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地方志的兴起及易犯之通病
陈有清
近年，在地方志文苑中，萌生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现象，即出现了“口述地方志”!
追溯我国地方志历史，“口述”本是一种传统形式。孔子著《论语》就运用了口头语言的形式，追述了唐尧之史：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更是运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在他的笔下，不仅秦皇汉武栩栩如生，各种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也清晰可信。他们开了个好头，使此风代代延续。南宋乾道二年进士、《新安志》修撰罗愿就强调编修志书，必须“访故老，求遗事”；明万历首辅张居正也指出编修志书应该“搜罗载籍，博访耆旧”—-这类辉煌的实践与精湛的论述组成口述史志的星光长廊，让我们越走越靓丽。不过，缘于种种历史的现实，这种星光时彰时隐，在沉寂了一段历史时期之后，今天出现了春江水暖之势，着实令人高兴！
在国外，口述地方志也早已起步，大家熟知的《荷马史诗》《马可·波罗游记》《西行漫记》都是人所共知的口述史书。随着录音工具的发展，这类口述形式也很快发展起来。1938年，美国历史学者亚伦·芮文斯在其重要著作《通往历史之路》中，首次提出开展口述史学研究的主张。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成立，同年，该校又建起了美利坚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这两项举措，催化了美国口述历史的进程。1966年，全美口述史学研究机构已达90多个。次年，美国成立了全国性的口述史学协会。1980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组织专家及权威人士制订了一套评介口述历史的标准。1987年，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在英国牛津成立。1994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召开国际口述史学大会，40多个国家的数百名学者出席会议。在亚洲，新加坡政府设立口述历史组，有系统、有计划地全面搜集新加坡史料。
具有口述史志传统的中国面对世界形势的发展，自然是“风流恐落他人后”。在上世纪，我国的香港和台湾率先做起这方面的工作。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从建立以来，采写和出版了二百多种“口述历史”。在大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与出版界于口述历史方面的工作也是紧锣密鼓步步莲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先生于2005年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或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以及地方志当代部分的编修，恰恰是最适宜运用口述方法的领域；同时，历史研究和地方志编修中的当代部分，也是口述史最能大显身手的时段。”2006年，《中国图书评论》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先生的文章《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2007年，《中国地方志》第9期发表了江西省石城县县志办刘善泳先生《口述史在地方志领域的地位与价值》。2010年前后广东的黄玲与淅江的莫艳梅二位新秀又撰写了《关于在新编志书中增加口述史资料份量的探讨》《口述历史作为志书新形式的探索》……这些重要文章，加速了口述地方志蹒跚而来的脚步。
在第二轮修志时，全国有不少地方对口述史志进行了大胆的、积极的尝试。深圳、西安、杭州、佛山、上海、哈尔滨等城市已经出现了不少官方或民间组织致力于开展口述史志类文化项目，其中有些地方已取得骄人的成果。
《深圳市志》的《劳动志》在记述深圳特区用工制度时，先人一步，既用了档案文献资料，又采用了当事人口述资料，二者结合，完整地反映了深圳特区早期的用工改革情况的变化，这是现当代地方志书成功运用口述史料的范例。
杭州市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也于2010年开始启动“口述萧山志”项目，组织方志编辑以及杭州开元影视广告有限公司编导，向对萧山知情的老同志、老领导进行面对面访谈、拍摄。这些被采访的对象，除军政界领导而外，还有经济界、社会界、文化界等多方面的人士。他们中，有将军、有院士、有部长、有大使、也有战斗英雄、艺术家、企业家、烈士后代，还有普通干部、职工、农民、教师。他们工作线路一是在萧山本地寻访，二是利用乡贤回乡之机采访，三是赴北京、上海、宁波、金华、江西等地上门拜访。至2011年底，已完成110名典型人物的访谈摄制，并将录音、影像及图照进行了整理、归档。从采访所得文字来看，每人讲述记录万言上下，总数100万字左右，目下正在整理成文。笔者有幸接触到部分内容，觉得这些口述资料很有特色，它们给人的感觉一是亲切，二是真实感强，三是事件的交待来龙去脉清楚明确。因为这些口述对象或出生于萧山，或在萧山工作、战斗过，旧事重提，如返故乡，如憩故园。俗话说青年人的兴趣在未来，老年人的兴趣在过去，旧日的山川景象，故友旧交的音容笑貌……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于言词声色，“亲不亲故乡人”这不仅使口述者、采访者融入一种“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超理性境界，也必然增进与读者心灵的沟通。再则，口述者反映的情况，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完全出自于自己的所见所闻，这些老者不会“妄语”，不会闭着眼睛说瞎话，因而这些材料真实性强，可信度高。再有一点，口述史料是采访而来的，采访过程中，问者占主导地位，对于不大清楚的问题，可以通过舌尖上的功夫，打破沙锅问到底，将事情弄个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又因一件事往往几个人参加，我们问过甲还可以去问乙，通过相互间的印证与补充，将事件的发端、发源、发展……步步探寻，这样一来，尽管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最终，源头活水都会大白于天下。
《口述萧山志》现有整理稿中，《章柏青访谈录》是一篇可称道的文章，她具备了上述三个方面的特点，又有影视评论家这一高级知识分子的语言个性，还夹杂了一些方言与地方专用地名与群众语汇，浓浓的乡情溢于言表，问与答之间亲切自然。读了这样的访谈录，既能给人庄重的理性启迪，又能使人得到轻松的、幽默的、文学的感性享受。这两者有机的、自然的完美结合，正符合我们对口述史志的殷切期待。
但也有一个普遍存在而又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就是口述志书往往容易失去“口述”的特点。有一些口述文稿，只注重事理的通顺明白，却失去了“口述”固有本性，虽然文中也有“问”“答”的字样，但这两个字常常游离于正文以外，读者看不出“问”“答”的语气与语言结构以及隐匿其间双方人物形态。它们之间不像钮扣与衣服，彼此之间虽质地不同，但从它们的功能来讲，却是互为利用而且不可或缺。如果缺失了这种关系，那就成了聋子的耳朵，可有可无。如果把这些“问”与“答”去掉，同样是一篇完整的、理性很强的文章。在这里，访谈录只是一个标签，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躯壳。在《口述萧山志》中，有些文章尚未跳出这一窠臼。
从全国来看，萧山地方志办是对口述史志研究最早、实践最早的单位之一，但口述文章中缺乏口述特点的现象仍难幸免，虽然萧山已有同志意识到这一点并下力气修改，但改掉这种胎里病也不是一件易事，须要将“问”与“答”化合进全文之中，让人在字里行间感受到问与答的存在与快乐。
当下，全国口述地方史志刚刚起步，对于易犯之病从一开始即给予高度警觉，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可以使口述地方史志这棵新苗健康地成长为一株独具个性的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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