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洛书》是字？是图？
《河图洛书》乃是中国上古时代的产物。有关河图的记载，曾见于《尚书·顾命》篇，该篇最早提出图。记载周康王即位时，在东西两边厢房的陈设品中，西厢房有：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东边厢房有：大玉、夷玉、天球、河图。河图究竟是什么，没有说明白，但后人提出的测日晷仪与天象图标说，比较接近原物的实际情况。这些实物在当时可能还非常原始，但因为它们是测日观天察地的仪器，在古人眼中带有神圣和神秘的性质，因而方有可能和代表古代王权威严的古玉器陈列在一起。《尚书》中提到的“天球”也可能是古代原始的天象星宿图，与后来的洛书相接近。民间传说，悠久而顽强；历代学者、帝王不约而同地对《河图洛书》推崇备至；一个来自远古的文化现象竟在泱泱文化大国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是迄今所知中国最古老的文献，它在中国文化中开先河之地位却是无疑的。那么，《河图洛书》内容究竟如何?今传最广者，即“黑白点”。宋儒朱熹《朱文公集》卷84《河图洛书》，这种类乎星图、棋局般的“图书”绝不可能是真正的、千古回响的《河图洛书》。其一，它高度概括与抽象的表现手法,违反了人类思维与表达“由直观而抽象”的基本规律。《河图洛书》系上古产物,其表达方式应以“直观”为特色。其二，我们已知中国最早之文字为象形字,因此，中国最早之图书亦必以象形文字表达，而非“黑白点”。其三，单调的“黑白点”表现力极其有限,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使用“黑白点”语言。更不消说以其表现诸如《河图洛书》之类的复杂而神圣的内容。其四，倘若中国最古、开先河之作,是以“黑白点”著成，且达极高造诣，那么继之而来的中国图书亦必以“黑白点”为传统。但事实却是:上下五千年，或检索文献,或田野考古“，黑白点”绝无二例。其五，今专业研究人员面对“黑白色”，尚且屡屡困惑,相信上古先民“洞察力”有限,必然更不知所云。似此，《河图洛书》何以传世?圣人如何“则之”,何以“治国平天下”?《河图洛书》又何以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居至高无上地位?由此,今广传之黑白点《河图洛书》，属讹传、伪作或后世文人故弄玄虚之产物。真正的《河图洛书》又是什么?综合分析有关史料,至少有四点可以论定。第一，《河图洛书》是真正意义上的“图书”，是以文字写成，而非“黑白点”。例如,汉《春秋纬》载,“世传《河图》9篇，《洛书》6篇”。唐初,儒家修《隋书·经籍志》亦称，“有《河图》9篇，《洛书》6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显然,汉唐时代,世传《河图洛书》共有15篇。数量如此之多,不可能全是“黑白点”。而且,既称“本文”,便是以正常文字写成。此外，刘歆的说法更其具体：“禹治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刘歆《汉书·五行志》）。即是说《尚书·洪范》篇即是《洛书》。《汉书·五行志》则称:《洪范》篇中,由“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极”共65字,即《洛书》本文。此二说略异,但却公认《洛书》与《尚书》同,均为正常书籍,与“黑白点”无涉。第二,《河图洛书》是一部治国经典。前述《周易》、《尚书》、《礼记》、《论语》等先秦文献的记载,已说明此点。秦以后的记述则更具说服力。例如,汉刘歆认为，“《洛书》即《洪范》”；《后汉书》则认为：《洪范》内65字即《洛书》。二者说法虽有不同,但却不约而同地认定:《洛书》是一部重要的政治法典。因《洪范》也好，《洪范》65字也罢，实质无差异。按《洪范》全文共153字,但是其内精华却是“洪范九畴”65字。即：“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义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四书五经·尚书》第205页。巴蜀书社1996年版）。其余88字，仅叙述“洪范九畴”65字来历而已。而《尚书·洪范》篇乃是学术界公认的上古中国第一部治国经典,素为历代君王所慎。此外《隋书》亦有《河图洛书》“纪易代之徵”的记载。并称“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隋书·经籍志》）；“皇帝(刘秀)唯慎《河图洛书》正文”等等。而据汉《春秋·运斗枢》载,帝舜与大司空禹初得《河图》,见其上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位度之差”。古人治国，讲究天地之数,既然如此《河图洛书》自然便被视为治国法宝。第三，《河图洛书》是夏代河洛地区的产物。首先，“河出图，洛出书”的说法,自古无疑义。而察历代经史典籍，谈到《河图洛书》之产生，几乎均与大禹相关。《春秋·运斗枢》言及黄河出图，在场者有帝舜及大司空禹；《尚书》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汉代孔安国称：“天癸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汉书·孔安国传》）。《广物博志》亦述及“禹受《河图》”之事。“《河图洛书》的产生与大禹相关”,这一说法又与“河出图,洛出书”，记述形成强有力的呼应。禹为夏代之君。《史记·五帝本纪》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河即黄河,洛即洛水。史书载：“:禹都阳城”。据考证“,阳城”即今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恰居于河洛中心区域。上古中国第一部治国经典产生于此亦有其必然性。夏在河洛之间,既受河水之利，又必受河水泛滥之苦。黄河非小，治黄绝非个人力量所能胜任，因此，须集合民众。这样,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的驱动下，以“治水”为核心，久而久之,年复一年，在河洛地区就必然产生一种强劲的民族凝聚力，并进而形成庞大的政治集团。夏王朝正是在此基础上,由统率有方的治水工程领袖大禹所建立。治水定邦之后,禹将其经验加以总结,形诸“图画”或“文字”,以期传世,当在情理中。图画和文字最初大概只能刻划于兽皮、甲骨之上,于是,后人代代口耳相传,并渐渐将其神话,遂有“龙马负图”、“神龟献书”之说。中国国际易经风水研究和规划院院长魏亿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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