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大家张季直
□陈有清
张謇先生不但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政治活动家，还是一位钟情地方志书、积极参与修志并以其创建性丰富了地方志理论的名儒大家。
一、丰富的长期的修志实践
光绪十四年（1888）年初，太仓知府莫祥芝邀张謇修志，张謇为此研读了大量地方志书，还与王汝骐、王子翔商讨了太仓志范例。不久，莫祥芝逝世，此事未果。4月，张謇首修《赣榆志稿》，他审视初稿“其原本疏陋芜杂，病且百出，非通体另行属稿不可……”（给郑孝胥信），不得不通过查考大量文献与亲身勘探河渠、水道、县城城墙建筑及工料用费等情况之后，将卷、目、子三级层次结构重新厘清，大刀阔斧地修改或重写，于是年10月告成。这部18卷的志书，体例精当，考辨严谨，结篇缜密，脉络分明，于志林卓然而立，致使后人给其以极高的评价。1986年6月，复旦大学历史系在编写《地方志词典》时，将（光绪）《赣榆县志》列入著名方志类当中。
光绪十七年（1891）夏，张謇应聘参修《东台县志》，其年9月，与夏寅官等修订凡例10款，商定“当损当略者四条”，“当详当增者二条”。
民国元年，即辛亥革命后，南通废州称县。民国三年，由范铠主撰《南通县图志》，历时三年，“梗概略具，卷帙分明。可以览观”，是一部基础很好的志书。民国十年（1922），由张謇主持续修《南通县图志》，增加了新的内容，部分接续最后一部州志即（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增加了记述清末民初南通实行地方自治的各项业绩，共计24卷，受到当时方志界好评。
此外，张謇还倡修了《张氏族谱》，编纂了《啬翁自订年谱》，撰写了不少墓志铭，并为多家志书作序或参与谋篇划策。
在张謇从36岁（光绪十四年）到71岁（民国十二年），三十多年生涯中或断或续地与志书打交道。他三十三岁中举，四十二岁点元，七十四岁辞世，这中间的悠悠岁月，是他学术成熟、精力旺盛的时期，是他人生的黄金时段，这跟俗话所说的“得志不修志，修志不得志”完全是两码事。他北上赣榆，南下太仓，除了坐署办公而外，无论舟行途中还是回常乐料理家事，都手执志书，心揣乡情，将一个时代骄子的肝脑才智奉献给了多部志书，这种长期的修志经历，真可谓：生逢乱世，志在春秋，文墨一生，天下有几？
二、以付出与吸收、消耗与积蓄，相互融和相互推进跋涉于方志丛林
在地方志的丛林中，张謇别具一格，一边付出与消耗，一边吸取与积蓄，相互交替融和，相互促进推动，由两股绞成一绳，由两个侧面化合为一生。
张謇在13岁时便能熟读《礼记》《春秋》《左传》，并会作“八韵诗”和八股文。他在科举之途上，本已“铁砚磨穿，寒窗坐透”苦苦耕耘了数十年，并屡得名师指点。如光绪五年的三院会试之后，“担任副主考的沈葆桢，在病榻上曾托人传话给他：‘做文章不可只学《班书》，要著重看《史记》’，张謇深受感动，奋力以补自己之不足，下功夫钻研太史公的著作，同时还学习《管子》《晏子》及历代各家名著，并大量阅读明、清地方志书，日积月累，博闻强记，打下了坚实基础。”（陈有清著《张謇》1988年7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加之与翁同龢、王国维、吴长庆、沙元炳等等名儒大师交往甚笃，扎下了极为深厚的国学根基。但张謇虚怀若谷，深知纂修方志还得掌握专门的业务知识，因此对章学诚、洪亮吉、顾炎武等前辈方志学说广为研究，碰到实际问题，常与曾为多部志书写书签的郑孝胥及赣榆、太仓、东台等地的地方文史学者，或函电交驰，或载酒问字，交流切磋，商讨史乘典籍。对历代志书，亦择优选学。如接手（光绪）《赣榆县志》以后，忙找宋代周琮（乾道）《临安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先行阅读学习。为纂修（民国）《南通县图志》与（光绪）《太仓直隶州志》他先后研读了《宝山志》《嘉定志》《崇明志》《江南通志》及《宋史·河渠志》《明史·河渠史》《震川集》等志书文献，后来又托友人购得《怀庆县志》《固始县志》《安阳县志》等志书作参考。他还先后为南通图书馆收集了16个省、240个县的地方志2000多部9000多卷，不仅对社会公众开放，自己也可随时前去翻阅，从历代优秀作品中吸取营养，用前人的智慧与经验武装自己。
张謇处在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特别是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东西方民主革命的思潮与新的科学技术源源不断涌入中华大地，“师夷长技以制夷”已成多数人的共识。张謇曾出访日本，他的儿子张孝若也曾赴欧美10国考察实业。大生纱厂机器设备、高级技工都是从国外而来。为长江保坍与沿海垦殖，聘请了荷兰水利工程师。为改良品种，引进了美国岱字棉……如此种种经济领域的变革，势必给上层建筑产生影响，使张氏修志理念随时代前进而发生变化，这一点连实斋先生也只好望洋兴叹。
深厚的国学基础、专业的理论研究与东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及科学技术的引进这“四合土”融合成有机的“团粒结构”，使张氏方志之树枝叶扶疏，阴泽后辈！
三、在亲手修纂的志书中，凸现出特有的修志理念
张謇在纂修地方志中，他那种摆脱了旧志窠臼的新型理念，在他主持或直接撰写的多部志书中，都得到体现，其中民国十年（1922）《南通县图志》尤为突出。
民国十年（1922）《南通县图志》与民国三年（1914）《南通县图志》成书虽只七年之差，但因主修指导思想不同，表现在志书的结构与内容大不相同。
民国三年《南通县图志》主修范铠本可顺流而下，于七年后继续修撰《南通县图志》，但他听不进张謇意见，不愿打破历史常规增添经济建设的内容而辞职不干，年近七旬且又为实业所累的张謇，只好亲自动手增补了几方面的内容：
一是将教育、工商业、水利工程、垦牧以较长的篇幅入志。如在工商志中重点记载了大生纱厂、复新面粉厂；在教育志中着重记叙全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中国最早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等等。
二是张謇认为“志莫重于图”，“国不可无精确之舆图”，图可以“揽万里于尺寸之内”。在“地理篇”中，“图，始区域，次山川，次水道，次道路”把图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此，他曾延请师范土木科的教员和测绘科毕业的学生四十余人，先后历经三年，通过实地测绘，制作了比例五千分之一、二万分之一、五万分之一地图各一份，放在志书之首。
三是强调“表”的重要，说它能“罗百世于方册之间”，起着文字无法表达的作用。如在“气象篇”中，引入了不少由数据分类汇集而成的表，其来源，则是平日工作时，由仪器测到的气象元素编成的“气象报表”。
凡此种种，我们从中都可以体会到一种现代科学精神和民生实用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实用性和时代性。
梁启超先生说：“方志虽大半成于俗吏之手，然其间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者亦甚多。”（朱士嘉1986年5月编著《中国旧志名家论选》）张謇先生亲自结撰的民国十年（1922）《南通县图志》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志书。
四、对如何修好一部志书，提出了明确要求
张謇对办任何事情，都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于修纂地方志，更是从不苟且。作为一代学者大儒，丰富的修志实践使他对方志文化独有见地，要求明确。
贵重事实，翔实可信。张謇认为，志为信史，修志要有存真求实、秉笔直书的史学精神，对待重大历史事件，不可因个人得失，不可因一己的个人恩怨而随意褒贬，正如他在评价孙中山时所说：“勿爱其长护其短，勿恨其过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他主张志书应“翔实可信”“贵重事实……实而不饰，详而不张”，他所指的“实而不饰”，就是一方面强调一切以事实为依据，一切从实际出发，讲求选用资料的真实性，不主观臆断，不道听途说，不凭空想象，须言之凿凿，有凭有据。“搜采趣闻，必有所据，向壁虚造，大雅病之。”（《拟修〈东台县志〉条例》）。对于重要事项，可多层次、多侧面详加记述，但不可夸大，不可拔高，不可卖弄才情张扬炫耀。
为保真实可信，张謇提出志书忌用浮文，语言要言之有物，朴实无华，可圈可点。而且强调“凡所征取，各种事略，应仿咸福《临安志》例，详著原书。”（《拟修〈东台县志〉条例》）。
明举措，便寻究。张謇在（民国）《南通县志续纂后序》中明确提出：编纂志书的目的在于“明当时之举措，便后来之寻究”。所谓“明举措”，就是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探求事物本身发展的一些规律；“便寻究”，即从这些规律出发，按照事物之间的逻辑因承关系谋划和编排结构层次，即抛弃传统的思想的羁绊，不再是先自然，次经济，再政治，后人物……因此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些产业和行业如工程志、盐业志、工商志、实业志、垦牧志、教育志等放到显著的位置。明显地烙上了“确立地方自治，推进乡邦政教，注重农工商贸易”的时代烙印，充分体现了张謇的民本思想。“明举措”“便寻究”目标明确，它解决了修志者面对汗牛充栋的资料，确定了落笔的准则，知道笔下去留。这不仅在他亲自修撰的志书中得到体现，而且对后人的影响也极其深远。
张謇先生虽然没有一套系统阐述方志理论的专著，但是他那种处于历史大变革时期的独特而深刻的修志思想却为世人所钦。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如东分会）
4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