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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是继朱熹之后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心学的
集大成者。然而他的学说在某种程度上与禅宗思想也有
着特定的关联：既有对禅的吸收，又有对它的排斥。可
以说正是受禅宗的影响才有了王阳明心学的集大成。
（一）
“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是王阳明思想
的核心，而就在其核心思想上，对禅的吸收也表现得淋
漓尽致。我们先来看“心即理”。《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
空论》中说：“心是道，心是理。则是心外无理，理外
无心。”《祖钦禅师语录》：“事不自立，因理而显，理亦
心也；……事本无名，因理而得，心即理也。”而“心
性不异，即性即心，心不异性。”[1]“佛向性中作，莫向身
外求。”[2]可见，“心即理”在禅宗思想中早有提及而非王
阳明独创；王阳明自己也承认这“如佛家说心印相似。”
[3]而关于“心即理”王阳明也有这样的论述：“心之本体，
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4]“理也者，心
之条理也……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
一心。”[5]王阳明认为心和理是合一的，心是理的本体，
理是心的条理，因而心即性，性即理，则心即理。而关
于求理，王阳明则认为“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
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6]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心
与理的关系，还是用心求理之法，王阳明都吸收了禅的
观点。
再来看“知行合一”。按禅宗的说法，“念念若行，
是名真性”、“此须心行，不在口念”、“一念修行，自身
是佛”。[7]也就是说所谓“真性”，即“念念若行”，因此
主张“心行”、“一念修行”。王阳明也说“我今说个知
行合一，正是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8]而
《坛经·定惠第四》又说“定惠一体，不是二。定是惠
余海
体，惠是定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强调知行合一，
体用不二。王阳明也说“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
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
说。”[9]二者正相契合。
然后是“致良知”。“致知”二字本来是《大学》中
的词，而王阳明却把它称作“圣教的正法眼藏”、“千古
圣传之秘”[10]，“学者究竟的话头”。[11]其中“正法眼藏”
是禅之要义，“话头”也是禅的常语。禅宗宣扬“愚人忽
然悟解心开，即与智人无别”，“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
悟时，众生是佛”。[12]王阳明也主张“若体认得自己良知
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13]至此，王阳
明的核心思想都与禅宗思想牵上联系，他对禅的吸收也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不仅如此，王阳明对禅学的高深造
诣，还表现在他的讲学过程和禅诗中。据说他有时还公
开征引禅师故事，模仿禅师动作以开启学者。于是我们
更能看出，王阳明对禅的吸收不只是在思想上，而且在
做学问上也体现出来，也正是由于用禅才使其在心学上
成就了自己的思想。王阳明对禅的吸收因此得以为证。
（二）
以上集中论述了王阳明对禅的吸收，这还只是问题
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他在极力用禅的同时，也是辟
禅甚深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禅逃避现实，摈弃伦理。禅宗以“无著”为
最高境界，因而表现出一种消极冷漠的处世态度，并且
不讲究伦理道德，即逃避现实，摈弃伦理。王阳明对此
曾说：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
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
妇着了相，便须逃避。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
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尝着父子君
论王阳明对“禅”的吸收与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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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夫妇的相！[14]
佛的观点与“吾儒”有着太大出
入，甚至是逊色不少，因而遭到王阳
明的批判和排斥。
第二，禅自私自利，不顾他人。
禅宗主张清心寡欲，而王阳明则把
这种养生哲学看作是不顾他人，自
私自利：“今曰养生以清心寡欲为
要，只养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将
迎意必根之。有此病根潜伏于中，宜
其有灭于东而生于西，引犬上堂而
逐之之患也。”[15]
又问：释氏于世间一切情欲之
私都不染着，似无私心，但外弃人
伦，却似未当理？曰：亦只是一统
事，都只是成就他一个私己的心。[16]
在王阳明看来，佛的养生即自私自
利，“只是成就他一个私己的心”，因
而他不能接受这种人生哲学，便加
以排斥。
第三，禅不可以治天下。禅宗好
谈心性，外人伦而遗事物，不染世
累，自然与王阳明试图挽世救人的
理想格格不入。他说：“或问：释氏
亦务养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
也？先生曰：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
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工夫。释
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渐
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
所以不可治天下。”[17]“佛氏著在无善
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
下。”[18]
禅的“一切都不管”显然不同于
王阳明的主张，因而也难逃被排斥
之列。
应该说，在以上三个表现中，第
三个才是王阳明对禅的排斥中最主
要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是出于这
些，才有了王氏心学在儒家立场上
的发展和他在新儒家中的地位。也
就是说，王阳明之所以辟禅，在于禅
“不可以治天下”。
（三）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
到，王阳明对禅是既有吸收又有排
斥的，二者可谓不相上下。然而，是
什么让他在用禅的同时又极力去辟
禅呢？
首先，王阳明与传统儒学特别
是朱学的矛盾。随着历史的推移和
认识的发展，广大精深的朱熹哲学
的逻辑结构渐露其破绽，这个在当
时看来是严密思辨的哲学体系也愈
显其矛盾；到了王阳明之时，朱熹哲
学逻辑结构的内在裂缝便越来越拉
大了。鉴于这种情况，王阳明不得不
另辟途径，构筑自己的哲学逻辑结
构。而仅仅借助于传统儒学又不能
让王阳明得以发展自己的思想，因
而他又不得不向其他思想学派求助。
然而由于他最早就接触儒学，又以
儒学为基本立场，就又得在借助吸
收的同时加以排斥，以保持其儒的
根本。
其次，王阳明与禅宗思想的矛
盾。思辨哲学到禅宗阶段，已经完成
了向主观唯心主义的转化。在这一
过程中，禅宗使烦琐的教义归于简
易，而这种理论正是王阳明所需要
的。王阳明思想倾向与禅宗的这种
转化有相通之处，因而从禅学直接
吸收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然而，禅
宗毕竟是从佛学中而来，与传统儒
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它至多只能为
其部分引用而不可能彻底宣扬儒学
中的思想。所以禅宗还是禅宗，王阳
明也还是儒学代表，只是王阳明同
时也有着禅学的高深造诣罢了。
再次，王阳明政治活动与学术
活动的矛盾。王阳明的政治活动是
他儒学立场乃至整个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试图
救世的理想的突出表现。正是基于
这一点，他才始终以儒学为根本。然
而，他也有信仰动摇，思想空虚，政
治失落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不能从
儒学中找到解脱与希望，于是转向
佛老，以求得寄托，也使他的学术活
动得以完善和扩展。
综上所述，王阳明对禅的吸收
与排斥，不仅源于儒学和禅宗的发
展，也与他自身的经历息息相关，因
而也是一种必然。至此，关于王阳明
对禅的吸收与排斥的表现及其原因
也得以论证。
注释：
[1]《宛陵录·传心法要》。
[2]《坛经·疑问第三》。
[3]《王文成公全书》（以下简称
《全书》）卷三《传习录》下。
[4]《全书》卷一《传习录》上。
[5]《王文成公全书》卷八。
[6]《全书》卷一《传习录》上。
[7]《坛经·般若第二》。
[8]《全书》卷三《传习录》下。
[9]《全书》卷三《传习录》中。
[10]《全书》卷五。
[11]《全书》卷八。
[12]《坛经·般若第二》。
[13]《全书》卷二《启问道通书》。
[14]《全书》卷三《传习录》下。
[15]《全书》卷二《答陆原静书》。
[16]《全书》卷一《传习录》上。
[17]《全书》卷三《传习录》下。
[18]《全书》卷一《传习录》上。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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