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楚辞
第一节楚辞概说
楚辞，是战国后期楚国大夫屈原开创的一种新诗体。时无此名，楚辞一名始见于西汉，《史记·酷吏列传》载“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汉书·朱买臣传》也记载了“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悦之。”这里的楚辞指的就是先秦时期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西汉成帝时，刘向校理古籍，将屈原、宋玉等人作品集纳成卷，同时把西汉贾谊等人的骚体辞章也收纳进来，末又附自作《九叹》，定名为《楚辞》。东汉时王逸为楚辞做注，加入了自己的一篇作品，成17卷，名为《楚辞章句》，流传至今。
【附】楚辞与汉赋辨
汉代人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作《怀沙》之赋”“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书·地理志》亦载“始楚贤臣屈原被馋流放，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汉书·艺文志》中亦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事实上，汉代人将楚辞等同于赋是不对的。楚辞与赋体式、性质大有差异。从体式而言：楚辞依兮而咏，语句长短不拘、参差错落；赋则少用虚字，句式铺排偕偶、比较整齐。从性质而言：楚辞以抒情、议论、描绘为主，主观意味特别强烈；赋（尤其汉大赋）则以客观的咏物、摩画、夸饰为主，缺少主观情感抒发。晚清刘熙载说：“楚辞尚神理，汉赋尚事实”，大抵不错。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我国第二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与《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同时，它又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反映个人创作的文学作品集。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楚辞》由刘向编辑后，东汉的王逸作《楚辞章句》传承至今。
“楚辞”自汉代始就多有人注解，因为多有人关注和研究，已成一门学问——“楚辞学”，亦成为后世中国学术中的一门显学。
《楚辞》经由刘向编辑后，东汉的王逸首作《楚辞章句》，成为现存最早的注本。最早为《楚辞》作品作《传》的是淮南王刘安。《汉书·淮南王传》载其入朝汉武帝，武帝命作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史记屈原传》中评价屈原离骚的一大段文字即是淮南王离骚传文字。其后，宋洪兴祖作《楚辞补注》，朱熹作《楚辞集注》。此后注本纷多，“楚辞学”成为历代研究的一门显学。明汪瑗《楚辞集解》、清戴震《屈原赋注》、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现代学者马茂元《楚辞选》、游国恩《天问纂义》、《离骚纂义》等，皆为著名的《楚辞》注本。
有人说楚辞的产生，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体现。如刘勰《文心雕龙》和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都指出楚辞受战国北方纵横家的文采华辞影响。（《文心雕龙·辨骚》言：“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但今学者分析，楚辞的产生主要还是楚文化自身发展的产物。因为这种诗体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就已经注意到了楚辞自身的特点，言楚辞“皆书楚语，做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释】楚文化
楚地古称“蛮荆”，《史记·楚世家》载周成王时，苗人熊绎因有助文王、武王统一之功而封于楚蛮，子爵。楚人亦被称之为“蛮夷”，与“猃狁”、“戎狄”并列。有“蛮荆”之谓，说明初时（周公制礼时）楚地比较落后（《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昔我先王熊绎僻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山涉水，以事天子”）。但是到了春秋时期，楚国已经发展起来，至战国中期，楚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时曾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说（楚与秦，皆有统一天下的可能）。
楚国的强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地域辽阔，如《战国策·楚策一》载“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全盛时期的楚国大体位置包括今湖北、湖南、安徽、江苏以及陕西、河南、四川、贵州的一部分）。另，物产丰富（《左传·僖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之亡》载重耳“及楚，楚子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穀？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馀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gao）鞬，以与君周旋。”）。再则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势力。《史记春秋五霸楚庄王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邲之战，楚军大破晋军，楚庄王显达后世，应承了当年苏从、伍举、潘琮对他寄予的厚望——“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左传·宣公三年》，
3、屈原悲剧的形成原因：
（1）楚文化情结（遭谗两次流放，却始终不离开楚国，皆因对那片土地爱的深切。《离骚》中终于想开并选择离开，但马逡巡不前，回头顾望，结果再也无法迈开脚步。如说出身微贱之苏秦、张仪朝秦暮楚如不可比拟，但韩非留秦，信陵君窃符留赵岂不可为证明乎？）
（2）社会政治原因
亦可分为主客观两个方面。客观乃楚君昏聩，秦统一中国已成定势。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主观原因，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①屈原的政治主张过于理想化——“美政”，即过于仰慕儒家传说中已经被美化了的三代圣君贤臣，想通过仁义民本来实现楚国乃至于天下的大治。“理想化”即不能实事求是地客观地思考问题（时事乃儒生法、霸天下、“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左传》：“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时楚国已经衰乱（楚怀王贪利受骗→顷襄王畏怯妥协→秦国连横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屈原信誓旦旦要改革楚国内政，结果招致许多人与他为敌（事实上四面树敌），包括楚怀王的宠姬郑袖（《战国策·楚策》魏王遗楚王美人）、上官大夫、靳尚、公子子兰等。屈原改革虽有法家思想（史记：“修明法度”、“举贤授能”），但其主要还是推崇儒家那一套，儒家讲究“君子”人格，而屈原在改制过程中所树之敌都是小人（孔子也多次感慨过“天下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失败本在情理之中，但树政敌为小人也就在无形中铺垫了屈原的悲剧命运。
②性格孤傲（不合群，迥异于战国的四大公子）。从屈原的作品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屈原不但思想过于理想化，感情也激烈、坦露而又非常执拗，甚至有些疾恶如仇（蔑视小人，斥为“茅草”“云霓”）。这种性格因少年得志使其更加孤傲。树敌太多、容不得人，很可能没有人为他说话，所以，在屈原还受到重用的时候，上官大夫就轻而易举的使怀王疏远了他（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记载：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如说怀王、顷襄王昏庸无道，但为何还会重用他屈原，此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应该说屈原的疾恶如仇的性格助使他走上绝境（十九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屈原的单纯的性格非政治家品格。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总结：性格悲剧）。
莎士比亚说过，所谓的命运是由性格和环境结合起来的。以上两点分析亦见。在历史上，像这种诗人气质与环境的矛盾，当是不断的造成人生悲剧的主要原因，但我们要看到，悲剧的人生虽然给个人带来了巨大甚至无尽的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却成就了无数杰出的文学家，同时也令其缔造了一部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二、屈原的作品
《史记》屈原本传中提到的屈原的作品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5篇。《汉书·艺文志》载屈赋25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25篇，为《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远游》、《卜居》、《渔夫》，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对这些作品的真伪，历来说法很多。现在一般认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招魂》等二十三篇为屈原所作，《远游》、《卜居》、《渔夫》伪托的可能性大。
三、《离骚》讲解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373句，2490字，是中国古代最为恢宏的抒情诗篇。
（一）创作时间：或以为在怀王晚年，屈原第一次遭放逐以后（司马迁之说）；或以为在顷襄王时期，屈原第二次遭放逐以后。从诗的最后屈原打算以死殉国来看（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作于第二次遭放逐以后的可能性大。
（二）题旨：
关于《离骚》命题之意，据人统计有66种说法。
司马迁：“离骚者，犹离忧也。”（司马迁《屈原列传》之说，本出于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另，《离骚》中有“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九歌·山鬼》中有“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尤”之句）班固：“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离骚赞序》）
王逸：“离，别也。骚，愁也。”（《楚辞章句·离骚经序》）
另外，还有释为“牢骚”（扬雄）、“劳商”（楚曲名，游国恩说）等。
但以班、马二人之说似乎最为合乎诗人命题之旨（屈作中有近似词，另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三）《离骚》的内容和结构：
《离骚》乃自叙生平的长篇抒情诗，思想和情感都熔铸其中。这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到严重挫折，面临个人的厄运和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屈原心灵历史的记载，是一篇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竣洁人格、美政理想、爱国感情、疾恶如仇的批判精神、追求理想坚韧不悔的品质纠结在一起，水乳交融。
《离骚》全诗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开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篇，侧重于对以往经历的回顾，多描述现实；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最后，为后半篇，着重表现对未来的探索，主要通过幻想形式来表现。
1、前一部分，主要写往事回顾：诗人首先叙述了自己的贵族出身，先天的内美、后天的修养，接着，写他立志辅佐君王实行美政理想却被小人谗谄、遭遇国君疏远，继次写了他坚持理想、坚守人格、九死未悔的态度。这一部分，基本上是诗人现实生活的经历。文中，写道三方面的人物，即诗人自我、“灵修”（楚王）、“党人”，以及由此构成的激烈的矛盾冲突。
诗人：高贵的出身、崇高而美好的人格修养，意在表明自己对楚国的兴亡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诗人自我的形象，代表着美好而正义的一方，诗人自信他的理想和主张，能够把楚国引向美好的境地。
“党人”：代表邪恶的一方，处处同诗人作对，他们只顾苟且偷生，使得楚国的前景“路幽昧以险隘”。而且他们还“内恕己以量人，各兴心而嫉妒”，“谣诼谓余以善淫”，诗人处在被围攻的困难境地。
楚王：是楚国的象征，诗人对他抱有绝对的忠诚（“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楚王也曾经一度信任和重用过诗人，但他最终却受了“党人”的欺骗蒙蔽（“荃不察余只中情兮，反信谗而齑怒”），由此导致了诗人的失败和楚国的危机。
此三角关系充分表现了抒情主人公与楚国黑暗现实剧烈的矛盾冲突，乃诗中描绘的楚国政治形貌。文中，屈原把君王的过失与党人的邪恶分开，既满足“忠君”这一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又高度肯定了自我的人格和理想——这一模式在后世反复地被人们使用。
2、后一部分，上下求索和去留抉择。诗人坚持理想，但这并不说明他在感情上不存在迷惘和痛苦。《离骚》后半篇借助于神话，以幻想形式展开了他的内心深处的活动和对未来前途的探索。而且，一波三折。
一开始，诗人假设一位“女媭”（楚语“姐姐”）对他劝诫，认为他的“婞直”不合时宜。这实际上是诗人内心的一种想法。表明诗人对自己的操持也曾经有过怀疑，于是诗人去向他所崇拜的大舜（重华）“陈词”，表述治国之道和自己的操持，实际上这是借“陈词”否定了先前的迷惘即“女媭”的批评。这是诗中展现的第一层感情的波折。
重华不言。屈原遭到“党人”的围攻，还得不到楚王的信任，出路到底在哪里？于是诗人升天入地，上下求索，探求出路——接着，他先来到天界，想接近天帝，向天帝陈词。但“帝阍”（守门者）却拒绝为他通报。这表明重新获得楚王信任的道路已经被彻底阻塞。于是，他又降临地上求“神女”（“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但那些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美女，或“无礼”而“骄傲”，或无媒而相通，这又表明无法找到能够理解自己、帮助自己的知音（喻再一次寻求君臣遇合无果）。这是第二层感情的波折。
升天入地找不到出路，诗人转而请巫者灵氛占卜、巫咸降临指点，灵氛认为留在楚国毫无希望，劝他离国出走；巫咸劝他留下，等待君臣遇合的机会。但后一种道路已经被证明是无望的，他只能采纳灵氛的意见。于是，诗人驾飞龙，乘瑶车，扬云霓，鸣玉鸾，自由翱翔在一片广大而明朗的天空中，诗中出现了一片迄今从未有过的神志飞扬、欢愉无比的气氛（“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而婾乐”）。这表明，诗人认识到离开楚国确实是一条摆脱困境和苦闷的道路。这在当时并不是不可理解的选择。春秋以来，包括孔子、孟子、荀子在内的众多贤才从事政治活动的范围都不限于本国，但这对于屈原，最终仍无法接受。因为他太爱他的国家了（情结）。在幻想中，正当其“高驰邈邈”之时，“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离开故土。于是，在这里发生了第三层巨大的感情波折。
既然不能改变自己，又不能改变楚国，而且不可能离开楚国，那么，除了以身殉自己的理想，以死完成自己的人格，就别无选择。全诗总结性的“乱辞”这样写道：“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这一部分，通过抒情主人公驰骋于天地之间上下求索，到处碰壁的遭遇，以及请灵氛和巫咸占卜，表现了不知何去何从的内心矛盾。诗中，诗人把炽烈的感情化为超现实的浪漫想象，表现了一个苦闷的灵魂上天下地的执着求索精神。
（四）《离骚》反映的思想：
1、美政理想：诗中结尾写道“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前亦言“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屈原之“美政”为何？即其理想政治，诗人推崇“三王”之政、“尧舜”之治。实际上是儒家虚构的产物。屈原提出的以民为本、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政治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一般的原则虽然已经得到普遍赞同，但在实际统治中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行。而屈原却始终要求以他理想中的“美政”来改造楚国，并以此照出楚国政治的黑暗，批判楚国君臣的昏庸和贪鄙。当他认识到美政不可能实现时，就宁可怀抱理想而死。
怎么评价？政治角度自不可取（“偏激”、“不切实际”）；文化或者哲学角度看，我们决没有理由指责屈原及其理想。因为理想本身是照耀人类前进的光芒，为理想而奋斗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得以摆脱平庸苟生的伟大精神（哥白尼，布鲁诺、文天祥、陈天华、李大钊、瞿秋白）。
2、爱国情感：
忽临睨夫旧乡，蜷局顾而不行。
对屈原的爱国精神，曾有两种看法值得商榷。一种认为屈原的爱国和忠君连在一起，二者密不可分，楚怀王已经昏庸胡涂，楚国已经毫无希望，所以屈原没必要那么深深地爱着他的楚国；另一种意见认为屈原的爱国是一种狭隘的观念，当时秦统一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屈原要“存君兴国”，是不现实的，只能是悲剧的结局。这两种看法都有一些片面性。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我们解读屈原的爱国主义，需要把屈原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在那个时代，君国一体，君就是国的象征，屈原把振兴楚国的希望寄托于楚王身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可厚非。而且，他的爱国还有爱民的因素在内。面对“虎狼之国”秦国的侵略，屈原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前途忧心如焚，如果像苏秦、张仪之流那样“朝秦暮楚”，屈原完全可以名利双收，但他一点都没有考虑自己。所以，屈原的爱国，没有一点为自己的私家利益的因素，是完全建立在为国家、为人民（包括楚王）的基础上的，而且为了祖国和人民最终以死殉国，如此深沉执着的爱国感情，何等坚贞！何等纯洁！因此对屈原的爱国精神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
【附】王世宇关于爱国主义以及民族英雄讨论：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前总策划解如光来我校报告，言读书时接受中原正统史观（存有夷狄之辨），毕业后去西藏无法回答藏人提问，后做百家讲坛，搁置宣扬岳飞为民族英雄的提法，今接触红山文化亦深感需要改写中华史观。此说触及到一个敏感的文化兼政治问题，即“岳飞是否为民族英雄？岳飞可否作为民族英雄进行宣扬？”这对于正确理解屈原的爱国主义也是有帮助的。吾言：答案是肯定的。我认为，无论过去之“女真”抑或今日之“满族”，尽管今日已经成了中华大家庭中的一员，此亦不能否定岳飞作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形象与历史地位。秦统一中国是历史的必然，此间，屈原虽然执拗地阻碍了秦统一这一进程，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爱国主义的界定以及作为历史价值的被认可。
因为我们要的不是华夷之辨，我们计较的也不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恩怨是非。我们崇拜的是一种精神，我们歌颂的是当一个民族处于危亡的境遇中，那种为了拯救大家而敢于奋争、敢于担当、敢于牺牲的一种思想和行径。在这个意义上，岳飞不仅值得汉族人骄傲，同样也值得金人（满族）以及所有的民族尊敬。就像苗蛮的大神盘古成了中华民族的祖神，就像关羽死后被尊为武圣为大江南北包括魏国、吴国的后人所祭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蚩尤今日被追认为中国的战神，（日本人在杀死杨靖宇后向其遗体致敬）。
3、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改度。”
“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僤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屈原在作品中满怀忧愤，责数楚王之昏惑，揭露世俗之混浊，痛斥群小之邪僻，表现出可贵的批判精神。
【附】评：班固评价说他“露才扬己”，“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北朝颜之推说“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与今日于政治懂一二者可谓观念略同。其实，这种立足于封建正统和儒教的立场上对屈原的评价，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屈原的批判精神之可贵。如果，当时屈原面对不幸的遭遇而委曲求全，一味退让，事实上也就没有后世人们心目中伟大的屈原的形象和不朽的诗篇《离骚》了。应该说，屈原的那种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在中国古代奴气十足的专制社会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对后世一些正直的文人有很大的影响，如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韩愈（谏迎佛骨表）等。他们正像鲁迅所说的，是“中国的脊梁”。
4、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
以作品中大量对自己服饰、追求等的描写为例分析。如“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屈原的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与他高贵的出身、不断的品德修养等因素分不开。诗人在《离骚》中抒写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对假、丑、恶的无情鞭挞，倾诉了坚持操守、九死不悔的坚定意志，表达了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顽强决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诗人意识到自己和他所属的群体——楚国贵族集团，完全处于对立状态时，不仅没有恐惧感，反而产生了一种自豪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他在孤立中看到自己的高大，而对孤立他的社会投以蔑视。其峻洁人格，“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但还应该看到，屈原的峻洁人格在当时的楚国是超前的。
【评】超群意识与忠君意识的结合，不能不说是酿成诗人悲剧的一大心理因素。而从根本上说，诗人的悲剧乃是其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其依附于君主历史局限矛盾冲突的必然结局。
（五）《离骚》的艺术成就：
《离骚》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异彩。诗人以炽热的情感、坚定的意志，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政治，追求崇高的人格，至死不渝，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1、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
在屈原作《离骚》之前，文学作品多属集体创作。《诗经》中虽有个别作品可知作者，但他们只是因时感时偶一为之，并非自觉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者。至于诸子之文，多系一家一派学说之荟萃，且大多不出于个人之手。屈原的出现，则意味着我国文坛上第一个自觉的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的产生。诗人以自我为原型，成功的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抒情主人公的高大形象。这位名曰“正则”、字曰“灵均”的主人公，就是屈原自己。这位主人公有高贵的家世，奇特的诞生，非凡的气度，美好的品格，高尚的志趣，缤纷的服饰，独特的爱好，还有高洁的人格，有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有九死不悔的无畏精神，以及深挚的爱国感情和与邪恶势力绝不妥协的斗争意识。诗人用满腔的心血所塑造的这一主人公的形象，成为后世人们所景仰、敬慕的崇高形象。
《离骚》塑造了一个真切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个形象是现实中屈原自我形象的真实写照，更是一个高于生活的文学形象，他纯洁高大，尽善尽美，充满了理想的光辉和积极的浪漫色彩。《离骚》是我国第一首表现诗人全部情感和个性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它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由集体歌唱到个人创作的新时代。因此诗人也称“骚人”。
2、创作方法的突破。
《诗经》奠定了我国文学史上写实主义的传统（前谓之“现实主义”），而《离骚》缔造的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操（前谓之“浪漫主义”）。这种理想主义（浪漫）可溯源至古代神话，而屈原则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神话的优良传统，其《离骚》体现出一种与写实主义不同的浪漫主义特色。诗人通过灵均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真率的抒发了自己的理想和感情。而令人赞叹的成就则是整个写作充斥着火一样的激情，飞腾的想象、奇幻的意境、瑰丽的文采，在诗人上下求索，四方神游的描写中，流溢而出。刘熙载谓“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任想象展开翅膀，飞腾于九霄云外，与风雷结伴，共凤凰翱翔，忽东忽西，变幻无穷。
3、表现手法的开拓。
《离骚》将《诗经》中单纯的比兴发展成为蕴含丰富的象征手法，人称“香草美人”的比兴象征手法。
屈原继承并发展了《诗经》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对比兴手法的运用作出了重大开拓。诗人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这就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点的比兴手法的局限。《离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诗人创造出两类意象：美人（“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香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香草意象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总之，《离骚》中“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正如司马迁所评价的：“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实开后世诗人以情寄物，托物以讽的先河，促进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发展。
4、形式和语言的创新。
《离骚》打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韵散结合的新形式。较之《诗经》，扩大了结构，增加了容量，有利于表达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和热烈奔放的感情。大量采用楚地方言，如：羌、蹇等；和联绵词，如：陆离、婵媛、逍遥、相羊、委蛇等，迭词如：冉冉、岌岌、邈邈等，以及对偶等语言形式，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音乐美，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至于“兮”字的运用，则更令人注目。多置于句尾，隔句一用，切合感叹抒发幽愤感情的语气。极富抒情味和感染力。这一特点，可说是“骚体”的标志之一。
第三节屈原的其它作品
《九歌》
《九歌》原为古曲之名，来源甚古。《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夏后）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离骚》也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九”非实指，乃表多数（关于“九”，参教材引闻一多说）。是一组祭神的乐歌，共十一篇。。
《九歌》是屈原流放江南时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改定而保留下来的，是南方巫祭文化的产物。《九歌》所祭祀之神分别为：①天神（《东皇太一》）、②日神（《东君》）、③云神（《云中君》）、④湘水之神（《湘君》、《湘夫人》）、⑤司命之神（《大司命》、《少司命》）、⑥河神（《河伯》）、⑦山神（《山鬼》）、⑧为国阵亡者之神（《国殇》）。最后一篇《礼魂》，是祭祀结束后的送神曲。整个这套曲子自成体系，大致再现了民间祭歌的基本风貌。
1、《离骚》直抒胸臆，《九歌》以楚国民间神话故事为背景（巫扮神，借表演、歌唱来悦神），借神的形象塑造以抒情，如①对自然神明的赞颂（天神）：《东皇太一》、《云中君》、《东君》，这类诗歌写得庄严富丽；②是恋歌或忧思离别之情：《湘君》、《湘夫人》、《山鬼》是典型的恋歌；《大司命》、《少司命》、《河伯》也抒发爱恋、忧思等情感，这类诗歌是人间情感的折射（人神），意境尤为优美动人；③是祭奠为国战死者（人鬼）：即《国殇》一首，这首诗写得慷慨悲壮。形象特点是“人神”（西方文学概念，即有神的灵光又有人的性格）。
2、《九歌》歌、舞、乐和一，中间有独唱、对唱和合唱，巫与神分脚色表演。具有一定的戏曲因素，为后代戏曲艺术的萌芽。《九歌》人物心理描写细腻深入，还善于用景物来衬托人物心理。
例如《山鬼》赏析：
《山鬼》为一首巫山女神之歌（郭沫若）。神话题材。诗歌非常细致的刻画美丽痴情的山鬼形象，通过描写女神赴约过程中复杂曲折的心态，表现了人类对爱情的追求和忠贞。
第一段，写女神以欢快喜悦的心情收拾打扮准备与所爱之人赴约。她服饰不凡，外貌仪态美丽动人。她采摘香花作为礼物准备赠给所爱之人。这些描写都表现了山鬼对纯真爱情的痴心与渴求。
第二段、第三段，写女神等候所爱之人到来及失恋的烦乱痛苦心情。她登高远望，伫立山巅，焦急热切的盼望中，痴待着她的爱人。她坚守誓约，忘却风雨的吹袭，一再等待，表现出对爱情的忠贞。但所爱之人始终未来，不由得使她疑心交加，陷入到“思公子兮徒离忧”的失恋悲哀之中。总之，女神的内心经历了喜悦——失望——忧伤——怀疑——思恋——自我宽解的历程。情感曲折起伏，缠绵婉转。
《山鬼》以人神杂糅的手法塑造了巫山女神的形象。她的衣食居处、服饰车与、习性行踪，都与山鬼的身份地位相适应，带有神异和野性色彩。但她又有人的容貌体态，人的七情六欲。在爱情生活中，她是人世间美丽、纯情、忠贞少女的化身。她在爱情中所体验到的喜悦和悲哀，人情味很浓，给人以亲切、美好的感受。诗人在塑造女神形象时，成功的刻画了她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又与凄风苦雨的环境气氛交融相衬，创造出一种凄迷幽深的意境，更真切的表现出女神对爱情的缠绵悱恻。
《九章》
《九章》乃屈原九篇抒情诗的总称，除《橘颂》为屈原早年借物咏志之作外，其它篇均作于流于汉北和放逐江南时期。《九章》之名大约是西汉末刘向编辑《楚辞》时所加。其内容与《离骚》基本接近，主要是叙述身世和遭遇。与《离骚》比，具有更多的纪实性，浪漫色彩则略逊于《离骚》。
《天问》
1、《天问》是楚辞中一首奇特的诗歌。以一个“曰”字领起，就自然、历史、社会等提出了172个问题，表现出作者对自然和人事的怀疑和探求精神。全诗基本以四言句为主，间以少量的五言、六言、七言；全诗几乎都由问句组成，四句为一组，每组一韵，也有几少数两句一韵，句式简短，节奏明快，有激情。
《招魂》
《招魂》是在怀王死后，屈原为招怀王之魂而作。全诗由引言、正文、乱辞三部分组成。引言写天帝派巫阳到下界为楚王招魂。正文是巫阳的招魂词，是全诗的主体。乱辞以第一人称回忆当年与楚怀王一起打猎的情景，结尾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感叹。整首诗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天地四方的阴森恐怖来衬托楚国人间的美好，以此招徕怀王的亡魂。全诗想象丰富、辞藻缤纷富丽、最大特点是手法铺陈，对后世汉大赋产生影响。
第四节屈原的历史影响
屈原之历史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人格思想和诗歌创作。
1、砥砺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
后世文人如贾谊谪长沙，作《吊屈原赋》以自拟。司马迁惨遭宫刑仍忍辱负重完成《史记》写作，言“屈原放逐，乃著《离骚》”。陆游报国无门，身老家中，慨然叹曰：“《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哀郢二首》）“听儿诵《离骚》，可以散我愁。”（《沙市阻风》）。屈大均《吊雪庵和尚》“一叶离骚酒一杯，滩声空助故城哀。”（《吊雪庵和尚》）。黄任诗云：“无端哀怨入秋多，读罢《离骚》唤奈何。……千古灵均有高弟，江潭能唱《大招》歌。”（）
后世文人以骚下酒。《世说新语》载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清时，宝廷曾作诗相赞：“《离骚》少所喜，年来久未温。姑作下酒物，绝胜肴馔陈。愈读饮愈豪，酒尽杯空存。”
屈原以其卓越的人格力量和深沉悲壮的情怀，鼓舞并感召了后世无数的仁人志士。屈原由于其忧愤深广的爱国情怀，尤其是他为了理想而顽强不屈地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精神，早已突破了儒家明哲保身、温柔敦厚等处世原则，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培养了中国士人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这是屈原及其辞赋对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
【讨论】屈原的历史评价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评屈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后汉王逸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李白《江上吟》：“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杜甫《戏为六绝句》（五）：“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朱熹注《离骚》“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句云此乃屈原“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
……
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
毛泽东：“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1961年秋作《七绝·屈原》道：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逸响微词，卓绝一世。
郭沫若评价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
古来保身者亦有批评之词。如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但认可屈才，“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北齐颜之推言“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
【小结】屈原已成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符号：爱国；不志。
2、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楚辞以杂言为主，突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善于渲染、形容，词语繁复，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对身后文人如宋玉等产生广泛影响，亦为后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楚辞之代表作品《离骚》，感情的热烈奔放，抒情主人公形象凸现，想象的奇幻等。尤其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不仅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亦对后世的文学有重大影响。如张衡之《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喻君子；曹植《洛神赋》言“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唐李贺多寄情香草美人，写哀婉凄绝的《苏小小墓》；蒲松龄作《聊斋》序自云：“知我者，其在青林黑色间乎！”皆明显有受香草美人之影响。
第五节宋玉等楚辞作家
1、宋玉的生平。宋玉稍后于屈原，是屈原的直接继承者，在先秦文学史上是仅次与屈原的著名辞赋家。
2、宋玉的作品收入《楚辞》的有《九辩》，还有收入《昭明文选》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宋玉的辞赋是在屈原的直接影响下创作而成，并在辞赋等形式方面有所发展。它们是由楚辞而至大赋的一个过渡阶段。
3、《九辩》是宋玉的代表作，其内容主要是抒发他因不同流俗而被见疏、流离失所的悲哀，批判了楚国的现实政治。作品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对君王的忠诚和自己的怨苦，表现了对国家兴亡的忧虑。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对秋景的描写，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悲秋”主题实由此发端。
主要参考资料：
1、萧兵《楚辞与神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4。
2、王延海《楚辞释论》，大连出版社，1994年6月。
3、《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
4、郭维森、包景诚《风韵高标的<楚辞>》，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
5、曹道衡《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5年2月。
《艺概·赋概》。
《诗经》之“风”与《楚辞》之“骚”在后世被合称为“风骚”，指在文学方面有造诣或处于领袖地位（如清·赵翼《论诗》：李杜诗篇百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后泛指在某一领域居于领先地位（“风骚”何时何故演变成为“风流”？辛弃疾《京口北固亭怀古》“雨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毛泽东《沁园春·雪》，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现在当世世俗生活中则常指妇女举止轻佻。
《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释本。最早为《楚辞》作品作《传》的是淮南王刘安。《汉书·淮南王传》载其入朝汉武帝，武帝命作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史记屈原传》中评价屈原离骚的一大段文字即是淮南王离骚传文字）。其后，宋洪兴祖作《楚辞补注》，朱熹作《楚辞集注》。此后注本纷多，“楚辞学”成为历代研究的一门显学（明汪瑗《楚辞集解》、清戴震《屈原赋注》、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现代学者马茂元《楚辞选》、游国恩《天问纂义》、《离骚纂义》等，皆为著名的《楚辞》注本。
《东观余论》。
刘向《战国策序》：“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如1980年发掘“望山一号墓”，见《中国考古学》，文物出版社，1980、12，一版。另如1978年第4期《中山大学学报》载《战国楚竹简概述》。
《汉书·地理志》。
《汉书·郊祀志》。
恒谭《新论·言体论》。
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
今俗语：生的伟大，活得憋屈。
现代诗人何其芳“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网络载“在教育部新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育大纲》(试验修订版)中，岳飞、文天祥不再被称为民族英雄。其理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这种战争不同于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是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基于这一观点，岳飞、文天祥不再被称为民族英雄。”又“编辑教科书的历史学家称，岳飞不能称其为民族英雄了，因为“民族英雄”应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同外国侵略者进行斗争，而岳飞仅仅代表了我国境内的一个民族，宋金之战是兄弟之战；要区分“广义民族英雄”和“狭义民族英雄”、中华民族英雄和汉民族英雄。故此，岳飞只是抗金名将，文天祥、于谦、袁崇焕等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也都一起从“民族英雄”的光辉地位集体下岗了。”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心吗》：“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救国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艺概·赋概》。
《史记·屈原列传》。
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第一编第五章第五节。
汉学家费德林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载1949年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他任苏方翻译。一次，毛泽东与他大谈中国古典文学，在谈到屈原时毛泽东曾发了一段较长的议论。
世宇·中国文学史讲稿（先秦）
世宇·中国文学史讲稿（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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