书面语言，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殷商和西周初期，以《尚书》为代表，词义古奥，语法特殊，句子短促，虚词很少，语义晦涩，诘屈聱牙，可算是上古的“文言”。（二）西周后期和春秋初期，一部分古奥，一部分平易，带有过渡性质，《逸周书》可为代表。（三）春秋后期和战国初期，以《左传》和《国语》为代表，词汇丰富，语义明白，虚词大量出现，虚词大量出现，语法规范化，句子简短通畅，接近《论语》所记录的当时的口语，可以成为上古的“白话”。（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出现，标志着叙事散文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四）战国中期以后，一些文章更通俗化、口语化，如《墨子》、《孟子》、《晏子春秋》；另一些文章句子更长，多用排比，铺陈夸饰，逐渐书面化，与口语产生距离，如《管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等。
第一节《尚书》《春秋》
历史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和商周铜器铭文
我国散文的最早源头就是甲骨卜辞。甲骨卜辞记事简单，不成系统；商周铜器铭文有长有短，记事简单。共同之处是有骈散结合的倾向。如：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释】此片卜辞的特点：重叠/排比修辞，骈散结合的句式。令人得见一种文学趣味。
据书面语言的发展（前介绍），今将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尚书》、《春秋》（二）《国语》、《左传》（三）《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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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文集，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古史（记言文之祖）。
《尚书》原名《书》，后称《尚书》或《书经》，“尚书”二字连称，出《史记·五帝本纪》。
《尚书》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
《尚书》的主要内容为“典”（法。《尔雅·释言》：典,经也。《说文》：五帝之书…大册）、“谟”（《尔雅·释诂》：谟,谋也。）、“誓”（《礼记·曲礼》：约信曰誓。《说文》：誓,以言约束也。）、“命”（《说文》命,使也。清朱骏声按:“在事为令,在言为命,散文则通,对文则别。令当训使也,命当训发号也。”）、“训”（《说文》：训,说教也。）、“诰”（帝王的祷告文字），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尚书》文字古奥迂涩，韩愈《进学解》谓“周诰殷盘，诘屈聱牙”。不过，其语言技巧超过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且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影响。
《尚书》有今古文之别。秦火后，汉初有今古文两种不同的版本。经师伏生传二十九篇，用汉隶书写，人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鲁王刘余坏孔子壁出古文四十五篇，多十六篇，孔安国定为《古文尚书》，后亡。永嘉之乱后，今文《尚书》散亡。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清代孙星衍从《十三经注疏》所载的58篇里考据厘定的29篇（①熹平石经、正始石经、马融、郑玄皆用二十九篇。②58篇里有25篇为东晋人伪作。），基本是汉代《尚书》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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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1、《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大事纲要，是一部以鲁国年号为顺序而撰写的史书。
【释】“鲁年号”：周时一般的诸侯国无史官设置，天子的史官系统掌各国之史，鲁、宋诸国有史，以其礼制可享天子礼乐。《史记》世家中，鲁世家的记载最早。《左传》载：昭公二年，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春秋》，曰吾知周礼尽在鲁矣。故《孟子·滕文公下》言“《春秋》，天子之事也。”逮至东周，礼崩乐坏，史官持典籍奔走诸侯，诸侯始有史。（史官的地位和标志：先秦时人将史官抱籍出奔当作亡国之兆。《吕氏春秋·先识》载夏桀时，太史令终古奔商；商纣时内史向挚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乱，以其图法归周。西周《墙盘铭》叙史墙之祖为商代微国史官，武王克商后投奔于周。《晏子春秋·内篇》载周史柏常骞去周之齐。《史记·秦本纪》载太史儋去周入秦。）
《春秋》，诸侯国史的泛称。《墨子·明鬼》曰：“吾观百国《春秋》。”《孟子·离娄下》载：“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2、《春秋》曾经经过孔子的修订。
【附】孔子作春秋辨：
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报任安书》言“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事实上，孔子不曾作春秋。理据①作《春秋》乃大事，《论语》不载。②《论语》录孔子言“吾述而不作”。③《春秋》乃各国史书泛称（见上）。
猜测孔子用作教材，有可能对《春秋》做过校订。
3、《春秋》提纲挈领地记述了从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722～481）的历史。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如“隐公元年（年），夏（时）五月（月），郑伯克段于鄢（事）。”《春秋》记事文字简略，长不过四十，短的仅有一字（“隐公八年，螟。”），所以，其记事虽简而有法，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有的仿佛一则新闻标题，但比《尚书》相对明白易晓，文字表达力有很大进步，标志着散文发展的重大变化。《尚书》不是一部有完整体系的著作，而《春秋》则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书。
4、《春秋》写作（春秋笔法）：孔子修春秋有深意，一字之用“寓褒贬，别善恶”，进而表达一种尊王攘夷、正定名分的思想，被后世称为“春秋笔法”或“微言大义”。如“郑伯克段于鄢”。郑伯，郑庄公；郑，三等伯国。段，庄公臣弟。郑庄公战共叔段，性质属于讨伐，然“克”属义于平战。《左传》释“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5、这种带有鲜明的倾向性的笔法对后代文学家、历史家有极大影响。《春秋》之后，以散文形式写史，相继出现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作，历史散文的写作表现出成熟态。
第二节《左传》、《国语》
《左传》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完备的编年体史书。
一、成书：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是配合《春秋》而写作的一部编年史。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公羊”指公羊高，“谷梁”指谷梁赤）。但是，《公羊传》和《谷梁传》为今文，且注重揭示春秋之微言大义，属经学（解经之书）；而《左传》为古文，记事详瞻、文采生动，实质上是一部以春秋为纲独立撰写的史书（此乃今古文学派的区别）。
【释】“独立史书”：
《左传》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共255年的历史。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下迄哀公十三年，计242年），但是，《左传》后面多出十三年。不止于此，《左传》在鲁哀公二十七年末，又附鲁悼公四年（前454年）灭智伯、赵魏韩三家分晋事。三家分晋乃战国开始的标志。
全书18万字，为《春秋》字数的十倍多。
关于《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是左丘明（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汉书·艺文志》，并认定左丘明就是《论语》中提到的与孔子同时的鲁太史，唐代以后颇有人怀疑）。今人一般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三家分晋乃战国掌故），最后编定者是一位儒家学者（儒家观念）。
本来，春秋与左传“别本单行”，到了西晋，杜预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把《春秋经》和《左传》按年编插在一起，从此《左传》与《春秋》就合在一起了。
二、内容思想：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斗争，通过公室的卑弱和大夫兼并，表现了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
《左传》有鲜明的儒家政治与道德倾向（“书法不隐”非单纯记录历史）。
（1）作为注经的文字，《左传》尊贤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体现了对周礼的维护。如《郑伯克段于鄢》（春秋经：鲁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文中于君德丑陋，人情虚伪皆有影射或批判。再如《晋灵公不君》载“赵盾弑君”，体现对社会秩序的尊崇（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2）《左传》书中还有对君王、贵族暴虐昏庸、贪婪荒淫的揭露。如上为例《晋灵公不君》，晋灵公之“厚敛雕墙”、“弹人”、“杀宰夫”、派杀手伏甲嗾狗杀忠臣赵盾，但末尾仍借史官之笔书“赵盾弑君”，意在对君王不君的现象进行批判规劝，而非鼓动人们起义造反（恰如《好汉歌》“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所以，揭露昏庸暴虐、贪婪荒淫仍意在“君臣父子”，仍是一种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以及对周礼的维护，是儒家思想观念的一种体现。
（3）肯定和赞扬忠良正直之士。如赵盾，如鉏麑、提弥明、灵辄三武士。（臣臣之体现）。
（4）有重民、民本的思想。如《左传》中就有这样的话：“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作者看来，有德才能为天所佑；得民或失民，被有识之士当作取国或灭国的重要条件；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人的地位提高了；在君与民的关系中，民的地位提高了。不过，作者的用意乃在于指出担负有领导国家责任的统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从整个统治集团和他们所拥有的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此为儒家的政治理想的体现。
三、文学成就：叙事特征
（一）历史事件的故事化情节化；并在叙事中体现出了高超的文学剪裁技巧。
1、历史事件的故事化情节化
《左传》写作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它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春秋时周天子以及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事件。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如《郑伯克段于鄢》一文，《春秋》载“鲁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除编年，只有6个字，而《左传》将其繁衍成500余字的长文。而且，它不只是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的罗列，而且还站在儒家立场上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出评价，总结经验教训，为人们提供历史借鉴，体现了较强的叙事特征（成就）。
2、高超的文学剪裁技巧。
《左传》作为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较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层次井然。
如《郑伯克段于鄢》，虽然较之《春秋》，标题被演绎成长篇，但于今文动辄洋洋洒洒之万言、十万言、百万言比，作者仅用五百余字，将郑国王室内部一场兄弟、母子之间为王位而上演的旷日持久的残酷斗争，讲得明明白白。故事的要素（起因、发展、结局、尾声）交代的清楚，行文生动，人物性格也鲜明突出，可谓表现出了高超的文学剪裁能力。如此一个严酷的历史事件（宫廷王位之争），时间跨度从郑庄公出生一直到公叔段兵败逃亡、庄公母子和好为止，长达几十年之久，经过作者的巧妙安排，如同一剧本，但区区500余字，既写出来一个完整的过程且有一波三折点特点，而且还反映出鲜明的人物性格，如庄公的阴险、虚伪，共叔段的愚昧、狂妄，庄姜的乖戾昏聩，读之皆跃然纸上。可谓简洁生动、妙趣横生。
再如，《左传》善于写战争。所有史书中，《左传》关于战争的记述可谓最为出色，堪为后人称道。（五大战役：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例如：“鲁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曹刿论战》），写战争，其特色在于不局限于对战争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醖酿过程及其后果，侧重于战争分析和规律总结（析其原因，则源于史书写作目的及阅读需要）。虽无刀光剑影，但一样惊心动魄、扣人心弦，亦见文学剪裁之巧妙。
（二）生动传神的描写（有戏剧性）。
从文学上看，《左传》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它记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有时不完全从史学价值考虑，而是常常关注故事的生动有趣。表现在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梦境、奇闻等手段来塑造人物的形象，从而使这部作品充满了戏剧性，充满文学色彩。
1、细节描写。一般说来，史籍记载中愈是细致生动的情节，其可信程度愈低。因为这一类细节，作为历史材料的价值不大，在发生的当时或稍后，也不大可能被如实地记载下来，尤其所谓“床笫之私”、“密室之谋”，更不可能是实录。如此推测，《左传》中某些叙事记言，便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如“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
晋侯赏従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duì，怨）？”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
事实上，介子推母子归隐前段对话，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听见或记录，这当是作者根据传闻和揣想虚拟而成。这种写法，可以看作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对话的萌芽（如无此细节描写，则流于一般史实介绍，叙述可能就有些乏味了）。
2、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如“成公十年”记晋景公之死，情节曲折怪诞，用三个梦构成了互为关连的情节：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於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
写晋侯所梦大厉，公梦疾为二竖子，小臣之梦印证，有波折、巧合，充满戏剧性，充满神秘色彩，仿佛志怪小说（估计为传言、野史）。由此推想：《左传》作者所依据的材料，虽主要出于史官记录，但也有不少社会上流传着的历史故事，其中包含若干虚拟成分，在完成这部著作的过程中，作者又根据自己对历史的猜想、揣摩，添加了不少内容。当然，这种虚拟和揣摩，不同于小说、戏剧的虚构，它是完全依附于历史的，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历史，并表现作者的历史观念。
（三）善于刻画人物
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且与以前的史书比，形成自己的特色。
1、分散记录
《左传》写人不像纪传体著作专章专节介绍。因其为编年写作的之缘故，《左传》塑造人物，言行事迹大多被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诸如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的。
2、片段记录
《左传》中还有一些人物，非如上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作品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或性格中的某一方面。但纵使三言两语，这些人物形象往往也是非常生动传神的，总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如“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正义）、提弥明（忠实）、灵辄（报恩）三位武士；齐晋鞌之战中代君就俘的逢丑父（代君被俘）等。
3、注意到人物性格的丰富和变化
《左传》中被广泛描写的各种人物，许多都个性鲜明，有些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甚至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如晋文公（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是《左传》中着力歌颂的人物，他由一个贵公子成长为有胆识的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成就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长过程。楚灵王（襄公二十六年至昭公十三年）是《左传》中被否定的国君形象，他在即位前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后又残暴、骄奢狂妄，《左传》也写出了一个昏君的发展变化。但楚灵王的性格却又不是那么简单，作者虽然描述了一个昏君形象，但介绍中又表现了他宽容纳谏、知过能改、不记前怨、风趣等性格特点，还写了他最后对自己残暴的悔恨，可以说，这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
4、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
《左传》叙事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它主要通过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如成公二年的齐晋鞍之战，《左传》通过人物的言、行来表现战争场面，同时表现人物个性。
?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硃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桴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卻克受伤，解张、郑丘缓鼓励他坚持战斗，当时战场上紧张激烈的场面，可想而知。三人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气概，在对话和行动描写中，也得到充分表现。
小结：人们对故事的兴趣，是文学产生的基本动力之一；故事情节、人物描写，也是小说和戏剧的基本要素。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小说与戏剧的产生相当迟，但与此有关的文学因素，却很早地出现在历史著作中。叙事文学并非没有，而是它也一直以一种元素的形式存在于历史传记中，它是在借历史著作的母胎在孕育，直到魏晋南北朝之后才因为某些机缘的成熟而形成，并被分离出来。而《左传》就是这样一部蕴含了丰富文学因素的历史著作，它的出现直接影响了《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形成文史结合的传统。而这种传统既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写作提供了经验，又为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四）善于叙写外交辞令
《左传》中有较多的记言文字（《尚书》、《国语》皆记言），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无不“文典而美”、“语博而奥”（文典，可以理解为写作意义上的句式整齐、用词考究、有典故的引用，主要体现为修辞问题。语博而奥，则为思路开阔、语意深奥，是一个内容问题。）。如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辞。秦晋联合攻郑，烛之武作为郑使出说秦伯，目的在劝秦退兵，但他却将秦、晋、郑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的分析作为了他发言的全部内容，然而，却出色地完成外交使命，不可不谓之神奇。
例“烛之武退秦师”分析：
（1）“郑既知亡矣。”（释：首先把郑国的存亡放在一边，既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认证，同时也是一种特别社交手段“示弱”。）
（2）“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越过以鄙远，君之其难”、“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释：接下来，烛之武从“亡郑”无益于秦及“存郑”有利于秦两个方面分析了此次秦国出兵伐郑的利弊。其发言之特点则完全体现了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对三国形式做出的一种客观分析，结果就是赢得了秦君的信任。）
（3）“夫晋，何厌之友？”“许焦、瑕，夕设版”“东封郑”必“西阙秦”（释：在取得秦君信任的基础上，再补叙晋之忘恩负义，进而剖析晋之野心，终致秦君对晋生疑，从而瓦解了秦晋联盟，最终保全了郑国。）
有意置郑国利害于不顾，而处处为秦国考虑，委婉而多姿、谨严而周密，因之打动了秦穆公之心，使他不但退兵，还留秦将杞子等三人率军助郑守卫。晋人也只好退兵，郑国得以保全，这是烛之武说辞的魅力所在。
【补】世宇：《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辞于今人亦有启发，即善言者回避说“我”。美国学者卡耐基亦有此方面理论。
《左传》中的行人辞令、大夫谏说佳作甚多，这些辞令，由于行人身份及对象的不同而风格各异，有的委婉谦恭，不卑不亢；有的词锋犀利，刚柔相济。这些辞令又因事因人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个性特点，但都用辞典雅，渊懿美茂，生气勃勃。《左传》的辞令之美，“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大约当时的外交辞令已很讲究（如春秋时“赋诗言志”），史家记述时又加修饰，故而文采斐然。
四、影响：
《尚书》诘屈聱牙，《春秋》质木无文，《左传》则“情韵并美，文彩照耀”。《左传》可谓是先秦时期最具文学色彩的历史散文。正是有这样一种启迪，中国后世的史书大都很有文彩，至于鲁迅评《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时，我们也看到，《左传》生动的一面恰恰也是其文学的特征所在，它们对后世小说等叙事的文学发生了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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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史。
《国语》记事年代起自周穆王，止于鲁悼公。
《国语》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各国“语”在全书所占比例不一，其中《晋语》九卷，占全书近半；《周语》三卷；《鲁语》、《楚语》、《越语》各二卷；《齐语》、《郑语》、《吴语》各一卷。
《国语》内容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但也有不少记事的成分。
《国语》的作者，司马迁认为是左丘明。《报任安书》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后人多有异议。现在一般认为产生于战国初年，作者不详。
《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
《国语》总体上说，文字质朴，远不如《左传》有文采。
《国语》旨在说教，其所记载，往往不忘从中引出某种教训。而教训要从史事中自然引出，故其记言叙事，无论文章长短，都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节、因果等交代得清楚明白、井然有序。这是散文艺术的一大进步，标志着史家之文的新发展。另，《国语》的语言平实自然，既不同于《尚书》的“佶屈聱牙”，也有别于《春秋》的凝练含蓄和《左传》的委婉典雅。《国语》用词不涩，句式接近口语。特别是虚词的大量出现，显得通俗自然，富于生活气息（与前代史书比）。
第三节《战国策》
一、成书
《战国策》是一部关于由战国史料汇编。作者不明，推测是战国末期至秦汉间人。其内容主要出于战国时代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杂记了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之事，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约二百四十年。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分为三十三卷，定名为《战国策》。整部书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当时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二、性质
《战国策》习惯上被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不可信。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事实上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文学）。
三、《战国策》的思想观念
就其主流来说，《战国策》与《春秋》、《左传》、《国语》主要反映儒家思想截然不同，《战国策》表现了纵横家思想，反映了纵横家的人生观——追求功名富贵，处世强调趋利避害、崇尚谋略诡计。战国时代，是激烈的大兼并时代，春秋时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此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由此也成就了一批纵横家。他们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朝秦暮楚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如：
（1）张仪，“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熄”。侍楚相昭和遭诟（偷和氏璧）受刑，归家后问妻“舌在否？”。后为秦相，主张连横。
（2）苏秦(前337-前284)，字季子，洛阳轩里人，战国时期的韩国人，与张仪齐名。鬼谷子的徒弟。始游秦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妻不下织，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于是他感慨道：“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不感慨人伦）。后刺股苦读太公《阴符》之经，想出合纵之术，游说赵王联合六国共同抗秦，挂六国相印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又感慨道：“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析苏秦之感慨“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现象），得出的结论却非人情冷暖，而是“人生世上，势位富贵”，这就是纵横家的思想。崇尚富贵功名，为此朝秦暮楚，在战国人眼里乃非常正常之事，甚至并成为一种风尚。
在表现纵横家极其思想之外，《战国策》还记述了一些“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的义士，如鲁仲连、颜斶等，其思想与儒家某些观念有一致之处。
无论纵横家，还是儒家义士，他们都是战国时期特殊的社会阶层——士。《战国策》最大的思想价值，乃在于它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战国四大公子善养士，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史记·魏公子列传》载魏公子“仁而下士，士无贤不孝，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士贵耳，王者不贵”，反映出士人精神的张扬（例如《史记·魏公子列传》载门监侯嬴弊衣、不谦、不让座，而信陵君亲驾、久侯、祝寿。）。策士（士之一种）以一种比较自由、可以择君而辅之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战国策》又主要取材于策士著作，故书中对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强有力的肯定。策士奔走于诸侯之间，纵横捭阖，令“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展现出“士”的社会地位和重要作用。综上，可以说，《战国策》就是一部士阶层、尤其是策士行迹的生动写照。
四、《战国策》的文学艺术特色
第一，辩丽横肆的语言艺术。
相比较《左传》突出的叙事成就，《战国策》则更多地表现为“文辞之胜”。战国策士游说诸侯、相互辩难，必先磨练辞锋，务使辩才无碍，他们将春秋时从容不迫、温文尔雅（刘知几《史通》评《左传》“文典而美”）的行人辞令发展为纵横捭阖、扑朔迷离的游说之辞。《战国策》的“文辞之胜”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方面。其文章艺术风格，宋·王觉称为“辩丽横肆，亦文词之最”（王觉《题战国策》）（《左传》以文采著称，与之比照，见《战国策》的语言更为明快流畅，辞藻绚丽、句式恣肆多变。铺张扬厉、气势纵横，委曲尽情、酣畅淋漓可说是《战国策》说辞的主要特色。）
①《战国策》的语言词藻富丽、句式错综，常常又综合运用排比、铺陈及夸张、比喻等手法，造成一种淋漓酣畅的气势和铿锵有力的节奏。（可以得见“辩丽横肆”）例如《齐策一·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中苏秦劝齐宣王合纵的说辞：
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释：有天险可守）︴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释：兵精梁足，战无不胜）︴……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释：首度的富庶，繁荣的景象）
【评】文中极尽比喻夸张之能事，辞采绚烂，可以得见辩之“丽”也；句式在排比中融入对偶，语气强烈、节奏铿锵、气势恢宏，可以得见辞之“肆”也。另如苏秦劝齐王扣留楚太子，竟一口气举出十种不同的结果，一一加以演绎，亦可得见辞之“肆”与“丽”。
②《战国策》的陈说方式不同于《左传》的巧妙宛转，而是极具声势、大加渲染、大张其辞。战国游士在游说人主时，已不再讲究谦恭文雅的风度，也很少用道德礼义去说服人，为了打动人心，往往无所顾忌的分析形势，指陈利害，甚至不惜危言耸听。如张仪游说秦王时，先列举他的许多失策，继而称赞秦国之强，然后鼓动他说：臣昧死望见大王，言所以举破天下之从，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成伯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大王试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伯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殉于国，以主为谋不忠者。（《秦策一》）完全是夸张其辞，以声势夺人，具有强烈的蛊惑和煽动性。
第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①《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大抵属于简笔的勾勒，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而《战国策》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则更加具体细致，因而也就更显得生动活泼。如描述苏秦归来时“羸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黧）黑，状有归（愧）色”的外貌神情描写绵密细致、极为传神；写读书欲睡，则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并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后揣摩成，又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著名的《荆柯刺秦王》一篇，更是精彩纷呈，激动人心。易水送别的一节这样描写：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徽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此段文字可谓描写力极强。文章大师司马迁作《史记·刺客列传》，对有关荆轲的部分，也大量抄录了《战国策》的原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也由此传闻天下。
②《战国策》在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如《齐策四》冯谖客孟尝君，写冯谖弹铗而歌，焚券市义、营造三窟的事迹，冯谖一生的主要事迹尽在一篇中，人物形象和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类作品，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第三，《战国策》所记的策士说辞，常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这也是以文学手段帮助说理。战国时代，君德浅薄、多庸主暴君，策士的游说活动往往有一定的风险，为了能使诸侯王更容易接受，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策士说辞大都不以直接方式，往往通过引类譬喻的方法，旁敲侧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如《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就是从切身体验的生活趣事，来形象喻示所要阐述的道理，贴切深刻，饶有风趣，很有说服力。如《燕策二》苏代以鹬蚌相争，说赵惠王不应伐燕，以免强秦坐收其利。这类例子《战国策》中俯拾皆是，如“画蛇添足”（《齐策二》）、“狐假虎威”（《楚策一》）、“南辕北辙”（《魏策四》）等等。这些寓言及佚闻掌故，形象鲜明，寓意深刻，又浅显易懂，它们大都即事编撰，独出心裁。有时通俗浅显，甚至不避粗俗，如范睢劝秦王以重利离散合纵之士，则以狗为喻说：“王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此类手法比附现实表情达意有极强的艺术力量。
独立地看，《战国策》中的寓言及佚闻掌故也可谓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其寓言手法的巧妙运用，亦成为《战国策》文章的又一大特点。
五、战国策的影响
由于《战国策》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后来直至今日也常常受到一些正统人士的严厉的批评。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正是这种“背离”才恰恰体现了战国时代的生动和活跃。另外，《战国策》于语言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学史上则具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如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辞采华丽、铺排夸张的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更为向前的发展。
第四节先秦史家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们的叙事传统和语言艺术对史传文学、散文和小说创作的滋养，尤为明显。
1、为史传文学直接祖述。?先秦叙事散文的体例、思想、写作艺术等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有直接启发。《史记》体例是在先秦编年史、国别史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而《汉纪》、《资治通鉴》等，则是《春秋》、《左传》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先秦叙事散文记述历史事件时直书其事、褒贬鲜明的特点，《左传》、《战国策》高超的写作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史传文学著作《史记》就吸收了《左传》、《战国策》的写作技巧，对其中的一些史实略加改动便加以运用。少数特别精彩的篇目，甚至不加改动就直接录入。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继承了《左传》开创的既叙述故事，又描写人物的形象生动的写史传统，他们不仅是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文学家，其作品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作品。《左传》的叙事艺术，如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发展过程的重视，对历史事件故事化的描写，历史事件的叙述条理井然而又富于变化等等特点，在后代史传文学中都有充分体现。《左传》简练蕴藉的语言风格，为后代史家所继承，而《史记》的奇谲文风，显然与《战国策》的辩丽恣肆有直接的关系。总之，先秦叙事散文是我国史传文学最初成就，其沾溉于后世，不言而喻。
2、散文创作的楷模。先秦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成为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秦汉以后，《左传》的文章一直为人们所喜爱，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传》，并把它作为学习对象。韩愈《进学解》说他“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传》。宋人把《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同作为文学范本。情韵丰富的《左传》散文，也深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对《国语》语言艺术的赞誉，历来甚多。柳宗元尽管曾作《非国语》批评《国语》的某些思想，但在其“序”中还是认为“其文深闳杰异”，其为文即以《国语》为法。汉初散文，尚有战国遗风，贾谊，邹阳等西汉前期散文家的作品中，更是可以明显看出《战国策》文风的余绪。这种影响持续不断，在苏洵、苏轼等后代作家的散文中，还可以体味到先秦叙事散文的神韵。《战国策》的文章，对汉赋的产生也起过促进作用。汉赋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的风格，都可以看出对《战国策》的借鉴。
3、奠定了小说的叙事传统。先秦叙事散文的叙事艺术，对我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独特的艺术个性的形成，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首先，先秦叙事散文叙述历史事件中表现出的褒贬分明的倾向性，对我国古代小说注重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左传》、《国语》等作品中用“君子曰”等对事件进行的评述，在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书中被直接借鉴，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其次，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我国古代小说常按时间顺序安排结构，串联情节，特别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并以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追叙事件的起因，以预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结局。这些都是《左传》等散文中就已形成的叙事传统。第三，我国古代小说写人的基本手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规模。我国古代小说主要通过描写人物个性化的言行，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表现人物性格，而较少长篇的外貌描写、心理描写，而这正是《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写人的共同特点。第四，我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是受先秦叙事散文的启示。这不仅是指诸如《东周列国志》之类以先秦叙事散文为题材的作品，同时，古代小说大量采用历史题材，也和我国叙事文学最初成果是产生在历史著述中不无关系。
《礼记·玉藻》。
《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孔子语。
《孟子·滕文公下》。
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探析》P173。
类乐府诗“鱼戏莲叶间”。
文王奠基、武王定鼎、周公主政。周公封鲁，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
例杀有罪称“诛”，杀无罪称“杀”，下杀上为“弑”，如“宋人弑其君杵臼”。再例战争，①征：有褒义性质，上攻下伐。《尚书·胤征》：“奉辞伐罪曰征。”孔颖达疏：“奉责让之辞，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孟子.尽心下》：“征者，上伐下也。”②“伐”多为中性，多用于诸侯或平级之间的公开宣战，一般师出有名，进军要有钟鼓。《孟子.告天下》“是故天子讨而不伐。”焦循正义:“讨者，上伐下也，伐者，敌国相征伐也。”郑玄笺：“有钟鼓曰伐。”《左传.庄公十年》中有“齐师伐我”后，因征伐二字经常连用，伐渐有褒义，如《左公二年》：“征伐以讨其不然。”③“侵”含有贬义，不宣而战，无需任何理由，且不用钟鼓。④“袭”是乘人不备而攻之。《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孔颖达疏：“袭者，重衣之名。倍道轻行，掩其不备，忽然而至，若披衣然。⑤“讨”宣布罪行后攻之，着重于舆论方面，故从“言”。⑥“攻”是军事进攻的泛称。《说文》：“攻，击也。”《广韵》：“攻，攻击。⑦”另“天王狩于河阳”。
传，释也。
晋王接、唐赵匡、宋朱熹皆认为《左传》为独立的史书。
《春秋》现存1.6万字，但曹魏张晏及晚唐徐彦引《春秋说》为1.8万字。
《春秋》之微言大义，一字之用，寓褒贬，别善恶，正定名分，尊王攘夷。如“宋人弑其君杵臼”。
非如于非版古代文学史之说“无情地揭露…深刻地批判…”。
《左传·鲁庄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应该看到，所谓“民本”思想是有具体背景的。在春秋战国大兼并的时代，“民”作为财赋和士兵的来源，其人口众寡直接关系到国力的盛衰。而当时北方诸国，仍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国与国之间，也不存在封锁的疆界，“民”可以自由迁徙。故争取民众，甚至比占领土地更为首要。如《孟子》所记梁惠王对“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很感焦急。说到底，这还是从统治者的利益来考虑的。
刘知几《史通·申左》（卷十四）。
刘知几《史通》卷十四《申左》。
清人刘大櫆《论文偶记》之二二。
刘向《战国策·书录》载“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孟子·滕文公下》载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头悬梁典故乃《汉书》载“孙敬好学通宵达旦”。
王世宇言苏秦之得志之思于今日看来也许不值得赞赏，甚至为人非议，此种评论实不可取。客观论之，离开了当时的历史条件，虚谈道德才恰恰是伪善，是唯心主义
《战国策·齐策四》。
刘向《战国策·叙录》。
世宇·中国文学史讲稿（先秦）
世宇·中国文学史讲稿（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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