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思想定理：思想是人的灵魂，是推动社会历史的决定力量。人们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思想”一词：狭义的“思想”，仅指认知探索活动及产物，它与社会实践相对应和联系，科学理论和哲学是其典型形态；广义的“思想”，则包括人类一切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涵盖社会文化的所有领域。在本文中，我是在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思想”一词的，力求通过人类学、文化学、经济学等多角度的考察，透视“思想”在人类社会历史文化演进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命题一：思想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的生成。浩渺宇宙，地球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又是令人惊奇的。独特的地球物理条件，经过几十亿年的演化产生了有机生命；生物有机体又经过漫长岁月的进化，不断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终于产生了万物之灵——人类。在生物进化到人类的过程中，思想的诞生是最关键性的一步，标志着人猿揖别——人类的生成。现代伟大的古生物学家夏尔丹，在系统考察生物进化的历史时，特意把“思想的诞生”作为人类生成的标志。他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要肯定人比动物更高级，那就得彻底排除人的行为中那些次要的、含糊的内在现象，直接探索一个中心现象——反省”（夏尔丹《人的现象》P33）。反省是指意识获得转向自己和支配自己的能力，“一个有反省能力的人，立即会使自己进入一个更高的领域。这样一个新的世界诞生了。抽象、逻辑、理性的选择和发明，数学、艺术、时空的计算，焦虑、爱情的梦想等等，这些内在的生命活动无不是从这个新的世界爆发出的火花”（夏尔丹《人的现象》P33）。思想的诞生，使人类超越了动物的本能依赖，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态。“随着心智的到来，我们在生命层上可以看到当反省的火花激燃时，会起来明显的火焰，火不断地蔓延，直至熊熊大火把整个星球烧得通红。这就是思想的大火”（夏尔丹《人的现象》P40）。人们通常将火的使用、工具的制造、语言的创立等作为人类诞生的标志，其实这些与原始人类心理发展和意识的产生有关，都是原始思想生成的具体表现。人类思想史家沃森就明确指出：“根据一些古生物学家的看法，人类最早的抽象的思想出现于约70万年前，那时石制手斧的各部分比例已大致定型。科学家认为，这表明原始人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关于手斧形状的‘思想’”（沃森《人类思想史》P16）。人的创世纪有力表明：思想是人的根本生存特征，是人类的生命之火。正如古希腊伟大的抒情诗人阿那克瑞翁所言：“自然赋予牛以角，赋予马以蹄，赋予野兔以速度，但赋予人以思想”（周昌忠《西方科学的文化精神》P171）。
命题二：思想侵染模塑文化，与社会一道颠簸成长。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都凝结为文化的形态而存在。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渗透着思想的影子，经过了思想的构造和侵染。在考察原始文化时，人类学家把与人类生活有关的遗物当作“文化化石”，从中寻找原始人类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正如英国人类学始祖泰勒所言：“文化中的幸存是文明发展的全过程中设置下的路标，它们对于那些能够破译这些符号的人们来说充满了意义，即使是现在，它们仍在我们中间树立了洪荒时代思想和生活的原始纪念碑”（泰勒《原始文化》P12）。在考察原始社会时，文化学家通过民俗了解民众，认为“外观地被看作是一堆民俗的东西同时也可以内观地被理解为一种心理状态”（马雷特《心理学与民俗学》P10）；在考察社会传统时，社会学家把文化传统作为历史的“文化建构”，认为文化传统“决定性的标准是，它是人类行为、思想和想象的产物，并且代代相传”（希尔斯《论传统》P15）。即使在原始人的物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也不主要是自然的本能反应，而是始终有思想因素在起作用。“在旧石器晚期的猎人头脑里，当他们的想象掌握了动物的有用功能之后，就说明他们已经走上了家庭驯养动物的道路”（马雷特《心理学与民俗学》P201）。对原始居住方式演变的研究表明：“决定建筑形式的自然因素逐渐下降，心理因素逐渐上升，而呈现出与原始住房大不相同的景观”（张猛等编著《人的创世纪》P66）。人类学对原始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表明：“生物因素决定了婚姻家庭的必然产生，但其具体形式的多样性，则是由文化因素决定的”（张猛等编著《人的创世纪》P92）。原始的精神文化，更是由原始的思想决定的。那时没有科学，人类生活笼罩在巫术和神话的阴影之中，想象中的超自然力量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和生活。“巫术和原始宗教是从野蛮人对世界怀有的朦胧的敬畏和神秘感觉中，同时产生的”（丹皮尔《科学史》P28）。原始人的神秘思想和观念，模塑与其相关的所有事物，渗透在生产生活的主要方面。“在民俗社会，客观对象神圣化的方式甚至扩张到生存活动和人们的食物之中。粮食常常被人格化、神圣化”（雷德菲尔德《民俗社会》选自《社会学与社会组织》P209）。这就决定了原始文化的发展充满艰辛和曲折，很多民族及其文化都经历了兴盛与衰落，而缺乏自决力的民族和文化注定会消亡。
命题三：思想蕴含智慧和策略，产生影响历史的决定性力量。对社会现象的理解，人们往往偏重经济、利益、军事等物质性力量，对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则缺乏应有的关注。事实恰恰相反，在社会经济、物质利益、政治军事等等背后，时时刻刻其作用的是有关组织的意志、战略和方针政策。制度经济学指出：“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因为是国家界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最终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P17）。在冲突和战争这一似乎完全由物质利益和力量决定的领域，背后的渊源也存在于思想之中。人类学对战争及其演变的研究表明：“原始的生物性冲动，并不是必然会导致行为的灾难性后果。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自身的认识，在于人类群体的思想观念”（张猛等编著《人的创世纪》P176）。对各类社区不计其数的观察和研究表明：“物质利益绝不是造成社会冲突的唯一动因。正是为其个性和尊严、为获得该社区的尊敬、为赢得社区对其职业的重视而奋斗的人们决定着这些冲突是否发生，或是这些冲突是否得到大肆渲染”（佩鲁《新发展观》P18）。人类学家马雷特在反思世界大战时也指出：“这场战争是一场观念之战——它的交战点不仅包括疆域和政治势力的重新分配，而且包括，依据相互冲突着的有关人类本质和命运的原则中的这个原则或那个原则，重新构建文明社会”（马雷特《心理学与民俗学》P8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通过的组织法序言中指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和平之屏障”（张猛等编著《人的创世纪》P176）。因此，我们对社会历史的理解，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一定要从个人和社会组织的思想深处找原因。“从表面上观察人类历史，它似乎是在偶然性的冲突和交错中变动不居并处处显示着发展和衰落，然而我们只要观察历史的深层，就会发现取向和动机，它们对人来说则具有永恒的意义”（马雷特《心理学与民俗学》P120）。必须摒弃一切形式的机械论、决定论和唯物论，因为它们把精神的东西简化为物质的东西，将人类历史和命运维系于外在的力量。对人的外在解释一定是不真实的，因为外在的解释没有考虑人自身，“忽视生气蓬勃的心灵和意志，或仅从肉体享受的意义上来解释人类生活的各种表现，都无助于达到科学自身的目的”（马雷特《心理学与民俗学》P8）。
命题四：思想是社会变迁的函数，决定政策方略和政治生产力。政府和社会组织是经济和政治行为的首要力量，这些组织的成功或失败决定着社会是进步还是倒退。政府和社会组织通过方针政策、战略规划、制度法规和意识形态等形式作用于社会，其指导思想、知识水平、价值观念、管理能力诸要素对其施政行为具有根本作用。以意识形态为例，它在社会的非正式约束中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不仅可以蕴含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而且还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对于一个用于创新的民族或国家来讲，意识形态由可能取得优势地位或以‘指导思想’的形式构成正式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和最高原则”（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P21）。一个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变动和确立，都是由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诱发和塑造的。：制度安排选择集合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的限制。即使政府有意建立新制度安排以使制度从不均衡恢复到均衡，但由于社会科学不足，政府也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安排。知识的积累和社会科学的进步，以及与工商业和政府机构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统计资料储备的增长，减少与某种制度安排革新相联系的成本。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对于人们发现制度不均衡、设计制度以及提高认知制度的能力都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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