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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弥纶天地之道”的奇书，尽管其最直
接的目的是为了占蓍之用，但是书中所包含的思想博大精深，对
后世社会、人生及知识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它是学者
与理论研究兴趣之所在，历来是学术研究的经典文本。《易经》自
诞生之日起，就有相关研究与著述出现。《周易》蕴涵了大量的哲
学、文化、经济、政治、军事、医学、数理、艺术、美学等相关知识，
同时也包含了非常重要的设计思想。《周易》是中国传统造物与
工艺的理论研究起点，乃是中国传统设计理论的发轫之作。
一、历代《周易》研究概略
对周易的研究历来分为象数派和义理派。西汉，《易经》已经
成为群经之首。而这时期对《周易》的研究重点是对其象数的研
究，以孟喜、京房为代表。这一时期的研究立足于其作为占蓍的
工具，重点探讨卦象、爻象与卦辞和爻辞之间的关系及其具体应
用。到了东汉，则是重点对《周易》经文进行注释，如郑玄、荀爽、
虞翻等人。魏晋南北朝时，义理学派得到弘扬与光大，代表人物
有王肃、王弼等人。其中王弼从老庄玄学观点出发来《周易》，提
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等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
唐代易学研究以孔颖达、李鼎祚等为代表。孔颖达所作《周
易正义》为《五经正义》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李鼎祚《周易集
解》乃是象数学派的集大成之作。宋代是易学研究的重要时期，
此时义理学派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图书说、象数学派也有所发
展，代表人物有周敦颐、范仲淹、程颐、朱熹、杨万里等人。周敦颐
著有《太极图说》、而朱熹所著《周易本义》被奉为易学研究的典
范。
元代易学研究以程朱义理学派为宗，胡文炳著有《周易本义
通解》，熊良辅著有《周易本义集成》。明清时期，易学研究得到进
一步发展，义理易学与图书象数易学均得到长足发展。明代倾向
于义理易学，清代治易更擅长于通过文献学、考据学来研究《周
易》及其历代注释。其中以李贽、王夫之、李光地等人为代表。其
中，王夫之乃是这一时期研究《周易》的重要人物，著有《周易内
传》、《周易外传》。来知德著有《周易集注》、黄道周著有《易象正》
等。
进入现代，学者们往往运用西方新思想、新方法从不同学科
层面对《周易》展开研究。除了顾颉刚、郭沫若、李镜池、高亨、杭
辛斋、尚秉和、薛雪潜、沈仲涛等人的研究以外，闻一多、宗白华、
郭沫若等人从艺术与工艺的角度对《周易》展开研究。闻一多《周
易内证义纂》将《周易》与实用艺术结合起来，就《周易》中有关器
用、服饰、车架的卦象、卦辞以及注解进行论述。宗白华较早地运
用朴实的语言对《周易》所蕴涵的工艺美学思想进行解读。他的
研究十分重视《周易》对中国古代艺术与设计的影响。在其论文
《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形而上—中西哲学之比
较》中都有对于卦象，比如贲卦、离卦、鼎卦和革卦的具体阐释，
并且就“道”、“器”、“象”等范畴及其关系作出了区分。
当代，易学研究也十分流行。代表人物有李泽厚、刘大均、余
敦康、萧汉明、刘纲纪、张道一、彭富春等人。其中，刘大均教授对
两汉象数易学颇有研究。李泽厚、刘纲纪先生则从哲学、美学的
角度对《周易》进行解读。张道一先生对《周易》十分关注，在其
《周易设计思想浅析》一文中，就对《周易》设计思想作了大致的
《周易》设计思想初探
收稿日期：2010-01-11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项目“周易设计美学思想研究”（2010b136）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邹凤波（1981-），男，湖北宜昌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美学专业博士生，三峡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讲师。
主要从事设计美学与艺术现象学研究。
（三峡大学艺术学院，湖北宜昌443002）
摘要：本文对《周易》与中国传统造物相关联的设计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探析，认为《周易》不仅是充满哲
学意味的思想著作，同时也包含着精深的设计与造物思想。在简要概略历代关于《周易》及其设计思想研究
状况的基础上对《周易》的设计思想进行了初步的规定。
关键词：《周易》；设计；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10）03－0074－03
邹凤波
2010年第3期
（复总第77期）
船山学刊
ChuanshanJournal
No．3，2010
（rest．totNo．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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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
二、《周易》设计思想的初步规定
《周易》包含了重要的设计思想，如对其所蕴涵的设计思想
的初步规定的话，那么主要显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占蓍作为设计的存在
“太卜掌三易之法”《周礼·春官·大卜》表明了“易”是周代的
一种算卦占相的工具。“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
[1]
试
图通过阴阳爻符号对人类及其存在进行经验的总结和形而上的
把握，这本身就是设计的最为本源性的表达。“所谓设计，指的是
把一种设计、规划、设想、问题解决的方法，通过视觉的方式传达
出来的活动过程。”
[2]
设计乃此在的规定，其最终旨归是为了人更
加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周易》试图通过观察与体验来更好
地把握人类乃以居住的生存世界，正是其作为设计存在的最好
表征。
《周易》对原始先人观察、体悟和把握世界的方法进行了经
验性总结与描述。“古者包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
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
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3]
八卦乃是对天地万物直
观与体验的结果，这其中包含了对事物变化与运动的抽象把握。
八卦的每一卦象都有特定的指涉，如“乾”为天，“坤”为地，“震”
为雷，巽为风，“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其中尤以乾卦和
坤卦则被认为是《易》之关键。因为乾坤是阴阳矛盾运动的集中
体现，代表着变化运动的人之生存世界。
[4]
人通过占卦获得卦象
及其衍变的直观，从而把握与经验人之存在。在这里，卦象的衍
变与隐喻及其暗示都是在对原始先人所生存的生活世界展开审
美观照与历史把握之后的本源性思考。
具体到器具的制造，《周易》也作了详尽的阐述。从生产工具
到服饰设计、从交通工具到兵器生产、从建筑设计到视觉传达设
计，《周易》既归纳出了设计者，同时也对设计的旨归、所凭借的
原始质料都有简明扼要的总结。“包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
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乃是对于生产
工具设计起源的表达；“垂衣裳而天下治”，表明早在上古时代已
经有了服饰的出现。“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
致远以利天下”，也暗示了交通工具的设计早已存在；“上古穴居
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则显现了
原始建筑设计发展的流变。尽管在《周易》里，所有的造物和设计
都是圣人来完成的，但是对于远古时代的设计无论是从旨趣、质
料、创意思维还是设计衍变都作了经验性阐释。
另一方面，无论是观物取象还是立象尽意，都包含着人的感
性的参与，同时这种对于卦象的把握与体悟又是直观的，并没有
手段与目的之分。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观物取象是手段，而立象
尽意是目的，这是值得商榷的，虽然《周易》博大精深，包含中华
传统智慧，但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思想为主题的著作，它并没有技
术化，也没有主体与客体、我与它、在场与不在场的明显区分，尽
管我们说设计需要技术化。《周易》更多的是关于人的存在的思
考，天人合一乃是其运动的隐含的特征。另一方面，它首次把原
始先人造物设计的实践上升到理论层面，更为本源地思考人如
何更为本源性的存在，这着重体现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
者谓之器”的有关论断。道与器的关系表明作者不是仅仅在经验
层面来考察人类有关造物的认识与体验，而是上升到人的存在
与思想的高度，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智慧。“《易》与天地准，故能
弥纶天地之道。”
[5]
周易作为设计存在的另外一个表征就是有关太极八卦图的
出现及其理论阐释。如果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6]
是对太极图内在旨趣
的存在层面的揭示的话，那么太极图像自身的形式乃是图形创
意设计的典范。这不仅仅在于形式上的完美，而更在于它彰显了
中国古代设计的由器（技）与道关系的总体特征。
（二）本性直观与形式的显现
《周易》与设计的内在关联不仅在于其本源性地对设计的旨
趣作了规定，同时也有着设计形式层面的指涉。
在思想运行的维度上，《周易》与现象学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主要表现在：首先，《周易》把握世界基于经验与直观。无论是通
过占卜及卦象来获得对于世界和存在的把握，还是作为《周易》
思想集中体现的太极图的图形直观事物本性的思考都表明了古
人通过直观把握自身存在命运的意象性思维。其次，不仅《周易》
把握存在的方式是直观的，它对于先人的思维方式也进行了经
验描述，它不是理性的，逻辑的归纳和推理，而是一种直观的、形
象的思考方法，同时包含着对于事物本性的洞见。《周易》认为通
过“象”的直观可洞察时局，万物之变化。因而，力图通过“象”直
观来把握思想和人之存在。这种思维没有明显的主客之分，也没
有在直观之后尚有一个理性或者逻辑思辩的设定。一旦获得
“象”便能经验到天地之道。“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
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
[7]
彭富
春认为，中国思维的特征，不是理性的和逻辑的思维，而是经验
的思维。经验的思维又可具体化为自然性的思维和历史性的思
维。
[8]
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非理性非逻辑的直观形象思维正
是这种自然性与历史性思维的表征，因为它意味着“人首先从自
然中搜索出尺度，然后将此尺度给于人。”在此，走向事情本身，
便成了走向自然本身，因为中国古代最大的事情便是自然的事
情。
《周易》对于具体的形式美也有着本源性地观照。一方面卦
象在造型上具有强烈的形式感，极其符合形式美的特征。八八六
十四卦，每一卦首先都是一种抽象的图形创意，其次对称、和谐、
均衡的形式美法则得到充分的表现，比如说“鼎”卦的卦象就取
材于日常使用的器具，它是作为实用和礼器的鼎的具体形象的
抽象与符号化表现。另一方面，《周易》也有着色彩和装饰方面的
考虑。比如“革”卦、“贲”卦、“离”卦所谈论的都是关于设计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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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色彩的把握。“革”卦讨论的是因人身份地位的差异性而进行
选择性地服饰。“‘大人虎变’即《玉藻》之君车以虎皮为饰，‘君子
豹变’即士大夫车以豹皮为饰，‘小人革面’乃是未命士者不得乘
饰车。”
[9]
这里《革》卦强调了装饰的差异性与特定的指称性。《贲》
卦“白贲，无咎”表明了装饰上空白、自然与虚实的运用。装饰并
不在于色彩的艳丽，同样，空间的经营也不并在于布局的繁多，
而是要恰到好处，自然而然。白贲，无色也，从有色达到无色，乃
是设计最高境界的设定。这并非是不要装饰，而是强调装饰的有
效性。
与《贲》卦体现了装饰上的素朴自然的重要性不同，《离》卦
不仅与古代工艺美术有着本性的关联，同时也对装饰的地位给
予了肯定。“离者丽也”，只有装饰的事物才是美的，宗白华不仅
赋予“离”以丽的含义，而且还认为它是对于器物的艺术加工和
装饰的把握。
（三）道器关系的把握
《周易》作为设计的存在，乃是中国古代造物与设计思想的
集中显现。道器关系的区分在此成为中国传统造物与设计的不
可回避的主题。“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周易》
对于道的最为本源的规定。尽管《周易》没有阐释道和器如何具
体关联，但是道器关系在此成为中国传统造物与设计思想的开
端。
首先，在造物与设计的开端处，是没有道与器的区分的，人
基于造物与设计而与其它物想区分。作为生存作为第一要旨的
原始人来讲，器物或工具的制造则是为了满足其最为基本的生
理和生存需要的物质需求。此时，造物最为主要的追求乃是基于
实用性和上手性的“形而下”工具的制造。造物的旨趣、精神的追
求，艺术的意味乃至道的显现的形而上层面的事情尚没有展开。
而当人的意识开始觉醒时，人开始有意识地注重造物的技巧与
规律的把握、造物思想的表达和艺术与审美的追求。于是，形而
下的器的制造于超乎“形而下”的物质范围的“形而上”的道发生
了关联。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道”是神秘的、抽象的、难以言说的，同
时它又是自然的，给予人以最高规定，而“器”是则直观的、感性
的、形象的，是人对造物与工具的具体把握，它与人的日常生活
及其形态紧密相关。“器”的制作受“道”的规范与制约，“道”则要
通过“器”来传达与显现，“器”是“道”的载体与物质表现。于是，
器以载道自此形成了中国传统在造物与设计思想的主题。
不同于“文以载道”更多地强调装饰的重要性，“器以载道”
注重实用性的把握。文，则是对器物的装饰与美化，是人对器物
艺术与审美的追求，而文作为道的体现则是要符合道对于人的
规定，在中国传统思想即天和自然的规定，于是有了天文与人文
之区分。人文作为器物的装饰和美化乃是天文的具体显现。也
即，器物应当满足人的各种需求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物质
的还是精神的。一方面，造物受人乃以生存的外部环境、生活方
式和思想观念的制约。另一方面造物与设计又引导着人的生活
和思想。
与《考工记》侧重对于具体的造物规范、分工、材料及技术标
准详加论述不同，《周易》则偏重于道与智慧对于造物和设计的
引导。以至于设计中的欲望与技术的考虑在此隐而不显。但是这
种对于道或智慧的重视，则为传统造物与设计作出了本源性的
规定。设计必须体现道，符合道，有着智慧的参与，而不是对于物
的一种强迫。于是，自然性成为中国传统造物与设计的最大特
征，而在开端处最为显明。因为中国的道乃是天道和自然之道。
在此，不再有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人听从自然或道的召唤。因而，无论是石器时代设计的稚拙，青
铜时代造物的笨重，还是铁器时代的刀剑的坚硬，瓷器时代的技
艺的精巧，自然都是人的最大规定，器物只是人存在和体悟道的
通道。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园林设计，还是建筑设计，都遵循自然
和道对于设计的规定，而正是有了道的指引，中国传统设计才具
有了独具特色的艺术与审美追求，寄予了人的理想情趣与诗意
居住的可能。
但是，这样的一种传统造物与设计的思想与道路，因为欲望
的过度放大和技术坐架的不断加强，而逐渐失去了智慧和道的
指引，人不再通过设计来通达与体悟道，人也不再亲近自然。人
与自然具有了明显的主客二分，自然成为人的征服对象。于是我
们看到，传统的造物思想失落，人失去了诗意家园而无家可归。
大量的被技术和欲望规定的设计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世界。于是，
向《周易》所倡导的造物与设计思想的回归，便成了我们不得不
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6][7]《周易·系辞上》。
[2]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
12页。
[3][5]《周易·系辞下》。
[3]吴中杰：《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版，第83~84页。
[4]冯契：《中国历代哲学文选（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版，第77页。
[8]彭富春：《哲学美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9
页。
[9]祝帅：《中国文化与设计十讲》，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年
版，第46页。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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