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泰伯是“避位让国”还是“避让逃亡”之辨析澹然苏州胥门外有一座泰让桥，阊门内有一座泰伯庙，在石路南浩街口矗立着一尊泰伯塑像，这是人们在纪念
吴地、吴文化始祖吴泰伯。吴泰伯，姬姓，名泰伯，也作太伯，周代诸侯吴国第一代君主。因为他“避位让国”“三让天下”而被誉为“谦让至德”
的道德圣人。一殷商“武丁盛世”时代，在今天陕西省西部的岐山是周部落的领地，也就是后来的周王朝肇基之地。周部落的首领名亶，尊称古公亶
父，谥号周太王，传说是轩辕黄帝第十五世孙。按《史记?周本纪》记载，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就是泰伯，次子仲雍（虞仲）、三子季历。按照“嫡
长子继承”的规制，周太王的王位应由长子泰伯承继。因为“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摘引自《史记?吴泰伯世家》），因为
季历贤达，尤其是儿子昌（姬昌，即周太王之孙）有圣贤之祥兆，所以周太王想传位给季历，“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泰伯、
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摘引自《史记?周本纪》）周太王说我们家族如有一代能够兴旺起来的话，恐怕就要应验在姬昌的
身上啦？长子泰伯、次子仲雍知道父王想让季历继位以便传给姬昌后，就一块儿逃到粗野不开化的南方去了。而且泰伯“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同上）“文身断发”就是身上刺上花纹，头发剪短不束冠。按《孝经》的说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如此之举，实为自断
返回周邑继位的后路，以表明“避位让国”的心迹。《史记正义?卷三十一》说：“以太王病，托采药于呉越不反，太王薨而季历立，一让也。”以
周太王有病为由，泰伯、仲雍托词到南岳衡山去采药，从岐山南下吴地，再也没有回去。后来周太王辞世，三子季历继位，此为一让；“季历薨而文
王立，二让也”（同上）季历故世，其子周文王（姬昌）继位，此为二让；“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让也”（同上）周文王故世，周武王（姬
昌之子）继位，此为三让，于是就有了吴泰伯避位让国、三让天下的千古佳话。周太王逝后，季历继承王位，季历逝后传位给姬昌。姬昌是周朝的奠
基者，史称周文王，其子姬发就是“灭商纣，立西周”的周武王，成就了800年的周天下。所以泰伯的“避位让国”就更显居功至伟，他的“三让
天下”就更加光芒闪烁，故而被誉为“让以至德”“崇德至上”“至德至圣”，被万世景仰。为突出其心至诚的谦让之德，历代史家学者除了着意落
笔在“避位”还刻意渲染“三让”。《史记正义》还记载了另一种说法：“太王病而托采药，生不事之以礼一让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历主丧不葬
之以礼，二让也；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使历主祭祀不祭以礼，三让也以避季历。”《史记正义》的这两种说法虽然都保持了早之1000多年前成
书的《竹书纪年》“终身不反（反同返）”的记载，但是将细节演义了一番，以突出“三让”。《吴越春秋》记载说“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
毕，还荆蛮。”周太王故世，泰伯、仲雍回去奔丧，丧毕即归。《论衡》记载说“太王死后，太伯归来，王季就避开祭祀宗庙社稷的主位。太伯两次
谦让，王季不听从。太伯第三次谦让……”周太王死后，泰伯回去奔丧，季历避开主持祭祀的宗庙社稷主位，而泰伯两次谦让，季历不听从，泰伯第
三次谦让。这两个版本就不再拘泥史实，使“三让”更显生动了。清人齐彦槐撰楹联“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功同开辟，一抔万古江南。”说
泰伯建立勾吴国后让位给二弟仲雍，是为“三让两家天下”。……2011年，无锡江南大学学报载文《走出泰伯“三让两家天下”的误区》，列举
了自古至今大量的文献典籍记载，力证此说谬误。查《史记?吴泰伯世家》，其明载：“泰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泰伯无后，去世
后由二弟仲雍继位，就是吴王仲雍。今年初，吴氏后人吴成瑜著《吴国历代君王生卒年、在位时间以及吴国起讫年代等问题之辨析》一文，按其考证
析辨，泰伯生于公元前1211年，公元前1121年卒，公元前1169年自立为王，在位49年；仲雍生于公元前1207年，公元前1120
年继位，时年88岁，在位5年。如此说，泰伯无后按“兄终弟及”的规制，仲雍继位就谈不上是泰伯的“谦让”，再说既然无后不让兄弟继位又何
如？说吴泰伯让“周”又让“吴”实在牵强，不免有“为尊者褒”之嫌疑。“谦让之德”是中华美德中最为值得赞赏的，所以孔融让梨、清代宰相张
英让地三尺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但泰伯的这一“让”实在是无可比拟，所让之物实在太稀贵，故而所让之举令世人仰望不及，感叹不已。无论是“
三让固是周天下”还是“三让两家天下”，总之，“避位让国”“三让天下”让吴泰伯成为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道德楷模，也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
乐于尊奉的“至德至圣”。泰伯到吴地后和当地百姓打成一片，他引进先进的农耕技术和传播中原文化，“数年之间，民人殷富。”（摘引自《吴越
春秋?吴太伯传第一》）可是，相对于吴泰伯造福一方百姓所体现的社会价值，史家们更乐于传颂他的“避位让国”尤其是“三让天下”。二那么，
泰伯当年真的是“避位”“让国”的吗？最早记载有关泰伯的是成书于春秋时期的《春秋》《左传》以及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尽管已经距离泰
伯时代六七百年，但总还是最为接近那段历史的，其可信程度应该是最高的。但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况，这些史料中有关泰伯的一些重要史实被先
秦以后的史家学者隐没和窜改了。尽管古史茫昧、文字艰涩，且斗转星移，背景和现实的差异会让我们难以求真，但应该还是能从雪泥鸿爪中看出一
些端倪。有关泰伯的史料记载中，成书最早的是由孔子修订而成的《春秋》。在《春秋?宫之奇谏假道篇》中记载的是：“（宫之奇）对曰：‘大伯
、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这里的大伯即泰伯，虞仲即仲雍，大王即太王，“昭”是宗庙次序，始祖后的第一代为昭，“从”
作依从解，“嗣”是继承。宫之奇对虞王说，泰伯和仲雍是周太王的长子和次子，泰伯不从父命，所以没有继承王位。这记载的是“唇亡齿寒”的出
典，春秋时“假道灭虢”的事。是虞王的臣子宫之奇进谏时讲虢国和周朝的宗亲关系时讲的一段话，虽然不是专题但披露出“所以没有继承王位是因
为泰伯不从王命”的史实。作为对《春秋》进行补充和阐发的《左传》在僖公五年篇中也原文相袭沿用了。晚于《春秋》而远早于《史记》成书20
0余年的《竹书纪年》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是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摘引历史学
家李学勤语）它在西周篇中记载道：“太王曰:‘吾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季历之兄曰泰伯，知天命在昌，适越，终身不反，弟仲雍从之”因为
周太王将家族之兴寄望予其孙姬昌，所以要传位给小儿子季历，长子泰伯“知天命在昌”于是“适越”并“终身不反”，次子仲雍跟他一道去了。“
适越”的“适”在古文里写作“適”，作动词是“到”或“适合”的意思。“适越”可作“到吴越”解，也可以理解为“到吴越去”是泰伯做的一个
合适的选择。这个“适越”的语义有点模棱，但“终身不反”这一句明确记载了泰伯南下吴地后再也没有回过周邑岐山的史实。应该讲从以上的史籍
中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是以不嗣”是因为“泰伯不从”和“天命在昌”以及“终身不反”的史实文字资料。另外，无论是在《春秋》《左传》还是《
竹书纪年》里，都没有看到有关“‘让’国”以至“‘三让’天下”的具体文字。只是在《论语》的泰伯篇中孔子突兀地说了一段话：“泰伯，其可
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关于“泰伯不从”，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泰伯第八》做了一个注脚。朱熹说：“大王因有翦商之
志，而泰伯不从，大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泰伯知之，即与仲雍逃之荆蛮。”“大王”即周太王。这是说泰伯不依从周太王攻打商朝（翦商）的主
张，于是周太王想“传位给季历以及昌”，泰伯知道后立即和仲雍逃到荆蛮。要解析泰伯“逃到荆蛮”的行为逻辑，看下面的一段文字或许能有助于
参考。《左传·闵公元年》士蒍曰：“太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吴大伯”即吴泰
伯。这里说的是晋献公十六年，谋士士蒍断定太子申生不仅不能继位而且性命堪忧，于是就对太子说：“你不能做继承者了……与其等着大祸临头，
不如逃走，以免罪名到来。做一个吴泰伯式的人物，不也是很好的吗？这样既能避祸又能获得清名。”晋献公十六年即公元前661年，东周春秋时
代，已是吴泰伯建立吴国以后500余年，其时，他早已是口耳相传名扬天下的历史人物。士蒍是用古人吴泰伯在知道将失去王位时所做的明智之举
来开导太子。可惜士蒍的劝说没有被采纳，晋献公的宠妾骊姬为使其子继承王位而百般诋毁和陷害，最终太子申生自缢而亡。要了解泰伯“到荆蛮”
的动机和心态，看几位史家的遣词着墨，或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写作“亡如荆蛮”，《竹书纪年》用了一个“‘适
’越”，朱熹干脆写成“‘逃’之荆蛮”，左丘明则记作“士蒍赞誉为‘犹有令名’”的明智之举，我想出自这几位落笔千钧的史家之手，不会是随
意而为的吧。综上所述归纳如下：一、无论是“泰伯不从”而“大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还是本要“传位季历以及昌”加上“泰伯不从（周太王
的‘翦商之志’）”，总之，作为嫡长子的泰伯已经没有继承王位的可能。二、没有足可采信的史料文字证明泰伯“三让天下”，从史实和逻辑上分
析，失去储君地位的泰伯也没有国或天下可让。三、从以上二点看，“终身不反”和“让国”没有必然的联系。四、泰伯离开周邑是“逃”“亡”。
其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宫廷斗争残酷，嫡长子在失去储君资格后，面临不利甚至生命受到威胁而采取的自保。二是由于不能接受失去储君地位
的现实而另谋出路所采取的逃离回避。总之，此举是被迫的，也是明智的。结论：泰伯被迫逃避；所谓“避位”“让国”甚而“三让天下”之说无法
成立；“终身不返”是对现实的一种不满情绪。三这样，泰伯是“让国”还是“被让国”，是主动让国而“避位”还是无奈退避而“逃亡”就成为
问题的关键。因为“被让国而逃亡”无疑是对吴泰伯“避位让国”的否定，是对他“至德至圣”那高大全、伟光正形象的颠覆。故而秦汉及以后的史
家学者们刻意隐去“不从太王，是以不嗣”“终身不返”这样的史实记载和用语义不明确的文字来表述人物的行为，并竭力炒作孔子的“三以天下让
”。孔子与左丘明是同龄人，年辈稍长。左丘明秉笔直书、据实治史、不为尊者讳，被后世尊为“文宗史圣”。孔子是思想家，十分推崇尧舜“禅让
”的德行，一心推行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他在虞舜的“五典”中掺进君臣封建伦理关系，将其改造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
伦。他主张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严格遵守君臣、父子等级制度。可能在孔子的理想世界里，这位开疆拓土被世人景仰的一方始祖就应该是“避
位”的道德伟人，否则无法对他离开周邑的行为做出符合道德伦理的解释。另外，春秋时代诸侯争霸，王室衰微，孔子时感世风日下、礼坏乐崩，同
时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还没能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所以也很需要按照儒家“五伦八德”的道德标准树立一个至德至圣的道德标杆，于是在《论语?
泰伯篇》中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动情地说：泰伯啊，可以说具有最高尚的品德了。多次把天下让给
别人，老百姓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赞美来称颂他。一句“三以天下让”给先秦以后的史家学者尊经崇圣、以论代史提供了“史料”依据。西汉时期，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从孔孟之“仁”出发，积极地将先秦儒家的德治理想与专制体制结合起来，推崇道德之天，以德治国，将五
行阴阳观念伦理化，把“五伦”改造成极具专制集权特色的“三纲五常”。自此，渊于春秋时的儒家纲常正理就被衍化成奴化思想，而“德”则成为
与“君为臣纲”相对应的愚忠。所以秦汉以后的史家学者便自觉地根据主流意识的需要，演绎所谓的“避位让国”“三让天下”，用儒家封建道德伦
理来安置泰伯精神，歌颂他的“谦让至德”就成为极力标榜的道德文章。《韩诗外传》的作者韩婴是汉文帝时的博士，积极传播新儒学的道德伦理。
他在《韩诗外传?卷十》中添加了周太王的临终遗嘱和季历遵嘱专程前往吴地、泰伯和仲雍随季历回到周邑并坚决不继王位等故事情节，刻意将泰伯
打造成“谦让至德”的道德榜样。汉武帝末年,司马迁遵从新儒学的道德思想，没有采用“泰伯不从，是以不嗣”“终身不返”等史料。在《吴泰伯
世家》中用了“乃奔荆蛮”，“奔”就古意而言可作跑也可作逃亡解，语义含混，但在《周本纪》中用了“亡如荆蛮”，逃亡到荆蛮，语义上还是清
晰的。尔后，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王充的《论衡》、唐人陆广微的《吴地记》和晚《史记》827年成书的唐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等，无
不与《韩诗外传》一样：首先隐去“泰伯不从，是以不嗣”“终身不返”的史实资料；继之轻描淡写地把泰伯的出逃写作“太伯去之吴”（《韩诗外
传》），“遂之荆蛮”（《吴越春秋》），“入吴采药”（《论衡》），“托采药于呉越”（《史记正义》）；再就是着重强调“让之德”，除了窜
改“终身不返”和渲染“三让”，还将泰伯明明是“入乡随俗”的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描述成坚决“让国”的举措。《史记?吴泰伯世家》云“文
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就是说泰伯在身上刺满花纹、把头发剪断，以表示不可以继位，以避位把继承权让给季历。《吴越春秋》云“断发
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就是说泰伯不仅在身上刺满花纹、把头发剪断，还穿着当地人的服饰。另外还有“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史
记?周本纪》），“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史记正义》），“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让季历。”（《吴地记》）等等。正如苏州人，历史学家
顾颉刚的“层累构成说”中提到的“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人物愈放愈大”，果是，情节是一个比一个生动，叙述是一个比一个细致，几乎到活灵活现
、有声有色的程度，还演绎出“三让周天下”“三让两家天下”的多种版本，在“谦让至德”“三以天下让”上做足道德文章。终于把吴泰伯塑造成
让以至德、崇德至上、至德至圣而无以复加的千古完人，成为高山景行，让人“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道德楷模。四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在哪儿
安顿泰伯精神？他的人生价值究竟何在？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是什么？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德。德是蕴含于本性（天性），发自本心，顺乎自
然的处事行为，归根结底是为了自身的生存。惠及别人客观上是德行，主观上也是为了自己以及与自己休戚相关的亲人能有更好的生存空间，这是自
然的必然和自由，是人的天性，是有人类初始就具有的先天性。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让”。让是“德”的一种具体表现，是发乎于人的本心，是一
种自觉、一种天性的流露。受者得惠，施者愉悦，譬如说孔融让梨。逃可作“逃避”解，但把“避”释为“避位”，把客观的现象作为主观的动机，
把出逃以后留下的空间作为出于内心本意“让”的结果，把违背本心而无奈出逃作为谦让的德行，明明是“退避逃亡”偏要说成是“避位让国”这无
疑是先秦以后的道德家们为宣传的需要所作的虚妄之说。“天下明德自舜始”为了应对今人无法想象的生存环境，协调好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虞舜顺应了这种人性和客观现实的需要，创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典，为初民社会提供了一个家庭伦理道德
的规范，在保障家庭稳定、创造社会文明方面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五典”顺乎自然，合乎人性，所以被社会认可，得到天下百姓的普遍遵从。“
五典”要义历经几千年的风风雨雨，积淀成一种民族心理，成为传统文化的精髓，构成了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
念。在人类发展史上，人为了生存与大自然的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我想最起码从血缘群婚开始，族群之间的争斗也从来没有间断过。在这个过程中
，人群的领袖，部落首领（酋长）就必然地产生出来。这样的人必须是孔武有力、有公众意识、有凝聚力、有智慧、有担当。在长年的杀伐征战和带
领族人为生存而斗争中，历经的锤炼和磨砺成就了他们异于常人的秉性和特质，也构成了促进当时社会进步的一个阶层。他们有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
，也有维护族群利益的一种义务和责任的自觉，这就是先秦时代的贵族。即使到了商周时期，共主与诸侯王国之间还没有形成制度的约束及臣服关系
，作为一方领主依然具有着一种独立的意志和自主的思想。经过若干代人的延续和传承，所形成的那种独有的秉性和气质就是贵族精神，具体表现在
权利和义务的对等、自觉承担责任和敢于担当勇于牺牲以及自尊和荣誉、谦让和大度，其中最为可贵的就是自主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这是和封建道
德思想分野的截然界限。被平民社会认可和遵从的“五典”就是贵族精神中道德论理的基础。后来发祥于春秋时期的儒家学说传承的先秦时代的传统
思想，宣扬荣誉感、责任感、使命感和牺牲精神，无疑是汲取了先秦贵族思想的精华。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不是一个比较真实的吴泰伯。泰伯作
为嫡出长子、法定储君，从他到吴地以后的所作所为以及所取得的成就看，是一个有大的志向和抱负的年轻人。他一定有过许多憧憬和梦想：指点江
山挥斥方遒、今后天下舍我其谁！可是有一天，他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被剥夺了继承王位的权利。储君和王子之间的落差之巨犹如云泥，一
个人中之龙岂能甘为池中之物，成为庸碌无为的人臣？这不应该是他所能接受的。但他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宫廷教育，遵从“五典”规范已经成为一种
道德理念和行为准则，那么按照子孝、兄友、弟恭的要求，他不可能做出任何违逆的举动，可又实在不甘心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所以在知道自己失
去储君地位时，他的第一反应“离家出走”只能是他唯一合适的选择。宫廷制度森严，王子们未必如平民家的孩子那么自在，“离家”显然在父王那
里是通不过的，择机而逃也就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兴许左丘明在记叙士蒍劝说太子“为吴大伯，不亦可乎？”时也在为他庆幸，也在赞许他避祸趋
利的智慧。用“避位”来替代“逃避”是史家学者们玩弄的文字游戏，道德家们强奸了这个“逃”。而恰恰就是这一逃，让泰伯冲破了王室的樊篱，
摆脱了君臣、父子的人身依附，表现出的是一种对人格独立的追求，闪烁着贵族精神最为耀眼的光芒。他让我们看到一个古代贵族敢于不听凭命运摆
布，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那一刹那间所做出的果敢决择，体现出的那么一种气质和气节，而且不仅于此。伯夷叔齐是殷商末年的贵族，饿死不
食周粟，让人感到可敬可爱，但他们表现的仅仅只是一种个人层面的品质。吴泰伯不仅表现出他的那股精气神、那熠熠闪光的贵族精神，尤为重要的
更在于他人生意义中所体现出的社会价值。吴泰伯不是什么道德圣人，但绝对是一位有道德的人，其“德”绝不是什么“避位”“让国”“三让天下
”，那浑是不着边际的宣传，而是一种发乎于心，顺应自然和人类客观需要，是我们看得见能感受到的那种自觉地以社会进步为己任的道德践行。尤
其是在面临逆境、面对挫折时的抉择，那种对人格独立的追求，就是一种贵族精神的体现。就是在今天依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所以正是值得我们
正确认识他的意义所在。我作如上分析，其依据除了史书上的点点墨迹，最为重要的是他一生的作为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本身就告诉我们他应该就
是这么一个不拘束缚、成就大事的人，换言之，如果不逃就不是他吴泰伯。当然，由于这段历史距离我们太久远，实在也无法说这是最确切的论断。
我的说法或许不是最靠谱的，但最不靠谱的是：用逃来“避位”，用终身不返来“让国”。摆脱封建道德思想的桎梏，撩开至德至圣那美妙虚伪的面
纱，让我们站在人性的平台上，把吴泰伯作为一个曾经和自己一样的鲜活的人，这时，你再来咀嚼回味一下唐代诗人陆龟蒙说的千古大实话：“迩来
父子争天下，不信人间有让王。”（摘引自《和泰伯庙》）我们或许会有另一番的认识和感受。我们应该脱离传统文化的俗囿，以文字史料为凭，尊
重历史，正本清源。让吴泰伯从封建道德伦理的驱壳中走出来，还原成一个真实的吴地始祖吴泰伯，让泰伯的贵族精神闪耀出积极的现实意义。三千
多年前，历史默默地注视着二位蓬头垢面的年轻人，不知前程，凶吉难卜，在布满荆棘，充满凶险的人生道路上艰难地行走着。三千里路的行程，多
少个日日夜夜，需要什么样的勇气？我想，支撑他们的正是流淌在骨血里的那股精气神。一方面是命运的不公；一方面是骨肉亲情，主动离开不失孝
道，不失兄友弟恭之德，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智之举。他的逃，实质上就是不争，就是一种放下，体现出宽容和大度。在客观上也是一种让，无论是个
人得失还是放大到政治博弈、治国方略，懂得让、会让，就是一种大智慧。实现抱负，给人生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泰伯是从零开始与继承王位的季
历进行着一种良性竞争。他赢了，赢得漂亮，赢得了尊严和荣誉。到吴地以后“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数年之间，民人殷富。”被后世尊为吴地
、吴文化始祖。他造福一方百姓的作为体现出一种使命的自觉和责任的担当。由于中国的贵族传统中断太久，我们已经很难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先
秦时代的古人单纯、质朴，没有今人那么复杂，那么矫情，哪里是我在文章里说的一二三四。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按照今天的逻辑思维来认识历史，
也无疑会包含着作者自己的钟情和冀望。其实，在泰伯闪出那个念头、做出那个举动的时候，根本就不像今天会有那么多绚丽诱人的说辞来表述，他
很有可能并没有想到是为了什么，就是说或许什么都不为。既然如此，我就走！不乞荫庇、不畏艰险，不计生与死，不为名和利，就是那种发自人的
本性，为了人格的独立和平等，为了尊严，直白地说就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而且“终身不返”。那浑是透出的铮铮傲骨、猎猎雄风，是何等之豪
放，不禁让人神往！到了吴地以后，出自一种本性的善良、朴素的愿望，为了生存与众人一道用智慧和辛劳，脚踏实地地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实现
自我抱负，造福一方生灵，是何等之功德，不禁让人崇敬！写到这里，我也想借用一下孔子的那句话：“民无得而称焉”，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赞美
来称颂我们吴地、吴文化的始祖吴泰伯！我这样说绝非虚言和夸张，吴泰伯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用他的作为给这样评价的合理性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我们今天崇敬、缅怀的难道应该是那个所谓谦谦君子的谦让之德？难道不正应该是他的独立人格和敢于担当、勇于牺牲的精神，尤其是对社会进步所
做出的伟大贡献吗！吴泰伯还是幸运的，假如到了秦始皇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就逃无可逃啦！中国历史走到到秦始皇那会儿，“家天下”演变到“家国天下”，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已发展到极端，中国社会就从一个阶层的统治进入到了一家一姓的君主专制统治。在秦始皇宣告一统天下的那一刻开始，就意味着中国贵族的消亡，吴泰伯就成了后人无法效仿的中国最后的贵族。从历史进程讲，贵族的消亡是必然的，但贵族精神那么快的消失是不幸的。周秦之变来的太快，贵族精神还没能与平民阶层有更好的融合就消失殆尽，专制集权统治损伤了中国人的脊梁。今天，我们评价吴泰伯，否定所谓“避位让国”“三让天下”，除了它缺少足可采信的史料依据，更在于厘清泰伯精神究竟是人身依附的封建道德思想，还是人格独立的贵族精神。摒除那些虚无的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冠冕，彰显他的贵族精神和为社会进步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我仰望着屹立在人流如织的南浩街口的那尊吴泰伯塑像，仿佛看到他缓缓地走下那虚伪的道德圣台，离我们愈来愈近，愈来愈真实了。一位瘦削的老者，那坚毅而深沉的眼神，那额头上布满的沧桑，让我对这位“开辟蛮荒成富庶，造福一方为生灵”的吴地先祖不禁生出一种景仰之心。我想，人生失意三六九，真正得意不常有，每个人在一生中总会遇到难过的坎儿。如何面对逆境，不为命运左右，坚守独立人格，以社会进步为己任，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这应该就是吴泰伯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2016年6月15日于苏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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