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勒研究
李诚
文学史上有这样一种情形：一位作家，曾因其才华以及对文学发展某种推动作用而名噪一时。然而岁月荏苒，人世沧桑，这一切却渐为历史尘埃所沉没掩埋。斯人所遗片言只语，仿佛浩瀚大漠中偶或一见之断垣残碣，仅在历史之长河落日中昭示着神秘既往，使千百载下之研究者只能徜徉漫步于荒凉清冷之中……唐勒即如此一位作家。
一唐勒与文学史
司马迁曾说过一段治中国文史者皆耳熟能详之语：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司马迁固然为历史学家，其秉笔所书，乃意在政治君臣之间，然而笔锋所及，拈出“辞”“赋”二字以连缀屈、宋、唐、景四人，当实有所见也。因此西东汉之交大辞赋家扬雄也言及于此：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
一席话已点出景、唐、宋、枚四人持淫丽之赋而在中国文学史中之地位。东汉班固较之司马迁显然更热衷于文学，不但接过刘向父子衣钵，在《汉书·艺文志》中紧接“屈原赋二十五篇”之后著录下“唐勒赋四篇”，且两度论及唐勒：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书·地理志》）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汉书·艺文志》）
虽说褒贬抑扬有差，然而细观之，贬抑者，固自儒家大义对文学社会功能之要求而发；褒扬者，却实出文论家对诸人文学成就之评品而论。其间唐勒在辞赋史上所应占一席之地自己得到肯定。非仅马迁、班固如此，王充感叹亦可为证：
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记者，屈原在其上也。（《论衡·超奇》）
然而东汉以后，文学史却似乎被改写。齐梁时代乃“文学自觉”之时代，然昭明太子率一时文学英杰编纂《文选》，而唐勒未预其中；刘勰《文心雕龙》十余次提及宋玉，并将大赋这一文学体裁发展之最大功绩判断给宋玉，而对唐勒，却只字未及；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素为治文学史者重，其中亦仅及宋玉、贾谊、相如以下。唐勒从文学史中已消声匿迹。
然而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初年一号墓第0184号简简端背面竟赫然有“唐革”二字，简正面则云：唐革与宋玉言御襄王前唐革先称曰人谓造父登车揽辔马协敛整齐调均不挚步趋……
凡34字。不难推断：“唐革”就是唐勒！
（注：以字形观之，“革”《说文》古文像双手治兽革之形。《说文·革部》释“勒”为“马头络衔”，《尔雅·释器》释“革”为“辔首”，皆指一物而言。故《诗·蓼萧》“”即金文中之“”；《诗·斯干》“如鸟斯革”，《释文》称：“革，韩诗作勒”，是皆“革”“勒”二字古通用之证。但二字古虽通用，而声纽相距甚远，“革”属见纽，“勒”属来纽。或“革”字上古为复辅音字即兼备［ｋ］［ｌ］二音。此类字中古以来，多分化为二音，分属二字。如“隔”从“鬲”得声，“阑”从“柬”得声，“裸”从“果”得声，“洛”从“各”得声，上述鬲、柬、果、各等字，上古当皆为复辅音，后来分路扬镳，方与隔、阑、裸、洛等字各取一音。故“革”“勒”并非一般同音假借，亦非省文，上古实为一字，“唐革”就是唐勒。竹简为失传已久之唐勒赋无疑。可姑称其为《唐勒残赋》。）
于是历史复活，西东两汉史学、文学家关于唐勒之种种议论终于不再被视为空穴来风，一切又都重新显示出其意义。《唐勒残赋》之出土固然促使宋玉某些作品著作权重新得以认定，（注：参观谭家健先生《唐勒赋残篇考释及其他》（《文学遗产》1990年2月）、汤漳平先生《宋玉作品真伪辩》（《文学评论》1991年5月）。）其文学史上之地位得到重新评价，（注：参观李诚《楚辞文心管窥——龙凤文化研究之一》第十四、十五、十六各章（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年9月版）。）而更值得庆幸者，乃马迁、向、歆、扬雄、班固、王充等人将唐勒与宋玉不分轩轾，相提并论之缘由，或由此可以得到部分证实了。
盖屈原之后，辞赋呈现出虽时有交叉，却又完全不同之两种面貌，司马迁所谓“好辞而以赋见称”云云，其实就是敏锐地注意到了辞赋二者差异。二者一则保留了骚体基本句型六字句以及骚体标帜“兮”；一则趋向散体化并取消了“兮”字。至汉代，前者成熟地发展为文学史通常所称“抒情小赋”，其功能重在抒泻个人内心情感；后者即文学史通常所称“汉大赋”，其功能重在状物图貌。两者几乎泾渭分明，各司其职，直到魏晋亦依然如此。但是追溯其源，辞赋二者早先在屈原作品中却兼而有之；若谓《离骚》、《九歌》、《九章》等应称骚辞，则《卜居》、《渔父》可称赋体，而《天问》、《招魂》则摇曳其间，左右采之。至唐勒、宋玉时代，情形依然如此。试看宋玉《高唐》、《神女》，虽以赋名篇，而煌煌巨制中却仍保留着骚体句型并骚体标帜“兮”字。而《风》、《钓》才真正摆脱骚体而散体化。因此尽管《风》、《钓》、《礼》、《知》诸赋远不及《高唐》、《神女》体大思精、声情并茂，但刘勰却独具慧眼，谓：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知》，宋玉《风》、《钓》，爰赐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文心雕龙·诠赋》）
试问岂《高唐》、《神女》就未曾以赋“名号”？就未曾在结构上“遂客主以首引”，在词藻铺叙上“极声貌以穷文”？刘勰其所以对《风》、《钓》情有独钟，那原因恐怕就在《高唐》、《神女》二赋句型尚拖着骚体尾巴，处于由辞向赋转化过程中罢。
由此，论者当既为唐勒抱屈，亦为刘勰惋惜，为他未能读到唐勒赋而遗憾。因为《唐勒残赋》已足以显示出，唐勒此赋无论就其句型（取消“兮”字，散句杂出），抑或结构（“遂客主以首引”），抑或词藻（“极声貌以穷文”）其赋体特征都较宋玉诸赋鲜明。更为难得者，就其规模而言，也远超《风》、《钓》二赋。今存《风赋》约700字，《钓赋》约900字；而以《唐勒残赋》第0184号简已残尚存34字推断，每简至少当在35字之上，又目前被断定之《唐勒残赋》已有26简，共计已在900字以上，更何况唐勒此赋当不止于26简呢？从下文分析中不难看出，唐勒此赋层次颇多，规模也相当大，字数当在千文之上。即使将其相较于枚乘《七发》（《七发》约2300字，素推为汉大赋典范），恐亦未遑多让。总之，可以说，倘单纯以宋玉赋而论之，则或其体制未臻完成，或其规模尚嫌局促，尚不足与枚乘以后汉大赋相提并论；但若以唐勒赋论之，则可断言，赋之一体其实在先秦唐、宋手中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不必待西汉枚乘。唐勒在文学史、辞赋发展史上之地位恐应重新加以评定！
二唐勒思想
欲寻唐勒思想，仅仅依据《唐勒残赋》尚不够，尚需参证以后世资料。好在《唐勒残赋》尚未公诸于世时，已有参加整理竹简之专家指出《淮南子·览冥》一篇中有袭用唐勒此赋处。（注：参观罗福颐先生《临沂汉简所见古籍概略》（《古文字研究》第11辑）。）《淮南子》一书本西汉淮南王刘安邀集众宾客协助纂集而成，其中自然包罗汇聚先秦以来众多文化资料，加之刘安乃一酷嗜辞赋之文化人，（注：参观李诚《论〈招隐士〉的主旨及其作者》（《四川师大学报》1993年9月增刑）。）因而其中有袭用前人辞赋处自不足怪，对屈赋袭用、化用更非止一端，其《天文》一篇，甚至可视为对屈赋《天问》之应答，其受辞赋影响之迹至为明显。同样，《淮南子》对唐勒赋袭用、化用也完全可能非止一端，仅以目前残剩26简粗检之，就被《淮南子》中不止一篇袭用过。不过为讨论方便，以下仍依《览冥》袭用唐勒此赋一段原文为顺序并附以《原道》、《兵略》、《主术》篇中类似文字，将其与《唐勒残赋》对应列出。《唐勒残赋》文字一依吴九龙先生《银雀山汉简释文》，残损不清者用方框标示，断简处用省略号表示。所援引《淮南子·览冥》一段未加任何删略，仅为照顾《唐勒残赋》各简起迄相应随处提行而已；所援引《淮南子》中其他篇目文字，则加括号，并注明篇目，以区别于《览冥》。
唐勒残赋
0184唐勒与宋玉言御襄王前唐勒先称曰人谓造父登车揽辔马协敛整齐调均不挚步趋……3588……御有三而王良造……0190马心愈也而安劳轻车乐进骋若飞龙免若归风反驺逆驺夜走夕日而入日……1628……知之此不如望子大行者3656去衔辔撤……4741……自驾车莫……0204月行而日星跃而玄运子神奔而鬼走进退屈伸莫见其埃均□……0493……胸中精神喻六马不叱嗜不挠指步趋□……0403袭□缓急若意□若飞免若绝反驺逆□夜起夕日而入日蒙汜此□……0190马心愈也而安劳轻车乐进骋若飞龙免若归风反驺逆驺夜走夕日而入日……3150……入日上皇故……0493……胸中精神喻六马不叱嗜不挠指步趋□……2630……行雷雷舆□□□□……0971……千里今之人则不然白坚……1717……不能及造父趋步□御者诎……4138……实大虚通道……1739……□□□□□驾下作千……2790……□不伸发敝……2853……虑发□□竞反趋…3005……君丽义民……3454……竞久疾速……3561……论义御……3720覆不反□……3828……□女所□威滑□……4233……□脊……4239……□若□……4244……反趋逆……4283……笪马……
淮南子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车摄辔，马为整齐而敛谐，投足调均，劳逸若一，心怡气和，体便轻毕，安劳乐进，驰骛若灭，左右若鞭，周旋若环，世皆以为巧，然未见其贵者也。若夫钳且、大丙之御也，除辔衔，去鞭弃策。车莫动而自举，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动，星耀而玄运，神奔而鬼腾，进退屈伸，不见朕垠。（又《兵略》篇：善者之动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玄逐，进退诎伸，不见朕垠。）故不招指，不咄叱，过归雁于碣石，轶鸡于姑余。骋若飞，鹜若绝，纵矢蹑风，追飙归忽，朝发桑，日入落裳。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虑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于胸中，而精神逾于六马，此以弗御御之也。（又《主术》篇：志之所在，逾于千里。）（又《原道》篇：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引者案：疑此“云车”当作“雷车”，《览冥》篇“乘雷车，服应龙”可证］，入云霓，游微雾，鹜恍忽，历远弥高以极往，经霜雪而无迹，照日光而无景，扶摇抱羊角而上，经历山川，蹈腾昆仑，排阊阖，沦天门。末世之御，虽有轻车良马，劲策利锻，不能与之争先。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淡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陵霄与造化者俱，可以步而步；纵志舒节以驰大区。可以骤而骤。）
由以上比照，不难得出结论：首先，唐勒此赋所论为人君治国之道；其次，唐勒思想属道家流派，唐勒所倡导者，乃道家清静无为治国之术。以下就此略论之。《览冥》文颇长，上录仅其中专及于“御”一节，联缀前后，则此文章基本结构如下：论题正面1.言王良、造父御术之巧。2.言钳且、大丙之御贵于王良、造父。3.言黄帝之治如王良、造父之御。4.言伏戏、女娲之治如钳且、大丙之御。论题反面
否定夏桀、七国之治。论题正面6.倡导当今圣人之治当如钳且、大丙之御，实行伏戏、女娲之治。反对实行法家申、韩、商鞅之治。显而易见，《览冥》此段正借御而说治，而其中竟有大节袭自《唐勒残赋》，那么《唐勒残赋》所论岂不正如《淮南子·览冥》此段关乎治道？观第3005号简“君丽义民”，又第3561号简“论义御”等辞语，可知《唐勒残赋》所论确已超乎一般论御而及乎君国之事。因此，认为《唐勒残赋》乃借“言御”而论治国之作，当无疑义。应进而指出，上录竹简编号固然并非唐勒此赋次序，而为与《淮南子·览冥》言御一节相对应而排定之上述顺序，当亦非唐勒此赋原有言御顺序，且自第1739号简以下共有12枚简文，竟暂时无法在《淮南子·览冥》言御一节中找到相对应内容，可证唐勒此赋规模较之《淮南子·览冥》言御一节当大出许多。就内容而言，只要稍加比照，即可注意到《唐勒残赋》中第0493号简中内容分别出现于《淮南子·览冥》言御一节两处；而第0403号简中内容又分别与第0190号简、3150号简、4244号简、4239号简中内容相叠合，由此可证，唐勒此赋内容相当丰富。又数枚简辞语和内容不断重复、重叠出现还可证，唐勒此赋从结构层次而言亦相当宏富。参照向来被视为大赋典范之枚乘《七发》，结构层次宏富和辞语在某些部位重叠，正散体大赋体裁重要特点之一。此亦正上节所论唐勒在文学发展史上地位应重新评定之理由。既然如此，在如此宏富之层次中，应当存在唐勒、宋玉二人围绕何御方是上乘，何种治国之术才高明而反复诘难，发表高论之足够空间当无可怀疑了。其实春秋以还至战国时代，文人辩士以御钓倡言治国之术者，可谓俯拾即是，流风所及，至于汉世。诸子中，孟、荀、韩、庄、淮南、吕氏均不乏例；诗赋中则《小雅·正月》、《离骚》、宋玉《钓赋》、唐勒此赋、刘向《九叹》皆是。《大戴礼记·盛德》有云：德法者，御民之衔勒也。吏者，辔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为衔勒，以官为辔，以刑为策，以人为手，故御天下者百年而不懈惰。善御马者，正衔勒，齐辔策，均马力，和马心。故口无声，手不摇，策不用，而马为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饬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故听言不出于口，刑不用而民治。
亦可视为以御言治国之显例。其中“正衔勒”云云与《唐勒残赋》第0184、0190两简中言辞竟如此相似，令人吃惊。而既然《淮南子·览冥》与《大戴礼·盛德》皆有与《唐勒残赋》相参之异曲同工之妙，而《淮南子》与《大戴礼》却一道一儒，分属不同思想流派，那么《唐勒残赋》中唐勒到底持何种思想流派之治国思想呢？这当不能不从宋玉说起。
《古文苑》有宋玉《钓赋》一篇，乃以“钓术”论治国之道。其中有言云：昔之钓也，以圣贤为竿，道德为纶，仁义为钩，禄利为饵，四海为池，万民为鱼……王若建尧舜之洪竿，摅禹汤之修纶，投之于渎，视之于海，孰非吾有？其为大王之钓，不亦乐乎。
仅此已不难看出，这些话，虽然不免夹杂法家之说，但其根子却在儒家，颇类儒家战国末期代表人物荀子。荀子倡王道，以为人性恶，故主张以贤相辅佐圣君以建王业；具体作法，则以仁、义、礼、德等儒家规范约束、教化国人，以达根本目的。宋玉思想既如此，因而其所作诸赋中每多称儒家圣贤先王；其《风赋》中以雌雄二风分属不同阶级，讽刺之意宛然可见，正儒家民本思想之显露；至于其《高唐赋》结尾所谓“思万方，忧国害，开圣贤，辅不逮”，《登徒子好色赋》中“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云云，更是儒家经典中习见之套话。
如是不由得令人立即联想到《唐勒残赋》中第3005号简“君丽义民”与第3561号简“论义御”之“义”。诚如《荀子·王霸》所论，“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义”，正乃战国中晚期儒家所看重之范畴。虽然“君丽义民”四字因前后简断使人不能窥得原句，但《汉书·东方朔传》中东方朔劝谏汉武帝有言云：“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岂不正与“君丽义民”如出一辙？不过颜师古误释“丽”为“美也”，反使文义晦涩。此“丽”当释为“附著”、“依据”之义，联系全句，即所谓以道德为依据，以仁义为准则。准此，则《唐勒残赋》第3005号简当断句为“君丽义，民△△”始成文义。那么“君丽义，民△△”与《东方朔传》中“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岂不正与宋玉《钓赋》中“以道德为纶，仁义为钩”有共同思想与表达方式？由此可以断定，“君丽义民”、“论义御”等内容当属宋玉，而《唐勒残赋》中提倡道家清静无为而治者，当属唐勒了。前曾归纳《淮南子·览冥》篇由论御及论治六个层次，从《唐勒残赋》实际情况看，不但既讨论到“御”，又讨论到“治”，且在论“御”部分尚并不仅止于《淮南子》中所论王良、造父与钳且、大丙两种“御”，而所论乃“御有三”（第3588号简），可见其赋规模之大。大约唐勒亦如《淮南子·览冥》思路，先后论三种不同之“御”，并联系三种不同之“治”，最后归结到实行如钳且、大丙“去衔辔，撤△△”（第3656号简）之御，使治道走向“大虚通道”（第4138号简）。而此亦前引《淮南子·原道》中所论“驰大区”；《淮南子·览冥》中所归纳总结：夫钳且、大丙不施辔衔而以善御闻天下，伏戏、女娲不设法度而以至德遗于后世。何则？至虚无纯一而不喋苟事也讨论至此，或不应忽略一个细节。《唐勒残赋》第1628号简云“知之此不如望子大行者”。“”字因未见竹简原文不便遽断为何字。以近似推之，疑即“华”字。考诸先秦典籍，则《庄子·让王》中有子华子者，尝劝韩侯勿以愁身伤生而忧戚所不得。此人又见《吕氏春秋》中《期贤》、《贵生》、《诬徒》、《知度》、《审为》诸篇。高诱注谓为“古体道人”。观其所说，尽道家重生、全生之语，亦为道家中人。若此论近似，则此简亦当为唐勒所论。姑揭出此点以俟识者。
上述之外，其他与唐勒有关材料似亦可证实其道家思想背景。《古文苑》载宋玉《大言赋》记四人较大言，“唐勒曰：壮士愤兮绝天维，北斗戾兮太山夷”，其语类《列子·汤问》；（注：一般认为《列子》乃魏晋人聚敛先秦诸子所成。但其材料当出先秦，尤其《汤问》、《说符》较可信。）又宋玉《小言赋》记诸人较小言，“唐勒曰：析飞糠以为舆”云云，其语亦类《列子·汤问》与《庄子·大宗师》。一人之思想观念，要不能脱离其文化修养背景。耳濡目染，潜意识总会自觉不自觉流露而出，反映于其言行中。从此片言只语亦不难见出唐勒对道家话头津津乐道，因此在其论御之赋中欲表现道家治国思想，当非偶然！而《淮南子》虽杂纂诸子，但究竟以道家思想为其旨归，因而论及治国并以“御”为喻时，多有袭用唐勒此赋处，亦可视为顺理成章之事了。
三唐勒其人
唐勒究系何人？以目前材料，仅可略知其仿佛：为楚顷襄王时人，任楚大夫（宋玉《小言赋》），常随伺于顷襄王侧，好辞而以赋见称（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主张以道家清静无为思想治国（《唐勒残赋》）。但既有《唐勒残赋》，且知道唐勒思想属道家，则似可进一步探索唐勒其人。据上述，则仍应注意到宋玉《钓赋》。此赋开篇即云：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玄洲。止而并见于楚襄王。
接下来，即登徒子对玄洲一番赞扬，赞扬结束时云：
夫玄洲，芳水饵，挂缴钩。其意不可得，退而牵行，下触青泥，上则波。玄洲因水势而施之，颉之颃之，委纵收敛，与鱼沉浮，及其解弛也，因而获之。
此论道家思想色彩之强烈自不待言。正以如此，东晋张湛注道家曲籍《列子·汤问》“因水势而施舍之”一句，几乎即照抄上引“芳水饵”以下一段。（注：“因水势而施舍之”及下列东晋张湛抄录《钓赋》中数语所为注，今本《列子》无，存《太平御览》卷三八四。）《列子·汤问》中所谓“善钓”者，名詹何，此人又见于《淮南子》中《原道》、《览冥》等篇，高诱注云：“詹何，楚人知道者也。”显然，詹何颇与宋玉《钓赋》中玄洲相似，皆楚人，因而唐勒、宋玉有缘学“钓”于其人。至于“玄洲”，或当作“玄渊”。班固《汉书·艺文志》道家类中著录有“《蜎子》十三篇”。班氏注云：“名洲，楚人，老子弟子。”此人在《淮南子·原道》中称“娟”，枚乘《七发》中称“便娟”，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称“环渊”。李善注《七发》，以为“三文虽殊，其一人也”，可谓推断有理。盖因音近相转而异其名。虽诸书所载此人生活年代有异，要之为楚人传说中深谙道术者当无可怀疑。
或正以如此，作为儒家学派之宋玉《钓赋》中对道家玄洲（渊）竭尽挖苦之能事。对道家最为推崇之“专精厉意，委务积神，上通九天，激厉至精”之道家上乘境界，（注：语出《淮南子·览冥》。）唐勒认为乃“不叱嗜，不挠指”（第0493号简）之“大虚通道”（第4238号简）；而宋玉则以为：今察玄洲（渊）之钓也，左挟鱼，右执槁竿，立于横污之涯，倚乎杨柳之间，精不离乎鱼喙，思不出乎鲋鳊。形容枯槁，神色憔悴。乐不役勤，获不当费。斯乃水滨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称焉。
此论诚然可充分证实前节所论，宋玉乃持与道家对立之儒家思想，然更为紧要者，乃揭示出一重大事实，即宋玉时代，与他一起随伺于楚襄王前者，有一位持道家思想之登徒子。
登徒子即登徒。登徒或左徒皆楚国官名左登徒、右登徒之省称。从《史记》、《战国策》等历史典籍对登徒一职活动记载观之，登徒职责，乃偏重于从事外交方面活动。以近年湖北包山竹简所载看，楚职官自中央至地方乃颇有相同者。以左徒而论，屈原、黄歇当年所任者为中央职官，而《战国策·齐策》所载“郢之登徒”则当为同名地方官吏。其级别不同，职司则无异，（注：参观李诚《楚辞文心管窥——龙凤文化研究之一》第十章（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年9月版）。）皆司职外交。登徒之职责立即令人想起现在尚存署名唐勒之文：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叶垂，弘境万里，故号曰万城。（《水经·汝水注》引唐勒《奏土论》）
此语颇类一种外交场合中之夸口与自我炫耀！而夸口者唐勒是否即登徒子呢？
宋玉有《讽赋》一篇，其言云：楚襄王时，宋玉休归。唐勒谗之于王曰：“玉为人身体容冶，口多微词。出爱主人之女，入事大王。愿王疏之。”
又有《登徒子好色赋》一篇，其言云：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词，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
且不但二赋开篇如出一辙，连宋玉后来为自己辩解之内容与方式亦皆一样。这位持道家思想之大夫登徒子就是唐勒岂不昭然若揭了吗？
以上分别讨论了唐勒与文学史、唐勒思想、唐勒其人三题。三题之论，皆立足于《唐勒残赋》，以及《唐勒残赋》出土所导致对辞赋史和宋玉作品之重新探讨。要而言之，依赖于与文学相邻之考古学、古文字学和文学学科时贤努力所造就之基础。由是观之，作为后来之研究者，亦并非徜徉漫步荒凉冷清中，而有拔开历史迷雾，再塑文化津梁之群体导乎先路或相伴而行。在如此前行中即或迈出仅一小步，亦将令人欣喜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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