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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秦风权舆朝代：先秦
作者：佚名
原文：
於wū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无余。于嗟jiē乎，不承权舆！
於我乎，每食四簋guǐ，今也每食不饱。于嗟乎，不承权舆！
没落贵族的哀叹
《国风·秦风·权舆》
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
此诗通过礼饩【读细音】今昔薄厚悬殊，刺秦君养士不终。
全诗二章，每章五句，二章结构相同，在反复咏叹中作强烈的对比。
《权舆》是《诗经》的一个子篇，用最普通的想法解释就是，
描写了一个没落贵族的生活变化，表现了他对往日生活的留恋和现实生活的不满，
而在其沉重的叹息中，更感到了时代在发生着的变化。
佚YI名，亦称无名氏，指身份不明或者尚未了解姓名的人。
源于古代或民间、不知由谁创作的文学、音乐作品会以佚名为作者名称。
在汉语中，常用张三、李四、某君、某某、李桑、某甲、子虚乌有等暂时用作为无名氏的名字。
另外，陈小明、陈大文，常见于香港影视。
由来
佚名不是没有姓名的人，而是作者没有署名，或是由于时间久远等原因作者的真实姓名查无根据，
或者根本就无法知道作者是谁。
也有的是由于集体创作或是劳动人民从很久远的时候就流传下来的作品，这样的作品的作者就被标作“佚名”。
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⑴权舆：本指草木初发，引申为起始，见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
权名词
形声词
从木，雚声。
本义：黄花木同本义权，黄华木也。从木，雚声。――东汉·许慎《说文》
权，黄英。――《尔雅·释木》。
又如：权舆(草木萌发的状态)
于嗟乎，不承权舆。――《诗·秦风·权舆》
于时冰泮发蛰，百草权舆。――《大戴礼记·诰志》
秤。测定物体重量的器具权，称也――《论语·尧曰》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孟子·梁惠王上》
智必知权——柳宗元《断刑论》
集解锤，谓之权。――《广雅·释器》
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汉书·律历志》谨权量，审法度。――《论语·尧曰》
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庄子·胠箧》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
名词
①最有威望或力量：～威人士。
②在某种范围里最有地位的人或事物：学术～威。
如八簋、六簋、四簋，二簋可代表不同的贵族等级。春秋中期后，出现了敦这种食器，渐次流行。
九鼎八簋
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
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商都亳（bó）京；商朝灭，周朝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
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hào）京。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
从此，“九鼎八簋”成为中央政权的象征。（2015年南宁三中历史段考）
从此，“九鼎八簋”成为中央政权的象征。
春秋时，楚庄公曾向周定王的使臣公孙满“问鼎之大小，轻重”，使得“问鼎”一词成为觊觎国家权力的专用语。
按照周礼，贵族在使用“九鼎八簋”的种类、数量上都有严格的规定，用于“九鼎八簋”种类和数量的多寡直接代表了贵族等级的高低。
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一簋。
鼎，最早是古代用于烹煮食物的器具；是古代礼器中的主要器物；是各级贵族的专用品；
是古代礼治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象征。传说大禹铸九鼎，是一统天下、建立夏朝的标志。
舆
1.车中装载东西的部分，后泛指车：～马。肩～。
2.古代奴隶中的一个等级，泛指地位低微的人，亦用以指众人的：～台。～论。～情（群众的意见和态度）。
3.疆域：～地。～图。堪～
舆，yú，形声。从车从舁(yú)声。象形，车的周围有四只手，合力造车的样子，原指造车的工匠：舆人为车。——《考工记》。
后多指车厢，并泛指车，又引申为“众人之论”。本义：车厢。1.车中装载东西的部分，后泛指车：～马。肩～。
2.古代奴隶中的一个等级，泛指地位低微的人，亦用以指众人的：～台。～论。～情（群众的意见和态度）。
疆域：～地。～图。堪～（相地，风水）。当“舆”字当动词用时，因从车，有奔向之意。
权舆：是说一个故事，说道权舆不得不提一个人，那就是秦献公。
秦献公：
嬴师隰xí（公元前424年—公元前362年），战国时期秦国国君，嬴姓，赵氏，《世本》作秦元献公，《越绝书》作秦元王。
《史记索隐》记载名师隰（xí），《吕氏春秋》记载公子连。秦灵公之子，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62年在位。
秦献公早年流亡魏国，回国继位后在秦国国内进行改革，其中包括废止人殉、迁都、扩大商业活动、编制户籍和推广县制，
并且数次发动收复河西（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失地的战争。
秦献公的时期的改革虽然不彻底，但为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奠定了基础。
秦孝公（公元前381年12月6日—公元前338年），嬴姓，赵氏，《越绝书》作秦平王，《史记索隐》记载名渠梁。
秦献公之子，战国时期秦国国君，公元前361年—公元前338年在位。
秦孝公重用卫鞅（即商鞅）实行变法，奖励耕战，并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建立县制行政，开阡陌，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
不断增进农业生产。对外，秦与楚和亲，与韩订约，联齐、赵攻魏国都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拓地至洛水以东，自此国力日强，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秦孝公于秦献公四年（公元前381年）12月6日出生[1]。秦献公二十三年（公元前362年），其父秦献公去世后，秦孝公继位。秦孝公继位时年仅21岁。[
早在秦孝公出生前，秦国经历了自秦厉共公之后几代君位动荡，国力大为削弱。魏国趁秦国政局不稳之机夺取了河西地区（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
秦孝公之父秦献公继位后，割地，与魏国讲和，安定边境，迁都栎阳（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东南），修养生息，并且数次东征，想要收复河西失地，无奈愿望没有实现便去世。
求贤纳才
秦孝公继位时与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文公、韩昭侯、赵成侯并立。当时黄河和肴山以东的战国六雄已经形成，淮河、泗水之间有十多个小国。
周王室势力衰微，诸侯间用武力相互征伐吞并。战国六雄中，楚国、魏国与秦国接壤。魏国占有原本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从郑县（今陕西省华县）沿洛河北上修筑长城。
楚国自汉中郡往南，占有巫郡和黔中郡。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不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盟会，被诸侯们疏远，像对待夷狄一样对待。
秦孝公继位后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广施恩德，救济孤寡，招募战士，明确论功行赏的法令，并在国内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命国人大臣献富国强兵之策。
同年，秦孝公两路出兵，向东围攻陕城（今陕西省韩城市），向西进攻西戎，斩杀西戎獂王。而赵、韩两国也趁秦孝公继位未稳之机率军攻打秦国。[4]
秦孝公二年（公元前360年），周显王派使臣送来祭肉。[5]
商鞅yāng鞅yāng变法
卫国人商鞅在公叔痤死后听闻秦孝公的求贤令，便携带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孝公。
商鞅先以帝道、王道之术说孝公，孝公听后直打瞌睡并通过景监责备商鞅。商鞅再以霸道之术说孝公，孝公听后改变态度但没有重用商鞅。
商鞅最后畅谈富国强兵之策，孝公听后大喜，两人畅谈几日后毫无倦意。[6-7]
在商鞅的劝说下，秦孝公决定在秦国国内进行变法，但变法遭到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守旧派的反对，双方产生激烈的争论。
变法之争结束后，秦孝公于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
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
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以及其他措施。
《垦草令》在秦国成功实施后，秦孝公于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主要内容为：改革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明令军法，
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奖励耕织，重农抑商，严惩私斗、改法为律，制定秦律和推行小家庭制。
经过第一次变法后，秦国国力开始强大。前358年，秦国在西山（今河南省熊耳山以西）击败韩国。[8]前357年，
楚宣王派右尹黑来迎娶秦孝公的女儿，与秦国联姻。[9]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今陕西省澄城县东）会盟，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局面。[10]
平定太子事件后，秦孝公拜商鞅为大良造，开始第二次变法。
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顺渭河而下可直入黄河，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可直通函谷关。
为便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秦孝公于前350年命商鞅征调士卒，按照鲁国、卫国的国都规模修筑冀阙宫廷，营造新都，并于次年将国都从栎阳迁至咸阳，
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11-12]主要内容为：开阡陌封疆，废井田，制辕田，
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推行县制、加收口赋、统一度量衡、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禁游宦之民和执行分户令。
经过两次变法后的秦国国力强大，百姓家家富裕充足。秦国人路不拾遗，山中没有盗贼。人民勇于为国家打仗，怯于私斗，乡村、城镇秩序安定。[13]
周显王派使臣赐予秦孝公霸主的称号，诸侯各国都派使者前来祝贺。前348年，韩昭侯亲自前往秦国，与秦孝公签订停战盟约。[14]
前342年，秦孝公派太子驷率领西戎九十二国朝见周显王，显示了秦国西方霸主的地位。[15]
河西之战
收复河西失地，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是秦献公、秦孝公两代国君的愿望。早在秦献公时期，秦国与魏国为争夺河西地区发生多次战争，
其中秦国在洛阴（今陕西省大荔县西南）、石门山（今山西省运城市西南）、少梁（今陕西省韩城市西南）三场战役中取得胜利。
经过商鞅两次变法后的秦国国力强大，具备了收复河西地区的能力。
秦孝公八年（公元前354年），赵国入侵魏国的盟国卫国，夺取漆及富丘（均在今河南省长垣县）两地。[16]
此举招致了魏国的干涉，魏国出兵助卫，包围赵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17]秦孝公趁魏军主力出击之机，派军队偷袭魏国，
进攻魏河西长城重要据点元里（今陕西省澄城县南），大败魏军，歼灭守军七千人，并占领少梁。[18]同年，秦孝公命公孙壮率军攻打韩国，
包围焦城（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但没有攻克，占领上枳、安陵（今河南省鄢陵县北）、山氏（今河南省新郑市东北）并筑城，插入魏、韩两国交界地区。[19]
秦孝公九年（公元前353年），齐军与宋国景敌、卫国公孙仓所率部队会合，围攻魏国的襄陵（今河南省睢县）。[20]
此时魏军主力已攻破赵国首都邯郸，但在桂陵之战被前来救援赵国的齐国军队击败，[21]楚宣王也派大将景舍率兵救援赵国，
夺取了魏国睢水、濊水之间的土地。[22]秦孝公趁魏国国内空虚之机，于秦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任命商鞅为大良造，率兵长驱直入，
包围魏国并占领魏国旧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23]。
魏惠王急忙派军队在上郡要地固阳（即定阳，今陕西省延安市东）以东修建崤山长城（东南起崤山，西北至黄河），
以阻止秦军的进攻。秦孝公十一年（公元前351年），商鞅又率兵包围并占领固阳。[24]
秦魏讲和
秦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魏惠王调用韩国的军队击败包围襄陵的齐、宋、卫联军，齐国被迫请楚国大将景舍出面调停，各国休战。[25]秦孝公十一年（公元前351年），魏惠王与赵成侯在漳河边结盟，撤出赵国首都邯郸。魏国陆续与各国和谈后，集中兵力向西反攻，夺回安邑并包围固阳。[26]为争取时间在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秦孝公于前350年与魏惠王在彤地（今陕西省华县西南）会盟修好，缓和了两国紧张的关系。[27]
魏惠王以朝见周天子为名，召集泗上十二诸侯举行会盟，图谋攻秦。秦孝公下令加强防守，并采纳商鞅“尊魏为王”的策略来改变魏国进攻秦国的意图。秦孝公于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派商鞅游说魏惠王，劝说他除了号令宋、卫、邹、鲁等十二个小国外，还要向北联合燕国，向东攻打齐国，迫使赵国屈服；向西联合秦国，向南攻打楚国，迫使韩国屈服，这样霸业可成。商鞅还建议魏惠王顺从天下之志，先行称王，再图霸业。魏惠王听从商鞅的游说开始称王，按照天子的规格大建宫室，制作丹衣和九施、七星之旗，并召集各小国参加逢泽（今河南省开封市南）会盟，秦公子少官和赵肃侯也应邀参加[28]，诸侯会盟后又前往朝见周天子。魏惠王僭越礼制的行为引起了齐、楚等国的愤怒，诸侯纷纷倒向齐国。[29-30]
西鄙之战
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秦国在武城（今陕西省华县东）筑城。[31]
秦孝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41年），魏国在马陵之战遭受齐国重创，主将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
商鞅趁机对秦孝公说：“秦国和魏国的关系，就像人得了心腹疾病，不是魏国兼并秦国，就是秦国吞并魏国。魏国地处山岭险要的西部，
占据崤山以东，与秦国以黄河为界。形势有利时就向西侵犯秦国，不利时就向东扩展领地。如今君上圣明贤能，秦国繁荣昌盛。而魏国刚刚被齐国击败，
可以趁此良机攻打魏国。魏国抵挡不住秦国的攻势，必然要向东撤退。魏国一向东撤退，秦国就占据了黄河和崤山险固的地势，向东可以控制各国诸侯，
这可是一统天下的帝王基业啊！”秦孝公采纳商鞅的建议，决定趁魏国实力尚未恢复之机，大举攻魏。
同年，秦国联合齐、赵两国攻打魏国。九月，秦孝公派商鞅进攻魏河东，魏派公子卬迎战。两军对峙时，商鞅派使者送信给公子卬，
说：“我当初与公子相处的很快乐，如今你我成了敌对两国的将领，不忍心相互攻击，我可以与公子当面相见，订立盟约，痛痛快快地喝几杯然后各自撤兵，
让秦魏两国相安无事。”公子卬赴会时被商鞅埋伏的甲士俘虏，商鞅趁机攻击魏军，魏军大败。魏惠王被迫割让河西部分土地求和，商鞅因战功获封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32-33]
秦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338年），秦再次攻魏，在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市南）击败魏军，俘其主将魏错。[34]同年，秦国联合大荔戎包围了魏国的郃阳（今陕西省合阳县东南）。[35]
因病去世
秦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危，《战国策》记载秦孝公想传位于商鞅，[36]商鞅推辞不接受。
秦孝公去世后，葬于弟圉，其子秦惠文王继位。[37]秦孝公去世后，商鞅因被公子虔诬陷谋反，战败死于彤地，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38]
变法图强
战国初期，秦国地广人稀，大部分土地还没有得到开发，农业生产远不如东方各国。秦孝公即位之后，深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决心变法图强，下达《求贤令》。商鞅在此背景之下来到秦国。
变法之争结束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
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垦草令》在秦国成功实施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其主要内容有：增加连坐法法律，
轻罪用重刑；废除旧世卿世禄制，[39]奖励军功，颁布军功爵制度；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等[40]。
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顺渭河而下可直入黄河，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可直通函谷关。为便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
秦孝公于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征调士卒，按照鲁国、卫国的国都规模修筑冀阙宫廷，营造新都，
并于次年将国都从栎阳（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东南）迁至咸阳，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
击败魏国
收复河西失地，恢复秦穆
公时期的霸业是秦献公、秦孝公两代国君的愿望。秦孝公八年（公元前354年），秦孝公趁魏军主力出击之机，派军队偷袭魏国，大败魏军，并占领少梁。
同年，秦孝公命公孙壮率军攻打韩国，插入魏、韩两国交界地区。
秦孝公九年（公元前353年），秦孝公趁魏国国内空虚之机，于前352年任命商鞅为大良造，率兵长驱直入，包围魏国并占领魏国旧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
秦孝公十一年（公元前351年），商鞅又率兵包围并占领固阳。秦孝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41年），魏国在马陵之战遭受齐国重创，主将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
秦孝公采纳商鞅的建议，决定趁魏国实力尚未恢复之机，大举攻魏。秦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338年），秦再次攻魏，在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市南）击败魏军，
俘其主将魏错。同年，秦国联合大荔戎包围了魏国的郃阳（今陕西省合阳县东南）。
徙xǐ木立信：
出自《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
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指通过某种手段树立典型，而使公众信服的行为。
簋[guǐ]
1.古代盛食物器具，圆口，双耳。
簋，读作"诡"(Guǐ)，是古代汉族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也用作礼器，圆口，双耳。
流行于商朝至东周，是中国青铜器时代标志性青铜器具之一。
⑶夏屋：大的食器。夏，
大；屋，通“握”，
《尔雅》：“握，具也。”
渠渠：丰盛。《广雅》：“渠渠，盛也。”
⑷于嗟乎：悲叹声。
⑸承：继承。
⑹簋（guǐ）：古代青铜或陶制圆形食器。毛传：“四簋，黍稷稻粱。”
朱熹《诗集传》：“四簋，礼食之盛也。”[2][3]
①⑵於（wū）：感叹词。於:与。对待。此处作善待。於我，指从前善待我，与“今也每食无余”相对比。
[yū]
姓。於yū
（1）姓，汉时有於单，见《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宋有画家於清言；明代有於竹屋。
（2）古代地名——商於。战国时期，商於之地原属于楚国（在今陕西省商州区、丹凤县、山阳县、商南县和河南省西峡县、内乡县、淅川县的一部分）。
注意：“於”读作yū作姓氏时不能简化为“于”。
[yú]
於同“于”。
[wū]
於文言叹词。[於乎][於戏]文言叹词，旧时祭文常用“呜呼”表示叹息。
相关组词
於乎於菟对於於滩於戏於陵仲子
於yú
（1）介词。在。如：生於某年、舟行於海、生於斯，长於斯。
（2）介词。往；向。论语·学而：子禽问於子贡。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二：丙子，颁即位诏於天下。
（3）介词。为、为了。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齐使管仲平戎於周。
（4）动词。跟从；亲近。
（5）动词。依靠。三国·魏·曹植·当来日大难诗：广情故，心相於。唐·刘得仁·赠敬晊助教诗二首之一：便欲去随为弟子，片云孤鹤可相於。
（6）居。
（7）厚待；款待；包括。
（8）泛谓对待。
（9）介词。从；自。老子·第六十四章：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雅量：褚公於章安令迁太尉记室参军。
（10）介词。至，到。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於吴，则通渠三江、五湖；於齐，则通菑济之闲。唐·柳宗元·捕蛇者说：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於今六十岁矣。
（12）介词。犹以。
（13）介词。对，对于。如：於心不忍、於事无补。论语·公冶长：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14）介词。和；与；跟；同。论语·子路：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宋·蘇轼·日喻：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於眇。
（15）介词。比，置於形容词之後，表示比较。礼记·檀弓下：苛政猛於虎也。唐·李白·蜀道难：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於上青天。
（16）介词。被，置於动词之後，表示被动。左传·成公二年：郤克伤於矢，流血及屦。史记·卷六十八·商君传：魏惠王兵数破於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
（17）介词。给。论语·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18）介词。如。
（19）介词。依。表示行为的依据。
（20）连词。犹而。
（21）连词。与、和，表示并列。战国策·齐策一：今赵之与秦，犹齐之於鲁也。汉书·卷六十·杜周传：况将军之於主上，主上之与将军哉！
（22）助词。位於句首的语气词，无义。易经·系辞下：於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唐·卢肇·汉堤诗：於惟馀甿，饥伤喘呼。
（23）助词。结构助词。犹之。
（24）助词。表示语气。
（25）名词。姓。如宋代有於清言。[1-2]
於[yú]，多作为介词，是古汉语中用的很多的虚词，“于”不是“於”的简体字（《简化字总表》、
《通用规范汉字表》都没有规定“於”简化为“于”，《新华字典》对“於yú”的解释是同“于”），
“于”、“於”多数情况相通，但“于”并不能代替“於”的全部意义，於亦是姓，不同于于姓。
“於”字有三种读音，即yú（于）、wū（呜）、yū（迂）；虽然中国大陆一般把“於”略写为“于”，
但是“於”字读wū（呜）、yū（迂）两种读音时，仍作“於”不能略写为“于”，
如见于先秦文献的“於戏”、“於菟”、樊於期等。“于”在一般意向可通“於”，
但不乏特殊的独有意向，如“于”作为姓氏和作为动词词头“黄鸟于飞”、“凤凰于飞”，不通“於”。
注意：“於”在读作yú（除了名词和助词）都能简化写为“于yú”。
於wū
（1）【叹】表示感叹、赞美的语气：佥曰：“於！鲧哉！”——《书·尧典》；
（2）【名】鸟名，「乌」的本字。参见“於鹊”。乌鸦〖crow〗虎豹为群，於鹊与处。——《穆天子传》。
穆天子传·卷三：「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於鹊与处。」郭璞·注：「於，读曰乌。」
（3）【人名】樊fán於（wū）期，战国末期秦国将军，后因犯罪逃往燕国，被太子丹收留。秦灭赵后直指燕国，
太子丹与田光密谋，让荆轲携秦叛将樊於期首级入秦刺秦王。太子丹不忍杀樊於期，
荆轲只好私见樊於期，告以实情，樊於期为成全荆轲而自刎以献首级。
注意：“於”在读作wū作叹词时不能简化为“于”。
合并字“於”於，金文像一只鸟站在另一只鸟的背上。篆文误将上面简写的鸟写成“人”，并加，表示两只鸟相处。造字本义：
一只鸟在另一只鸟的背上。隶书则误将下面的鸟形写成“方”。
②夏：大。一说：夏，通“厦”。大屋。夏屋：大屋。渠渠：深广的样子。
③每：每次。也可译为常常，经常。
食：饭，饭食，六谷之饭曰食。一说：给吃，使之吃。
余：富余，多余，剩余。
④于：通“吁”。
于嗟乎：感叹词。
⑤承：继续，继承。
权舆：草木萌芽的状态,引申为初始、开始。
⑥簋：圆形盛器，圆口，圈足，方座；或无耳，或两耳，或四耳；
或有盖，或无盖；青铜制，或陶制，或木制，或竹制，祭祀和宴飨时盛食品用。
⑦饱：吃饱，吃足。与饥饿相对。
白话译文
唉我呀！曾客居华馆大屋，如今每顿饭供应都不丰富。可叹啊！待遇远不如当初！
呜呼哉！曾经餐餐多美好，如今每天挨饿顿顿吃不饱。可怜啊！远远不如从前好！[2][3]
创作背景
关于《秦风·权舆》一诗的背景，《毛诗序》云：“《权舆》，刺康公也。忘先君之旧臣，与贤者有始而无终也。”
《毛诗正义》曰：“作《权舆》诗者，刺康公也。康公遗忘其先君穆公之旧臣，不加礼饩，与贤者交接，有始而无终，初时殷勤，后则疏薄，故刺之。”
嬴秦为求霸业，多有好养游士食客之君主，其中秦穆公便是较为突出的一位。
他取由余于戎，获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枝于晋，并且屡败犹用孟明，善马以养勇士，一时间四方游士，
望风奔秦。及至穆公死，其子康公立，忘旧弃贤，使游侠之士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诗人在此背景下，唱出这首嗟叹的歌。
作品鉴赏
文学赏析
这是一首贤士发牢骚的小诗，讽刺秦君养士待贤有始无终；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秦国没落贵族在叹息生活今不如昔的诗。
此诗两章结构相同，在反复咏叹中见“低徊无限”（吴闿生《诗义会通》引旧评）之情，感慨秦康公不能礼待贤者。
诗首句即以慨叹发语，仿佛是一个酸不溜丢的人才两手一摊，仰天长叹，让听者有“不提倒也罢了，
提起两眼泪汪汪”的心理预设，作者以下提及的今昔强烈对比就显得自然而不突兀。
过去的日子里大碗吃饭、大碗吃肉，而如今是每顿供应的饭菜都非常简约，几乎到了吃不饱的程度，
前后待遇悬殊，让人难以承受。其实，饮食上的一点变化并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由此反映出的贤者在国君心目中的位置。
诗的前后两章虽然相近，但些微变化间显示出歌唱者前后待遇的落差之大，
第一章里提及的变化还只是从大碗饭食到每食无余，到第二章里已经从“每食四簋”到“每食不饱”了，
于是作者一唱三叹，“于嗟乎！不承权舆”，
这嗟叹声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对遭受冷遇的现实的失望和对康公恢复先王礼贤下士之风的希望。
从诗中无法看到诗作者慨叹之后待遇能否得到改变，但从歌“长铗归来乎，
食无鱼”（《战国策·齐策》）的战国齐孟尝君食客冯谖身上或可看到他的影子。[2][3]
名家点评
宋代朱熹《诗集传》：“汉楚元王敬礼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
元王每置酒，尝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
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
遂称疾。申公、白公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欤？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
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
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
遂谢病去。亦此诗之意也。”
“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贤者，而其后礼意浸衰，
供意浸薄，至于贤者，每依食无余，于是叹之，言不能继其始也。”
清代魏源《诗古微》：“《权舆》诗人其冯谖之流乎。”
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贤者去就，只争礼貌间耳。而此诗所较，不过区区安居恐非贤者志也。
然孟子不云乎：“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
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是诗之作，亦犹是哉！盖贤者每欲微罪行，
不欲为苟去，恐彰君过耳，康公之失，当不止是故，贤者借是乘几而作也。
不然，食至无余，而且不饱，康公礼貌纵衰，何至此极耶？”
清代陈继揆《读诗臆补》：“秦上首功，简贤弃士。
《权舆》一诗，其逐客坑儒之渐欤？楚穆生因礼酒不设而去。
唐明皇时，薛令之为东宫诗曰：‘朝日上团圆，照见先生盘。
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捥，羹稀箸易宽。’遂去。
两贤其得诗人《权舆》之旨者！”[1][2][3]
权舆
(1).起始。《诗·秦风·权舆》：“今也每食无餘，于嗟乎！不承权舆。”
朱熹集传：“权舆，始也。”
三国魏曹丕《登城赋》：“孟春之月，惟岁权舆，和风初畅。”
清黄宗羲《＜淮安戴氏家谱＞序》：“
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七世而曰戴公，此戴姓之权舆也。”
(2).萌芽；新生。《大戴礼记·诰志》：“於时冰泮发蛰，百草权舆。”
《后汉书·鲁恭传》：“今始夏，百穀权舆，阳气胎养之时。”
《晋书·戴若思传》：“今天地告始，万物权舆。”
参阅清钱大昕《潜研堂集·答问》。
(3).黄色。参见“权”。
赏析：
诗经是反映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其题材和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有反映生产劳动、婚恋与家庭生活的民歌，
也有反对战争与徭役、揭露统治阶级荒淫残暴与内部矛盾，以及贵族的庙堂乐章等方面的诗歌。
甘陕地区的秦风《权舆》是一篇少有的反映没落贵族的生活和心态的诗篇。
它以今昔对比的表现手法生动地暴露了贵族老爷在拥有权势时的奢侈享受和公子哥儿饭来张口、
衣来伸手的不劳而获的生活状态，以及后来家境衰落、丧失既得利益之后，怀恋昔日的失落感，发出今不如昔的哀叹。
“权舆”意为草木萌芽的状态。《大戴礼记·诰志》：“于时冰泮发蛰，百草权舆”。
引申为起始、初时。《毛传》：“权舆，始也。”意为开始，当初。（见《辞海》1253页）
“夏屋”是古代的一种大的青铜食器，也是盛牛羊等祭品的器具，形状像屋。
“簋”是盛饭菜的圆形食具（盘碗）。也有人将“夏屋”解读为大房屋。
但在此诗中，从上下文看，只在饮食上作今昔对比，而没有在住房上作比较。
所以应理解为大型盘碗。（关于“夏屋”可参阅《辞海》837页）
《权舆》以第一人称的抒情方式，以主人公的内心独白道出了埋怨现实社会的世态炎凉、抱怨不幸的命运，
流露出悲观怨恨的颓废情绪；没有自我反省，也丧失奋发进取的精神和动力。他没有认识过去的不劳而获生活，
在实质上是剥削人民的血汗。现在仍然不想自食其力，而要依赖别人的施舍或父母的供养来生活。
这种人生是没有出息、没有前途的。此类“弱者”或“啃老族”不值得予以同情。
因为当今社会除老弱病残和在校学生外，成年人都要自食其力，更要努力学习与工作，
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学习型的和创新型的公民。
剧变的时代，每个人的命运都无法自主掌控，朝不保夕。昨天还大排筵席山珍海味，今天连粗茶淡饭都无法吃饱，
这其中的落差怎能不让人感叹命运无常弄人！本诗相传是感慨秦康公不能礼待贤者。不过，
这慨叹自身衣食的‘贤者’能贤明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以祸福趋避之。君子谋道不谋食。
本诗如同凡俗人间演出的一幕寻常悲喜剧，潮起潮落本是天道循环正常的运行，但却很难被身处其中的人坦然面对与接受。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此亊古难全。达观的东坡先生在历经坎坷后如是感慨。‘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
不能左右命运的小人物唉叹道，‘苍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这又是面对同一境遇另一种不同的声音。时代洪流中，
每个人都只是其中的一份子，也许能否改变自身命运及时代进程，取决于如何适应及应对挑战，
是把它看作成就的机会还是迈不过去的坎？是建设还是毁灭的契机？做何种选择既是生命境界的区分，
也是各自命运的分野。刚柔交错中，得失取舍中，祟德辨惑，与时偕行。面对剧变的环境，有人选择了接受，
有人选择了面对，有人选择了逃避……您是如何选择的，这是今天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也许改变的契机就在于：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
君子无入而不得焉。能做到这些，就大致可以，尽人亊，听天命。君子居易以俟命。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sì无余。于xū嗟乎!不承权舆。
於我乎!每食四簋guǐ,今也每食不饱。于嗟乎!不承权舆。
【读解】
有人认为本诗是食客自伤之词。然食客一族，在春秋中期是否兴起，尚不可考，最多可以说它已经处于萌芽状态，
绝不像后来战国时期那么兴盛。因此，此说还有待商榷。因为，此诗至迟应该作于春秋前半期。
我们看《孟子·告子下》上的记载：“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
说明贤者对礼仪之事是非常看重的。有周一代（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的隐者、贤者、士、以及食客也都是因为国君或者主人能够以礼相待，
才君臣相得，上下相宜，士为知己者死，舍命以图报主。这样的历史事实举不胜举，早在西周初年的吕尚（姜子牙），
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李斯《上秦王书》所谓：“昔缪公（即穆公，春秋时秦国君，称霸西戎）求士，
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这些都是秦君能够以礼求贤、有始有终的实例。
这些实例也正好反证了这首诗主人公所吁叹的不堪境遇，印证了穆公之后尤其是康公时期秦之所以衰的部分缘由，
那就是国君以至普通的贵族不能始终如一的礼敬这些贤能之士。直到几百年之后，商鞅变法，秦再度强盛，
那已经是战国时期的事了。人们常说的“战国四君子”——齐之孟尝，楚之春申,赵之平原，魏之信陵——以及吕不韦等，
其地位都是当时仅次于国君的当政者,对待贤士食客俱是礼仪有嘉，始终如一，因而成就了他们的事业声名。
这些分处于本诗之前或之后的例子，都从反面说明了本诗主人公为什么会有“不承权舆”的感叹。春秋前半期，
食客阶层尚不兴盛，故而这一阶层可以排除在本诗之外。我们仔细体味诗意，最终还是觉得朱熹所言于本诗最为贴近。
我们只能笼统地认为本诗的主人公是一位贤士，因为“贤士”这个词是可以涵盖隐者、贤者、士这三类人的。
由此，我以为本诗是一首贤士自伤境遇今不如昔的诗歌。至于贤士所怨恨的对象是国君还是某位主人，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了。
本诗主人公应该是一个没有自身独立社会地位与生存依靠的人，他需要依附于国君或某一个豪门贵族，
靠别人豢养，才能生存。虽然他是一位贤士，却可能只是一个不被看重的闲臣或者幕僚（其中的幕僚就相当于后来的食客、师爷、谋士、家臣），
主人起初给他以优厚的待遇，后来逐渐冷落，因此他感叹“於我乎”、“不承权舆”！诗纯以“赋”法结构全诗。第一章感叹主人从前善待他，
让他住着宽敞明亮的大屋子，吃得也很好。现在却每顿饭只能勉强吃饱，连一点剩余也没有（“今也每食无余”）。
由是他感叹主人已经不能继续像从前那样尊重他了（“不承权舆”）。第二章继续强化饮食方面的待遇，以前是每餐四大盘子（“每食四簋”），
各种美味佳肴，应有尽有。现在却每顿饭都吃不饱（“今也每食无饱”），让他不得不感叹，主人已经不能继续像从前那样尊重他了。
言下之意，是今不如昔，埋怨的核心是主人待己之礼不能始终如一。
作者在以“今昔”作对比，使读者感受到诗歌主人公境遇的强大落差。
由此对主人公强烈的感叹之词——“於我乎”、“于嗟乎”、“不承权舆”，产生强烈的共鸣。作者正是以这种对比与感叹，
来感染读者，给读者留下异常鲜明而又深刻的印象。同时，作者由饮食与居住条件（居住方面的对比，诗中虽未直言，却可想见）的今昔对比，
暗示出主人对贤士的态度与感情的变化。因为，待贤之礼决不限于饮食与居住两个方面。作者只是选择、运用最富有典型意义的实例来说明问题，
让读者以小见大，从表面现象思考问题的本质，暗示读者主人对待贤士的内心变化，以及态度之改变、供意之浸薄、礼仪之浸衰，
是以贤士有“不承权舆”之叹。所叹之者，无非是“礼之不存”耳。这才是本诗的关键所在。此其一。其二是，作者虽未着力刻画，
我们却能由贤士的不断感叹与陈述，感受到这一位贤士是一个内心十分敏感却又无力改变此种境遇的闲臣或者幕僚。他虽然遭受着此番境遇，
内心可能已经萌发不如归去之意，但是直至目前，他尚未另择新主，对主人的冷遇好像也无可奈何。也就是说，不满归不满，目前他好像还在忍受，
终究却要归去。春秋之际，贤君择人用贤，贤臣择主而事，士为知己者死的风气已经形成。如本诗之主人公，有一技之能，
在这个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代，是不愁找不到饭吃的。我们看本诗的结构，首章谈到居住和饮食两个方面，
后一章作者只谈饮食。这种章节间结构的变化，使本诗诗意低回深长，意味深曲。再看本诗语言，简洁朴素，基本上是以口语成诗。
其形式，不拘成规，随内容的变化与需要而随文就势，这同样是本诗的一个特点。（高泽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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