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环集）褓姆
褓姆：楼上叮叮当当的连敲了几天，为的是给新来的小褓姆安排住处。褓姆从生活的需、供确不可少，马上楼上的二媳妇要坐月子，婆婆的脚生骨刺，走路一拐一瘸的，爷爷还要经常出差，儿子和媳妇忙得不巳乐乎…。想起当年在‘羊山’宿舍，儿子的哥哥刚出世，头一胎，年青人都没有经验，幸好老外婆来帮忙，那小脚老外婆已白发苍苍。一大脚盆一大脚盆地在宿舍顶楼洗晒，而水要从楼下拎上去。他们住二楼我住一楼，经常帮她。一来她是老人，敬老稚幼的古训改不掉；二来我还没入党，觉悟不高。管她地主婆不地主婆哩，反正我有的是力气举手之劳嘛！直到她被迫离去的前夕，她仍照洗我仍照拎，殊不知老人家多年后临终前还念我：李巨是好人。她在勤劳中度过后半生，她怀念的是人尊重人的道德传统。又想起66年6月我的第一个孩子出世时，也把七十岁的老母从武汉接来，事先当然得到领导批准。奶奶把居委会的工作辞了来照料媳妇坐月子。不料武汉侄女来信说街道贴了我父亲的大字报，我即将信交给组织，许顺洪（注）代表组织通知：‘你妈妈成份不好，应速回武汉参加革命，不能把部队当防空洞’。那时团正排革命杂技，舞台工作从头到尾要我打理，幸好小儿已满月，忙托人介绍了个褓姆——四十多岁的寡妇，许多条件都依她的要求，结果来后不到十天就吵着要走，因为，她听说我的成分有问题，要与我划清界线。当时我真抓瞎啦，褓姆奶奶哟！我差不多要跪地求她了，最后还是走了！扔下四十天的婴儿。如果没有楼上今天的叮叮铛铛，我这段历史便当真忘却了。福气呀！1995，7，6，（注：许顺洪，随东北安东文工团南下，49年9月起我们一同干舞台工作，50年1月起曾在一个团小组生活，因他出身工人阶级当年入党，先我调到‘战杂’，当时舞台队只有他一个党员和我一个‘知识分子’，后来他介绍电工‘小许’入党了，只剩下我一个‘同路人’。随运动深入，他又代表组织来我家‘收刀子’，那是55年我在北京王府井买的一把带筷子的‘藏刀’，我经常押货车没有饭供应便拿它切肉、菜很方便，它没有护手，不好当‘比首’去杀人，如果想杀人还不如用菜刀，杂技团不像歌舞团家家户户有小伙房，家家户户有菜刀，收我的‘藏刀’明显地使我感到是许顺宏的创造，使我联想起秦朝十家共用一把锁住的刀，许说：‘这是组织上对你的安全负责’。后来武汉也抄了我家，只把父母的结婚照[父亲任北伐讨贼军第二军第八路司令的照片]和孙文的几件委任信、‘辛亥首义同志会’发的黄证拿去，也没归还。
文革结束后我替‘部艺’同学办‘学历证’时，也给许办了‘大专’，他喜笑颜开地成为‘知识分子’的一员，还对我不胜感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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