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生：做一个有思想的读书人
□他是一位语重心长的长者、有着独立思考的教师、敢于不平则鸣的知识分子。他一生以书香为伴，到了退休年龄，即使视力受损，依然勉力阅读，毫无倦怠。
□有人说，他的《不跪着教书》守护了教师的尊严；有人说，他的《前方是什么》映照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有人说，他的《致青年教师》让无数教师反思教育的核心与意义。
□在种种丑陋的教育现象前，他是杂文家吴非；面对学生时，他是王栋生，一个爱读书、爱思考的中学语文教师。
■中国教育报记者张贵勇
有人认为，读书的三重境界，一为读知识，长学问，从而高雅；二为读智慧，把知识变为觉悟、动力、谋略；三为读出人品，就是古人所说的修身养性。
王栋生的读书经历让人感觉，读书不只是长知识、学谋略，更多的是跳出书本，形成一种明辨是非、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与众不同的读书习惯，使他积蓄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他成为中学教师中为数不多的“荆棘鸟”、中国教育界自由地飞来飞去的“牛虻”。
“我至今难忘虽清苦却有书读的幸福感”
“‘文革’十年，我的青春被打了对折。记得那时大家好像只想着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读起书来近乎痴狂。这也使此后的我无比珍惜讲台，珍惜每一节课，珍惜自由思想的机会。”
王栋生坦言，是外国文学名著给了他最初的文学启蒙。
18岁下乡插队，26岁返城，在图书稀缺的8年里，王栋生不停地找书读。1967年，在南京城东遇到一收购废品的老汉，他发现老汉的筐里有两本繁体竖排的《静静的顿河》，如获至宝，花3毛钱买了下来。后来，他又花了1毛5分买了《普希金诗文集》。当时根本没有文学作品可读，农村的知青朋友知道他有好书，都过来借阅。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养成了快速看书的习惯。
1971年，王栋生弄到一本没头没尾的书，是苏联作家柯切托夫写的《叶尔绍夫兄弟》。龚桐、荣如德翻译得特别好，他看了很多遍，感慨于故事情节的丰富与震撼，也一直想知道主人公的命运，可是这本书后面缺页，结局不得而知。1980年上大学时，他终于找到了书的全本。结果令他很失望——原来只差半页，主人公的命运就定格在几百字里，却令他琢磨多年。那一瞬间，他对人的命运有了一种别样的认识，而类似的感受在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中也有过。
“许多外国文学名作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王栋生说，他很遗憾28岁才读到雨果的《悲惨世界》，这类书如果更早看到，他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会有所不同。“雨果、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对人性予以深刻发掘，给人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促使人思考宏大的人生和世界问题。我总是想，20年之后的学生会是什么样。其实，哲学家说得对，一个人就是他吃下去的东西。一个人的未来取决于他读不读书、读什么样的书”。
谈及对自己读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王栋生首推他的忘年交，写过《岁寒图》、《升官图》等剧本的陈白尘先生。两人因陈白尘先生的女儿陈虹的引荐相识。那一年王栋生23岁，在农村插队已5年。陈白尘家里有十多箱被查封的“禁书”，由于造反派笨，只封了纸箱的上部，忘记可以从下面打开，王栋生遂得以在陈家借书。在白尘先生的帮助下，他看了大量的历史著作。从1973年至1978年，他们一老一少，交流非常频繁。回忆那段历史，王栋生感慨地说：“那是我人生最困难最苦闷的时期，他成了照亮我前行的一盏灯。陈白尘先生给我最大的影响，一是他独立思考的精神，二是他的正直善良。”
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王栋生考上了南京师大。进入大学校园的他，更加如饥似渴地读书，正如他本人所说：“‘文革’十年，我的青春被打了对折。读书期间，虽然没有白发童生的悲苦，但和一帮比我小10岁的同学在一起，多少有些不习惯。记得那时，大家好像只想着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读起书来近乎痴狂。这也使此后的我无比珍惜讲台，珍惜每一节课，珍惜自由思想的机会。”一年里，他大概看完了150至200本书，以至于上课时也偷看外国小说。为了省下钱买书，他常常连着十几天不吃荤菜，那种虽然清苦却有书读的幸福感至今难以忘记。
读书，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
知识分子应该思考一切，而不应盲从。一位教师能走多远，取决于他能否独立思考。有了思考能力，就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东西。教育要教会学生思考，通过阅读培养批判意识。
随着读书越来越多，王栋生的阅读兴趣越来越广，开始涉足其他领域，对史学的兴趣更是有增无减。他很喜欢威廉·曼切斯特著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该书文笔好，表达也很智慧，对他更清楚地读懂和分析社会现象产生了很大影响。威廉·L.夏伊勒的《第三帝国兴亡》也是一部不朽的著作。他曾花了很长时间阅读陶菊隐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那是一本全方位展示当时历史的书，让他一下子打开了视野。
都说读史使人明智。看了一些史料，王栋生知道了许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也培养了他细心观察、比对反思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而书读多了，就能站在高点上，不被人愚弄，能发现事情的真相，因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客观标准，不是看你说了什么，而是看你做了什么”。从这一点来看，王栋生觉得，许多历史事件并不是看上去那样简单。
“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应该知道得越多越好，要能有一定的学术背景，力争做一名学者型教师。”王栋生看重教师的博学，更看重教师的独立思考，因为知识分子应该思考一切，而不应盲从。一名教师能走多远，取决于他能否独立思考。有了思考能力，就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东西。王栋生一直强调，教育要教会学生思考，通过广泛的阅读，培养一种批判意识。
即使过了60岁，他还在思考一些在其他人看来很可笑的问题。例如，学生作业和测验成绩要家长签字，入团入党为什么无须家长签字？中学为什么没有劳动课？学科到底有没有主副之分？
黑塞在《获得教养的途径》中说：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过之一。王栋生离开教学一线之后，仍然经常到学校给学生作讲座，以自己多年的读书经验，语重心长地告诉学生如何做学生、如何读书。他劝诫学生多读名著，从名著中汲取力量。他说：“鲁迅的《药》，我10岁就读过，61岁重读时还有新的发现。因为经典是一个历史时期语文与人文的最高成就。年少时一旦读过这些人文名著，这个人就坏不到哪里去。”
王栋生也希望学生多读诗，生命中有诗，精神世界会充满阳光。他很喜欢巴尔蒙特的那句诗：“为了看看太阳，我来到世上。即使天光熄灭，我也仍将歌唱。我要歌颂太阳，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每每读出来，总会热泪盈眶。
“书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可怜”
“如果不读书，我不知道早晨起来该干什么，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而且，我越来越发现，书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可怜。越觉得自己可怜，就越要读书。”
如今，每天早晨起床，王栋生依然和以前一样看看时事新闻，读读喜欢的书。他参加编写的初高中教材，今天仍然不断地看。虽然目力严重受损，但依然有强烈的学习欲望。因为“如果不读书，我不知道早晨起来该干什么，我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王栋生读书，喜欢在书上做记号，自由地画，很多书都做笔记。笔记内容积累下来，便成了他的教学资源和教学反思的依据。他身边的同事发现，王栋生每节课在25分钟至30分钟时，就会“打个岔”，像是无意地和学生说一下天气或引导学生关注另一件事。这是他的教学习惯，也是阅读受到的启发，因为他早年便从教育心理学书上看到，青少年的持续注意力一般保持在30分钟左右，要想保持学生的注意力，有必要“打个岔”，再把学生的注意力转移回来。这既是一种教学艺术常识，也是以人为本的教育原则。
王栋生现在很爱读儿童图画书。2002年，他在广州开会时和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方卫平同住一室。方卫平给小学老师作报告，他给高中老师讲话，两人各忙各的。一天晚上，他看到方卫平床边放着一捆台湾出版的儿童图画书，随手拿起一本翻看，这一看让他很惊讶，世上竟有这么好看的绘本！在大卫·威斯纳的那本《疯狂的星期二》中，夜间驾着荷叶悄悄降临城市的青蛙们给了他无尽的想象。后来，方老师为他介绍这些书的编绘与流传，让王栋生知道在阅读世界还有这样一种了不起的杰作。
王栋生告诉记者，看图画书的时候，他常常一边看一边流泪。他感慨，那么美好的东西为何过了50多岁才读到。图画书让他重新回到自己的童年时代，让他能以幸福的眼神看待今天的世界，也让他明白，很多原来非常在意的东西其实并不重要。图画书让他知道，儿童永远是正确的，无论如何不能低估儿童的智慧。因为常怀一颗关爱之心，王栋生看不得伤害儿童的事情发生，他也在著作中呼吁，爱所有的孩子。
1982年1月，已经32岁的王栋生大学毕业。他去南师大附中报到那天，看到办公楼前的两排水杉，最大的一棵直径只有20多厘米。如今，这两排水杉高大伟岸，最大的一棵已经粗得须两人合抱了。时间总是不经意地在指间溜走，在王栋生看来，能让光阴不虚度的，唯有读书。
[对话名师]
学校能否成为名校，教师的学养是决定因素。中国不缺想做官的教师，缺的是爱读书的教师；中国不缺搞应试的教师，缺的是有思想的教师。
“爱读书才是真正的教师”
读书是个人的事，只能靠自觉
记者：您觉得是什么阻碍了教师阅读？引导教师阅读的核心因素是什么？
王栋生：阻碍教师阅读的是教师自身的学习观念。教师不爱读书，与对阅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教育教学任务比较重、缺乏读书习惯等都有关，但内在原因主要是教师个人没有正确的价值取向。
当然，必须承认，现在整个社会的读书环境不是很好，一些学校在引领教师读书上做得还不够。一些校长不学无术，也不支持教师读书，我就听到过有校长训斥教师：“读什么书？把你的书教好就行了！”我也知道，有些学校的语文教研组老师读书相对比较多，爱分析各种问题，可谓聪明人群体，然而却经常被学校领导认为是“不大好管理的群体”，因为他们爱读书，见多识广，能敏感地发现学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学校能否成为名校，除了要有正确的教育方针，教师的学养是决定因素。中国不缺想做官的教师，缺的是爱读书的教师；中国不缺搞应试的教师，缺的是有思想的教师。一支爱读书并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教师队伍，是学校不可多得的财富。这样的教师才是真正的教师，是学校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中国教育的希望所在。如果教育行政领导把教师“听话”当作教改的优势，那简直是无可拯救的愚蠢。
读书之于我，是一种基本需要
记者：教师读书需要坚守，有时候爱读书的教师被看成另类，请问您坚守的力量来自哪里？
王栋生：我不认为自己是在“坚守”。“坚守”给人的感觉是在忍受痛苦，有点悲壮，何乐之有？其实，读书的时候，我很快乐。读书之于我，像吃饭一样是一种需要。
我患病后，很多师友都劝我，别读书了，别写作了，保护眼睛。我只休息了一两天，没法坚持。不读书，我不知道每天早晨起来干什么。一个人不能阅读，活着能有什么意思。这么多年来，我在读书中获得了很多的乐趣，交到了很多朋友。同时，我也发现，书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可怜，越觉得自己可怜，就越想读书。
我的阅读范围很广，我想知道的太多，我觉得我应当知道更多。前些年，我开始对儿童读物感兴趣，也开始关注民国以来的儿童文学。有人认为，复归婴孩是老年的征兆，我想可能不完全。我是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读这些书的，我们那一代人受的教育不全，在儿童时代该读的许多书当年是禁区，现在应该重读。
当然，也有许多同行在当前的应试教育大背景下失去自由阅读的环境，读书竟然需要“坚守”，这种局面很可悲，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那些读书多、思虑深的教师被看成另类，或者被其他人怀疑、警惕，在现实中是存在的。我觉得，对一个真正爱读书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他的目光。虽然我们不可能将所有教师的志趣都统一在一个方向上，但作为教育者，我们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对学生会产生影响，我们必须审视自己的生活志趣。所以，我希望老师们能够静下心来，回到书中。
全国教师都读书不是乌托邦
记者：我有时候想，如果全国的教师都爱读书，那么中国的孩子就幸福了，我们的教育就有希望了。您是否觉得这是一种乌托邦？
王栋生：这不是一种乌托邦，是可能实现的，也是我的期望。当然，“全国的教师都爱读书”，在当下的可能性还不是很大。这主要取决于教师对读书必要性的认识，也取决于整个社会读书环境的改变。
如果教师认识到读书对自己专业成长的好处，能发自内心地去读书，这最好；或者，我们建立了某种有关教师资格的淘汰机制，教师读书状况就会好转，虽然不一定都是因为“爱”。应当看到，教师爱读书对学生也是一种无声的引领。
不久前，我在一所学校回答教师提问时说到，现在的教育有时也在“反智”，教师禁止学生阅读考试范围之外的书，特别是文学作品，这种教师的作用，就是企图把学生教得比他还要愚蠢。老师们都大笑起来。虽然有无奈的成分，我毕竟从他们的笑声中看到了一些希望。
■王栋生简介
王栋生，笔名吴非，1950年生于南京，任教于南京师大附中。江苏省特级教师、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以来三次获得“林放杂文奖”。著有《中国人的人生观》、《不跪着教书》、《前方是什么》、《致青年教师》等。
△“如果不看书，我不知道早晨起来该干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而且，我越来越发现，书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可怜。”
△“许多外国文学名著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个人的未来取决于他读不读书、读什么样的书。”
△“一位教师能走多远，取决于他能否独立思考。”
△“作为一名教师，我们不能不读书，只有多读书，我们才能始终像儿童那样，睁大眼睛看世界，才能不断有新的发现。”
中国教育报2011年5月19日星期四第07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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