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漕运-《清史稿.食货志》析读梳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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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漕运（迟迟未改入海，又一次失去了尽早认识工业文明的机会）
漕运，以大运河贯通黄河、淮河、长江，南可沟通闽粤，北联结山陕，是清代以至中国古代主要的物资运输体系；清代漕运基本官办，漕督下辖运军和沿途各省河道、粮道，每年主要负责数百万石漕粮的北运任务的同时，也承担其他货物的运输。但漕运以其官办和垄断地位，也逐步发展成清代的一大弊政，直到道光季始办海运，漕运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顺治二年，户部奏定每岁额徵漕粮四百万石，遂因明制，复起漕运。清代漕粮，是指有漕省份（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省）从田赋额粮中，按定数漕运至京的部分；其余部分留充本省经费。顺治9年，始改军民交兑为官收官兑，以免运军勒索扰民。漕运虽是官办，但因运输产生的漕粮折耗、运军月粮本折、运脚、诸仓兑运路费（即轻赍银）等费，都须地方负担运军。顺治朝，自漕粮改为官收官兑，“酌定赠贴银米，随漕徵收，官为支给”；赠贴者，征粮官吏除正额以外多征、以应漕耗者也，其数并无定额、多寡不一，随粮徵给，均刊列易知由单，私派挪移者罪之；其后江南每粮百石，竟私截至百馀两（倍于额粮），浙江至三十馀两。粮道刘朝俊以贪婪漕贴万二千馀两被劾，给事中徐旭龄亦疏陈赠耗之弊；然贪官污吏，积习相沿，莫能禁也（赠贴折耗之类，在顺治朝是法定征民耗羡之项，且未有定额，故积其弊）。
到康熙时，禁征各种耗羡，各项费用尽量摊于各省额征钱粮内列支（除解部银和漕粮，剩余部分为地方财政之用），对漕杂折耗亦不例外。同时，北方安定，粮米渐充，故部定漕粮折征银价，多有折银代粮者。漕粮折银，即无杂赠折耗之类，但若征本色（粮米），则仍有赠贴折耗之负担。而地方财力不支，亦屡有私征；圣祖为减少地方私征，开不近水次州县以折银完征、再以银购粮例（按部价完征以去杂耗，再以银按时价购粮输漕，宁损漕额），并预留部分征银以应运耗之杂（康熙时，尚要求解部；雍正时，则直接留各省粮道支用），其余部分购粮起运（遂有六五、一五之例）。康熙8年，定河南漕粮石折银八钱；10年，“议定江宁等府起运耗米及正粮一体贴赠，苏、松、常三府改折灰石，帮贴漕折等银悉免之”（江宁等府应支运耗米，仍地方负担；三府改征银-即无耗赠之类，其他帮贴漕折之费，皆由户部负担）；24年，令各省随漕截银免解道库，径令州县给发（因州县既触民征赋，又与运军交兑；如交粮道，则恐州县不便，或有私征）；47年，令每年江南等省额解轻赍银三十八万四千两，内除山东、河南、湖广、江西、浙江、江南等省额解银二十四万六千九百馀两，仍留通济库应用，其苏松粮道所属额解银十三万七千馀两，径解户部，如仓场不敷，得咨行户部支发（苏松重地，轻赍项由户部直办）；58年，覆准河南附近水次之州县，额徵漕粮每石八钱内，节省银一钱五分，仍令民间上纳，馀六钱五分，令徵本色起运；至距水次较远及不近水次之州县，额徵米石，仍依旧例徵银八钱，以一钱五分解部，馀交粮道采办米石。雍正元年，以嘉、湖二属州县灾，谕令收徵漕米本折各半，其折价依康熙9年例（仍按部价）；6年，议定河南去水次稍远州县，均徵本色，惟南阳、汝宁二府属，河南府之卢氏、嵩、永宁三县及光、汝二州并属县，又离水次最远之灵宝、阌乡，路远运艰，共酌减米万五千六十二石有奇，免其办解，分拨内黄、濬、滑、仪封、考城等五县协办，于五县地丁银内扣除完漕，照部价每石八钱，以六钱五分办运，节省之一钱五分徵解粮道补项（折耗之用）；其南、汝等府属，每石折银八钱解司，以抵濬、滑等五县地丁银数。至此，各种运脚折耗皆避免对民另征；康熙朝禁征耗羡，故多以折征、折银采买以去耗征，并有折耗之预留；到雍正朝，忧下吏办事艰难，允开耗羡；对远水州县，仍以折银采买去耗征，并照行预留，是期地方征耗不要过多。
乾隆七年，定江南漕米赠耗永免停支例；但同年，“江西泸溪以折价八钱不敷采买，定嗣后每年八月借司库银拨县采买，照买价徵银归还；其后江苏之嘉定、宝山、海州、赣榆，安徽之宁国、旌德、太平、英山，湖北之通山、当阳诸州县，悉遵此例”。征粮为本，只有不需粮时才折银，本为定制；康雍按部价折银采买以去耗征，是宁损漕额而避免加赋于民；至此，改为按时价征银采买替代征粮，完全更张了康雍折银采买的本意，更无视部价之设，必使运脚折耗之费成加征之项。且时价不定，按时价征银采买不仅加征折耗和时部价差，也为地方借漕滥科、胥吏中饱埋患。故亦于同年，“为杜滥科，定直省有漕各属，于隔岁年终，刊易知由单（公示），条悉开载，按户分给”；10年，工部侍郎范灿奏：“江南下江徵收漕米，向借漕费之名，或九折，或八折，自巡抚尹继善定每石收费六分，诸弊尽革。久之，吏胥复乘紧兑之际，多方刁难，小民势难久待，不得不议扣折”，谕饬有漕省分大小官吏，严行釐剔积弊。因前无定制，私征已久，康雍亦屡诫地方，至尹继善定每石征耗6分以充耗杂，如能固定颁行，亦不失为善；但到26年，“以江苏之清河、桃源、宿迁、沭阳不产米粟，命嗣后先动司库银两，按照时价采办，令民输银还欸”；其后阜宁、旌德、泰兴、宁国、太平、英山诸县皆仿行之，遂使借漕私征呈蔓延之势（不再以不近水岸为限）。这么多年突然出现不产米粟，本就蹊跷，即便果真，责令其种植就是，不应允其改按时价征银；如此，虽仍有“漕粮岁输天庾，例徵本色。勒收折色，向干严禁”之谕，然州县往往仍藉改折浮收（利用时价不定，自比征本色所敛更巨），明令亦莫能禁也。
凡漕粮皆随以耗费（耗皆以米，即耗米），且随正入仓，以供京、通各仓并漕运折耗之用；其南粮又有随船作耗米，自五升至二升三升不等，以途之远近为差。嘉庆间，定江苏漕粮耗米原备筛飏，耗米四升有奇，嗣后以二升馀划付旗丁，二升随粮交仓；浙江、江西、两湖悉依此例；“逮漕务改章，凡改徵折色各省，耗米亦折价与正米并徵，自是漕耗之名遂废”。嘉庆虽给耗米定额，但耗米为各种漕耗中与本色最不可分的一项，不征本色，必不应征耗米；同时，漕耗本当为地方应支之费，然中央帑项（拨款之项）支持少，致地方窘迫而难免私征（或行挪移、截留等借项），故康雍时以折银采买以去耗征（并作预留）；到乾隆季，仍以折银按时价采买为掩护，多征折耗；但嘉庆此举，则变耗为正、直接增赋，耗米既可为正，其他折耗哪一项不可随征？这就给经年的私征浮收正了名。且即便耗米之项，亦常随粮色、运期等因素变化，实耗难定，定额虚设，多者甚至数斗；于是，各地征官更有恃无恐，运军漕吏愈加挟运自重；是以漕运之弊愈重矣。至道光初季，折耗渐增至五折六折，以致出现百姓“苦贪吏浮收勒折，民怨沸腾，聚众戕官”之事，不得不规范压减折耗、革除规费诸弊，但粮折之征始终未停（只是严控征额），仍为常例。
除了漕运，海运自然也是选择之一。漕运的优点在于可以运抵的州县口岸远比海运多，组织兑运和米粮调度方便，具有海运所没有物资调配集散功能（兼通商货的广泛性和截漕粜赈的及时性）；同时，相比海运，漕运更加安全。但漕运之弊更多：
1、运输能力不稳定：水道深浅不一，船亦无法过重（一般载粮500石，另带他货100石），导致受各条河流的汛竭和水旱气候的影响较大，所以，相比海运，运输能力小且不稳定的特点，势必阻碍物流流通，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漕运越来越不适应物资转运量和速度的要求。
2、费用巨大：这一点并非漕运固有的特点，而使官办和垄断带来的。漕运军丁配有卫所官田，每次出运有月粮和脚钱等工费，还允许每丁夹带数石货物以获利；朝廷每年修船、造船之费，都在数百万之巨（漕船最长服役期10年）；同时，漕船皆500石的大船，对河道的要求和过闸难度，都较一般船只高得多，每年额外的疏浚、纤引等费，亦近百万之多。此外，运军每次起运，必勒索地方各种折耗、赠贴，致使各地耗费巨万，伤政害民。
3、运军挟漕为害：凡漕兑，首重米色。如有仓蠹作奸，攙和滋弊，及潮湿霉变，未受兑前，责成州县，既受兑后，责在弁军，覈验之责，监兑官任之。雍正6年，“以江、浙应纳漕粮为额甚巨，若必拘定粳米，恐价昂难于输将，以后但择乾圆洁净，准红白兼收，秈稉并纳，著为令”，自此，运军勒索州县，借米色为由者最。其次，是期限，州县开仓旬日，米多廒少，势须先兑；运军逐船挑剔，不肯受兑，致粮户无廒输纳，因之滋事。运军乘机恣索，或所索未遂，船竟开行，累州县以随帮交兑之苦。及漕米兑竣，运弁应给通关；通关出自尖丁，尖丁者，积年办事运丁也，他运丁及运弁皆听其指挥；尖丁索费州县，不遂其欲，则靳通关不与，使州县枉罹迟延处分。运军运弁沆瀣一气，州县惟恐误兑，势不得不浮收勒折以供其求。上官虽明知其弊，而惮于改作，且虑运军裁革，遗误漕运，于是含容隐忍，莫之禁诘。州县既多浮收，则米色难于精择；运军既有贴费，受兑亦不复深求。及至通州，贿卖仓书经纪，通挪交卸，米色潮湿不纯之弊，率由于此。积重难返，而漕政日坏矣。
所以，漕运改海是发展的必然。其实，海运始于元代，元代因运河多段废置，而办海运，但海难频生、损耗惨重，至明永乐间，会通河成，乃罢海运。嘉庆中，洪泽湖泄水过多，运河浅涸，令江、浙大吏兼筹海运。两江总督勒保等会奏不可行者十二事，略谓，“海运既兴，河运仍不能废，徒增海运之费。且大洋中沙礁丛杂，险阻难行，天庾正供，非可尝试于不测之地。旗丁不谙海道，船户又皆散漫无稽，设有延误，关系匪细”；上谓“海运既多窒碍，惟有谨守前人成法，将河道尽心修治，万一嬴绌不齐，惟有起剥盘坝，或酌量截留，为暂时权宜之计，断不可轻议更张，所谓利不百不变法也”（嘉庆尚未尝试和认真考察，就断言“利不百”，自失于慎独，也非儒家察征考建的求是非之道，而是明显的因循守旧）。自是终仁宗之世，无敢言海运者。
道光四年，南河黄水骤涨，高堰漫口，自高邮、宝应至清江浦，河道浅阻，输輓维艰。吏部尚书文孚等请引黄河入运，添筑闸坝，钳束盛涨，可无泛溢。然黄水挟沙，日久淤垫，为患滋深。上亦知借黄济运非计，于是海运之议复兴。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建言：“治道久则穷，穷则必变。河道既阻，重运中停，河漕不能兼顾，惟有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虽一时之权宜，实目前之急务。盖滞漕全行盘坝剥运，则民力劳而帑费不省；暂雇海船分运，则民力逸而生气益舒。国家承平日久，航东吴至辽海者，往来无异内地。今以商运决海运，则风飓不足疑，盗贼不足虑，霉湿侵耗不足患。以商运代官运，则舟不待造，丁不待募，价不待筹。至于屯军之安置，仓胥之稽察，河务之张弛，胥存乎人。矧借黄既病，盘坝亦病，不变通将何策之从？臣以为无如海运便”（英和所说治道之变是措施之变，是在治道措施无法再贯彻治道理念，或不能再与之相顺不悖时的必然之变，直到措施能够重新贯彻、体现理念为止；不变的是治道理念，即纲常之类）。上乃命设海运总局于上海，并设局天津。6年正月，各州县剥运之米，以次抵上海受兑，分批开行；计海运水程四千馀里，逾旬而至天津。每届海运期，沿海水师提镇，各按汛地，派拨哨船兵丁，巡防护送，并派武职大员二，随船赴津；后以邵灿言，停派护送武职大员，责成沿海水师逐程递护；嗣宁、沪商人各置火轮船一，遇新漕兑开行时，分别扼要巡防（说明海运商利之大，足见漕运耗费之巨，误国病民久矣）。“夫河运剥浅有费，过闸过淮有费，催趱通仓又有费。上既出百馀万漕项，下复出百馀万帮费，民生日蹙，国计益贫。海运则不由内地，不归众饱，无造船之烦，无募丁之扰，利国便民，计无逾此。洎乎海禁大开，轮舶通行，东南之粟源源而至，不待官运，于是漕运悉废，而改徵折漕（折银者，地方免耗、百姓免苦也），遂为不易之经”。
清代漕运，沿承于前朝，以官办垄断之地位，成为漕粮及其他物资运抵京通的主要途径，同时也兼通各地商货和米粮调度，其弊尤在各类漕耗之扰民。康熙以来，屡抑漕耗扰民；漕耗之征由暗转明，始自乾隆；而浮收乱象，则生于嘉庆（乾隆以后，朝廷垫支各类地方支出的意愿下降，乾隆因奢侈，嘉庆因乱忧），由是漕弊愈甚。且漕军运力绰绌不定，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运力比于运量亦日渐不足；而海运商办（海道容纳巨大，不须调理航船秩序，即无官办必要；途中无通关、过闸、验放之累，官办比于商办即毫无优势），向无漕运诸弊，改漕归海可谓利国利民，势在必行。
其实，早在乾隆时，就正式与洋人交往，当然了解洋人货物往来于万里海洋已是平常，而我以仅航行于沿岸，却仍忌惮于风礁海难，迟迟未敢改漕入海，直到道光间，因河道梗阻，才不得不改海运。这又是一次对洋人先进能力（对我们而言的未知事物）的忽视，使我们又一次失去了尽早接触、认识工业文明的机会。前面在儒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中讲过（详见“十三、儒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二）”），由于对洋轮、洋枪这些未知的事物，高宗始终没有秉持戒惧之心的慎独庸道，主动去了解、学习，而是仅用自己的现有知识去分析、判断眼前看到的事物，因此也只能由物及物，对这些不明其道的未知事物作虚无性诠释（“夷之长技”之类），而无从深入认识、掌握其道（由原理、技术到潜力之类），这必然导致以非为是。
直到道光季被洋人打败，才开始重视“夷之长技”；咸丰间东南尽乱，洋人亦乘机启衅，使有识之士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必须创建自己的工业，才能武装自己而不受制于人；于是，在匪乱渐息之后，兴起了引进技术、创办实业的洋务运动，至光绪初年，从早期开办造船厂、枪炮厂，已逐步拓展到供电、铁路、采矿等基础领域，为一场全面的工业化拉开了序幕。接下来的中法战争之胜，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环境，本应是加快技术引进、扩大工业领域和规模，进而大步迈向工业化的良好契机，然而，光绪亲政后，急求实用而忽视务本，在大幅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却停滞实业兴办和技术引进；除芦汉、关东等铁路外，财力集中用于购置炮舰装备和南北洋及各地治军，使自己始终“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以致甲午之败。之后的所谓变法，更是毫无章法的急功西化，失败不足为奇；真正令人痛心的是变法的非正常终结，导致维新、洋务派的失势，以及保守派的得势（若正常终结，不会是这个结果），从而使近代中国的工业化之路更加遥远了。
分析其成因，乾隆未持慎独之心的原因，在于康雍之后的大清，几乎内无忧、外无患，而乾隆在刚愎自用之下，罔顾圣祖“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念不谨，即贻百年之患”的告诫，安而忘忧麻痹了忧患意识，正应了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嘉庆则是因循守旧，“利不百，不变法也”是他对漕运改海的态度；道光以后，因屡被洋人打败，迫于形势压力，朝廷上下皆有尽速改变现状之心，学技术、办实业是务本之道，自然不如直接购置炮舰的实用效果快；加上光绪本人的心浮气躁，既没有潜心学习、认识西方工业的特性，更急不可耐于自办工业的持重之道，在看到中法之胜后，自以为可以迅速拥有夷之长技，却全然不知其时刻都处于动态发展之中。
《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是说对道（规律）的掌握必须认识到，所谓道是能时刻对事物都起着调整和把控作用的，如果出现不能调整和把控的现象，那么你所掌握的就不是道了（未掌握其道者，未知事物也）；所以，告诫我们对未知事物，要怀戒恐之心慎于独断，才是明求是非以形成正确判断的态度；同时，强调在认识过程中，要重视细节、显微现隐，以详察每个与我们认识不符之现象（即须臾之离）的原因，综点集面，才是充分认知和掌握未知事物规律的方法。就当时而言，自然科学经历了西方一千多年的发展，工业化也已历100多年，已然形成较为系统的工业技术体系，我们不必再经历类似西欧中世纪发现积累的认知过程（异端积累），而主要通过学习、引进、实践就可以掌握当时的原理和技术（用他山之石的捷径）；但无论是以实践判断对现有技术原理的掌握程度，还是消化之后的再创新研发，都须把握慎独察微的中庸之道。
归纳起来，前以乾隆缺乏忧患意识，而未持慎于独断之心，视而不见于西方之强；后因光绪急于求成，而失于察微的务本之恒，改弦更张于实业之路；终使近代中国，与工业化失之交臂。相比之下，日本见识到西方工业文明的时间，要晚得多（始自“黑船事件”），不仅能持慎独之心，而且能认真学习、潜心消化而后来居上，也正是由于其常备忧患意识与坚持慎独察微之道。
引自汉朝兄弟儒学的新浪博客：十八、（十）以清代为例，说明国家经济建设中儒家率民以仁、秉持中适等理念的具体实践、偏差和效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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